李斌專輯之三：論抗戰結束後郭沫若對沈從文的批評_風聞
简单点-2019-05-08 10:01
論抗戰結束後郭沫若對沈從文的批評
李 斌
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 年第7期
**摘要：**郭沫若與沈從文的論爭，持續時間長，牽涉面廣，其緣由得失，迄今未有定論。限於篇幅，本文僅考察1946-1948年間郭沫若對沈從文的四次批評。通過對歷史語境的呈現與相關文本的細讀，筆者認為這不是限於文藝圈內的局部事件，而牽涉到國共雙方、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主要報刊雜誌等當時中國具影響力的各種勢力，更涉及到近代知識分子對中國命運的思考與相關實踐，對當下知識分子思索有關問題仍具現實意義。
**關鍵詞：**郭沫若；沈從文；民盟；第三方面力量
郭沫若與沈從文都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他們相互批評和指責，不僅持續時間長，且事出多因，牽涉面廣，對於不同時段的論爭，應分別考察評判，不宜籠統論定孰是孰非。限於篇幅，本文僅考察1946-1948年間郭沫若對沈從文的四次批評。論者述及沈從文改行或郭沫若在文藝界的表現時，屢屢提及此事。[1]但相關論文大都僅注意到《斥反動文藝》或《拙劣的犯罪》等一二次批評，論述有所不周。且在檢討此事時，無論臧否，或站在時代所認可的正確立場；[2] 或以理性或感性，道德或人格之類抽象概念為出發點，將問題從歷史語境中剝離出來；[3]或將此事侷限於個人恩怨或文藝圈內，[4] 而於批評文章及相關背景尚缺認真研讀與仔細鈎沉。筆者認為，抗戰結束後郭沫若對沈從文的四次批評固然是兩人長期以來的個人恩怨特別是抗戰時期相互指責的延續，[5]但集中表現了郭沈二人對於如何建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的途徑之分歧，不能僅從個人恩怨角度解讀，也不是限於文藝圈內的局部事件，而牽涉到國共雙方、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主要報刊雜誌等當時中國具影響力的各種勢力，更涉及到近代知識分子對中國命運的思考與相關實踐，對當下知識分子思索有關問題仍具現實意義，值得仔細描述和評析。
一、《從現實學習》與《路邊談話》
戰後郭沫若對沈從文的最初批評，系針對《從現實學習》。《從現實學習》收入《沈從文全集》第13卷時，編者認其為“自傳性文章”[6]。這代表了學界的普遍看法，相關解讀文章大都指向沈從文如何堅守純文學理想。但筆者讀後的基本判斷是：與其將它看成自傳，不如看成政論。
沈從文稱當時為“楊墨並進時代”，他既不從墨，也不從楊，因此有不少“責備與希望”，所以特意寫作該文，“疏理個人遊離於楊墨以外種種” [7]。“楊墨”僅僅是一種文字修辭，還是確有所指？長期以來學界對此似乎並不在意。[8] 但當時言論界談及“楊墨”的並非沈從文一人，[9]當確有所指。綜合各種材料，筆者認為，沈從文所謂的“楊”，指“都毫無對人民的愛和同情”的國共兩黨；“墨”，指的是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10]因此，《從現實學習》並非僅僅自言其社會重造的理想和經歷，而是介入了當時的政治紛爭。
對國共兩黨武力相爭的批評，是當時知識界大多數人的一致意見，但對民盟為代表的第三面力量的批評，卻頗為獨異。這突出表現在他對聞一多斃命和民盟爭取國府委員名額兩件事的評價上。
沈從文説“對於能變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適應時代，追求理想，終又因而為愚人一擊而毀去的朋友，我充滿敬意。”“而生者的擔負，以及其意義，影響於國家明日尤其重大。”所謂“毀去”的朋友，指的正是不久前慘遭暗殺的跟沈從文同在西南聯大文學院任教的聞一多。相比於聞一多，沈從文更看重像他自己這樣沉默着的“生者”。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用“愚者一擊”來描述聞一多被特務槍殺的事實。經過長期調查，1946年9月，民盟正式發佈《李聞案調查報告書》，以大量確鑿證據，確證兇手和主使都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部”，要求“課問國民黨及其特務機關的責任”。[11] 事實既已大白天下，沈從文10月寫《從現實學習》卻還將聞一多之死説成“愚人一擊”。難怪民盟成員，聞一多和沈從文的共同學生，時任西南聯大講師的王康以史靖的筆名發表文章憤怒指出：“沈先生不僅在積極地幫兇，而且消極地一字一句的都在寬恕和抵消反動者的罪過。” [12]後來沈從文大概也覺其表達有問題，所以將“愚人一擊”改為“反動派當權者爪牙一擊”。《沈從文全集》註明所收《從現實學習》來自《大公報》原刊，其實所用乃沈從文建國後改過的版本。
