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學向何處去——專訪北京大學俞可平教授_風聞

 政治學人 2月20日

本期嘉賓·俞可平

俞可平，1959年生，浙江諸暨人，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名譽博士，著名政治學者，現任北京大學講席教授、政府管理學院院長、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學會會長、美國哈佛大學和杜克大學、德國自由大學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級研究員，因倡導“治理”、“善治”、“社會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創新”、“動態穩定”、“協商民主”等而廣受關注，其《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曾引起極大反響。2008年獲“改革開放30年30名社會人物”稱號，2011年獲“中國軟科學獎”，同年被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為“全球百名思想家”，2015年被《中國新聞週刊》評為“年度學者”。

編者按     本文轉載自“PKURCCP”公眾號（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官方微信平台），採訪者是張禹、王俊（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最新一期《北大政治學評論》刊發了張禹、王俊就中國政治學發展40年對俞可平教授的深度訪談。

     在本次訪談中，俞可平全面論述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政治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學科狀況、重要成就和嚴峻挑戰。俞可平認為，40年來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主要受到學科自身的內在邏輯和現實政治的外部需求雙重變奏的驅動。政治學是一門科學，有超越時空的普遍公理。即使我們最有中國特色，也要遵循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普遍規律，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共同價值。沒有政治科學的繁榮，就難有高度發達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有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中國的政治學者不僅要承擔起學術的責任，還要承擔起政治的責任，通過傳播民主與科學的政治知識來推動社會現實政治的進步。政治學人在徵得原創平台授權後進行轉載，以饗讀者。

**1、 《中國政治學發展40年》****問：**俞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我們知道，您主持的“中國政治學40年（1978-2018）”課題已經完成，最終成果將以同名著作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在許多人看來，“中國政治學40年”無疑是一個宏大且極具挑戰性的題目，很多學者都認為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甚至困難重重的項目，在有限的篇幅中，很難突出重點並對40年的發展做出全面的評價。您為何欣然承擔此項研究？在您看來這個項目的重點和難點是什麼？

 俞可平        今年是偉大的改革開放40週年，改革開放翻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直接導致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而且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迅速崛起，也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和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我一直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不僅僅是經濟變革和持續的經濟增長，而是一個包括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包括人文社會科學的全面振興。我們常説，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今天舉世矚目的現代化成就和迅速崛起的國際地位。其實，作為政治學者，我們也同樣可以説，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新中國建立後，受蘇聯的影響，政治學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偽科學，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被整個取消了。正是在改革開放伊始的1979年，按照鄧小平同志關於“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國際政治研究要儘快恢復補課”的直接指示，政治學才得以恢復和發展。

       由於政治學與現實政治和意識形態有着極其密切的聯繫，政治學不僅充滿爭議，而且還比較敏感，從事並主持“改革開放後中國政治學發展”這樣的項目會比其他學科的研究更困難些。為了全面檢視改革開放以來哲學社會科學所取得的成就，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推出了《改革開放四十年與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系列叢書，學部委託我主持其中《中國政治學四十年（1978-2018）》一書的撰寫。我之所以欣然接受這一任務，主要是出於對改革開放的深刻認同和對政治學發展的重大責任。這項研究的時間跨度和涉及領域非常之大，全面客觀而又不失偏頗地總結40年來中國政治學發展的重大成就、主要挑戰和未來趨勢，是該項研究的重點任務。要較好地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避免以偏概全，處理好政治與學術，以及重點與一般的關係。

       為了使這項研究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我分別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和深圳大學政治學專業的相關負責人推薦人選，各校的同仁十分支持，在最短的時間內便推薦了8名優秀的青年政治學者，組成了該課題的基本隊伍。作為最終研究成果的《中國政治學四十年（1978-2018）》，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評述中國政治學的整體發展狀況，包括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重點研究領域、重要分析概念和主要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着重評析政治學主要分支學科的發展狀況，包括政治學理論、中外政治文化、比較政治研究和中國政治研究。全書採取史論結合的敍述方式，在史料和事實的基礎上，力圖全景式地回顧和評述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歷程，着重論述政治學學科發展、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和學術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面臨的主要挑戰，以及未來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前景。

**2、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動力****問：**説到“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您認為推動這種發展的內在邏輯是什麼？在“中國政治學發展40年”全國研討會上，您在大會的主旨演講中，重點談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的主要趨勢。您為什麼要把重點放在主要趨勢上？是否可以説，您所論述的幾個主要趨勢事實上已經涉及到了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評價標準？在您看來，就政治學這個學科而言，哪些指標是可以被用來衡量政治學發展與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發展的？您總結的中國政治學發展的七個趨勢是否就是您認為的政治學學科的正確發展方向？俞可平       在我看來，推動中國政治學進步有兩個內在邏輯或兩種內在動力。其一是學術的邏輯，其二是政治的邏輯。一方面，政治學是一門獨立的基礎科學，是人類關於政治現象和政治發展的知識體系，必須遵循學術發展自身的規律，與現實政治保持適當的距離。另一方面，在所有社會科學中，政治學與現實政治的關係最為直接和緊密，政治學的發展必須遵循現實政治的邏輯，也必然受到現實政治的制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正是在政治邏輯和學術邏輯的雙重變奏中曲折地向前發展。在這雙重邏輯的作用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呈現出以下七個主要趨勢：

