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顯龍紀念五四運動 我彷彿看到溥儀認李自成當祖宗_風聞

作為中國現代社會的開端，21世紀任何一個華人社區都很難繞開五四運動。於是，五四運動百年之際，華語世界的大多數組織都從自己的角度紀念五四。

然而，還是有一則紀念消息讓馬前卒工作室大吃一驚：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5_05_500275.shtml

這條帖文中，李顯龍分享了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十年前的一篇文章。

文章認為，五四運動鑄就了中國人集體的決心，要創造新的中國文化，推翻封建思想、提倡性別平等、反對黃色文化、強調普及教育以及推崇科學與技術。

“它（五四運動）在殖民地時期為華人社會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國人感到害怕，也對新加坡的自治和獨立，作出巨大貢獻。”

在慶祝五四百年之際，楊榮文指出，中華民族應弘揚的五四精神，該是“剛強與純淨的精神”。

“欠缺剛強力量，中國人將再度被欺凌，但是剛強的中國不應懷有報復之心，也不可打壓其他國家。”

但是，哪派勢力湊五四運動的熱鬧都可以，唯獨李顯龍來紀念格外滑稽。因為五四運動的兩大目標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專制）。

眼下從國際角度看，新加坡是美英資本的附庸，美國濱海戰鬥艦就駐紮在新加坡樟宜基地。李顯龍天天讚美美國駐軍給新加坡帶來安全，表示願意配合美國的東南亞戰略，這種總理談反帝國主義？我很好奇在李顯龍眼中， “帝國主義”指誰？

2017年10月23日，李顯龍專門向特朗普表態，支持美國繼續駐軍新加坡

從內部治理看，新加坡是封建世襲制城邦，人民行動黨到處懲戒不給自己投票的選民，李光耀李顯龍父子相繼，中間讓吳作棟裝飾幾天，李光耀還始終留在內閣裏做“資政”，這種國家談反封建？

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們得看看新加坡紀念活動的具體情況。

前面提到李顯龍引用前外交部長楊榮文的發言紀念五四。紀念日當天正是這個楊榮文為新加坡的五四運動百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書面致辭，查查聯合早報網，研討會的主辦方和聯辦方“亮點”無數，以至於馬前卒工作室甚至顧不上考慮李顯龍紀念五四的動機：

座談會由南洋孔教會主辦，新加坡陳延謙基金贊助，新加坡東亞人文研究所、中國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台灣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鵝湖月刊社、香港法住文化書院研究所聯辦。

http://www.zaobao.com/news/fukan/multiplex/story20190504-953835

孔教會！這個詞在中國歷史課本上非常顯眼，而且總是和五四運動成對出現。過去幾十年，只要談到五四運動，官方文件總是首先把孔教會拖出來批鬥，所謂“打倒孔家店”是也。為何是它主持五四運動百年紀念？

南洋孔家店

孔教會由康有為於1912年建立。作為半宗教半政黨組織，它積極參與了1915袁世凱稱帝，1917年張勳復辟兩次政變，是封建世襲制的狂熱擁護者——雖然不是特別在意尊哪家的皇帝。

這羣“儒生”瘋狂的反動行為教育了陳獨秀等人，讓他們認識到：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關鍵在於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封建意識形態依然統治着中國，所以發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全力反封建。

北洋政府的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中有“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一條，使孔教會獲得了官方身份。

整個北洋軍閥時期，雖然新文化運動一直對孔教進行口誅筆伐，但孔教會依然不斷擴大。1921年孔教會受政府支持，在甘石橋建立起佔地十五畝的“孔聖堂”，作為孔教會的“總會堂”。1923年孔教會建立“孔教大學”，1924年招生500，在當時北京私立大學裏排名第一。

此時的孔教會號稱“極盛”，全球有分會兩百個，會員三十萬。南洋孔教會就是這時建立的分會，是五四運動頭號大敵的“正宗”嫡傳。

然而，20年代孔教會的“極盛”，不過是各種封建大雜燴靠宗教形式進行的一次無用反撲，是袁世凱稱帝的餘波。不等新中國革命政權動手，蔣介石的買辦資本主義就容不下它多吃多佔。1927年北伐戰爭後，蔡元培，蔣夢麟，李石曾等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掌控國民政府教育文化部門，一度禁止祭孔，推行孔廟歸校，廢止讀經等政策。隨着政府收回補貼，1930年孔教會就在大陸煙消雲散了。

但在東南亞，當地華人社區並沒有經歷完整的新文化運動洗禮，而孔教作為一種宗教化的儒學，客觀上為中文水平較低的東南亞華人社區提供了識字教育服務，所以在國內孔教會煙消雲散的時候，馬來亞半島上的孔教組織還能得到一些資金支持，與華校體系（請參看本公號《馬華公會》一文）結合，以民間儒學經典培訓機構的身份生存下來。

到了七十年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保守勢力為了與左翼對抗，避免被中國支持的東南亞革命風潮消滅，重新出錢供養儒家文化，孔教會因此獲得 “新生”。

具體説來，南洋孔教會的興起，和參加本次新加坡五四紀念會的另一個組織還有很密切的關係——協辦方台灣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鵝湖月刊社。

