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反覆無常: 美國兩黨及內閣要員對華攻略全景圖_風聞

任澤平 羅志恆 賀晨 華炎雪丨恒大研究院

【導讀】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頻繁更換內閣及白宮高級官員達42人。與外貿及經濟直接相關的主要高層已基本轉為鷹派，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等多次指責中國的南海、“一帶一路"問題，對華批評從貿易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是極端鷹派。目前，美國兩黨對華重新走向共識，即遏制中國。美方從政治、經濟、貿易、國際關係等各方面對中國提出批評，對華貿易摩擦向投資限制、技術封鎖和人才交流中斷等方向全面升級，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十分明顯。文章原載“澤平宏觀”，感謝授權，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特朗普內閣主要成員及思想

客觀瞭解美方訴求和政治主張，最好的辦法是研究當前特朗普內閣高層官員及與特朗普關係親密人士的主要政見，為未來中美談判未雨綢繆。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頻繁更換內閣及白宮高級官員，提名並任命符合其主要政見的人員，試圖加強其對白宮及各部門的絕對領導。在過去近兩年時間內，任何與特朗普有重大政策分歧或不聽命於他的幕僚或部長，大部分都辭職或被替換。據統計，自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總統至2019年1月，內閣、白宮高層離職人員已達42人，2017年以及2018年白宮官員變動率分別高達34%、31%，顯著高於同期歷任總統，其中奧巴馬、小布什、克林頓任期第一年變動率分別為9%、6%和11%。當前特朗普政府離職重要官員包括美國前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前內政部長賴安·津克、前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前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前駐聯合國代表妮基⋅黑莉等。

2.2 當前內閣成員主要觀點

經過特朗普頻繁更換內閣、白宮高層官員，當前與對外貿易及經濟直接相關的主要高層，如貿易代表、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商務部長以及首席經濟顧問等，均已全面鷹派，符合特朗普政治主張；而與內政、外交等相關的核心高層，如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司法部長、白宮辦公廳主任等，也逐步轉化為強硬鷹派或聽命於特朗普。白宮內部理性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聲音日益消退，代之以民粹主義，對華全面強硬。

2.2.1  經貿領域核心官員主要觀點：全面鷹派

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Lighthizer）: 美國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是對華鷹派人物，主張在貿易上保持對中國的強硬姿態，認為中國是對全球貿易體系最大的破壞者。他曾表示，中國政府利用大量補貼，向世界輸出過剩產能，搶佔全球市場份額，對全球貿易體系構成破壞。他還認為，中國竊取美國技術機密，從而獲取不正當比較優勢，因此，應當利用關税手段等限制中國產品和投資進入美國市場。

萊特希澤在美國法律界和貿易界深耕多年，熟悉美國和國際貿易法律，憑藉對貿易史的深入理解和豐富實踐在特朗普團隊中有着較高的話語權。許多具體的貿易政策出台都與他有直接的關係，因此，應對其動向保持高度關注。

彼得·納瓦羅（Peter·Navarro）：貿易與製造業辦公室主任（原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

納瓦羅是特朗普團隊中最強硬的鷹派之一，強烈呼籲美國降低貿易赤字。他在匯率問題上持強硬立場，認為中國和德國均為匯率操縱國。他支持貿易保護主義，認為為了保護美國的製造業，應該設立高關税，反對美國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一直以來，納瓦羅在經濟上抱有較為強烈的反華立場。在其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國》一書中，納瓦羅認為中國利用貿易補貼和匯率操縱，將產品傾銷到美國，中國製造業的低成本來自於盜取美國的知識產權，對環境的破壞和以及對勞動者缺乏必要的保護等。

納瓦羅對中國的強硬立場迎合了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但他強硬的做派即使在特朗普團隊內部也時常引發爭議。納瓦羅和財政部長姆努欽在許多政策問題上存在明顯分歧，一些分歧已經達到公開化的程度，這也使美國國內對納瓦羅在特朗普政府中的作用產生懷疑。

