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瞧不起，運動員也鄙視——體育社會學的尷尬處境（上）_風聞

摘要：儘管體育在經濟和文化上處於中心地位，但它仍然是社會學研究中一個相對被忽視和理論化程度較低的領域。Robert 和 David在《社會學年評》細緻分析了體育與社會分層、種族、性別問題的關係，還研究了媒體和全球化進程是如何影響體育運動的。本期簡要介紹體育與社會分層、種族問題關係。

這是社論前沿第S1283期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布迪厄在《體育社會學規劃》中提到“體育社會學所遇到的特殊困難是，它既被社會學家所鄙視，又被運動員所鄙視”。這句話道出了體育社會學的尷尬處境。儘管這些年來體育社會學有所發展，但有關體育社會學方面的內容仍然是缺乏的。

然而，體育確實是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在各大日報上都有單獨的版面，球迷定期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體育場和競技場瘋狂地為自己的主場球隊加油助威，體育催生了關於最好球員、最好球隊話題等的辯論，體育佔據父母和孩子的週末和晚上，刺激人們支出大量資金，帶來了天文數字般的廣告收入，體育越來越多地成為公共政策的目標。本文綜述了體育與社會的關係。

體育和社會分層 

體育並不特意看重球員的社會出身。有很多運動員通過體育運動從普通人一躍成為上流社會的名人。霍伯曼認為，由於黑人運動員的向上流動導致許多白人認為黑人不再面臨歧視。但很明顯，黑人運動員只佔人口的一小部分，體育是通往社會上層的便捷途徑的觀點仍然是一個神話。

有關社會階層和體育運動之間聯繫的研究主要是由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進行，他們在討論體育運動時通常包括階級、種族和民族。例如：

Steven Riess考察了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不同的社會階層是如何與體育相關的。

Gorn關注的是內戰後拳擊與工人階級文化的聯繫。Markovits 和 Hellerman討論了在工業化時期，社會階層在幫助鞏固一個國家的體育空間方面所起的作用。

Foley討論了足儀式是如何幫助再現種族、性別和階級不平等模式的。

Digby Baltzell研究了網球運動從業餘紳士的貴族運動向職業運動的轉變。Baltzell認為，這種轉變是體育和更廣泛的社會文明程度下降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上所述，葛蘭西的霸權概念已經成為體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例如，格魯諾和惠特森的《加拿大麴棍球之夜》和埃裏克·鄧寧的《體育問題》討論了不同階層的情感和禮儀觀念如何導致球員和球迷的行為模式不同。事實上，當前關於體育和球迷之間暴力行為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諾伯特•埃利亞斯和他的學生們的過程社會學。

社會階層是理解體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瞭解是什麼將特定羣體的人與特定的體育活動聯繫在一起，以及這些活動在特定社會中對不平等的再生產中發揮何種作用。

布迪厄關於“體育和社會階層”的主要聲明有許多真知灼見：

1.運動必須被視為一個“場”；

2.運動，是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和社會各階層之間鬥爭的對象；

3.必須瞭解是什麼導致了“體育作為業餘愛好者的精英實踐轉變為專業人士為大眾消費而製作的體育奇觀”；

4.一個社會階層與其體育參與之間的關係取決於業餘時間、經濟和文化資本，以及不同社會階層體育實踐的意義和作用。

5.體育除了可能給身體帶來好處之外，還增加 “社會價值”。

布迪厄將人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與其對不同運動的參與和關注模式之間的聯繫作為體育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加以闡述。這可以通過體育活動相對自主的空間及其與休閒活動的關係來揭示。

此外，布迪厄認為，不同階層不僅參與不同的運動，甚至當他們參與相同的運動，他們往往附加不同的內在或外在意義。布迪厄對身體和羣體的社會起源與其體育空間的關係的強調，為體育社會學提供了一種比以往更有理論基礎的方法。

此外，布迪厄認為，每一個階層都與身體有不同的工具關係，這與其最常見的體育偏好有關：工人階級更喜歡接觸運動；中產階級(尤其是向上流動的)傾向於那些能吸引“他人身體”的活動；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傾向於觀賞幾乎沒有身體接觸的運動。

