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治 我們並不陌生的司法形式_風聞

“蘇三離了洪洞縣……”這段戲詞大家很熟悉。蘇三起解是前往省城接受三堂會審，會審三方應該是巡按御史及省布政司、按察司。這種多家官署會同審理案件的形式叫做雜治。雜，即不同的機關或官員。治，則包括案件的調查與審判。雜治是相對於單個司法機關自行審案的特別司法形式。古代對刑事案件沒有諸如今天的偵查、起訴、審判這樣不同訴訟環節的明確區分，當然也就沒有司法機關之間的嚴格分工，好像今天公檢法之間的分工。

如果從《周禮》中記載的“三槐九棘”共審案件算起，下至清末，雜治這一司法形式已經存在了將近三千年。其間，與各朝代官制相適應，發育出形形色色的具體制度。總體來看，可將雜治分為兩大類。

1.會審。指相關司法及行政機關派員會同審理案件。一般説來應以司法機關為主或由其牽頭進行，但古代社會司法與行政無嚴格區分，這個説法只是相對而言。根據官署地位不同，又可將會審分為中央官署會審、地方官署會審、中央與地方官署會同共審。在各種會審形式中，名氣較大的有唐代的三司使制度，明清時期的三法司會審、朝審、秋審等。

唐代所謂三司使，指三家機構各自派員組成聯合法庭審理案件。其實它包含了兩種不同的制度。第一種是受事三司使，繫有法律明確規定的常制。由中書舍人、門下給事中、御史中丞或侍御史三員，分別代表中書省、門下省和御史台三個機構，每天在朝堂值守，專門受理案件申訴。唐德宗建中二年，受事三司更改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第二種是針對特定案件，由皇帝以詔敕臨時指派的推按三司使。一般由尚書刑部、大理寺、御史台派員組成，但也有尚書省其它部門也參與的情況。

明代中央官署會審以三法司為主，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會審的形式也進一步豐富，除針對個案的詳審，還發展出針對成批案件的集中複審樣式，即會同審錄囚徒。具體包括朝審、熱審、大審、在外恤刑會審制，等等。蘇三接受的複審，當屬三法司派員會同省級官員進行的在外恤刑會審形式。明代諸會審制度中，朝審最為重要，因是針對全國死刑案件的年度複審，每年秋天舉辦，以迎合秋冬行刑的古老觀念。

朝審至清代演變成秋審、朝審兩種會審形式。程序差異不大，只是審錄對象不同。朝審適用於刑部在押死囚，秋審則適用於外省死刑案件。朝審與秋審，參與會審者陣容龐大。除三法司外，中央多個部門長官均要到場，號稱九卿會審，其實早已超過九家單位。會審在户外舉辦，就在今天的天安門外金水橋西側。秋審又稱“秋讞大典”，莊嚴隆重，頗具儀式感。因為路途遙遠，外省死囚並不會被押解到現場審問，因而只能算書面審理。相關各方對案件的爭議在前期早已溝通過，意見不統一的會上報皇帝裁定。

2. 雜議。指在案件基本事實已調查清楚的基礎上，多方官員參與議決如何對被告定罪量刑。雜議通常針對疑難或重大案件，由皇帝下旨啓動。根據參與官員範圍大小，又可將雜議分成兩種：公卿雜議和百官集議。

公卿雜議指召集朝廷重要官員參議案件。這裏的公卿，原意是三公九卿，周及秦漢都有所謂三公九卿之制，儘管其內容差異很大。後世言公卿只是泛指重要朝臣。如唐太宗時以詔令規定，死刑案件須經中書門下兩省五品以上官及六部尚書議論會商。至於百官集議，只是根據案件的重要程度將參議的範圍擴大而已。集議原本是羣臣開大會討論重大政策或立法的決策形式，將它用於司法領域，顯見司法案件與政治的關聯。

中國古代的雜治是集中各方智慧辦案，與西方所謂司法獨立在理念上迥然不同。司法獨立在程序操作層面是一種司法分治，即將訴訟的不同階段交與不同的司法機關來治理，整個過程又以法院審判為中心，因而司法獨立的實質是法官獨立審判。司法分治要做得好，須有一項物質條件：司法機關專門化和司法官員專業化程度要高。古代社會大部分國家在這一點都差強人意，中國也是如此。然而，雜治在我國存在幾千年，原因遠非這樣簡單。