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白宮首席經濟顧問

庫德洛在對華態度上已由鴿轉鷹，在2016年選舉期間，他曾批評特朗普的貿易政策，而在2018年成為首席經濟顧問後態度轉鷹，儘管他支持自由貿易，但仍主張不應對華豁免鋼鋁關税，同時認為301調查的核心是科技問題，不能讓中國扼殺美國的未來。

同時，庫德洛在近期公開講話中再次指責中方存在不公平貿易行為，以及中方沒有誠意回覆美方談判要求，他表示“他們（中國）是不公平交易者，是非法商人，盜取了我們的知識產權”，還暗示特朗普總統不會放棄關税手段，美國與中方的爭端不僅僅在於貿易平衡，而是希望通過關税來降低對華鉅額貿易逆差，並迫使中國改變其不公平貿易行為，這包括盜竊知識產權，非關税壁壘、普遍存在的非市場機制，以及大量政府補貼等。

威爾伯·羅斯（Wilbur·Ross）：商務部長

羅斯在貿易上也持保守主義的觀點，在接受CNBC的採訪時，他認為商務部長的首要任務是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對實行不公平貿易政策的國家予以反擊。但他也表示，自己並非反對全球貿易，它支持貿易，但只支持合理的貿易（Pro-sensible Trade）。

美國商務部在貿易決策體系中歷來只是政策執行部門，但羅斯治下的商務部在內閣中話語權有所加強。正是在商務部的建議下，特朗普政府決定於3月23日起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加徵25%、10%的關税，成為了本次中美貿易戰的導火索。

2.2.2  內政及外交領域核心官員主要觀點：基本鷹派

邁克·彭斯（Mike·Pence）：美國副總統

彭斯是當前美國內閣鷹派中的鷹派，他對華的批評不僅僅侷限於中美貿易層面，還進一步上升到了意識形態問題，批評前幾屆美國政府忽視了中國的行動甚至“助長”了中國，並明確表示“這樣的日子結束了”。

在11月13日出席在新加坡舉辦的東盟峯會及接受外媒採訪時，彭斯表示中國要徹底改變自身行為，才可避免與美國全面爆發冷戰，他在APEC峯會上的發言也再度表達類似言論。他主張在G20峯會中，中國除對兩國貿易逆差做出讓步外，還必須在包括保護知識產權、禁止技術轉移、取消限制進入中國市場、尊重國際規則及規範，以及保障在國際水域航行自由多項議題上做出實質讓步。

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國務卿

蓬佩奧作為內閣中的二號人物，同樣是對華鷹派人物。在2018年3月接替蒂勒森成為國務卿之前，蓬佩奧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中國才是美國的真正威脅。與被解僱的蒂勒森相比，蓬佩奧在觀點和風格上與川普更加合拍。

蓬佩奧對華的批評態度不僅涵蓋貿易領域，其同樣將高度上升至軍事和政治領域。在2018年初接受BBC的公開採訪時，蓬佩奧明確指出在對美國的滲透上中國遠大於俄羅斯，並且“中國經常嘗試盜取美國機構的商業秘密”，“中長期看，中國有能力成為美國最大的對手，中國不斷加強的軍事實力旨在全球範圍內抵抗美國”。蓬佩奧對華的鷹派態度，導致前期多次中美外交會晤分歧不斷，難以達成共識。

史蒂芬·姆努欽（Steven·Mnuchin）：財政部長

姆努欽是特朗普政府高層中的少數偏鴿派官員之一，強調貿易互惠，希望同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保持良好的貿易關係。姆努欽曾公開表示，目前和中國並非貿易戰，而是貿易摩擦，美國採取措施的目的是為了讓美國獲得公平的貿易環境。

作為白宮的三號人物，姆努欽在特朗普政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強調對話和磋商，希望能和各方在管控分歧的條件下，尋求美國利益的最大化。他是特朗普政府中的調和者，並努力推動中美會晤，每當特朗普做出令人驚訝的舉措時，姆努欽會站出來緩和局勢，使事態不至於向着過度戲劇化的方向發展。

