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演員張頌文一起郊遊_風聞

來源：人物記者 人物 

「我們騎摩托車出門吧！我帶你們進樹林，去拍二月蘭。」

演員張頌文讓男攝影師騎摩托，女記者騎電動車，那輛最拉風的山地摩托是他自己的。在京城它是不能上路的非法車輛，但現在我們在六環外的順義鄉下，你是自由的。

**文｜**羅婷

**編輯｜**金焰

**攝影｜**尹夕遠

走，我們去看二月蘭

4月下旬的一天，我們開車從北京的東五環出發，往東北方向，經過朝陽、通州到順義，一直開到潮白河邊。景色逐漸荒涼起來，窗外掠過農人的菜園、乾枯的玉米地、養蜂人的屋棚，還能看到一個個零散的墳包。到某個村口，彎曲的小路拐下去，麥地新綠，邊兒上一個灰色的農家院，就是演員張頌文的家。

院落寬寬闊闊的，全是細節。門前一大叢月季，紛亂蓬勃。院子裏外種上了核桃、香椿、銀杏、柿子、棗樹，吊着風鈴，風一吹，像教堂裏的管絃樂合奏。台階前架了一個梯子，屋頂平坦，晴好的夜裏能躺着看星星。

屋檐下3個燕子窩，燕子機巧，修了「一室一廳」——一個大窩，加一個走廊，連着下頭一個小窩。正是春末，燕子走了，麻雀就在窩裏待著。邊上還有個蜜蜂窩，大家挺好，相安無事。

我們本來好奇的是演員張頌文如何演戲。在婁燁新片《風中有朵雨做的雲》裏，張頌文是最受觀眾好評，但也最不為人所知的一位演員。他演建委主任老唐，拆遷現場的一番發言，給了這部影片一個驚豔的開頭。我的一位同事在廣東做過許多年記者，看完電影后她説：「張頌文復原拆遷械鬥現場的廣東官員出神入化，相信有過廣東都市報鼎盛時期跑突發新聞經驗的人，會被張頌文的表演嚇死。」微信公號「Sir電影」寫他，標題是《今天，必須挺一個非著名演員》，文章很快在朋友圈轉開了—這位非著名演員今年43歲，其實不年輕了，入行快20年，卻像是今天突然闖出來的。我們想知道他從哪兒來，怎麼這麼多年人們都不認識？突然被大家看到，他怎麼應付變化的生活？

但到了這兒，卻被隱居者張頌文和他的一方天地吸引住了。他過着一種非典型的生活。如果非要説什麼是典型的話，在他的院子不遠處就有一個高級別墅區，住着中國許多明星、富商和體育冠軍。幾年前我去採訪，在門口跟西裝革履的保安確認身份後，要走上20分鐘才能到住宅區——為什麼這麼遠？因為沒人走路，業主們都開車。路邊都是被修剪過的參天大樹。那是另一種昂貴的、整齊的、被圈養的美。那是另一個北京。

但可以確定的是，電影上映後，找張頌文的人確實比以前多了，這陣子經紀公司一天給他12個劇本，問他：明天能不能給意見？他哪兒能看完啊。我們去拜訪的前一天晚上，他忙着給他的上百盆花換位置。

他舉着家裏一盆碰碰草，讓我們挨個兒摸它的葉片，一揉，手指都掛着香味。「如果一直不動，花就會衝一個方向一直長，因為朝着陽光長嘛，有時候長得很怪異，所以你要挪位置，它就相對均衡。」

採訪就是從他滿屋的植物開始聊，聊每年過年回家他怎麼絞盡腦汁給它們澆水，然後聊到了螞蟻，聊到了刺蝟，就是沒聊戲。半個小時後，他停下了，問：「是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採訪？」我們説是。

他立刻來了精神，「我們騎摩托車出門吧！我帶你們進樹林，去拍二月蘭。」又對着廚房裏的助理大喊：「小濤，跟我們走一趟。」

他一再強調，我們即將看到的，是今年最後一茬二月蘭，這很珍貴。「工作不是重點，工作永遠都是其次的，生活才是第一的，對吧？」

院裏擱着五花八門的車，摩托車、電動車、四輪的山地摩托、兩座的吉普，牆邊還靠着3張不同顏色的皮划艇。都是他的。他讓男攝影師騎摩托，女記者騎電動車，那輛最拉風的山地摩托是他自己的。