蔣家寵物

被李顯龍請到新加坡的鵝湖月刊社是台灣省文化機構。《鵝湖月刊》從1975年開始發行，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產物。這場復興運動的發起人是蔣介石偽政權，從1967年開始，持續二十年，成為當代中國各種“國學”的起點。

（“鵝湖”的寓意是朱熹與陸九淵的儒家討論會，對應宋儒傳承。同時，“鵝湖會”又是辛棄疾與陳亮討論北伐戰略的對談，暗喻“北伐中原”，符合國民黨的“反攻”口號。）

蔣介石政府曾經掃清了大陸的“孔教會”，為何又在逃台近20年後重新鼓吹“中華文化”?因為蔣介石老了，眾叛親離，也不敢指望通過“反攻大陸”來獲取合法性，必須為自己的兒子乃至養子提供世襲理由。

六十年代初，隨着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蔣介石挾美國支持重寫憲法，建立“終身總統”與“萬年國會”體制，導致政府內部自由派激烈反彈，引發震驚台灣的雷震案。“國策顧問”站出來反蔣，讓蔣介石意識到官僚並不願綁定於蔣家。

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60年代搞定兩彈一星，對美蘇説話也不用低頭，蔣介石再也不能以“反攻復國”號召台灣人跟隨蔣家路線。

七十年代初基辛格與尼克松相繼訪華，中美關係解凍，中華人民共和國拿到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

眼看美國支持也靠不住，蔣介石不得不放棄政權內殘存的現代性，向北洋乃至清朝政權倒退，撿起“傳統國學”，製造一系列現代神話，論述政權合法性。

1966年，中國成功試射導彈核武器，1967年蔣介石立刻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到1972年蔣介石病入膏肓，蔣經國逐漸接班，運動漸入高潮。

1979年中美建交，國民黨死硬派感覺天塌地陷，全心全意地製造現代神話，論述蔣家合法性。於是，文藝方面我們看到了歌曲《龍的傳人》，幾千年來第一次把“龍”這個水神吹成中華始祖。在嚴肅文化方面，主陣地就是李顯龍剛剛請到新加坡的《鵝湖月刊》。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鵝湖月刊領軍的“國學大師”主要是牟宗三，唐君毅，以及徐復觀。

牟宗三在1930年代就加入張君勵的國家社會黨，屬於不計較主子是誰的老牌幫閒文人。其弟子王財貴，是當代中國兒童無腦讀經熱潮的開創者，他在大陸建立的“王財貴讀經教育推廣中心”，光在北京就有幾十所加盟學校。目前大陸儒佛兩家拉上公立學校齊念《弟子規》，就是國民黨反動派“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最顯著戰績。

而唐君毅作為國民黨“儒家”文人代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破口大罵：

“如狂犬之對日月而亂吠，而同於禽獸之行”，

認為五四運動參與者是：

“文化上的賣國賊”。

最後説領袖徐復觀，他最初的身份是軍統少將特工，抗戰期間代表國民黨駐延安，後來擔任過蔣介石秘書，算得上蔣系核心人員。但是，1955年孫立人兵變，他親自為孫立人準備得手後的人事安排，兩面投機。兵變失敗後，徐復觀被開除國民黨籍，還被被蔣經國罵為“無恥文人”，成為“獨立知識分子”。

然而，不能做官，依然可以吃保皇飯。體制外知識分子、“無恥文人”、新儒學旗手，三個身份結合頗有用處——從北洋時代開始，這種人就是世襲政權的最好裝飾品。

蔣經國蔣孝武要代代割據台灣，《鵝湖月刊》當然總不缺補貼，直到國民黨下台也能苟延殘喘。

由此大概可以看出新加坡請來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都是什麼路數——這批人本是李家的常客。若非一羣保皇黨紀念五四運動太顯眼，《鵝湖月刊》一系儒生到新加坡捧場並不是什麼新聞。

一切都是政治

如果説中華民國搞“中華文化復興”，是在政治需求之外還有一些國民黨外省人對傳統文化發自內心的懷念，那麼新加坡搞“儒家倫理”，才是純粹的“政治應用”。

在新加坡獨立後的二十多年裏，和台灣所謂“三（左翼，台獨，黨外）合一敵人”一樣，李光耀政府也將親中（既然包括親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包括親中華民國）、左翼與華校這些無法納入行動黨控制的“敵人”一視同仁。

所以李光耀作為國際儒學聯合會名譽理事長，1961年中文水平還被小孩恥笑，從來不説自己看過任何儒家經典，多次強調“亞洲價值觀不是儒學，而是印，回，佛，儒相結合”。

李光耀長期仇視作為東南亞儒學大本營的南洋大學，先在1976年用行政手段要求使用英文教學，造成大量教授跑路，1980年用強制合併進去新加坡大學，並最終將之改造成理工大學。

文中提到的那個南洋孔教會也被新加坡政府嚴格限制，很長時間不過是個“孔子紀念館”，最大活動就是每年孔子誕辰日在新加坡中學搞個徵文比賽。八十年代末新加坡大搞“儒家倫理教育”，寧願花了大價錢找“國際學者”，也不讓南洋孔教會參與，其防範之重可見一般。

