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衝突”被批後又宣揚“文明較量”？美高官一言激怒諸多國際學者_風聞
19ma19-2019-05-09 09:02
“文明衝突”被批後又宣揚“文明較量”？美高官一言激怒諸多國際學者2019-05-09 08:06 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駐埃及、美國、日本、奧地利特派特約記者 曲翔宇 温燕丁玎 李珍 夏雪 環球時報記者 譚福榕】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近日將美中關係視作“文明較量”的荒唐言論，被認為是延續已故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上世紀90年代，亨廷頓撰文、出書，談不同文明之間存在衝突，尤其是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但20多年來，國際學術界對這一“高論”並不認同，不斷有人“糾錯”。當然，也有與亨廷頓私交甚好的德國穆斯林學者説過：“亨廷頓不是挑釁者，他與伊斯蘭教之間並沒有矛盾。”《環球時報》記者在多個國家的調查顯示，人們對“文明衝突論”的質疑依舊，有埃及學者説，如果亨廷頓活着，或許會修正他的理論。“文明衝突論”對美國政策圈的影響原本也有限，因此，這次美國官員的危險言論一出就受到各界批評。中國學者更是明確表示：“中美之間沒有文明衝突！”
亨廷頓 資料圖
“文明衝突論對美國利益適得其反”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者艾伯特·凱德爾5月8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不認為中美之間有‘文明衝突和較量’，相反，我認為是美國對中國有誤解。説得更具體些，是美國對中國發展戰略的誤解。”他認為，美國挑動與中國的“文明衝突”的確是欠加思考，其中有人將美中關係定位為“文明較量”更是“令人悲哀的錯誤”。凱德爾還表示，一些伊斯蘭國家與美國有衝突，但那不是“文明衝突”，而是由經濟利益衝突引發的政治和軍事衝突。這是國家間的衝突，而非“文明衝突”。
“‘文明衝突’模式不適合東亞衝突。”韓國釜山國立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羅伯特·凱利5月6日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網站撰文稱，包括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丹尼爾·德雷茲納在內的國際關係學者紛紛批駁斯金納的説法。其中一些人提到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並無多少事實依據，他們認為，自從該論調提出以來，全世界並未發生可被打上這種標籤的“劃時代”戰爭。文章認為，儘管世界大部分地區都被亨廷頓用宗教“編碼”，但他難以在東亞這麼做，儒教和佛教都具有顯著的社會影響力，但二者從未引發所謂宗教戰爭。相反，他將中韓越編碼為“大中華文明圈”，將日本編碼為“日本文化”，已導致很多混亂。
“因為中國並非‘白人’國家，美國就打算與它來一場‘文明較量’，那將變得很危險!”美國康奈爾大學政府系助理教授史蒂芬·沃德5月4日在《華盛頓郵報》刊文稱，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經不起推敲，有顧此失彼、以偏概全之嫌。沃德認為，這並非中國首次被列為一種另類“文明”的代表，歐美列強以及後來的日本都曾將之視為一種“合情合理的獵物”，這也是中國人常説的“百年屈辱”的由來。因此，一個崛起中大國被西方當作另類“文明”對待時的敏感，與一個守成大國宣揚所謂“文明衝突論”的肆意之舉，結合在一起會很危險。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基辛格全球事務中心教授、“彭博視點”專欄作家哈爾·布蘭茨認為，“文明衝突論”原本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沒有位置，美國高級外交官員最初並不經常公開援引這些來自“象牙塔裏”的學術理念，只是“文明衝突論”在巴爾幹地區的種族衝突，尤其是在“9·11”恐怖襲擊後名聲大噪。但美國政府向來反對亨廷頓的這一學説，就連小布什總統發動反恐戰爭時也為“避嫌”説這不是文明的衝突。像布蘭茨這樣的學者還擔心，對將民主價值觀和人權當作外交基石的美國來説，無論在意識形態還是地緣政治上，“文明衝突論”都對美國的利益適得其反。他認為，“文明衝突論”將有利於中國將美國趕出亞洲，該論調並不利於美國在全世界當“老大”和壓制中國。