沈從文認為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努力奔走的目的的只是在政府中有官可做。《從現實學習》中提到的“國府委員”，正是當時談判所爭焦點之一。1946年1月通過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政府組織案》規定，中國國民黨在國民大會未舉行前，應充實國民政府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為政府之最高國務機關，委員名額為40人。“國民政府委員會所討論之議案，其性質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贊成始得決議。” [13] 後來國共談判中國民黨只給中共及民盟13個名額，而中共和民盟堅持要14個名額,後者爭取的正是三分之一的否決權。可見，中共和民盟奔走的並非有官可做，而涉及聯合政府是否依然屬一黨專政的重大問題。
聞一多犧牲後，郭沫若先後寫作悼念作品達10篇以上，積極參加各次追悼會並發表演説。他並不認為聞一多為“愚人”所擊，而明確指出系“卑劣無恥的政治暗殺”，“毫無疑問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白色恐怖的陰謀擺佈” [14]。同時，郭沫若還出席了政治協商會議，參加了南京談判，是努力奔走聯合政府的第三面力量中的重要一員。
由於立場的截然不同，對於沈從文的相關言論，郭沫若當然有意見，但還留有餘地。1946年12月31日，郭沫若寫作《路邊談話》，不點名批評沈從文説：“既有口談民主而心想做官者。擴而充之：凡談民主者皆想做官者也。更擴而充之：凡不談民主者不想做官者也。更擴而充之：凡反對民主者反對做官者也。我雖然是在做官而卻反對做官，故我最清高，最傑出，最不同乎流俗。這是新京派教授的又一邏輯。〔附註〕大學教授亦朝廷命官也，不要忘記。” [15]此文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沫若文集》第13卷時，郭沫若在“新京派教授”後註釋説：“此人指沈從文”。但當初的不點名無疑為沈從文留有餘地。
二 、沈從文的等級文學觀與《新繆司九神禮讚》
沈從文除了對第三方面力量的犧牲和努力充滿偏見外，對其成就也並不認可。其中所體現出的貴族氣和等級原則，是對他自己所追求的民主原則的違背，因此受到了郭沫若在《新繆司九神禮讚》中的批評。
在《從現實學習》等文中，沈從文鮮明表達了自己的文學觀念，建立起了一種獨特的文學秩序。他將小説置於文類的金字塔尖，詩歌、雜文等文類被歸於低等級中。沈從文看不起雜文，認為雜文已經消失，“無可追尋”。[16] 作為文學副刊的編者，他勸寫詩的年輕人“最好還是用手中的筆轉而寫散文，兼及人事的散文”。[17]他儘管在不同的場合稱讚徐盈、子岡的新聞通訊，但當子岡採訪他時，他卻對子岡説：“俟國家安定，應該放下記者生活寫點久遠性的文藝東西，因為‘生活不應該這樣用法的’”。[18]
不同的小説所選擇的題材和表達的主題是不同的，沈從文對此也有價值等級評判。他希望小説家承擔起“觀念重造設計”的重任。[19]他的小説主題，多是在“夜深人靜，天宇澄碧”下所作的抽象思索。對於正在進行新的實驗的解放區小説，他一概否定。
從上述文學觀念出發，沈從文認為除表達“抽象觀念”的小説家之外的作家學人大多無足觀。他批評抗戰期間昆明的部分民主人士“在學識上既無特別貢獻，為人還有些問題” [20]；認為第三面力量中很少有人“在最近三十年，真正為羣眾做了些什麼事？當在人民印象中。又曾經用他的工作，在社會上有以自見？” [21] 批評丁玲等作家去延安是“積極參加改造”，“是隨政治跑的” [22]，“沒有什麼作品”[23]，嘲笑丁玲“到鐵礦上去體驗生活，寫了文章還要請工人糾正。” [24]沈從文的這些觀點受到文藝界的批評。1946年12月29日，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在清華同學會舉行辭年晚會，散會前由胡風將名作家意見彙總，作一總檢討，檢討提出了當時文藝界的四種不良傾向，其中第一種傾向是“產生了一種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脱離現實在清高的地位上説風涼話，這種人的代表是沈從文。” [25]
郭沫若因記錯時間，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看到新聞後補寫了《新繆司九神禮讚》，該文聲援了文協同人，主要目的是批評沈從文的文學等級觀念。