另外新加坡這個“名揚世界”的儒家倫理教育，也是典型政治操作：80年代初，李光耀先合併南洋大學，又將當時華校納入所謂“統一源流”，一面必須開辦英，華，馬，印，四種語言班，一面完全控制老師與校長的調動與提拔，造成新加坡中學文史教育一落千丈。

這造成新加坡華人社會嚴重反彈，新加坡政府被迫宣佈允許中學三四年紀選擇一門“宗教知識課”：耶，印，回，佛，儒，所以不過是宗教教育的一門，最諷刺的是：新加坡政府雖然開始大肆宣揚儒家倫理，但一直強調儒家“非中國，非華人”，而是“亞洲價值觀”的一部分。

在實施過程中，1984年，其他宗教課程都開始全面推廣，而儒家倫理可卻因為英文版本寫作困難，一直到1986年下半年才正式推行，但很快就在新加坡社會“藴藏猜忌的力量”。首先是華人進步知識分子認為在現代社會從新用宗教的方式宣揚儒家完全是開倒車。而另一方面，保守的華社與華校以傳教的熱情，大肆宣揚中文儒學教育，被新加坡政府視為“沙文主義回潮”。因為這兩個完全相反的理由，儒家倫理教育和其他宗教課程一起，在1990年隨着李光耀順利完成政權過渡，全部噶然而止。

市場轉移

總而言之，海外新儒家或許也有真做學問的教授，但總的來説，他們的主要“業務”是為世襲家族論證合法性，保證“國二代”乃至“國三代”平穩接班。

在蔣介石和蔣經國之間，嚴家淦當了一任“中華民國總統”為過渡，此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達到極盛，唯恐蔣家傳承出現變數。與之類似，吳作棟插在李光耀、李顯龍之間當總理的年代，新加坡也大搞儒家倫理教育。

現在李顯龍過渡年份又到了，剛剛宣佈新加坡財政部長王瑞傑做接班人。為了給李家王朝提供支持，新加坡領導人除了對英美表忠心外，還努力把一切華人圈文化活動都塗上儒學保皇黨的油漆。

在台灣失去市場的“鵝湖系”當然不會放過這塊祖傳業務，毫不猶豫地衝上來佔領市場。但孔教會在南洋經營多年，怎麼會讓新來的神棍壟斷話語權？最多分你一個“協辦方”身份。這才有了本文開頭的新聞。

對於李顯龍來説，五四運動是個絕對無法迴避的歷史事件，一定得説句話，才顯得自己是個現代領導人。至於由孔教會與“鵝湖系”出面組織紀念活動，反正新加坡沒有革命史教育，誰會在乎其中的矛盾呢？

也許只有馬克思同學會微笑吧：

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總之，五四運動作為中國乃至亞洲現代社會的起點，是任何政治人物都無法迴避的話題。李顯龍雖然是帝國主義代理人、封建土邦君主，但也不得不向時代的大趨勢低頭，裝模做樣地出來説兩句。可見五四運動影響之深遠。

但是，台灣省和南洋華人社會未經文化革命洗禮，保留了太多的文化殭屍。所以，即便是粉飾“現代性”的紀念活動，李顯龍也只能找當年五四運動的敵人來主持。大陸的五四運動紀念花樣百出，但極少有新儒家露面，僅此一點，我們就該感謝70年前的社會革命。

（作者：穆好古）

作者穆好古説明：

本文經過馬前卒修改，首發於馬前卒工作室公眾號。文章發佈後引發部分讀者質疑，特此在這裏對一些疑問做集中解釋：

首先，這篇文章結論是馬前卒下的，和本人沒啥關係，畢竟我作為熊十力的再再傳弟子，也知道當代新儒家不過是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一部分，哪配去論證“世襲合法性”這種東西呢？

其次，我原文裏有些對他們個人和學術的評價被馬前卒刪了，在這補上

這些所謂二代新儒家學術成果，基本如李澤厚所言“將宋明儒學用現代語言從新闡述”——重新發明輪子而已，學術研究基本停滯，和當時大陸哪怕在文革時期都還在發展的三古（古文，古史，古物）研究完全沒有可比性。

所以既不如前一代如梁漱溟，熊十力，賀麟這樣，接受了完整傳統經史教育後，在“學貫古今”的基礎上，面對西方壓力，努力讓中國傳統學術適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不如他們後一代，如余英時，杜維明這樣接受整西方現代學術訓練後，在“學貫中西”的基礎上，面對日益發達的東亞資本主義社會，能夠搞出一些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的作品。

就個人而言，我原文説牟宗三一直政治味比較淡，有老派文人範，而徐佛觀勉強還算個“自由知識分子”，不過説氣節，看看人家蕭公權，公開説孫立人若有決心，願草檄文。而唐君毅才真是鐵桿反G的“文化反動主義分子”。

最後，有一段關於新加坡對中國對傳統文化的“現實主義”手段，因為篇幅和內容所限，也沒進如公號正文，這裏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