從中國學者的角度看，文明之間是互融互鑑的，但亨廷頓卻預言不同文明之間要導致衝突。“這是導致衝突和倒退的思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記得亨廷頓1993年在權威雜誌《外交事務》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後，很多人認為他的這一觀點確實非常新，但即使在美國和西方國家內部，對“文明衝突論”批評聲也是主流。“文明衝突論”展示的是：美國文明是獨特的，而非普世的，美國政策精英羣體對此難以接受。李海東説，更多的人擔心，該論調會直接導致一個後果，即國際政治的主題依然是衝突性的，國家間關係依然是不和諧的，且衝突的單位不再是民族國家，而是不同文明的國家。如果該論調落實在外交政策上，一定會導致激烈鬥爭和高強度衝突。因此，從美國政府的政策思路來看，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公開否認“文明衝突論”對其外交政策有指導地位。
“無論你是否同意亨廷頓的觀點，都應讀他的書”
在美國，圍繞“文明衝突論”的爭議從沒有平息過。2011年3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衞·布魯克斯曾撰文稱，該是再次檢查和為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糾錯的時候了。他寫道，“亨廷頓誤解了歷史變化的實質，歷史是開放的”“他將普世政治價值觀最小化，並誇大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力。但顯而易見的是，許多阿拉伯國家的民眾也渴望自由民主”。
儘管亨廷頓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存在很大爭議，但還是被翻譯成多種語言。“這本書面世之初，曾在埃及引發巨大爭議。我記得《金字塔報》評論版那兩年登過數十篇阿拉伯國家學者針鋒相對的批駁文章。”埃及政治分析人士侯賽因·伊斯梅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由於“文明衝突論”預言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將與西方文明出現大規模衝突，甚至是“斷層線”戰爭而廣受阿拉伯國際學者的質疑。有學者表示：“歐洲以基督教文明為主體，但兩次世界大戰都離不開歐洲，亨廷頓該如何解釋？”侯賽因説，把巴以衝突當成“文明衝突論”的典型案例也失之偏頗，那是領土問題，完全沒必要歸咎於文明因素。
文明衝突論
《環球時報》記者走進維也納的幾家書店，發現《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德文版仍在售。一名銷售人員説：“總有讀者翻閲或買這本書。無論你是否同意亨廷頓的觀點，你都應該閲讀他的書。雖然我不是亨廷頓的‘粉絲’，但從他那裏還是學到不少東西。”中年男子寇瓦爾告訴記者：“自己在服兵役期間讀過這本書，並被書中的思想所吸引。但當我深入閲讀後發現，亨廷頓的理論有時非常牽強。如他對穆斯林的批判態度與現在的多元文化相悖。另外，書中描述俄羅斯與西歐國家屬於不同的文化，勢必會造成衝突，但別忘了，目前歐洲國家特別是奧地利和俄羅斯在能源領域有良好的合作。”
2016年，《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出版20年之際，德國廣播電台專訪曾在哈佛大學任教與亨廷頓私交甚好的德國政治學家巴薩姆·蒂比。信奉伊斯蘭教的蒂比説：“這本書出版時，就像引爆一枚炸彈，引發熱議。但亨廷頓不是挑釁者，他與伊斯蘭教之間並沒有矛盾。”
“西方國家充滿對文明衝突的恐懼”
“我們不同意斯金納這種看法，這是非常無益的。這些言論在美國和歐洲等多元文化社會中具有分歧性和破壞性。”一些歐洲分析人士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但從斯金納言論可以看出，在美國政策圈，“文明衝突論”並非沒有市場。奧地利媒體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説，曾在白宮任首席顧問的史蒂夫·班農説過，“他本人十分推崇‘文明衝突論’”。美國作家理查德·帕爾默今年4月23日在美國《費城喇叭》雜誌網站刊文稱，“9·11”恐怖襲擊事件已證明亨廷頓的理論“極其正確”，而他寫這本書時更沒有歐洲難民危機，眼下，難民危機已在歐洲引發帶有反移民性質的民粹或極右翼政黨興起。帕爾默在為亨廷頓辯護的同時，援引學術界對其的批評，如一些美國媒體所説“任何相信伊斯蘭與西方之間可能存在文明衝突的人都是種族主義者，亨廷頓本人也一再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者”。哥倫比亞大學已故教授愛德華·賽義德將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念稱作“最純粹的、煽動仇恨的種族主義，是對‘希特勒學説’的拙劣模仿以直接針對當今的穆斯林民眾”。