       第一，從理論譯介到本土研究。歷史驚人的相似：近代中國，政治學正是從譯介外國作品開始的。改革開放後，中國政治學的恢復和發展，首先也是從譯介國外政治學理論開始的。但是中國特殊的政治發展道路，即使是那些已經風靡於世的國外政治學理論，也很難解釋和預測。所以，越來越多的中國政治學者確信，不能照搬國外政治理論。20世紀90年代後期，一些學者就開始提出“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的訴求。一些學者希望建構“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的政治學理論和話語體系，以此去拒斥和抗衡西方的政治學。

       第二，從意識形態到政治科學。在過去近40年中，中國政治學沿着以下兩條具體路徑，逐漸從以解釋和論證現實政治為主的政治意識形態，轉向以分析和研究政治規律為主的政治科學。路徑之一是知識化，即發揮政治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知識體系的作用。路徑之二是專業化，即把政治學當作是一個專門的知識體系。我認為，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政治學才真正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科學：一整套相對獨立於其他學科的理論、概念、範疇、術語和方法成為中國政治學者特有的知識工具，中國政治學自身的學科規範也逐漸得以形成。

       第三，從規範研究到經驗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是：經驗研究變得日益重要，與規範研究相比，經驗研究的比重不斷增大。在經驗研究和應用研究中，有兩個方面的內容尤其受到政治學者的重視：一是對策研究，直接為各級黨政機關服務的對策性研究課題，在中國政治學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一是基層研究或草根研究，對基層政治的實證研究，對廣大的中國政治學者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基層政治的實證研究逐漸成為中國政治學界經驗研究的重點領域。

       第四，伴隨着規範研究轉向經驗研究，中國政治學的另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重視定量分析。政治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規範研究和定性研究一直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隨着中國政治學界對經驗研究的更加重視，定量分析方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視，在整個學科中量化研究的比重在總體上不斷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學者中，重視量化研究的比例越來越高。

      第五，從單一學科到交叉學科。學科交叉是現代社會科學的普遍特徵，政治學也不例外。在多學科研究方面，中國政治學的主要成就並不在發展新興的交叉學科上，而主要體現在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來深化對政治問題的研究上。就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邀集相關學科的專家學者進行集體攻關研究，這種所謂的“協同研究”是政治學多學科研究的一種新形式。    

       第六，從政治制度到政治行為。中國政治學恢復於20世紀70年代末，適逢西方政治學的“後行為主義”運動之後，相應地，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便雙雙受到國內政治學者的重視，成為新時期中國應用政治學的主體內容。人的政治行為而不是國家的政治制度，動態的政治過程而不是靜態的政治結構，逐漸成為新一代政治學者關注的核心議題。

       第七，從階級統治到國家治理。從政治學恢復之日直至現在，階級統治觀一直是中國政治學的主流理論，它深刻地影響着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方向。對於中國政治學來説，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理論創新，是從強調階級鬥爭變成強調社會和諧，從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強調人民民主，從強調階級統治變為強調國家治理。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立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從此以後，“國家治理”便成為中國政治學的重點研究領域。作為治理的目標，“善治”的意義明顯。

       我認為，以上這七個主要趨勢，從各個側面反映着中國政治學的知識化程度、專業化程度、獨立化程度、科學化程度和現實化程度，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它們是評價中國政治學進步和發展的重要標準，代表着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正確方向。