帕特里克·沙納漢（Patrick·Shanahan）：代理國防部長

馬蒂斯的代理接任者沙納漢並未繼承前任國防部長馬蒂斯理性淡化中美緊張關係、強調通過對話解決紛爭的主張。沙納漢是美國軍方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立場背後的推動力量之一，其參與了特朗普政府2018年版《國防戰略報告》編寫，突出渲染中國、俄羅斯等“大國”對美國的挑戰，並將這種挑戰置於恐怖主義之前。其上任後曾公開表示，要將重點放在國防戰略上，並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為戰略競爭對手。

馬修·惠特克（Matthew·Whitaker）：代理司法部長

當前惠特克在對外問題上暫未表現明顯傾向，但作為代理司法部長，其曾公開批評穆勒領導的涉俄調查，並已明確表示將不會迴避監督特別檢察官穆勒對通俄門案件的調查。

惠特克未來干擾“通俄門”調查手段主要包括拒絕配合穆勒提供相關資料，妨礙穆勒對關鍵部門人物採訪調查諮詢，指派司法部負責職業道德的官員對穆勒進行反向調查，削減穆勒的預算使其停止調查等。一旦惠特克開始干涉穆勒調查，通俄門案件審查進度或將放緩，特朗普被眾議院彈劾幾率將大幅降低。

約翰·波頓（John·Bolton）：國家安全顧問

波頓在外交問題上是鷹派中的鷹派，其在奧巴馬上任時期經常撰文批判奧巴馬政府在外交上的“軟弱”，批判伊朗核協議、恢復與古巴邦交以及在外交上對中國太過柔性，甚至鼓動美國放棄“一中原則”，呼籲美國政府擴大台美外交互動，甚至駐軍中國台灣。

▍美國及兩黨對華態度的轉變

研究美國兩黨對華態度演變的重要文獻為兩黨總統候選人每四年在競選總統時對外發布的政綱，其綜合反映了兩黨主流政治主張。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關係可以2000年、2008年兩個時間點為界劃分為三個階段：合作共贏（1979-2000）、競爭合作（2000-2008）、全面遏制（2008-今），兩黨對華態度從對華友好的共識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國的共識。第一階段中的前半段，中美有共同對抗蘇聯的戰略和利益基礎，其後因1989年北京春夏政治風波和90年代初蘇聯解體，中美關係出現波折，但為推動中國改革並促進中國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經濟、獲得中國市場，美方拉攏中國，支持中國加入WTO。此時，共和、民主兩黨對華整體友好，對華接觸是兩黨共識。

第二階段中美有競爭也有合作，2000年共和黨政綱提出“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合作伙伴”，但其後911事件使得美國需與中國合作對抗恐怖主義等，美國對中國實施“接觸”與“遏制”戰略。兩黨在此階段對華定位出現分歧，共和黨對華態度轉為強硬與拉攏交織，民主黨主張繼續與中國接觸，認為中美關係惡化會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但也關注中國的人權民主問題。

第三階段，美國遭受金融危機重創、反全球化抬頭、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南海問題衝突加劇，美國重返亞太，實施“亞太再平衡”，對華全面遏制。兩黨對華態度重新走向共識，即遏制中國。美方認為中國是政治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係上的新擴張主義，這是對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中國經濟崛起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國際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自由貿易，中國“一帶一路”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

從兩黨對華態度看，有以下特點：1）國家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和分歧，兩黨對華態度整體上取決於中美關係、世界格局變化。當國家戰略需要對華友好，1979-2000年，兩黨可放下意識形態的衝突。2）兩黨對華態度從對華友好的共識走向定位分化，即共和黨對華強硬、民主黨對華繼續保持接觸態度，再到2008年後兩黨重新達成遏制中國的共識，但總體而言，共和黨對華更為強硬，民主黨相對温和。3）共和黨關注實際利益，屬於現實主義，民主黨關注意識形態，強調人權等。