在京城它是不能上路的非法車輛，但現在我們在六環外的順義鄉下，你是自由的。

刺蝟到底遁不遁

出了村子，穿過公路，5分鐘就到了潮白河邊，好些年沒見過的白鷺，在這裏低徊。四下無人，一路都是丁香，香得濃烈。整片整片的二月蘭，密密匝匝的，不似城裏的稀疏寡淡。當然也少不了北京春季特供的楊絮，打着旋兒，水潭裏落了厚厚一層，毛茸茸的白色。

比起符合身份，他更在意好玩兒。到了現場，他問攝影師：「你能不能拍我站在那個花叢裏面？」

「很唯美是嗎？」攝影師笑。

「對，那種悶騷的感覺。」他已經站到花叢裏了。一件綠風衣，紅T恤，眼睛望向左邊。他説自己發現了拍照的訣竅，就是不看鏡頭，認真地盯着某處看，「眼神裏賊有內容」。

拍照之前，他教大家找螞蟻窩。「螞蟻洞穴上面都會有小泡泡一樣的泥土，一粒一粒的，鬆散的。它要掏這個洞，就要運土上來。」

「螞蟻是最奇怪的一種動物，它們走的路線是同一條。但很有意思的是，你拿手指對着這條路線畫一道槓，它們就立馬迷路，你就知道螞蟻是靠嗅覺、觸覺來工作的。在淘寶上你也能買到那種小盒子，透明玻璃的，扁扁的，裏面全是泥土，有很多跑道，你就看見螞蟻在裏面行走，有洞穴，它們怎麼羣居，那很有意思。」

他把自己做的許多事兒稱為——「不務正業」。比如研究動物。有一回，一隻刺蝟鑽到他院子裏來。司機跟他講，在河南，刺蝟是仙兒，會遁地，會突然消失。他就突然很感興趣，把刺蝟放在院子裏，蓋上一隻鐵桶。他一整夜不睡，跟它耗着，就要看看它遁不遁。

12點去敲一次鐵桶，刺蝟還在裏頭「吱吱」地回應呢。過了兩個小時再去，還在。到了5點多，快天亮了，他快扛不住了，再去敲，沒聲兒了，打開一看，確實沒了。他想不通，去問動物保護協會的朋友，人家回他：不奇怪啊，刺蝟基本上沒什麼骨頭，那個彈性是足夠支撐它從一個最細的縫裏鑽出去。「我他媽就是沒有攝像頭，我很想監控這個刺蝟怎麼沒了，它去哪兒了？」

10年前，張頌文租下這個農家院。牆都是塌的，屋裏是泥地，大家不曉得他為啥要租它。但他對房子的要求是，眼見的範圍裏不能有信號塔；喝的水必須是地下水；周圍必須有一片森林、一條河流；整個村除了他之外不能有其他外人居住。這些奇怪的要求排除下來，再多的選擇，最後也就剩這兒了。不知名演員的好處就是，找來的戲不算多，自己再挑一挑，一年裏就有10個月不拍戲。他就在這個院子裏宅着。

村裏人都管他叫「張老師」，一是他們覺得他應該是個老師——整天在家看書。二是沒見過這麼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他們挖野菜，他就要過去瞧瞧：幹什麼呢？挖野菜呀。這叫什麼呀？薺菜，知道嗎？不知道，怎麼看？他們就教他看齒、看葉子。怎麼吃啊？包餃子唄。他們還教他看蒲公英，村裏的説法是蒲公英煮水喝，抗癌。

除了下雨的日子，他幾乎每天都到森林裏去。有時是半夜兩三點，他一個人騎摩托，那時候路燈滅了，他也不開燈，在黑夜裏開車。「你要憑直覺、記憶，比如開到500米應該是要往右了，那我就可以稍微放慢。啊……發現自己對了！每次像中獎一樣。那種感覺，很難形容。」