3 、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問：**中國學界向來有“大政治學”和“小政治學”的區分。從79年政治學恢復重建以來，學科劃分就顯得比較雜亂，各個高校的實際招生和培養過程也不盡相同。在中國高校，政治學系通常與國際政治系和行政管理系等並列設置，即遵循“小政治學”的定義。而在國家學科建設規劃和學科評估中，政治學又經常作為一級學科以“大政治學”的定位出現，國際政治、國際關係、行政管理、區域國別研究乃至馬克主義研究通常都被納入政治學的整體學科評價框架當中。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的？為何學科評估和學科設置遵循的是不一樣的“政治學”內涵和外延？ 俞可平       社會科學的重要概念通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也就是通常所説的“大”概念與“小”概念之分，涉及到學科劃分也有類似的情況。“大政治學”通常指作為一級學科的政治學，包括政治學的主要分支學科**，例如政治哲學、比較政治學、中國政治、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國際政治或國際關係等。“小政治學”一般不包括國際政治或政治關係、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除了學科劃分不規範以外，與政治學研究的實用主義傾向有關。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學一級學科下屬的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以及國際政治或國際關係，無論是人才培養還是政策諮詢，其現實的社會需求比其他政治學分支學科更大，更容易獲得政府和社會各界的財政和政策支持，因而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當行政管理和國際政治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它們的學術力量和社會影響甚至超過了政治學，最後便導致了一個在我看來多少有點本末倒置的結果：許多高校的政治學系倒反而也為“公共管理學院”或“國際關係學院”下面的一個系。我開玩笑説，這種情況是“兒子”成了“老子”，“老子”反而成為“兒子”。從學科建設的角度看，這種狀況是不太合理的。無論是政治學科的發展史看，還是從世界通行的學科分類標準看，國際政治和行政管理都是政治學一級學科的下屬分支學科。而且眼前這種狀況事實上會助長政治學研究的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傾向，忽視政治學基礎理論的研究。

      這次我主持的“中國政治學四十年”也是所謂的“小政治學”，不包括行政管理和國際關係，這是出於現狀而做出的無可奈何的選擇。但這樣做事實上也呈現出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分類的一種混亂。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小政治學”的現實狀況，另一方面國務院的學科分類評估和國際流行的學科分類評估，國際關係等仍然在政治學一級學科之內。其實即使“小政治學”下面的分支學科分類也不盡合理和規範。根據2009年國家頒佈的學科分類標準，政治學一級學科下面有四個二級學科：政治理論、政治制度、行政學和國際政治學。“中國政治”和“比較政治學”這兩個極其重要的分支學科沒有被設為二級學科。近年來，北京大學正在調整完善學科的分類，努力使政治學科分類更加科學合理，已經正式將“小政治學”的二級學科確定為“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和“中國政治”三個。

**4、 中國政治學的重點領域和重要概念****問：**我們看到，您主持的“中國政治學發展40年”也有“重點領域”和“重要概念”的部分。一般而言，一門學科的發展集中體現在重點領域的進展和重要概念的提煉，對於一個學科重要概念的篩選和界定就能窺測出該學科的重點研究領域。就中國政治學而言，您認為應當如何確定“重點領域”和“重要概念”，它們之間什麼關係？出於何種考量，您在本書中同時設置了“重要概念”和“重點領域”兩個部分？ 俞可平       政治學的研究範圍十分廣泛，其中有些領域與政治學的發展關係更緊密，影響也更大。我們確定重點領域，主要考慮的因素是對政治學學科發展以及對現實政治發展的影響力，以及它們對政治學者和社會各界的吸引力。除了議題的學術意義、現實影響和前沿價值外，我們會引入一些量化的標準來確定中國政治學的重點領域，如專題研究論著的數量、研究基金的資助方向、黨政部門委託課題的重點、研究成果受到決策部門和社會各界所重視的程度，等等。綜合上述各種因素，我們認為以這些領域是當代中國政治學的重點研究領域：政治學理論或政治哲學、政治體制改革、黨的建設、法治國家、公民社會、地方政府、基層民主、政治穩定、公共服務、腐敗與廉政、網絡政治、治理與善治、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全球治理、生態治理和央地關係等等。

      政治學的概念是對政治現象的理論抽象，它既是政治學研究的結晶，也是政治分析的工具。對重要政治現象和政治現實的概念化程度，從某種意義上説，表徵着政治學的理論化水平。因而，我們的這項研究，十分關注在過去40年中，中國的政治學者究竟創造了哪些重要的政治學概念，既為業內同行接受，也為其他學科認可？這裏所説的“重要概念”或“關鍵概念”通常要具備三個要素：1）話題性，即能吸引眾多學者的關注，並運用該概念來構建理論模型、闡釋政治事實；2）影響力，即影響學術研究的議程安排和議題選擇，或者直接對政治實踐產生影響；3）前瞻性，即這一概念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具有可持續的理論解釋力。運用一定的計量標準，我們選擇了以下這些作為當代中國政治學的“重要概念”：合法性、執政黨、政治體制、黨內民主、政府創新、善治、協商民主、國家治理、賢能政治、執政能力、服務型政府、增量民主、中國模式、法治國家、政治生態、社會治理、公民社會。不難發現，這些“重要概念”有些是政治學所特有的，有些則是社會科學共享的。

      重要研究領域與重要政治學概念之間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因為無論是重點政治學研究領域還是重要政治學概念的產生與發展，都既與政治學科的發展密切相關，也與中國現實政治的變革直接相關，所以兩者之間會有某種重合。但基本概念與研究領域之間畢竟不是一回事，存在着實質性的區別。研究領域着眼的是政治學研究的問題與範圍，是對研究對象的空間界定；基本概念着眼的是對研究對象的理論抽象，它是對研究對象的本質界定。成熟的重點研究領域通常會比其他研究領域產生更多的分析性概念，而新的概念的產生又會進一步推進對重大問題的研究。

