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禁酒運動100週年：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為何最終失敗了？_風聞

法律的存在，是為了維護正義。那麼，當法律缺席的時候，正義還在不在？

“我發誓，由衷且毫不妥協地與酒類走私活動為敵。我一直，也將以我所管轄的全部力量，與這種該當譴責、骯髒、腐化的買賣作鬥爭。”十九世紀末，從職業棒球手搖身一變成為福音傳教士的比利·森戴佈道時每每如是説。在森戴還是球員，需要遊走全國各地巡迴比賽時，經常借住“基督教青年會”的他親眼見證了酗酒如何將一個又一個人毀掉。

而他有關禁酒的看法，受到希望保護自己家庭免受酒精侵害，同時又希望遵從自己宗教信仰的農村婦女組織的禁酒運動啓發。比利·森戴因應這種訴求，利用自己深入人心的傳道方式，成功幫助很多人戒酒，重新變為有生活追求的勞動者。

森戴通過努力，籌集巨資在全美範圍內開展禁酒宣傳。在其最早開始佈道的底特律，實力非凡的大企業家們十分清楚酗酒對勞動力乃至自己企業所造成的損害。

很多底特律地區的大商人，包括亨利·福特，都曾向禁酒運動進行捐款。一元店大王克瑞斯吉將自己宮殿般的豪宅提供給森戴作為行動總部，汽車生產商亨利·利蘭則向其贈送了一台價值8000美元的凱迪拉克，聊表“個人的一點心意”。

在眾人的幫助下，森戴將自己富有魔力的佈道傳播到了美國的各個角落。他向信徒們表示：“威士忌和啤酒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他們是地獄中的瓊漿。”他向美國人民承諾，只要讓酒精從這片國土上消失，地獄中的惡魔就將變得無所事事，貧民窟也將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去。

成桶的酒被傾倒，滿城都能聞到酒香

聯邦特工人員把威士忌倒入下水道

雖然森戴充滿激情，且頗能蠱惑人心，但將“反酒肆聯盟”打造為一支全國性政治勢力的，卻是韋恩·惠勒。起初，總部位於俄亥俄州的“反酒肆聯盟”負責人聘請惠勒幫助組織支持禁酒的政治運動。

在後者的領導下，凡支持“反酒肆聯盟”禁酒動議的政治人物，都將得到該組織的積極資助，同時，“反酒肆聯盟”還不遺餘力地攻擊任何反對禁酒運動的政治人物。

惠勒向選民們簡單粗暴地灌輸了這樣一種印象：不支持禁酒運動的候選人，一定經常打老婆，喜好嫖娼，罪孽深重。俄亥俄州的頭面人物不得不在惠勒這種單一問題定勝負的競選模式面前作出讓步，到了1908年，俄亥俄州85%的人口都已經支持通過立法禁酒。

“吻過酒，別吻我”

隨着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腳步迫近，森戴與惠勒拿出了反對酒類銷售的殺手鐧：對於德國佬的仇恨。森戴在佈道時，會鼓吹：“我告訴你，現在是(德皇)比爾大戰伍德羅，德國對抗美國，地獄挑戰天堂。”惠勒則直接提醒選民：德國人釀造並嗜飲啤酒。

德國工廠從中賺到的錢，都被用來購買子彈，殺戮美國兵。釀酒所耗費的穀物和其他原料，則是從美國大兵嘴裏摳出來的寶貴糧食。

禁酒，就是愛國。打着從酗酒的丈夫、父親拳下挽救妻兒，避免這些傢伙永遠墜入地獄的旗號，藉着打敗德國的曙光，美國全國範圍內興起的禁酒運動，變得勢不可擋，並最終催生出憲法第十八修正案。而在這個過程中，惠勒也為自己贏得了美國國會中的議席。

美國前總統霍華德·塔夫脱當時就警告美國人，這樣的法律“有違大多數人的觀念及做法”，“生產酒精、烈酒以及啤酒的合法廠商，將落入犯罪分子一類之手”。時任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則否決了美國國會為落實憲法第十八修正案而專門通過的《沃爾斯泰德法案》，因為在他看來，政府不應規範私人行為，然而，擔心被貼上親德或者墮落標籤的國會，再次強行推翻了總統的否決。

1919年10月28日，美國憲法第十八修正案正式生效。1920年1月17日午夜時分，《沃爾斯泰德法案》隨之生效。

全美各地舉辦了盛大的慶祝活動，但就在法律生效不到一個鐘頭，比利·森戴還在佈道中鼓吹“監獄馬上就要因為沒有犯人而關門大吉”時，一夥武裝分子盜取了價值10萬美元的“醫用”威士忌。根據《沃爾斯泰德法案》，雖然製造、販賣酒類行為遭到禁止，但公民卻可以合法在家中持有、飲用酒類。

雖然《沃爾斯泰德法案》的落實效果不佳，但社會改良主義者堅持認為，通過禁酒法令本身就足以改變人類的行為方式。

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的第18修正案原本

懈怠的執法行為很快就淪落為公然的腐敗交易。每個月可以賺到1萬美元的私酒販子，只需繳納區區100美元就可以免於牢獄之災，還可以重操舊業，這種懲罰有何意義?