他積攢了這麼多「不務正業」，但從沒覺得它們是無用的，那都是廣博的生命體驗，跟表演有直接的關係。

15年前，從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畢業後，他留校做了幾年老師。不拍戲的時候也教表演，來的學生裏不乏大明星。他用自己的方法教他們。讓他們站到外面去，找一片葉子，看很長時間，學生們問：看多久？他答，能看多久就看多久唄。

「他們老問為什麼，表演考的就是人的耐力、專注力和想象力。沒想象力的人就覺得不就一片葉子嗎？有想象力的人，我的媽呀，看着這堆樹葉就會思考：為什麼別的都是6片葉子，它卻只有5片呢？為什麼這個樹葉有傷痕，它怎麼來的？這個植物和另一個放在這裏這麼久了，它們認識不認識？你產生聯想，你看的就不再是一片葉子了。」

助理小濤説，學員們上課時，都住在張頌文家裏。他們的心路歷程往往是這樣——一開始覺得特別好，早上是被鳥叫醒的，晚上也睡得早、睡得好。但過了幾天，他們就不習慣了：「老師，我原來每天早上，習慣要去家樓下喝杯咖啡……」

耐得住寂寞的，畢竟是少數人。

故意長出來的肚腩

張頌文帶着我們在潮白河邊圍觀別人釣魚，幾個老先生往水裏扔一團團黃色的東西。我和攝影師都沒釣過魚，看得很納悶，扔那麼大一塊東西下去，「噗通」把水砸一大窟窿，那魚不都被嚇跑了嗎？

張頌文許多年前第一次見，也這麼疑心，直接就去問了，人家説這是「打窩」。釣魚愛好者們把酒糟炒熟了，和其他東西拌在一起捏成團，三不五時撒一點兒，魚就知道這裏有好吃的，會常往這兒來——不然，釣野魚是很難的，可能你站的那塊地兒，魚們一輩子都不會去。「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有用的。如果我有一天演戲，劇情需要我釣魚，我就一邊聊天，一邊打窩。那真釣魚的人就會説，哇靠，他演得真像！」

這與我對他的感受是一致的。我一共見過張頌文兩次，第一次是為《人物》5月刊婁燁導演的封面報道做外圍採訪，第二次就是這次郊遊，加起來相處了10多個小時。張頌文是那一類很少見的採訪對象——記憶非常清晰，表達非常好，有時候你甚至覺得他太好了。他不是在回答問題，而是在表演。或者説，他不光是在用嘴回答問題。每一個故事和細節，都印在他腦子裏。他不是説出來的，是演出來的。

為了説明婁燁的內向，他描述過自己和婁燁在電梯裏獨處的畫面。他分飾兩角，表演這種尷尬和拘謹。你會感覺自己就在現場，站在僵硬的空氣裏，看見了婁燁的眼神和慌不擇言，也看到了張頌文頭上的汗。

為了演好老唐，在進《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劇組前，張頌文去南方某市的城建委上了一陣子班。他跟一把手説這是個反貪題材。人家很滿意：「好！頌文，要把我們城建委的精神面貌展現出來，現在社會上對我們單位有很多偏見。」他「忽悠」人家：「您放心，我這次演的是一個特別廉潔的官員。」

就這樣，他每天跟着一把手，跟着他視察、開會，也跟着他回家，甚至一起去給官員的父親送米。

跟了幾天，他發現一把手有個特點。在家特別真實，温温柔柔的，對着孩子：「哎，寶貝兒，我看你做什麼作業。」你會覺得他是一個食人間煙火的人。但是單位電話一響，他立刻變了，沉重的身子往沙發上一靠，官腔立馬出來了。喜歡説「好吧」、「對吧」、「行吧」。一到現場巡視，他會不自覺叉着腰，在家裏他也不這樣。

一把手回憶某事時，喜歡抓着身邊人問問題，但這是無意識的，他沒想從別人那兒得到答案，被問的人也不知道答案，但會下意識給出肯定的回答，「對對對」。真是答非所問。到了劇組，他就跟演自己助手的人説，「你記住，我説什麼你都要説對對對，就對了，你不用想你聽見了什麼。」

張頌文在拆遷現場的那段粵語演講，「王伯，我家就住在春風街33號，如果要拆，第一個拆我家」，也是從一把手那裏學來的。當時張頌文問他拆遷時會不會心疼，一把手答，非常心疼，「因為我家也被拆了。老街改造，我家就在那裏啊，我奶奶留下的老宅子都拆了，我得第一個拆我家，那沒辦法，是吧？」