關於雜治這一司法現象的存在緣由，我以為至少可以從兩方面認識。

1.慎刑矜恤的需要。刑罰慎恤理念貫穿司法的歷史。《夏書》中説：“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意思是，假如有可能錯殺無辜者，那麼幹脆放棄法律不追究罪責。與今天的疑罪從無意思差不多。雜治是實現慎刑理念的司法手段之一，以防止出現冤錯案件。就其制度設計的針對性可總結為兩點。第一，防止因司法官個人業務能力差或私利驅使而造成冤錯案。為此，讓不同部門多個官員共審，同時相互監督，以保證司法公正，不失偏頗。這與司法獨立的邏輯可謂大相徑庭。

第二，針對疑難案件啓動。“疑獄會讞”是重要的司法傳統，這意味着雜治首先以疑案為審理對象。疑獄的意涵比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疑難案件範圍要廣。除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罪在兩可的案件外，疑獄更指事實雖清楚，但須權衡法與情方可定罪量刑的情況。中國古代的司法觀念認為，法律是針對一般情況的規定，當它適用於個案時，必然遭遇本案的特殊性，兩者未必盡合。這種個案的特殊性就是所謂情。孟子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情是本案的具體情境，應包含：案發原因與後果，當事人主觀動機，社會影響或大眾觀感等因素。要研判和把握這些因素，必然會指向人的心理，即所謂人情。這不是法律所擅長的，倫理便出面提供了標準。這便是禮法結合的由來。

禮，即是倫理。根據倫理原則把握具體情境中人們的心理取態，確定是非善惡。比如親屬復仇案件，每每成為雜治的對象。為父報仇而殺人，雖不合法卻合倫理。從史籍記載看，這類案件的被告大多會被寬宥減刑，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矜恤的倫理心態。我們今天容易產生的疑惑是：參與會審或雜議的官員未必都懂法律，憑什麼提出意見。韓愈理直氣壯地告訴你：“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朝中飽讀詩書的官員們都深諳儒家經典，從中找到倫理依據發表自己的見解，是駕輕就熟的事。引經決獄原本就是一項司法傳統。

2.追求司法效率。中國人對於司法審判，一向追求高效率，速審明斷。古代雖也有訴訟時限的規定，往往執行不嚴格，容易導致案件久拖不決，造成罪囚淹禁。因此，集中會審疏決案件，就成了解決這一難題的好方法。屬於這類性質的會審形式，典型如明代的打斷罪囚及明清兩代的熱審。打斷罪囚，是由刑部主事會同御史，在每月特定的日子速決關押在刑部應處笞杖刑的人犯。熱審，則是由三法司官員在每年夏天暑熱將至之時，從速審斷在押輕罪囚犯，以免罪囚生病甚至死亡。同時各省也會舉辦由省三司官員參加的熱審。

無論是慎刑矜恤還是追求司法效率，其背後有着同樣的政治考量，就是司法活動能夠合乎民意的期盼，不悖離民情。就制度設計層面看，中國古代與民間相關的政府行為都承擔了一項政治使命：透過治理活動回應民情民意，以期印證統治的合法性。換言之，政權合法性是在政府與民情互動中動態實現，是日常性的。而非像西方國家，通過週期性選舉來實現。司法活動也無例外地揹負了政治使命。三國時魏明帝説：“獄者，民之性命也。”民本思想作為最高政治理念，決定了法律與政治的密切關聯。雜治，就是這一理念的制度產物。

清末司法改革，引進了西方的司法分治，建立四級法院和檢察廳，司法專業化，雜治自此退出了歷史舞台。不過，今天仍能看到它的餘韻。比如多年前被人非議的公檢法聯合辦案，時下時有耳聞的公檢法案件會商。再如不久前最高法丟失卷宗一案，由中央政法委牽頭，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公安部、最高檢組成聯合調查組協同查案。

我們探尋雜治，不是為了復古。事實上，在現行訴訟體系下，雜治已不可能成為枱面上的司法制度。重點在於，曾作為制度支撐的民本理念具有歷史的穿透力，司法不可能迴避它。在司法改革的當下，民本仍應被視作制度創新的重要源泉，如此，司法才會有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