負責禁酒的聯邦機構僱員無需受限於普通行政文員的任職條件限制，故而為政客提供了數以千計可供沽恩的工作崗位。機構人事變動頻繁，很多人都深陷腐敗之中不能自拔。對於負責禁酒的聯邦探員來説，拿黑錢，可以讓自己的生活變得安逸富足，但如果直面腐敗開展鬥爭，則無疑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惡戰。

《沃爾斯泰德法案》迫使人們將看似稀鬆平常，甚至頗為期待的行為——在婚禮上開瓶香檳慶祝一下，或者與朋友舉杯暢飲——作為一種聯邦犯罪。

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説，即便通過立法加以禁止，依然難以讓飲酒這種行為該當譴責。人們紛紛開始參照標準配方，甚至創新出來的調配方法，使用亞硝酸、桃子或仙人掌科植物，自行釀酒。

商店僱傭惹火女郎，提醒顧客購買“葡萄乾餅”，這種新產品產自加州的葡萄種植園，只要顧客樂意，只需要“偶然”將其放在罐子裏，加上酵母和水，靜候二十一天，就能得到葡萄美酒。因為銷量實在太好，以至於禁酒前已瀕臨破產的幾家葡萄種植園居然扭虧為盈，大賺一票。

儘管有些人釀酒純粹是為了個人消費，但大多數人卻藉此牟取暴利。很多地產私酒品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諸如“雅克雅克”金酒、“甜月亮”或“老烈啤”。酒類黑市的快速擴張，也催生出很多高度烈性，甚至摻雜有害物質的酒品。

1927年紐約查獲的48萬加侖私酒中，98%含有一種或多種有毒物質。飲用者大量攝入未經稀釋的變性工業酒精，往往會導致癱瘓、失明乃至死亡的可怕後果。1927年，全美共報告了12000例酒精中毒死亡的案例，其中大部分死者都是無力購買進口私酒的城市貧民。

1930年，美國公共衞生部門估計，約有15000人罹患“傑克腳”——一種因為長期飲用以生薑汁調味的變性工業酒精所引發的手腳無力的中毒症狀。不幸中招的人根本無法尋求法律救濟，也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導致了有毒有害酒水的泛濫。

長期以來奉公守法的涉酒行業，雖然積攢了良好的口碑，但卻後繼乏力，無力納税。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非法開設的秘密酒肆卻毫無顧忌，不僅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精類飲料，還包娼庇賭，更斷然不會繳納税款。很多知名酒吧，有警方、政界顧客後台撐腰，從來不理睬什麼禁酒法案，照開不誤。另外一些酒肆則乾脆定期向管片警局“上貢”，瓜分收益。

秘密酒吧

在沃倫·哈定總統(一位在禁酒期間公然在橢圓形辦公室裏飲酒的總統)治下擔任聯邦檢察長的哈里·多爾蒂，因為對於私酒販子大開綠燈、“呵護有加”，將數以百萬計的黑金私揣腰包。居心叵測者，大肆利用《沃爾斯泰德法案》的兩個立法漏洞。

其一，在藥店向手持“合法”處方的顧客銷售酒類。其二，故意設計讓數以百萬加侖計的合法酒精製品被“查扣”，之後以木已成舟為由對其大肆變賣。國會立法，並未對合法擁有威士忌工廠的企業主設計補償條款，但哈里·多爾蒂檢察長卻可以在收錢後，大筆一揮，將整個一倉庫的酒品，神奇地轉變為醫用酒精。

在剛開始禁酒時，喬治·萊姆斯還只是給私酒販子跑腿的刑辯律師。看到自己的客户——大部分實為庸庸碌碌之徒——在這個行當中大發橫財，萊姆斯決定自己也投身其中，並立志做一名“更出色的”私酒商人。他與多爾蒂狼狽為奸、私下勾兑，大肆販售查扣酒精製品的撤銷權。説到底，正如萊姆斯一夥公開宣稱的那樣，“這樣做何錯之有？要怪就只能怪政府在沒有合理補償的情況下便一把火讓(合法所有者)的財產權化為烏有。

如果政府真的想徹底禁絕飲用威士忌，怎麼不將其全部倒入河裏？”萊姆斯出手買下了數以百計的藥店，之後，以首付30萬美元，額外一份合法手續再加42000美元，以及每箱酒抽成兩美元的開價，獲得執照，通過其買下的藥店賣酒。