這些體制內官員的語言、體態、思考方式，被他在電影裏完整地復刻了出來。影評人錢德勒寫：「張頌文很好，他故意長出來的肚腩，配合KTV包廂的熱舞，就像是紙醉金迷最讓人難忘的幻象。」

最開始做演員，他也不是現在這樣子——但是好在吃虧吃在了前頭。第一部戲就狠狠教訓了他。那是2001年，他在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繫上大二。去拍一個跟白血病有關的電影，他演醫生。片場就在協和醫院，他換上白大褂，釦子扣得整整齊齊。戴上聽診器，口袋裏插了四五支筆。掛的工作證是蓋了鋼印的，自認為像極了醫生。

他四處晃盪，幾乎所有病人都跟他打招呼。還有人問他，「醫生，我這個針可以了嗎？」他讓人家稍等，説一會兒就讓護士來處理。別人又問，「醫生，能吃肉嗎？」他答：儘量以清淡為主。心想趕緊走，別待會兒再問幾句，答不上來了。結果碰上個護士，一眼就被認出來了。

人喊他：「哎，你拍戲的，到樓下去，別上來。」他不解，請教對方，我哪兒假了？護士説：「哪兒都假。你工作證寫的是外科，掛那麼多支筆幹嘛？你還掛一個內科聽診器，外科也沒有聽診器 。」

再一個，外科大夫的衣服總是敞開的，因為萬一有病人，他得飛奔到急診室手術，不能為解釦子耽誤時間。總而言之，他身上哪兒哪兒都錯了。

這種恥感影響他至今。「一個演員要演到讓某個領域的人都相信你是真的，你得多麼地深究它，你才能做到。我從那天開始就知道，演戲一定要體驗生活，不體驗生活那叫瞎演。」

丟人才好玩，牛逼不好玩

花兩個半小時，他帶我們走遍了整片森林。每到一處，都滔滔不絕地講故事。在岸邊濕地，他放生過幾只牛蛙，後來每年夏天都蛙聲一片，他懷疑是自己的功勞；每到春末，演員蔣雯麗就來找他，她喜歡這兒的二月蘭，它們讓她想起老家的春天；去年冬天，好哥們兒週一圍來找張頌文玩兒，潮白河結了冰，走到河中間，冰面悶悶地響，聽着像是要裂了，兩個人趕緊跑。

但他最愛講的是「丟人」的故事，因為丟人才好玩，牛逼不好玩。從森林裏回來，整個下午加晚餐時間，我們都在聊這個主題。或者總結起來，那是一些關於一個先天優勢不足的演員，如何在20年裏被現實摔打的故事。

他上大學比別人都晚。從廣東韶關老家的中專畢業後，他在酒店上過班，洗過瓶子，印過日曆，又做了5年導遊。24歲那年決定要做電影，第二年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

剛上大學，打擊就結結實實來了。那時劇組會直接到表演系挑人。同班的韓雯雯是最容易被挑上的，每一波去的導演都點她，還有人尊稱她為「韓老師」。他的座位在韓雯雯邊上，每回都看到導演的眼光慢慢在同學們身上移動，到了他那兒，明顯加速，然後迅速跳過。「他們真的迅速離開，整個上學期間，我一次都沒被挑上。」

有一回，導演組的人都指着他議論，他餘光瞟到了，心裏好多戲：「什麼角色？要不要請假？片酬是學校幫我談還是我自己談？終於輪到我了！今晚我就得走。」他們叫他出去，拿出幾張紙條，寫的都是別人的名字，讓當班長的他代為轉交。他硬是在門口捱了幾分鐘，營造一種聊了很久的感覺，後來跟大家説他不去，那個戲他覺得不合適。

畢業了，他留校當助教，工資微薄。課餘時間和同班的好哥們兒週一圍一起跑組。第一年跑了300個，卻接不到一個角色。一次他倆去劇組交照片，一進屋，遇見導演組和煤老闆們在聊一個話題：什麼人能當演員。