**5、 中國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問：**過去四十年中，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伴隨着從規範研究向經驗研究的轉向，日益重視定量分析也是您總結的重要趨勢之一。您能否結合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具體地談談何謂規範研究和經驗研究？您認為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各自的側重點與優劣勢是什麼？在政治學研究中應當如何處理好兩種研究方法的關係？ 俞可平        規範研究和經驗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兩種基本類型。規範研究本質上是一種應然分析，它重在理論推導和價值判斷，主要回答“應該怎樣”的問題，與目標導向和實質屬性緊密相關。經驗研究本質上是一種實然分析，它重在客觀例證和事實判斷，主要回答“是什麼”的問題，它與事物現狀和現象屬性緊密相關。像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政治學既需要“政治學理論”“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史”等規範性研究，也需要“中國政治”“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基層政治”等經驗性研究。在傳統政治學中，規範研究佔據壓倒性的地位。我們通過大量政治學文獻統計分析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是：經驗研究變得日益重要，與規範研究相比，經驗研究的比重不斷增大。

       過去近40年中，伴隨着規範研究轉向經驗研究，中國政治學的另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重視定量分析。通常認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一個基本區別，就是前者以定量研究為主，後者以定性研究為主；前者以經驗研究為主，後者以規範研究為主。政治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規範研究和定性研究一直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後最初從事政治學研究與教學的，多半是原來從事馬列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者。**他們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概念術語，基本上都是原來他們所熟悉的哲學社會科學通用的定性方法，例如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經濟分析、歷史分析，以及常規的調查研究方法。毫不奇怪，中國政治學恢復和發展的特殊歷史背景和知識背景，決定了定性研究的壓倒性地位。但我們欣喜地看到，隨着中國政治學界對經驗研究的更加重視，定量分析方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視，在整個學科中量化研究的比重在總體上不斷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學者中，重視量化研究的比例越來越高。

      在對政治行為和政治事件的研究中，藉助自然科學的方法對研究對象進行實驗和證偽，通過數據分析尋找“因果規律”，運用數學模型進行精確的判斷和預測，可以明顯提高研究的客觀性、中立性和準確性。因此，定量分析技術的應用，對於提升政治學研究的科學化水平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在這方面的每一點滴進步，都值得高度肯定。儘管我們高興地看到了中國政治學研究在過去近40年的發展進程中，定量分析的比重在逐步增加。但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種轉變十分地緩慢，定性分析至今仍然在中國政治學研究中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地位。多項研究發現，定量分析在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比重依然很低。

      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是社會科學的兩種基本分析途徑，它們各有優勢，相輔相成。定性研究基於價值理性之上，有助於發現政治現象的本質，倡導和引領民主進步的政治價值；而定量研究則基於工具理性之上，有助於發現政治過程的規律和趨勢，提升政治學的科學化水平。在對待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上，我們應當吸取“行為主義”與“後行為主義”，以及“科學主義”與“現實主義”爭論的教訓，正確看待兩者的關係，既不能以定性取代定量，也不能以定量替代定性。正像規範研究與經驗研究兩者都不可或缺一樣，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對政治學研究也同等重要，兩者不可偏頗。

**6、 中國政治學的自主性與現實功用****問：**不可否認，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特別是在議程設置和研究尺度方面，是和中國的政治現實和政治環境息息相關的。多位老師都在各自章節的結論部分談到了保持政治學學科自主性的問題。您是怎麼樣看待這個現象的？這是中國特色嗎，還是其他國家的政治學研究都面臨的一個普遍的問題？政治學一方面需要與現實政治保持必要的距離，保持學術性和嚴肅性，避免被權力規訓；但另一方面，政治學的學科性質決定了它必須要對現實政治，特別是對“政府應該和不應該做什麼”做出解釋和回應。有學者提出政治學應該是“建制性”的而非反建制的，您認為政治學的學科定位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俞可平       在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之間始終存在着一種張力，這種張力各個學科和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在中國的政治學科中這兩者之間的張力表現得最為明顯，也最為嚴重，因為中國是一個特別重視意識形態的國家，而且政治學在改革開放前一直被當作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1949年以後，政治學在中國不再被當作科學，主要不是因為它不能被定量化或模型化等學術原因，而是由於受這種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影響，認為傳統的政治學具有“虛偽性”，掩蓋了政治現象背後的階級本質，成為統治階級欺騙人民的工具，是一種“資產階級偽科學”，因而應當被取消。雖然改革開放後，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得以在我國恢復，但政治學界有一些人事實上仍把政治學直接等同於政治意識形態，依舊用階級分析替代所有其他的政治分析，認為政治學就是服務於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工具。現實生活中，意識形態任意取代社會科學、中國特色被粗暴地用於抵制人類共同的政治價值的事情還常有發生。在這樣一種現實背景下，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便體現為：政治學在何種程度上成為相對獨立於政治意識形態的社會科學。這也是為什麼包括本課題成員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政治學者特別強調政治學的科學性和自主性、高度警醒政治學被現實政治規訓、淪落為現實政治的庸俗工具的根本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政治學這門學科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可能超然於現實政治之外。**政治學對於推進人類的政治進步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功用，它有助於揭示社會現象背後的政治本質，有助於確立人類社會的基本政治價值，有助於探索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規律，有助於確立政治評價標準。這就決定了不能簡單地把政治學當作是“建制性”的或“反體制的”，而應該像19世紀德國傑出的生物學家和病理學家菲爾紹（RudolfLudwig Karl Virchow）所認為的那樣，把政治學看作“社會的醫學”：對社會的政治生活進行診斷，肯定其優點，指出其毛病，分析其病因，提出解決的辦法。因此，中國的政治學者不僅要承擔起知識的責任和教育的責任，還要承擔起政治的責任。政治學者要關心現實，針砭時弊，懲惡揚善，弘揚正義，倡導先進的理念和價值，以此推動社會現實政治的進步。