同時，萊姆斯還大手筆盤下了很多知名制酒廠牌，其中就包括“弗雷希曼”、“傑克·丹尼”以及“老列剋星敦俱樂部”，以便獲得左右藥店銷售酒品種類的權利。在選擇合作伙伴時，萊姆斯格外謹慎。在收購傑克·丹尼廠牌時，他就選擇讓一名國會議員，以及聖路易斯地區美國國內税務局負責人作為自己的合作伙伴。最風光的時候，萊姆斯一年進賬4000萬美元，當然，其中的一半，需要向各方神聖繳納保護費。

有一次，兩位查禁私酒的探員執行任務時迷失了方向，誤打誤撞進入了萊姆斯的私酒倉庫。他們本以為這下子碰到了自己職業生涯的最大發現，但倉庫負責人卻十分淡定地打了一通電話。兩位探員和自己的上司通話後，向倉庫管理人脱帽致歉，之後接受當場招待，喝得爛醉後，由萊姆斯的人護送回到市裏。還有一次，在萊姆斯的地盤，他的手下與另外一夥兒據稱前來打劫的槍手對射，並導致對方數人死於非命，但警方卻對此充耳不聞，從未出現。

但説到底，萊姆斯，也僅僅是多爾蒂眾多下線中的一個而已。多爾蒂要保護的，還有很多其他的私酒販子。當費城地區的一名檢察官准備對當地私酒販子頭目提出公訴時，他本人就被多爾蒂炒了魷魚。

1921年，美國律師協會年會在辛辛那提召開。此地的所有警察，都從萊姆斯那裏拿黑錢。諷刺的是，哈里·多爾蒂在發表主旨演講時，依然提醒與會各位，在全國範圍內執行的禁酒行動對於國家安全至關重要。“諸君的安全與福祉，取決於每個男人、女人以及孩子的遵紀守法。”

即便販賣私酒可以大賺特賺，但因為飲酒看似無害，導致遵守禁酒法反而被視為犯傻。例如，對於緬因州的漁民來説，走私一趟私酒就賺到相當於辛辛苦苦打魚一年才能賺到的錢，足以為家庭成員提供整個冬天的食物而不需要去鎮上商店賒賬，或者給自己購置上一艘新船，順道給每位家人買上一雙新鞋子。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眾人競相折腰了。

海上小酒館裏甚至還流傳着這樣的禁酒小調：

哦，別睬咱們的老山姆大叔，

哦，威士忌加杜松子酒！

等咱們靠岸時，

記得搭把手，

好讓朗姆酒敞開流！

外國政府，包括加拿大和英國在內，憑藉向美國一船又一船傾銷非法酒品所徵收的關税，賺得盆滿缽滿。當美國政府要求英國停止向私酒販子銷售酒品時，遭到斷然回絕：我們不做，肯定還會有別人去做。禁酒期間，法國出口到加拿大的香檳數量，增長了1000%。之所以出現如此大規模的私酒販運活動，根本原因在於，憑藉這個行當，一種組織嚴密的犯罪開始崛起：犯罪辛迪加。

小打小鬧的私酒販運或者彼此抱團取暖，或者直接被掃地出門。艾爾·卡彭因為組織能力出眾，很快就控制了芝加哥大部分的私酒交易，甚至還扶植了他自己中意的市長上台執政。綽號“大個子比爾”的威廉·黑爾·湯普森，在競選市長時公然宣稱將忤逆禁酒法案。

他表示：“我比大西洋中心還濕。”卡彭和自己的同道中人，為湯普森的市長競選捐資超過30萬美元。投票日當天，卡彭的人馬——以及他們手中的武器——都虎視眈眈地站出來示威，好讓所有選民瞭解他想讓誰當選。湯普森共擔任過三屆芝加哥市長，在此期間，芝加哥陷入了無法無天的深淵。

艾爾·卡彭

在第三個市長任期時，湯普森刻意減少對卡彭的依賴，甚至支持一夥歹徒敲詐卡彭，要求在後者經營的非法賭業中分得一杯羹。結果，湯普森四位助手的家宅全都遭人投擲炸彈。1928年，芝加哥市長初選被戲謔為“菠蘿初選”，如此命名，是因為黑幫用手榴彈干擾選舉，脅迫候選人就範。截至1928年4月，針對不同的共和黨候選人，總共動用了六十一枚“菠蘿”。就連湯普森本人都開始擔心自身的安危。警方根本靠不住——全都被黑幫收買——而匪徒正在到處扔炸彈。卡彭一手遮天，穩操勝券。