**3.1互利互惠的合作共贏時期（1979-2000）：**中美關係在波折中前進，兩黨對華接觸達成共識

上世紀80年代是中美關係“蜜月”期，由於80年代美蘇爭霸仍在繼續，美國有動力與中國緩和關係，認為中國在遏制蘇聯擴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民主黨與共和黨在中美合作發展方面達成共識。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鄧小平訪美簽署了領事、貿易、科技和文化交流協議，兩國政府簽訂了為期三年的《中美貿易關係協定》，相互給予最惠國關税待遇，中美貿易實現了正常化。

從兩黨態度來看，共和黨相對保守，希望審慎地與中國在互相尊重、互惠基礎上建立貿易合作，但對中國在哲學、政策、人權方面的主張並不認同，對中國民主改革的態度更為強硬。1992年後，共和黨更加重視中國開放自由市場，要求中國進行民主、自由化改革，並開始警惕美國激增的貿易逆差。1980年，共和黨政綱中強調“我們將努力創造條件，促進中美關係和平。我們將對我們自己的重大利益採取適當的謹慎和審慎態度，特別是在擴大貿易領域，包括轉讓具有潛在進攻性軍事用途的尖端技術。兩國之間的關係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互惠的基礎上，同時適當考慮到維護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必要性”。此外，共和黨人從1996年開始關注美國貿易逆差，在政綱中提到“1995年，我國的商品貿易逆差激增至1750億美元，並有可能在1996年創下歷史新高……僅在中國，赤字在過去三年半中翻了一倍多”。

民主黨更加開放和包容，他們認為與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經濟關係是一項歷史性的外交政策成果。1980年民主黨政綱中提出對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看法：“民主黨致力於擴大和深化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使我們的人民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受益。我們將繼續尋求美國和中國可以合作的新領域，以支持共同利益。我們沒有也不會玩“中國牌”或其他危險遊戲;我們也不會允許我們與任何其他國家的關係阻礙我們繼續推進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努力。”

儘管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北京政治風波給中美關係帶來危機，兩國雙邊貿易發展受到一定影響，但整體來看共和黨、民主黨均認為中國基於民主自由改革條件下的貿易開放將使雙方受益，他們認為中國在向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融合的過程中，將逐步走向西方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為此，兩黨對華態度與國家利益高度一致：對華全面接觸，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以及期待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西方模式。

在這一階段，中美貿易額持續擴大，中國於2000年上升為美國第4大進口貿易伙伴，中美雙邊貿易額達到1215億美元，中國對美順差達到838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美國逆差第一大來源國。

**3.2合作與競爭並存的過渡期（2001-2008）：**貿易合作領域更趨廣泛但摩擦增多，兩黨對華定位分化

2001-2008年，中美關係走向競爭與合作的時期，美國實施“接觸”與“遏制”並存的戰略，共和民主兩黨對中國的定位出現分歧，分別主張強硬與温和的姿態。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謀求與中國的合作共同“反恐”。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中美貿易關係納入到 WTO 多邊貿易體制框架之內。該階段，小布什政府一方面以“接觸”手段拉攏中國，允許中國入世初期在過渡期內逐步開放市場，另一方面要求中國履行“入世”承諾。兩國貿易合作領域更趨廣泛。2008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達到4075億美元，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達到2680億美元，佔美國全部貨物貿易逆差的32.2%。但是，伴隨中國的崛起，中美貿易摩擦與日俱增，美國對華反傾銷、反補貼案件明顯增加，不斷施壓人民幣匯率升值，並以此為契機推動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