**7、 中國政治學的數字化與網絡化****問：**現代網絡學術資源的豐富和數據庫的完善無疑給學術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幾位老師在梳理中國政治學發展40年的過程中都不約而同地以知網數據為依託，通過檢索知網文獻並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總結來對中國政治學在各領域的研究特點和發展趨勢做出判斷，您認為基於中國知網的文章統計能夠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國政治學的整體發展趨勢和其在各個相關領域中的研究特點？這種通過知網數據來分析和把握中國政治學發展脈絡的方法存在一些什麼問題？ 俞可平        數字化和網絡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它們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也深刻地影響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諸如數據庫等數字網絡技術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必備工具，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我們這次對中國政治學40年發展所做的研究，課題組的每位成員都大量地使用了包括“中國知網”在內的文獻數據庫。這些文獻數據的統計分析，極大地有助於我們概括和確定中國政治學的重點領域、知識圖譜、主要議題、重要概念、存在問題和發展趨勢。

       但是必須指出，社會科學文獻數據庫的統計分析，本身存在着很大的侷限，單純地依靠文獻數據分析，特別是利用中國知網的數據分析，會得出帶有嚴重偏差的結論。例如，我們利用知網在對“當代中國政治研究”進行文獻分析時，最初得到的數據分析結果是：有關“中國政治”主題的研究文獻，單篇文章的最高引用率是500多次。但事實並非如此，例如，一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的關於“中國公民社會”的文章，引用率就超過1000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早些年發表的文章沒有“主題詞”的設置，而“主題詞”恰恰是知網等文獻數據庫的主要搜索依據之一。主題詞的設置本身就帶有較大的隨意性，加上不少作者和刊物並不認真提煉，所以主題詞搜索的侷限性很大。除了主題詞設置的偏差外，所有未正式出版的內部刊物，以及全部學術著作均未收錄在知網的數據庫之中，單純地依靠知網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重大誤差。在這裏我要特別提醒年輕的政治學者，文獻數據庫已經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也確實給我們的研究帶來許多便利，但切不可單純依靠文獻數據庫的統計分析，那樣會有重大誤差。

**8、 中國政治學的專業刊物****問：**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權威性、專業性刊物數量很少，很多政治學的文章都需要刊發在一些綜合類社科刊物上。而在國外情況則很不一樣，以美國政治學為例，其在每一個政治學子領域都有專門的權威性刊物。您認為什麼原因導致了中國政治學的專業性、權威性刊物的數量如此之少？

俞可平      你們提到的這個情況是事實，一門學科的發展與專業性期刊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與國內其他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相比，以及與海外政治學科相比，中國政治學的專業學術期刊，特別是有影響力的權威期刊太少。整個中國大陸以“政治學”冠以刊名的全國性期刊就只有《政治學研究》一家，而海峽對岸的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就有兩家以“政治學”冠名的期刊，即《政治科學論叢》和《政治科學季評》。造成政治學專業期刊過少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政治學整體還比較落後，其知識化和專業化程度不高，學術影響力不大，還沒有受到政府當局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二是政治學依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一些期刊主管和主辦部門怕承擔所謂的“政治責任”，缺乏創辦政治學專業刊物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例如，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就有個正式出版的《國外政治學》期刊，在中國政治學恢復初創時期發揮過很積極的作用，但1989年後主辦單位就主動停刊了。三是國內學術期刊管理體制過於嚴苛，新增期刊不容易獲得政府期刊管理部門的批准。