郭沫若説：“關於所謂文藝的範圍，我不想把它限制在詩歌、小説、戲劇、批評裏面，雖然現今的文藝朋友們，尤其是搞小説的少數温室作家，他們把文藝的圈子畫得很緊，除掉自己的小説之外差不多就無所謂‘創作’。他們藐視詩歌，抹殺批評，斥戲劇為‘不值一顧’。文藝的天地應該更要廣泛。”所謂“少數温室作家”，指的正是沈從文。於“温室”之外，郭沫若在小説、詩歌、戲劇、批評方面舉出了駱賓基、路翎、鬱茹、馬凡陀、綠原、力揚、夏衍、陳白塵、吳祖光、荃麟、楊晦、舒蕪、黃藥眠等一大羣作家的名字。將文藝擴大範圍，值得郭沫若列舉的就更多了：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杜守素、翦伯贊、侯外廬、胡繩、於懷、許滌新；“把現實抓得那麼牢，反映得那麼新鮮，批判得那麼迅速”的新聞記者；“機智的鋭敏，深刻，豐富而健康”的漫畫家；“劃破了黑夜的天空”的木刻家；“在殺人的苛重捐税與無形的檢查制度之下，拖着沉重的高利貸，作朝不保夕的滴血的奮鬥”的戲劇電影家；“在人人的心中作着無聲的怒吼”的音樂家。文章最後，郭沫若飽含深情地歌頌了這些文藝家，同時不點名地批評了沈從文：“我虔誠地敬禮着這些朋友，這些温室之外的從事小説、詩歌、劇作、批評等文學工作的朋友，從事於古代和近代的史學研究的朋友，新聞界的朋友，漫畫木刻界的朋友，新音樂界的朋友，戲劇電影界的朋友。朋友們喲，我想稱頌你們為‘新時代的繆司九神’，你們真以過人的努力，克服着當前的超級地獄，而在替我們播着火種。説你們沒有貨色拿出來見人者，那是幫兇者的誣衊！但你們受着這種誣衊，也正是你們的光榮。” [26]
對於郭沫若的上述觀點，當時沒有不同意見，倒是沈從文的觀點，除郭沫若外，還有很多人不贊成。《沈從文年譜》説《從現實學習》“受到左翼陣營作家的激烈批評” [27]，其實對沈從文的批評來自持各種立場、各種背景的作家學人。這些人倒並非都來自左翼陣營，甚至跟沈從文同在北平的自由主義文人，對於沈從文的觀點也不盡認同。
如同郭沫若一樣，大多數作家學人對沈從文所謂的雜文“無以為繼”持批評態度。王康認為：“雜文的極盛時代固然在九一八後的那幾年，但雜文直至今天依然有其存在的事實和存在的必要，絕不如沈先生武斷的已經‘無以為繼，無可追尋’。” [28] 楊華在批評沈從文的文章中認為，雜文“其實也並非真的‘無可追尋’，這個優秀的傳統一直繼續到現在；現今，即使是初離中學的青年，只要他對文學感到一點興趣，大概沒有不知道魯迅先生的《偽自由書》、《準風月談》以及《花邊文學》諸書的” [29]。最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的好友朱自清，對於雜文也給予了高度評價。1936年魯迅逝世後，朱自清坦言對魯迅上海期間的作品看得不多。[30] 1948年他卻特意找出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來看，[31]稱魯迅雜文為“更尖鋭的戰鬥武器”，並認為“雖然我們損失了一些詩，可是這是個更需要散文的時代。” [32]
沈從文抹殺第三方面人士的成就，也受到了質疑。王康説：“我們要反問沈先生，在談判中奔走的民主工作者，除了已經出賣了政治生命的以外，那一位在他們一生中沒有在社會上有過成績表現！” [33]這是符合事實的。民盟領導人張瀾、黃炎培，都是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民盟秘書長梁漱溟是著名的佛學研究者，民盟中央委員聞一多是著名的文學史家、詩人。無黨派人士，第三方面重要代表郭沫若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上的成就不僅獲得中共和左翼人士的高度認可，就是沈從文周圍的自由主義文人，甚至國民政府的官方學術機構，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順利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就是很好的説明。這證明沈從文説第三方面人士沒有“有以自見”的成績，的確充滿偏見和歪曲。
三 、《新書業和作家》與《拙劣的犯罪》
繼《從現實學習》後，沈從文寫了《新書業和作家》。這篇作品延續了他在京海派論爭、《從現實學習》中的觀點，輕輕抹殺獨裁政府對於自由創作的妨礙，受到郭沫若的嚴厲批評。
在《新書業和作家》中，沈從文站在 “職業作家”的立場，希望能夠在政府的幫助下，建立一個健全的、有利於新文學發展的出版市場。沈從文認為自從新文化運動以來，“職業作家”一直生存艱難。他將這一原因歸結為新書業和作家之間的“不健全待修正的習慣”。為了改正這一習慣，沈從文要求出版家不要將自己的事業當成“純粹商業”，而應該“想到作家也應算作機構的一個重要部分”。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經費。沈從文認為政府在這方面已有所作為，關鍵在於出版部門“在固定版税制度外，肯為作者想點辦法。”在講到創造社時，沈從文認為，創造社“一面感於受當時有勢力文學社團壓迫，一面感於受出版方面壓迫，作品無出路”，於是自辦出版，“終因為經濟方面轉手不及，不易維持”，最終倒閉。[34]