共和黨對華定位發生變化，對華態度為強硬與拉攏交織。共和黨肯定了中美在反恐戰爭和促進朝鮮半島穩定方面的合作，但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共和黨在2000年的政綱中指出“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合作伙伴。我們將毫無惡意地與中國打交道。一個新的共和黨政府將理解中國的重要性，但不會將中國置於其亞洲政策的中心”。但2004年的政綱提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是我們促進亞太地區穩定，和平，繁榮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主黨主張繼續與中國接觸，認為中美關係惡化會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更關注中國在履行入世承諾、匯率及市場準入方面的進展。如2004年民主黨政綱中提到，“執政後將立即調查中國濫用勞工權利問題以及操控人民幣問題”並“打開一些重要出口市場的貿易壁壘，如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市場”。2008年民主黨政綱提到“我們將鼓勵中國作為一個不斷增長的大國發揮負責任的作用，幫助領導解決21世紀的共同問題。”

3.3 漸行漸近的戰略遏制期（2008年至今）：中美關係重新定義，美國兩黨對遏制中國重新達成共識

2008年美國經濟遭受經濟危機沉重打擊，2008-2009年經濟均負增長，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形勢惡化、貧富分化導致反全球化、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與此同時，中國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中美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美對華貿易逆差佔全部貨物貿易逆差的42.1%，超過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的表現，對美國經濟霸主地位構成衝擊。隨之2012年南海問題衝突加劇，中國設立三沙市，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在此背景下，美國於2010年、2012年先後提出“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戰略，主導建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孤立中國等，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戰略性競爭對手”。美國朝野及兩黨對華態度從分歧再次走向共識，即遏制中國。

伴隨中國實力的提升，2008年至今，共和黨對中國態度更加強硬，尤其表現在中美貿易方面，對中國提出加強開放、提高法治及知識產權保護、取消補貼和廢除進口限制等方面要求，同時指責中國通過操縱匯率獲取不公平貿易收益，並在2016年上升到了意識形態方面。2008年共和黨政綱提出“我們必須確保中國履行其WTO義務，特別是與保護知識產權、取消補貼和廢除進口限制有關的義務。中國完全融入全球經濟要求它採取靈活的貨幣匯率，允許資本自由流動。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環境改善的責任，無論是為了自己的人民還是為了國際社會。”到2012年，其再次提出“中國通過操縱其貨幣對美國出口商的不公平，將美國產品排除在政府採購之外，補貼中國公司，從而促進經濟。”和“如果中國不修改其貨幣政策，共和黨總統將堅持與中國的貿易完全平等，並隨時準備徵收反補貼税，假冒商品將被積極地排除在國外，將鼓勵受害的私營公司在美國法院和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索賠，對侵佔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的外國公司採取懲罰措施，在中國遵守世貿組織政府採購協議之前，美國政府將停止採購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到2016年，共和黨對中國的態度更加激化，共和黨政綱中大篇幅描述中國網絡偷竊、限制新聞自由、宗教和人權問題，提出對華要更加強硬、將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共和黨相較民主黨在對華經貿問題上表現出更大擔憂；且整體上共和黨對中國的負面評價高於民主黨，尤其在2011年後共和黨對中國的負面評價迅速攀升，2016年佔比達到63%。

民主黨經歷了由温和向強硬轉變的過程。奧巴馬執政初期（2009-2012），民主黨逐漸注意到貿易公平問題，但對中國態度仍然温和，更希望與中國在全球問題上有效合作。但是到奧巴馬執政後期，民主黨對中國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除此前關注中國民主問題外，他們提出追究中國匯率操縱、不公平貿易行為的責任，並明強硬表示將對中國不公平貿易做法採取措施。2008年民主黨政綱中寫到，“我們將鼓勵中國作為一個不斷增長的大國發揮負責任的作用，幫助領導解決21世紀的共同問題”。 然而到2012年，政綱中對中國態度已開始微妙轉變，“總統已向中國政府明確表示，需要採取措施升值其貨幣，以便美國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競爭。該政府將上一屆政府對中國提起的貿易案件加倍，並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新的機構間貿易執法中心。總統致力於繼續打擊不利於美國生產者和工人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包括非法補貼，以及濫用工人權利或環境標準。”但其同時也提到，將繼續尋找同中國合作的機會。然而在2016民主黨政綱中，其對華態度已整體偏鷹，指出“中國傾斜公平的競爭環境使之對美國工人和企業不利。當他們進入我們的市場傾銷廉價產品，補貼國有企業，貶值貨幣，並歧視美國公司時，我們的中產階層付出代價。這必須停止”並要求“敦促中國遵守規則。我們將站出來為北京不公平貿易做法、匯率操縱、盜版和網絡攻擊審查方面表明立場。”