       要推進中國政治學的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必須加強政治學專業期刊的建設。在這一方面，我們欣喜地看到，國內的政治學同行正在想方設法做出各種努力，並且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就。例如，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分別以連續出版物的形式，編輯出版了《北大政治學評論》和《復旦政治學評論》；中山大學和天津師範大學等先後創辦了政治學分支學科的專業刊物，如天津師大的《政治思想史》季刊和中山大學的《公共行政評論》；華東政法大學有個電子學術刊物《比較政治學研究》。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還分別創辦了英文版的政治學專業期刊。我希望在國內廣大政治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在政府管理的部門的積極支持下，能夠有更多的政治學專業期刊陸續問世。

**9、 中國政治學的分支學科****問：**您在前面介紹，《中國政治學四十年》一書的第二部分着重評析政治學主要分支學科的發展狀況，其中有“政治文化”的內容。一般而言，政治文化只是政治學研究中的眾多理論與研究範式之一，並非是一個獨立的分支學科。本書專門設立了章節對中國政治學四十年發展過程中政治文化研究的發展進行梳理和總結，這是否説明了政治文化在政治學科發展過程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俞可平      是的，我在開頭説過，作為本課題最終成果的《中國政治學四十年》一書，有兩大部分組成，其中第二部分着重論述重要分支學科。在本書中我們選擇了四個分支：政治學理論、比較政治、政治文化和中國政治。政治學的分支學科很多，之所以選擇這四個，一是因為我們涉及的是“小政治學”，有些重要分支學科如“國際政治”和“行政管理”等已經在其他學科中介紹了，二是因為這些分支學科在過去40年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但卻一直未能上升到分支學科的地位。除了“政治文化”之外，其實“中國政治”也是第一次作為分支學科加以論述。

      政治、經濟和文化是影響社會發展的三個基本變量，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它們之間又相互影響、互為形塑。不瞭解中國的政治文化，不可能深入瞭解中國政治的發展規律和廣大國民的政治行為。改革開放後，隨着文化分析成為繼經濟分析和政治分析之後的又一基本分析框架，政治文化的研究吸引了大量政治學者、歷史學者和文化學者的關注。本書所論述的政治文化研究包括了三個部分的內容：一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例如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政治價值、宗法倫常、經學教化和士大夫精神等；二是比較政治文化，例如不同國別和區域政治文化的比較、重點國家的政治文化，以及全球化與政治文化的變遷等；三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例如當代中國的政治價值、政治倫理、政治態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感，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亞文化羣體，以及中國政治文化的轉型等。

       我們在本項研究中也把“中國政治”作為政治學的二級學科對待，並在本書中單列一個專門的章節。這也是考慮到“中國政治”對於中國政治學發展的特殊重要性。我們所説的“中國政治研究”，一般是指對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研究。無論是從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的規模、還是從官方資助研究的經費數額和發表專題性研究成果的數量來年，中國政治研究無疑是過去40年中國政治學的重中之重。其實，上面已經論及的中國政治學的重要概念，多數本身就是“中國政治研究”的重要概念，例如，社會治理、協商民主、執政能力、執政黨建設、和諧社會、法治政府、政治穩定、政府治理、政府創新、政府能力、國家治理、協商政治、增量民主、基層黨建、基層民主和基層自治等等。但是過去我們只是把“中國政治研究”當作是政治學的重點研究領域，這次我們把它上升到了分支學科和二級學科的高度。

**10、 中國政治學的項目制和資助體系****問：**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項目制”，“中國政治學發展40年”課題中有部分內容便是通過對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的梳理來把握中國政治學理論的研究趨勢及其變化。在“項目制”下，學者們需要向國家有關部門就自己想要研究的議題提出項目申請，而國家則通過篩選“項目”和撥付款項的方式來對學界的研究和議程設置形成引導。您認為“項目制”這種國家與學界的互動方式對於政治學這樣一門以政府和權力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來説有什麼影響呢？

俞可平      通過設立項目或課題來資助科學研究，是世界各國普遍的科研體制。這種科研體制已經相當完善，包括以下這樣一些主要環節：公開發布課題指南，表明資助的重點領域和方向；專家學者根據課題指南進行申請；資助方組織專家對申請書進行評估和篩選；確定並批准獲得資助的申請項目或課題名單；資助方對完成預期研究任務的課題進行評估和鑑定，等等。我國在改革開放後逐漸發展起來的課題制或項目體制，也借鑑了各國通行的上述規程。但是，我國的課題或項目體制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存在着重大的區別。西方國家的科研資助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和民間組織，其中以社會資助為主。而在我國，企業與民間對社會科學的科研資助微乎其微，國家的官方資助一家獨大。對政治學研究課題的資助，很少有企業和社會組織關注，各級政府的資助幾乎是唯一的來源。