2015年開始的歐洲難民危機以及歐洲多地發生的恐怖襲擊，再度引起歐洲人對“文明衝突論”的關注，但輿論基本仍持否定態度。德國“時代在線”2016年12月曾刊文説，亨廷頓錯誤地認為不同文明間有“血腥的邊界”，但“血腥的邊界”並不是在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最可怕的戰爭是伊拉克同伊朗之間的戰爭，儘管兩國都信奉伊斯蘭教”。
確實也有認為“9·11”事件驗證“文明衝突論”的人。法國政治分析家蒂埃裏·梅桑2004年撰文説，“9·11”事件可以被看作這場文明戰爭的第一場戰役，並且只能以一方戰勝另一方而告終。德國“趨勢在線”評論員斯文·格魯克施皮茨曾撰文説，“‘9·11’恐怖襲擊只是長期矛盾的激化”。他認為，“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發生後，西方國家就充滿了對‘文明衝突’的恐懼”。但李海東告訴《環球時報》記者，“9·11”事件留給人們的印象是“驗證了文明衝突論”，好像導致兩個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且最後以武力收場，但美國發起反恐戰爭的真正邏輯還是建立在美國拒絕“文明衝突論”基礎之上的，美國要強調的是——美國的文明始終是優越和普世的。
“如果亨廷頓活着，或許也會做出修正”
“因為俄羅斯沒有像烏克蘭一樣順從美國，所以美國就醜化俄羅斯，並稱克里米亞民眾期待美式民主文明。”日本《每日新聞》4月底在議論美俄關係時有如下評論：以美國白人為代表的“現代民主文明”成為他們各種行動合法化的隱形牆。如美軍在伊拉克、沖繩等地方犯罪，可以不接受當地法律制裁，而是必須送回美國受審、接受美國法律的判處，對此，美國給出的解釋是“美國的法律制度最完善，文明程度最高”，所以“美國人不能接受落後國家法律和落後文明的制裁”，可美國式的民主文明真的很先進嗎？
截圖為多文版的俄羅斯地緣政治網在刊文探討“文明衝突論”話題時所配的漫畫 李海東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理念是美國價值普世論。美國當時認為全世界都應模仿美國的模式，反映出美國的自信。實力超強前提下的美國政策精英骨子裏是否定“文明衝突論”的。美國國內存在諸多不同宗教和教派，它們能有秩序地在美國共存，美國精英羣體認為，美國國內這種多宗教多教派有秩序共同相處的模式，外部世界也應該效仿，從而體現美國模式的優越性。現在美國政府的一些人公開談論文明衝突和較量，顯示出美國的自信在下降。如果從這一刻再回頭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可以説他是有遠見的——預見到美國政府可能最終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一個悲慘現實。但李海東還是強調説：“當然，這種理念放到世界上來看肯定是非常不積極、不應該的。”
“美國的‘文明與種族衝突論’何以沉渣泛起？”中國南海研究院兼職教授張鋒近日以此為題撰文説，該論調早有美國精英對其大加鞭笞，他們從不同角度駁斥這一論調的愚蠢與荒謬。如有人強調文明內部的衝突並不比文明之間的衝突少，有人提到中國絕對不是美國遇到的第一個意識形態對手和第一個“非白人競爭對手”，此前有納粹德國、蘇聯和日本。他認為，這些來自美國人的自我批判，説明“美國戰略界還有起碼的知識素養、道德操守和戰略底線，管控中美競爭還有希望”。
對美國一些政治人物重拾“文明衝突論”的衣缽，並將其引申到中美關係中，埃及政治分析人士侯賽因表示：“他們搞錯了對象!”他認為，中美雙邊關係是全球範圍內最為複雜的雙邊關係，兩國不會因為文明特性的不同而放棄在眾多全球議題上的合作。侯賽因還提到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認為福山這兩年在試圖修正自己的理論，“如果亨廷頓活着，或許也會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