郭沫若讀完這篇文章後，發表了《拙劣的犯罪》，嚴厲批評了沈從文在創造社歷史的敍述中體現的“不顧事實，自我作故的態度”。郭沫若以當事人的身份，認為創造社既沒有“受當時有勢力文學社團壓迫”，也沒有“受出版方面壓迫”。尤其是創造社的結局，它是“遭了國民黨的封閉，於是壽終正寢”，而並非經濟方面的“不易維持”。從創造社倒閉原因説開去，郭沫若認為：“書業的不振或不正和作家的受罪，分明是政治問題。一句話總歸，政治的不民主使凡百正業崩潰，書業自不能除外，作家也不能除外。” [35] 這跟沈從文從書業本身找原因，其分歧顯而易見。
其實，郭沈二人的説法都有道理，只是各自側重點不同而已。作家當時面臨的困境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出版業本身的不健全，二是政治的不民主。就郭沈二人的親身經歷來説，也都受到這兩方面的困擾。
沈從文儘管強調書業的不健全導致職業作家的困難，但他也受到了政治不民主的困擾。沈從文本希望靠版税過活，事實上卻不可能。他的作品遭到苛酷檢查。“集子每本都必被扣數篇，致無從出版。” [36]檢查制度導致他“無法靠合法版税支持最低生活，將來也恐怕無多希望。”只好向胡適求助，看能否翻譯成外文在國外打開銷路，支持他繼續創作。[37] 郭沫若儘管強調是政治不民主對出版業和作家的傷害，但他也受到出版業混亂的困擾。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間就已經發現了他本人著作的盜版書。郭著侵權到抗戰以後越來越嚴重，1946年6月，郭沫若不得不登報維護版權。[38]
可見，作為多產作家的郭沫若和沈從文，實際上都受到不民主的檢查制度和混亂的出版市場兩方面傷害。但由於各自對於重建新中國途徑的思考路向不同，所以強調了不同的側面。創造社究竟倒閉於經營不善還是政府查封，是郭沫若和沈從文本次分歧的出發點。沈從文的説法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但不清楚情況的後來學者，卻認為郭沫若拿這件小事做文章“令人匪夷所思”[39]。的確，如何講述創造社歷史事小，但背後體現的政治立場及知識分子對專制統治的態度事大！對於郭沫若來説，政治的不民主是他面臨的更嚴峻的事實，也是他一直奮鬥着要求改變的境況。
在寫作《拙劣的犯罪》的1947年2月，正是國民政府肆意違反政協決定，壓制言論自由的法西斯統治時期。而這卻被沈從文在文章中所忽略。
沈從文看重北方的報紙副刊，尤其是《大公報》副刊：“由綜合性轉為專門，每週排定日程分別出史地、思想、文學、藝術各刊，分別由專家負責，配合了當時的特約社論，得到新的成功。” [40]他認為這“比上海方面用雜文、辱罵、造謠方式吸引讀者情形，結果將不同些（可惜其他編者還不大感覺到這個需要）。” [41] 其實，南方的副刊，也有過如此嘗試。就在沈從文發表上述言論一月之後，郭沫若應徐鑄成之邀，主持革新上海《文匯報》副刊。革新後的《文匯報》在形式上學習的正是《大公報》、《益世報》等北方報系。其副刊編輯由“專家負責”，內容由“綜合性轉為專門”。按照沈從文的説法，這正是“專家學人”“以個人為單位，競爭表現，在運動規則內爭表現” [42]。但是，1947年5月，因國民政府的查封，《文匯報》副刊革新不到兩個月就結束了。
沈從文希望“無妨從各方面着手，大家各從不同方式、不同信仰、不同觀點作去，有個長時期自由競爭，爭表現，所謂文壇會豐富些，思想也會活潑些”。[43] 但事實説明，國民政府不允許專家學人“競爭表現”。而政府對言論自由的壓制，沈從文卻並無批評。所以郭沫若批評他“一手輕鬆便把政治的責任推開，而把嚴重的罪狀加在出版家們的頭上”，“這簡直是超過了幫閒的範圍，而死心踏地的幫兇了。” [44]
四、 《一種新希望》與《斥反動文藝》
隨着分歧的逐漸擴大，批評也逐漸升級，最終出現了《斥反動文藝》這篇最為權威，也較受爭議的文本。《斥反動文藝》批評沈從文的部分主要分為兩點。第一點批評沈從文的《摘星錄》等小説為“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第二點批評沈從文自抗戰以來發表的一系列政見，特別是《一種新希望》，“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 [45]。本文重點探討第二點。
《從現實學習》發表後，沈從文受到郭沫若、王康、林默涵、楊華、文協上海分會、文協香港分會等的嚴厲批評。但沈從文卻認為這些批評“是民盟一方的玩意兒。” [46] 1947年9-10月，民盟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國民黨政府新聞局長董顯光一再發表談話，認為民盟反對內戰即為附和共產黨。10月23日，民盟在南京的兩處辦事處均被軍警圍困，檢查出入人員。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要求各地治安機關對於民盟分子一切活動“嚴加取締，以遏亂萌，而維治安”。當晚，民盟總部負責人張瀾、黃炎培等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總部暫時停止活動。就在民盟處境日益困難的境況下，沈從文於1947年10月21日，11月9、10日先後在上海《益世報》，北平《益世報》發表《一種新希望》。