      **這種完全由官方資助的“項目制”有利的方面是，它直接拉近了政治學研究與現實政治需求之間的距離，有助於政治學為黨和國家的現實政治和公共政策提供諮詢服務，有助於使社會科學科研機構發揮黨和政府的“智庫”作用。然而，這種國家直接介入政治學研究的“項目制”，**也存在很大的侷限性。首先是不利於政治學者進行前瞻性的研究。課題指南所列舉的項目，基本上都是業已被黨和政府重視，或者已經引起學界關注的問題。創新性的議題或前瞻性的議題，很難被列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資助指南。以我自己為例，我曾經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政治科的召集人之一，也獲得過不少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然而，坦率地説，我所做的那些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例如“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政治通鑑”、“制度與習慣”、“政府創新”、“治理和善治”、“人的尊嚴”、“人類理想政治狀態”、“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等反而從未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其次是難於保證研究者的自主性，因為官方的資助通常都會帶有明確的要求，研究者要充分滿足這些要求，通常就意味着必須犧牲某種學術研究必須具備的自主性。最後，不利於社會科學的基礎研究。各級政府的資助，一般都是為了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具有明顯的實用性。雖然國家社科基金也資助一些基本理論的研究，但它所資助的社會科學基本理論通常也與政治意識形態有緊密關係。這樣的項目體制事實上鼓勵功利性的研究，而不利於嚴肅的政治學基礎理論研究。因此，從繁榮和發展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我特別希望我們能儘快建立起政府、企業和社會三位一體的課題資助體系。

**11、 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和科學化****問：**本土化一直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似乎也存在着不小的爭議，有學者認為社會科學和政治學的“本土化”是一個偽命題，也有學者提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趨勢和出路就在於“從取經到本土化”。您認為這兩派的根本分歧是什麼呢？本土化、科學化和中國特色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

俞可平      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政治學，在我國產生於清末民初，北京大學是中國近代政治學的發源地。據考證，1899年9月京師大學堂政治專門講堂的設立，是北京大學政治系的前身或最早的學科淵源和組織淵源。今年是北京大學誕生120週年，明年則是中國現代政治學學科誕生120週年。既然中國現代政治學這門學科是從國外引入的，那麼跟其他任何從國外引入的現代社會科學一樣，就必然有個從譯介國外理論到本土化的過程。換言之，從譯介為主到本土化，是一門學科發展的自然邏輯。而且即使當一門學科相當發達時，也有個相互學習的問題。**譯介國外學術與本土化研究，始終是一門現代社會科學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把譯介國外理論與本土化研究對立起來，甚至企圖以所謂的本土政治學理論去抵禦國外的政治學理論，或者以國外的政治學理念來否定中國本土的政治學理論，至少是一種學術無知。

       政治學是一門科學，既然是一門科學，它就有超越時空的普遍公理。即使我們最有中國特色，也要遵循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普遍規律，也要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共同價值。另一方面，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社會經濟條件，都會面臨具體的政治問題，從而需要相應的政治分析框架和理論解釋範式，因此每個國家的政治理論或多或少都會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不應該將譯介國外理論與本土化研究截然對立起來，也不應該偏執一端否定另一端。應當將政治科學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的政治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正確處理好中國政治學本土化與全球化的關係。早在2000年，我就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指出：“要處理好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關係，使政治學紮根於我國的特殊土壤之中，又不背離人類社會共同的政治學原理。立足於中國的現實，根據我國具體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環境，研究我國的政治問題，使政治學研究帶有中國特色，是我國政治學發展的前提條件。但是，政治學作一門科學，它必然具有超越國家和社會的普遍性公理，離開這些公理，就無所謂政治科學。所以，我國的政治學不應脱離國際政治學，而應當在立足中國的基礎上走向國際化”。20來年前説的這段話，依然是我現在對待政治學本土化與全球化關係的基本態度。

12、 政治學的學科邊界****問：您一直致力於倡導政治學的公理與功用，您覺得政治學學科的發展，在借鑑和引入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與範式的時候，如何保持其學科自身的特性和邊界？還是説，現代社會的政治發展及其複雜程度已經決定了傳統的政治分析框架和範式需要遭到淘汰，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研究方法和範式應該被更多地運用到政治學研究當中？學科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對於政治學來説是一件好事嗎？

俞可平      政治學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例如權力與權威、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政治過程和政治文化等。要深入研究這些政治對象，揭示人類政治生活的本質和政治發展的規律，就需要不斷更新本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知識體系。學習借鑑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分析技術和概念範式，不斷地更新政治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工具，才能使政治科學永遠保持活力和解釋力。也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政治學保持自身的特性，不被其他學科所取代。隨着人類文明的進步，傳統學科的邊界正在變得日益模糊，學科交叉已經成為科學發展的普遍趨勢。因此，政治學要保持自己的魅力和特色，不應該固步自封和死守傳統的學科邊界，而應當積極主動與其他學科結合，努力發展新興的交叉學科，善於用人類最新的知識工具來分析人類的政治生活。