▍中美經貿關係的未來走勢

4.1 美國對華貿易摩擦向投資限制、技術封鎖和人才交流中斷等全面升級

在商品貿易領域，美國已對華25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税，未來或對額外2670億美元商品徵税，並通過美加墨協定及美歐日談判孤立中國。美國3月提高鋼鋁關税；6月宣佈對500億美元商品徵收25%關税，並分兩次最終於8月落地；9月18日美方宣佈自24日起將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税，税率為10%，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同時宣稱如果中國採取報復行動，將立即實施第三階段，即對大約2670億美元的額外進口徵收關税。10月1日美加墨協定簽署，設置毒丸條款，規定美加墨三國都不得“擅自”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協定，如某一締約方與其他非市場經濟國家簽訂自貿協定，則必須允許其他締約方在發出通知6個月後終止本協定，並代之以新協定。在沒有美國許可的情況下，中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分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將變得極為渺茫；更為嚴峻的是，美國若將該條款納入同歐盟和日本的貿易協定，中日韓FTA和RCEP談判也將受到重大影響。

在投資領域，美國通過FIRRMA法案加強對外國投資審查，明顯針對中國。6月18日，美國參議院以87：10的投票通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簡稱“FIRRMA法案”），該法案旨在大規模強化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其中涉及高科技行業的交易審核將更加嚴格。法案賦予財政部牽頭的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更廣泛的權力，包括擴大CFIUS行業嚴查範圍（27個核心高科技行業），加強對涵蓋交易的審查（以前CFIUS只審查導致控制權變更的外商投資，11月1日起範圍擴大到少數股權投資）、跟蹤未申報的交易、延長CFIUS的初始審查時限、收取申報費用等，以國家安全為由，審查並可能阻止外國交易。儘管該法案是針對所有國家投資美國核心高科技行業進行審查，但在35頁的法案中，對中國提及15次，遠超其他國家，並專門在條款中明確要求美國商務部部長每兩年向國會提交有關“中國企業對美直接投資”以及“國企對美交通行業投資”的報告，此外還規定當 CFIUS 在進行國家安全評估時，CFIUS 可考慮“適用交易是否涉及‘特別關注’國，而該國已表明或宣佈以收購某種關鍵技術為戰略目標”，針對中國的指向明顯。

在技術領域，國會通過出口管制法案並由商務部工業安全署發佈14類前沿技術封鎖清單。2018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該法案加強總統對出口管制行政決策權力，要求總統制定受控出口商品清單，明確列出以及確定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外國人和最終用途清單，同時採取任何其他必要的行動來實施此權限。11月19日，應法案要求，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署公佈擬製定的針對關鍵技術和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體系並對公眾徵詢意見，擬對生物技術、人工智能（AI）和機器學習等14類核心前沿技術進行出口管制，考慮到10月29日美國商務部以“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構成顯著威脅”為由對生產芯片的福建晉華實施禁售令，出口管制內容與中國製造2025有較大重疊部分，如機器人、先進材料等，主要是強化對華技術出口封鎖。

在人才交流方面，美國限制中國留學生赴美簽證，波及中國的千人計劃及正常學術交流。從6月開始，美國白宮加大了對華裔科學家的限制力度，美國國務院將對在航天、機器人以及高端製造業等敏感研究領域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簽證停留期限從五年縮短為一年。此外，中國赴美交流學者限制趨嚴，當前限制範圍已經拓展到了在美國的中國千人計劃學者，而領域也不再侷限於高科技行業，甚至蔓延並影響到了其他學科學者正常的交流。