《一種新希望》將“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嘗試”作為“書呆子羣收拾破碎，以圖補救的措施”之一。[47] “第三方面”具體何指呢？邵荃麟認為指“目前以《大公報》《觀察》為中心在宣傳的所謂‘新的第三方面運動’，實質上卻是四大家族和平陰謀的一部分”。[48] 這一看法影響了後來的史家。但值得商榷。《大公報》《觀察》所宣傳的“新的第三方面運動”是在1947年10月底民盟解散以後方才興盛起來的。沈從文本人亦屬於這些學人議政羣體的一員，他不可能批評剛剛興起的自己所屬的羣體“遭遇挫折”。筆者認為，此處“遭遇挫折”的“政治上第三方面”，指的正是以民盟為代表的調停國共衝突的各民主黨派。
沈從文將“政治上第三方面”遭遇挫折的原因歸結於“人事粘合不得法，本身脆薄而寄託希望又過大，預收綏靖時局平衡兩大之功，當然不易見功。”指責民盟被解散在於民盟自身的原因。其實民盟的被解散，正如香港學者葉漢民所説：“此舉無異將自由主義民主派完全排斥於主流政治之外，顯示出國民黨無法容納西式民主，象徵着西式民主運動在中國的邊緣化。” [49]沈從文對於手無寸鐵追求民主自由的民盟，僅僅因為個人恩怨，便如此落井下石，在原則問題上是非不分，在事實上只能成為獨裁政府的“幫兇”。難怪作為民盟成員的鄧初民，在郭沫若提到沈從文們時，會義憤填膺地説：“硬是要消滅他們才行” [50]。
國民政府容不下在國統區最高學府任教的留美知識分子聞一多，容不下沒有武力卻奔走調停的民主同盟，這樣的政府當然是獨裁專制政府，而沈從文沒有一句批評。這雖然並非“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 [51]，但客觀上卻認可了當局的法西斯統治。所以，筆者認為郭沫若《斥反動文藝》雖然語氣過火，但對沈從文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但是，郭沫若在1948年3月是否應該發表這篇以過激的口吻，絕對化地認為沈從文“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的文章，卻值得探討。
沈從文被批評的言論儘管不合時宜，但並不能説完全沒有道理。比如《一種新希望》中倡導“文化思想運動更新的綜合”，重新檢討“‘五四’運動”，以及“我們作家不是在爭‘自由’，爭‘民主’？文學上的自由和民主，絕不是去掉那邊限制讓我再來統治” [52]等言論，都值得認真思考。戰後郭沫若一直為民主聯合政府而奮鬥，一直捍衞民主自由的原則。新政權是以新民主主義為標幟，既然是民主，就應該包容異議知識分子，允許不同政見者公開發表意見，不然，跟獨裁的國民黨政府又有何區分？1946-1947年間，郭沫若處於在野甚至受迫害的地位，其對專制政府及各種為專制政府開脱行為的嚴厲批評，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擔當和勇氣。到1948年春，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了戰略反攻的節節勝利，國統區經濟趨於崩潰，國民黨人心喪失，專制政府的垮台已指日可待。郭沫若跟中共領袖關係親密，在推翻國民黨獨裁政府中有出色表現，他無疑會成為新政權領導班子的重要成員，郭沫若的身份即將發生重要變化。但他並沒有意識到，在身份變化後，如果再像從前一樣，以一種絕對的、過激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在文化界發言，將違揹他多年來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他此時應該思考的問題，是未來新中國如何建設和發展。在思考這些問題時，他最應該捍衞的，是他多年來一直堅持的民主自由原則。對民主自由原則的捍衞，即便不鼓勵，也應該允許異議分子繼續發表意見。作為本身不對新政權構成威脅，願意以一個專家身份努力於社會文化建設的大學教授沈從文，無論之前如何糊塗，如何“幫兇”，但在新的社會中總會有所貢獻，郭沫若不應在實力扭轉時期對其施以更加嚴厲的批評。
結語
郭沫若與沈從文在不同時段的不同論爭，由於情況不同，應有不同的分析和結論。本文僅考察戰後三年間的郭沈論爭，所得出的四點結論不針對1946年之前，也不針對1949年之後。一孔之見，就正於方家。