體育和種族 

體育運動中的種族歧視現象十分猖獗。最近的幾項研究表明，在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中，球員的能力和收入是不平等的。一項研究表明，NBA黑人球員的工資比白人球員低1.7萬至2.6萬美元。另一項研究表明，白人球員的工資比黑人球員高18%。

以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為例，基於種族的收入差距的分析被這樣一個事實所混淆:更多的白人球員被保留在球隊的名單上，剩下的黑人運動員有明顯的收入優勢。同樣的種族差異也出現在教練的工資上，一項研究比較了處於同一等級的教練，發現白人教練的工資比黑人教練高14%。

雖然歧視話題吸引了較多的學術關注，但人們對體育運動的興趣越來越大，因為體育運動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比如，最近一組研究集中揭示了少數族裔成員利用體育反抗種族歧視。一些研究認為體育社會學不僅應作為一種學術事業，而且還應作為促進民主化和社會正義的普遍規範的一種工具。

與這些將體育作為衝突和抵抗場所的研究相反，體育對少數羣體成員的社會流動性、羣體認同和自尊的影響的研究近期也得到了強調。雖然許多少數民族個體成員由於在體育方面的成就而經歷了向上的社會流動，但大多數研究都認為，少數民族社區的實際流動結果被誇大了。

此外，只有少數幾個運動項目(棒球、籃球、足球和拳擊)為少數民族提供了這樣的機會。然而，儘管機會渺茫，通過體育提高社會流動性的願望有時會影響整個社會的文化。

大多數關於少數羣體社區體育和社會流動的研究都強調了其負面影響。這些研究強調了諸如朱利葉斯·歐文或邁克爾·喬丹在體育上的成功會鼓勵少數族裔年輕人過高的期望；大學生運動員的巨大運動時間需求導致他們脱離學生角色；大學對黑人學生運動員的剝削導致學業成績低下，強化了美國的種族等級制度。

另一個重要的調查領域是少數族裔運動員在廣告中的媒體表現。在這方面，大多數研究也表明，媒體發揮了消極作用。

​

一項基於1985年至1995年《體育畫報》廣告內容分析的研究表明，黑人運動員更有可能被描述為天生能力出眾的成功人士，而白人運動員則更有可能被描述為努力工作、聰明才智或領導才能出眾的成功人士。在這些廣告中，黑人運動員也被描述為憤怒、暴力和性慾過剩。其他的研究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

體育和種族關係密切相關的、或許也是最讓人興奮的一場辯論，是美國黑人在某些專業和重要的大學體育項目中所佔比例的討論。約翰·霍伯曼在《達爾文的運動員》一書中引發了這場辯論。

他在書中指出，黑人的體育成就延續了黑人身體原始的傳統刻板印象。霍伯曼還認為，當前對黑人運動員的文化固定對黑人的智力成就產生了負面影響。

這本書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大多數人將矛頭指向他的論點，即黑人社區對體育的迷戀。在反駁的觀點看來，美國黑人羣體的主要運動機會來自美國政治經濟的失敗，體育不是來自黑人社區，而是來自美國社會。

小 結  

正如布迪厄所建議的，人們必須在體育分析中對其制度背景作出解釋。雖然布迪厄對“權力場”和“社會空間”的討論是有用的，但我們認為，用組織場的概念來定位我們對體育的理解更為直接。這個概念強調了運動應當看作是相對獨立的領域。事實上，“新制度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來看待體育的發展，尤其是當體育發展被其他組織和社會空間(如政府、媒體、教育等)所吞沒時。

此外，我們還必須從歷史的角度理解當代體育空間的社會構成以及與其他組織領域相對自治的侷限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有必要思考過去幾十年里奧運項目的相對爆炸式增長。

例如，如果不瞭解世界婦女運動的作用，我們就無法理解女子田徑從五項全能運動發展到七項全能運動，也無法理解女子馬拉松和撐杆跳高項目的加入。事實上，試圖理解新運動被納入奧運會的邏輯和模式是很有趣的。比如，為什麼網球，作為一項起源於上流社會的運動，只在1988年才被納入奧運會？而舉重，一項工人階級的運動，幾十年來一直是奧運會的一部分。

顯然，某項運動的階級起源並不是關鍵變量，國家之間的關係、其他體育組織、奧委會的組成等都有重要影響。對體育發展的制度分析要求我們在解釋城市化、移民、工業化和政府在這些進程發展中的作用時，要考慮到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