綜上，美國的戰略意圖非常明顯，削減貿易逆差只是其中一部分，遏制中國發展尤其是高科技發展才是目的，打着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

4.2 傳統對華友好的美國政商人士普遍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緩慢表示不滿，認為要重新調整中美關係

除美國內閣成員對華強硬外，傳統對華友好的政商人士均表示對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緩慢的不滿，集中於認為中國加入WTO 17年後，仍未充分履行協議，體現為：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國企補貼、中國製造業2025產業政策等不公平競爭、強制技術轉讓、市場準入未全面放開、通過行政許可等方式竊取技術。以佐利克、保爾森、基辛格、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威廉·蔡瑞德為代表。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表示，“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過去了，需要重新定義”。

美國前副國務卿、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指出：“如果認為中美關係在中期選舉，或者是2020年總統大選之後回到過去是不太現實的。”

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指出：“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在對中國問題上看法一致。兩黨雖然在其他所有問題上看法都不一致，但對中國的負面看法高度一致。對華貿易損害了部分美國工人的利益，他們已經通過選票表達了不滿。一個正在形成的共識是，中國不但對美國是個戰略挑戰，同時中國的崛起已經損害美國利益。美國人越來越相信中國是一個同一級別的競爭者，在推行有敵意的政策，並對美國構成戰略挑戰。”“越來越多的人轉向懷疑甚至反對過去的美國對華政策。美國企業不希望發生貿易戰，但它們確實希望政府採取更積極的態度。答案在於，窒息競爭的政策，以及近二十年來緩慢的市場開放步伐。美國商界感到沮喪。它讓我們的政治人⼠和專家的態度加速轉向負面。”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威廉·蔡瑞德認為美國商界對中美經貿關係已經由支持者態度轉向為懷疑態度，由於中國加入WTO後開放持續放緩，導致了大量不公平貿易的存在。

4.3 中美貿易摩擦的演變

當地時間12月1日，G20峯會發表宣言，強調多邊貿易，支持WTO改革。習特會晤達成重要共識，中國擴大對美進口，停止互徵新的關税，在90天內就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展開談判，如未達成協議，10%的關税將提高到25%。雙方達成了重要共識，但仍未從根本上解決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以及實現美方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美方對貿易摩擦仍有較大的主動權，貿易摩擦只是暫時休兵，談不上結束，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

中期看，決定中美經貿關係走向有三個重要變量和關鍵節點：一是2020年總統大選，二是美國經濟見頂回落和美股回調的速度，三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力度。2020年總統大選在2019年下半年啓動，對華強硬的貿易政策將再度成為候選人贏取選票的策略。極端反華分子佩洛西將再度擔任眾議院議長，特朗普短期應對來自民主黨的壓力，在內政持續受阻後可能轉向外交發力，對華強硬的貿易政策大概率延續。

長期看，具有日益嚴峻性。從世界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和領導權更迭來看，貿易戰是中國發展到現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和必將面臨的挑戰，按照當前中美的發展速度，中國GDP總量再過十年左右將超過美國。隨着中美經濟相對實力的此消彼長，以及中國發展高科技帶來的產業關係從互補走向競爭，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着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

大力推動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開放，是應對內外嚴峻形勢的根本。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1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發表了主旨演講，宣佈中國新的改革開放重大舉措。繼博鰲亞洲論壇推出開放措施後，中國再次向全世界釋放誠意的改革開放信號。對待中美貿易摩擦，我們應該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國內行業管制、降低製造業和部門服務業關税壁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下決心實施國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大規模降低企業和個人税負、改善營商環境、發展基礎科技的大國重器等。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製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等領域跟美國的巨大差距，中國新經濟繁榮大部分是基於科技應用但是基礎技術研發存在明顯短板，我們必須繼續保持謙虛學習、韜光養晦、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