第一，郭沈二人衝突之根本原因在於對於如何建立民主自由強盛的新中國，以及知識分子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應該有何作為這一問題的回答不同。相對於國家，沈從文更注重社會的重造。他將當時有影響力的人分為三類：第一類擁有武力在戰場上廝殺，第二類為“政治上賣空頭活動人物”，第三類即以“職業作家”為代表的專家學人。沈從文於專家學人寄予厚望，希望他們用“尊嚴高尚抽象原則”從事“社會重造”，培養大多數人具有“抽象健康觀念”、“高尚情感”[53] 及“愛與不忍之心” [54]，“在這種憧憬中，以及憧憬擴大的努力中，一個國家的新生，進步與繁榮，也會慢慢來到人間的！” [55] 相對於社會，郭沫若更注重國家政權的建設。他將建設新中國的方式寄託於由上至下的民主制度的實行，具體方式在於儘快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仿效戰後法國等新型民主國家，建立包括執政當局和各在野黨及無黨派人士在內的民主聯合政府。從理論上説，國家和社會可以分頭改造，但在實踐中，卻往往一體兩面。沒有民主的國家政權，社會的改造往往紙上談兵，沒有健全的社會思想，民主的國家政權也不易維持。而在國家政權不民主，社會建設不健全的戰後中國，國家與社會的問題更是糾結纏繞，不宜分離。同時，郭沈二人不可能各説各話，而涉及對當時不同政治力量的評説和歸依。由於可能誘發實力的介入，因此並非説説就算完事，嚴厲的論爭不可避免。
第二，沈從文在議政中漠視其他力量的努力、犧牲與貢獻，客觀上推卸了專制政府的責任，違背了他本人所追求的民主原則。為了突出小説家的作用及社會重造的重要性，沈從文漠視聞一多等民盟人士的犧牲；曲解第三方面人士爭取國府委員名額等活動的動機；將第三方面人士描述成不學無術之徒；將創作的困境歸結為新書業的不健全；將民盟被迫停止活動歸結為其內部原因。這些言論一則與事實不符，二則推卸了獨裁政府的責任，三則違背了他自己所追求的民主原則。郭沫若就此展開的批評，獲得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支持，具有合理性。
第三，總體上來説，郭沫若對沈從文的批評是合理的，只是《斥反動文藝》發表得不合時宜，違背了他本人追求的民主原則。郭沫若強調儘快結束一黨專政，實現國家政權層面的民主化。他高度評價了聞一多等民盟人士在爭取民主等方面所做出的犧牲與努力；高度評價並平等對待各種文類與各種文藝形式及歷史研究等學術活動所取得的成就；將創作的困境歸結為政治的不民主；並質疑沈從文小説的價值，嚴厲批評了沈從文的各種不實之詞與事實上的“幫兇”行為。這些批評總體上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前三次，郭沫若身處在野的甚至受迫害的處境，他對沈從文言論針鋒相對的爭辯，體現了近代知識分子深入思考其歷史使命，擔當國家民族命運，捍衞民主原則的可貴精神。第四次，即《斥反動文藝》中對沈從文的批評，雖於事實上部分成立，但發表得不合時宜，違背其一貫堅持的民主原則。充分吸納沈從文的合理言論，尊重沈從文對社會重造的獨立思考，鼓勵沈從文的社會重造活動，才是郭沫若對民主原則的堅守。
第四，郭沫若和沈從文的衝突，反映了近代知識分子跨越專業界限，對民主自由與獨立富強的新中國的建設途徑的深入思考，體現了可貴的擔當精神、戰鬥勇氣和使命感，但同時也暴露了他們的狹隘和不徹底。其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隨時反顧、深入思考、認真總結。
參考文獻：
[1]最典型的是汪曾祺的説法，他認為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對沈先生是致命的一擊。可以説，是郭沫若的這篇文章，把沈從文從一個作家罵成了一個文物研究者。”（汪曾祺：《沈從文轉業之謎》，沈從文《花花朵朵 碗碗罐罐——沈從文文物與藝術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頁。）
[2]新時期以前，郭沫若處於文壇權威地位，大陸的現代文學史家認為郭沫若批評沈從文“對於廓清反動思想的影響起了很大的作用”。（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下）》，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版，第240頁。）新時期以來，人們對沈從文的評價有蓋過郭沫若之勢，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郭沫若的批判簡單粗暴，比如説：“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一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一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陳徒手：《午門下的沈從文》，《讀書》1998年第10期。）最近一篇文章竟用“匪夷所思”、“不在同一層面”，既缺乏“同情之瞭解，也沒有理論説服力”來評價郭沫若的批判。（李揚：《從佚文<新書業和作家>看沈從文與郭沫若之關係》，《新文學史料》2012年第1期。）