他倆莫名其妙被領到中間，一句話都還沒説，副導演就開口了：「老闆你看，像這兩個就當不了演員。」副導演指着張頌文：「你看這個矮個子，他這個身高就屬於侏儒，是不是廣東人？你看看他這個長相，典型廣東人，大腦門，個子矮。」投資人點點頭：「嗯，確實。」

旁邊站着的週一圍憋不住笑了。副導演轉頭就評價他：「你像這個個兒高的，更幹不了演員，你看那個嘴巴像不像香腸？」製片人也發話了：「小夥啊，該幹什麼乾點什麼吧，趕緊，及時改行，啊，別走彎路啊將來。」

屋子裏老闆們笑，兩個人也笑，但那笑裏是帶淚的。恭恭敬敬説了謝謝，出了門進電梯，兩個人都待著，誰也沒説話，整整三四分鐘，都沒想起來按電梯。

他當時每個月工資1800塊，房租是2500塊，靠着做導遊的積蓄支撐了一陣，日子緊巴。一直接不到角色，生活逐漸展露出難堪的一面。他總是等到傍晚去買菜，菜蔫兒了，論堆兒賣，絕對比早上便宜。

2005年，他快心灰意冷了。最後等到了廣東台的電視劇《乘龍怪婿》，120集，他演男一號。他找學校請4個月假，學校説最好別去，他説他快活不下去了，領導就准假了。他最後掙了22.5萬塊，那是當時廣東省的最高價。這部劇也很成功，很多廣東觀眾至今還記得。在那個時刻它救了他，讓他一下子底氣、自信全來了。

5年後，他離開電影學院，開始一邊拍戲一邊教人演戲。他挑戲，對劇本的流暢程度要求高，有時候要求片方把劇本改到合理，他才願意演。因此一年也就拍一兩部戲。教人演戲，他基本上也只是一對一，學費不會太高。

他是少有的敢對媒體坦承自己收入的演員。「我的記錄很不堪，有一年我全年收入就3萬多，後來變成7萬多、30多萬，過100萬一年的幾乎是零。」「我到今天，我的所有收入勉強夠我支撐全年的正常開銷，以及贍養老人的開銷，沒了，真的。」

這是非著名演員們的困境。每當談到他們，都説他們是業內的一把好手，但談價錢的時候是很傷人的：「張老師，真的，偉大的藝術家，但是這個角色沒有流量。」沒流量是一個價錢，有流量就變成另外一個價錢。市場就是這樣。

有一年，家裏需要用錢，家人希望他能努力一下。他連續接了兩部戲。第二部戲，他帶家人去看內部首映，看完之後家人説，再也不逼他演戲了。因為那兩部戲，他一直抬不起頭來。「他會很痛苦，不是錢也拿了，演完戲就OK了的。」

好在有懂他的人。從2007年至今，他已經拍了婁燁4部戲了。幾次婁燁選演員，張頌文都是最早確定的之一，他的照片放在中間。後來等所有角色都碼齊了，就有合作方問婁燁：「所有演員都挺好的，頌文也很好，但是他是不是不太搭，沒有市場？」婁燁總是淡淡的，就回一句「頌文挺好」，或者是「頌文是最合適的」。別人就明白了，不用再多説了。

2018年他拍婁燁的電影《蘭心大劇院》，和鞏俐演夫妻，合作非常愉快。殺青一年多了，兩個人幾乎還是天天微信上聊，聊的都是怎麼演戲。兩個人都是戲痴，現在還以戲裏的名字稱呼對方。張頌文隔着桌子把手機送過來，給我們看鞏俐發來的信息。那是一種展示珍寶的神情，你能感受到那些鼓勵對他有多重要。

現在他也把這些鼓勵給了更年輕的人。晚上8點，一位經紀公司老闆帶着3位20歲上下的演員來了，他給他們講表演，免費的。我們也跟着上了一節課。那天他讓演員們演的是——摯友突然去世，他們從門外走進停屍間，一個要求是，手不能碰屍體。每個人都演了一遍，他仔細點評，然後讓他們再來一遍，再點評，然後再來……

深夜11點半，我們離開他家。鄰居家3只呆呆的大白鵝被車燈吸引了，「呱呱」叫起來。春末郊外的夜很涼了，院子裏還有5個在講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