**13、 “官本主義”解釋範式****問：**您提出的“官本主義”概念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乃至現代社會的很多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都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在您看來，“官本主義”可以被視為一種政治文化嗎？如果是，它是一種民眾角度還是官員羣體的文化類型？什麼樣的政治文化在您看來是有利於我國走向善治？

俞可平      我所説的“官本主義”不同於社會上流行的“官本位”概念，在我的語境中“官本主義”是一個力圖用來解析中國傳統政治的新範式(paradigm)。我認為我們習慣上使用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專制主義”、“君主主義”、“王權主義”和“民本主義”都不足以合理地解析中國的傳統社會。我把“官本主義”當作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範式，我所説的“官本主義”是指以權力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形態。在官本主義條件下，權力關係是最重要的社會關係，權力本位通常也表現為官本位。權力成為衡量人的社會價值的基本標準，也是影響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屬性的決定性因素，權力支配着包括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源在內的所有社會資源的配置，擁有權力意味着擁有社會資源。這樣一種官本主義政治文化，當然不是針對某個特定羣體的，而且普遍使用於傳統社會的所有臣民，既包括官僚階層，包括普通民眾。

      官本主義是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的主體，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有着實質性的區別。中國的政治發展道路無疑具有自身的許多特色，其實人類也不可能有一模一樣的政治模式和政治道路，但即使一個民族最有特色，它也不能離開人類文明進步的大道，不能違揹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規律。從官員的權力本位走向公民的權利本位，是人類政治進步的必然規律，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而民主法治則是破除官本主義，使傳統政治文明向現代政治文明轉型的不二法門。我堅持認為，中國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走得有多遠，在很大程度取決於我們離官本主義有多遠。

**14、 中國政治學的挑戰與出路****問：**作為中國政治學發展40年的親歷者和推動者，在您看來，**中國政治學40年一路走來，對您觸動最大的事件或成就是什麼？**您如何看待未來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尤其是對年輕一代政治學者您有什麼期望和建議？

俞可平      我是1978年上大學的，我的學術生涯正好與改革開放同步。我不僅經歷和見證了40年間中國社會巨大的政治經濟變遷，也親身參與和見證了中國政治學的恢復發展歷程，無論對於波瀾壯闊的現實政治，還是對於曲折發展的中國政治學，少不了會有自己的感慨。不過在這裏我更想講的不是自己的感慨，而是中國政治學目前面臨的挑戰及其未來的出路。

       縱觀近40年的發展歷程，誰也不會否認中國政治學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知識傳承、理論創新、決策諮詢和學術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顯著成就，但同樣沒有人會否認這門學科所存在的嚴峻挑戰。知識體系相對陳舊，基礎理論研究相當薄弱，研究方法比較落後，研究課題重複雷同，原創性成果嚴重稀缺，應用研究明顯壓倒基礎研究，意識形態任意取代社會科學，中國特色經常被用於抵制普遍價值，本土化往往成為拒斥外來先進文明的藉口，凡此種種，都與中國政治學的繁榮進步背道而馳。

       中國政治學過去近40年的發展，主要受到學科自身的內在邏輯和現實政治的外部需求雙重變奏的驅動。除此之外，信息化和網絡化的時代特徵、人文社會科學的整體變化和國外政治學的最新進展，都對中國政治學的演變產生着重大的影響。中國政治學未來的進一步發展，必定也將受到這些因素的制約。反過來説，要加速推進中國政治科學的進步，就必須改善學科的自身建設和外部的學術生態，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加強社會科學的跨學科融合。

       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需要政治科學的繁榮。政治學的情況很像醫學。人類在很長時間內有醫學知識，但沒有醫學科學，獨立的醫學科學是近代的產物。一個社會可以只有醫學知識而沒有醫學科學，但沒有醫學科學的社會，其醫療水平通常是非常落後的。人類自古就有政治思想和政治知識，但沒有獨立的政治科學。從民主政治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視角看，我們也可以説，沒有政治科學的繁榮，就難有高度發達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有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作為社會科學基礎學科之一的政治學，不僅是人類不可缺少的專門知識體系，而且凝聚着人類的政治智慧；不僅肩負傳承人類政治知識的責任，而且承載着促進人類政治文明的使命；不僅事關中國特色人文社會科學的繁榮，而且事關中華民族的民主進步。中國的政治學者要不辱這門學科的使命，不僅要把政治學教學和研究當作一種職業，更要把它當作一種事業。作為一種事業的政治學，要求政治學從業者具有一種自覺地投身於學術繁榮和政治進步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努力提高中國政治學的知識化、專業化、學術化和全球化程度。

原文采訪：張禹 王俊     本期編輯：李佩倢

來源：PKURCCP   2019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