[3]如李揚《從佚文<新書業和作家>看沈從文與郭沫若之關係》等文。
[4]如糜華菱《郭沫若和沈從文的文字恩怨》（《新文學史料》2001年第3期）、周文萍《郭沫若與沈從文的“文字情結”》（《郭沫若學刊》1995年第3期）等文大都從個人恩怨出發。
[5]如沈從文批評郭沫若及第三廳為“有名無實”、“空頭作家”，郭沫若批評沈從文的反對作家從政等言論為“污衊”，具體分析參見拙文《現代作家在抗戰時期的身份認同與社會位置——以郭沫若、沈從文的關係為出發點》，《抗戰文化研究》2012年第六輯。
[6]《從現實學習》集編者説明，《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頁。
[7]沈從文：《從現實學習》，《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頁。
[8]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沈從文全集》第13卷第389頁對“楊墨”的註釋為：“這裏是用來指現實中兩種對立的人生態度”。
[9]如儲安平1947年1月21日致胡適的信中説：“我們創辦《觀察》的目的，希望在國內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並使楊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個共同説話的地方。”(程巢父：《儲安平致胡適的五封信》，《温故（之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頁。)
[10]1947年3月10日上海《益世報》刊出民盟為和談正式破裂發表宣言的消息，題《民盟主兼愛非攻》。可見時人視民盟為墨家。
[11]梁漱溟、田新民：《李聞案調查報告書》，民主出版社1946年版，第25-27頁。
[12]史靖：《沈從文批評（五）》，上海《文匯報》1946年12月25日。
[13]四川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中共黨史科研組：《政治協商會議資料選編》，第167頁。
[14]郭沫若：《悼聞一多》，《民主》第41期，1946年7月。
[15]郭沫若：《路邊談話》，重慶《新華日報》1947年1月16日。
[16]沈從文：《從現實學習》，《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頁。
[17]沈從文：《談文學的生命投資》，《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頁。
[18]子岡：《沈從文在北平》，上海《大公報》1946年9月19日。
[19]沈從文：《從現實學習》，《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392頁。
[20]沈從文：《從現實學習》，《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頁。
[21]沈從文：《從現實學習》，《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頁。
[22]姚卿祥：《沈從文論作家》，轉引自楊華《論沈從文的<從現實學習>》，《文萃》週刊第二年第12、13期合刊，1947年1月1日。
[23]子岡：《沈從文在北平》，上海《大公報》1946年9月19日。
[24]姚卿祥：《沈從文論作家》，轉引自楊華《論沈從文的<從現實學習>》，《文萃》週刊第二年第12、13期合刊，1947年1月1日。
[25]《作家團年》，上海《文匯報》1946年12月30日。
[26]郭沫若：《新繆司九神禮讚》，上海《文匯報》1947年1月10日。
[27]吳世勇：《沈從文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頁。
[28]史靖：《沈從文批判（三）》，上海《文匯報》1946年12月23日。
[29]楊華：《論沈從文的<從現實學習>》，《文萃》週刊第二年第12、13期合刊，1947年1月1日。
[30]李斌：《魯迅逝世後北平文化界的反響》，《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31]朱自清1948年7月2日日記載：“讀完何凝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4頁。
[32]朱自清：《魯迅先生的雜感》，《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9頁。
[33]史靖：《沈從文批判（五）》，上海《文匯報》1946年12月25日。
[34]沈從文：《新書業和作家》，天津《大公報》1947年1月18日。
[35]郭沫若：《拙劣的犯罪》，上海《文匯報》1947年1月27日。
[36]沈從文：《致沈荃（1943年1月11日）》，《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頁。
[37]沈從文：《致胡適（1944年9月16日）》，《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33頁。
[38]《郭沫若啓事》，上海《聯合日報晚刊》1946年6月14日。
[39]李揚：《從佚文<新書業和作家>看沈從文與郭沫若的關係》，《新文學史料》2012年第1期。
[40]沈從文：《<文學週刊>編者言》，《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頁。
[41]沈從文：《複葉汝璉（1947年2月14日）》，《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480頁。
[42]沈從文：《政治與文學》，《沈從文全集》第14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頁。
[43]沈從文：《復彭子岡（1946年12月上旬）》，《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頁。
[44]郭沫若：《拙劣的犯罪》，上海《文匯報》1947年1月27日。
[45]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1948年3月1日。
[46]沈從文：《致闕名朋友（1947年2月3日）》，《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頁。
[47]沈從文：《一種新希望》，《沈從文全集》第14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280頁。
[48]荃麟：《二醜與小丑之間——看沈從文的“新希望”》，香港《華商報》1948年2月2日。
[49]葉漢明：《從“中間派”到“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在香港（1946-1949）》，《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
[50]1948年1月3日下午，郭沫若參加香港文藝界的一個新年團拜會，這次團拜會至少還有鄧初民和鍾敬文參加。郭沫若説：“文藝方面像政治一樣，一方面有為人民的文藝，一方面有反人民的文藝”，“反人民的文藝有四種，第一種是茶色文藝。搞這種文藝的一羣中，有蕭乾，沈從文，易君左，徐仲年等。蕭乾比易君左還壞。他們有錢有地盤，更有厚的臉皮。硬是要打擊他們才行。”郭沫若講到這裏，“鄧初民先生插嘴説：硬是要消滅他們才行。在座的都笑起來表示贊成。”（《一年來中國文藝運動及其趨向》，香港《華商報》1948年1月7日。）
[51]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1948年3月1日。
[52]沈從文：《政治與文學》，《沈從文全集》第14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頁。
[53]沈從文：《<文學週刊>編者言》，《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頁。
[54]沈從文：《<文學週刊>開張》，《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頁。
[55]沈從文：《從現實學習》，《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頁。
**作者簡介：**李斌，201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副研究員，兼任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秘書長、《郭沫若研究》（輯刊）副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文學、語文教育。出版有《女神之光：郭沫若傳》《民國時期中學國文教科書研究》《沈從文畫傳》《教材中的魯迅》（合著）《郭沫若年譜長編》（合著）等著作，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80餘篇，多篇被《新華文摘》《人大複印資料》等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