炸彈事件之後，聯邦政府在芝加哥的禁酒行動才變得稍顯積極。然而，對於聯邦探員的“撈過界”，湯普森顯然也並不樂見。一次，聯邦探員在襲擊私酒販賣行動中，開槍打死了一位用槍製造威脅的芝加哥當地法警，芝加哥警方要求必須將這名聯邦探員交給自己處理，甚至還計劃襲擊聯邦執法機構大樓，正面搶人。雖然最終沒有發生火拼，但湯普森也沒有示弱。他表示：

我將運用本人的一切權力，確保芝加哥市民免受聯邦政府為了推動迪尼恩（時任聯邦參議員）的政治影響力而派到這裏的惡棍和槍手的威脅。迪尼恩正在用來自華盛頓且不喝酒的聯邦探員填滿這座城市，這些傢伙就像一羣帶着左輪和長槍的牛仔，到處晃來晃去。對手似乎要讓我們相信，我們不知道怎麼管理自己的這座城市。但請投票捍衞國旗、憲法、自由以及你自己的財物，就好像亞伯拉罕·林肯和威廉·黑爾·湯普森要求你們去做的那樣。

同時，湯普森還表示已經下達命令，“將禁酒的聯邦探員一個不剩都扔進監獄”。後來，聯邦探員突襲卡彭在旅館裏的包房，並且查扣了他列有數以千計行賄名單和金額的賬簿，但芝加哥警方卻想辦法將其完璧歸趙。

在位於芝加哥城郊的西塞羅市，某候選人向卡彭承諾，如果幫助其當選，可以讓卡彭在這裏為所欲為。於是，黑幫分子綁架選區工作人員，用手榴彈嚇唬選民，偷換選票，甚至在選舉日那天當街殺人。結果，卡彭扶植的當事人如願當選，這一結果居然還得到了當地法院的確認。

禁酒令時期一處黑幫兇殺案的案發地，攝於芝加哥

儘管對黑幫與腐敗政客聯手經營得如火如荼的私酒販賣活動視而不見，公權力對公民個人的相關追訴卻愈演愈烈。在密歇根，一位10歲孩子的母親，因為持有一品脱杜松子酒而被判終身監禁。顯失公平的過度執法不時見諸報端，最終引爆了公眾對於腐敗問題的憤怒。隨着民意的轉向，針對政府的禁酒行動開始出現各個層面的批判運動。公眾漸漸覺得，政府所做的一切都不懷好意。例如，政府之前曾要求工業酒精在生產的過程中必須經歷變性工序，從而確保其在稀釋後變得有毒而無法飲用。但有人表示，如果就是有人要喝這種東西，難道因此致死的結果不應該由政府承擔嗎？難道政府不是在通過這種手段屠殺自己的人民嗎？

十年禁酒期的事實證明，“反酒肆聯盟”所承諾的讓監獄因為缺少囚犯而關門大吉的説法，純屬妄言。犯罪率飆升，監獄中關押的罪犯人數創歷史新高。僅僅一次普通執法行動，就導致五十萬人因為違反禁酒令而被關進監獄。同時，與酒類無關的犯罪數量也出現激增。更有甚者，失去政府管控的酒品質量堪憂，且價格昂貴，給很多家庭造成了更大的苦難，禁酒的執法運動也消耗了數以百萬計的公帑。之前通過酒類銷售活動徵收的政府税賦現在降至零點，美國人正在目睹自己的政府陷入無可救藥的腐敗。顯然，這些都並非是鼓吹禁酒者所承諾的後果。

為什麼這項崇高的實驗最終出現如此彌天大錯？毫無疑問，禁酒行動不僅沒有阻止人們繼續飲酒，反倒在事實上增加了酒類的長期消費。的確，當禁酒法案實施之初，酒類消費出現了下降，但這更可能是因為供給減少導致價格上升，而非人們意識到喝酒的錯誤性，或者嚴格恪守禁酒法令所導致的結果。禁酒法案非但沒有引發社會主流的配合，亦未改變社會規範，反倒使得民主越來越不“執迷於”刑事司法體制及相關法律。

禁酒法案催生出的大量違法行為，很多甚至與酒類毫無干係。從1920年開始，直到禁酒法案最終遭到廢除，美國暴力犯罪率一直保持逐年攀升的態勢。14即便當酒品消費水準保持不變甚至出現下降，以及當與酒類物資無關的殺人案件增加時，美國的人均殺人犯罪比例依然出現大幅度增長。一項針對禁酒期間芝加哥殺人犯罪率的調查顯示，儘管1921年至1930年間，整體殺人案件數量增加了21%，但涉酒殺人案件的比例並未出現變化。換句話説，殺人案件的增加，完全都是因為非涉酒殺人行為導致的。研究者提出，殺人案件的高發，是“暴力犯罪機會及對其容忍度增加這一總體趨勢的後果”。禁酒行動，營造了一種崇尚暴力、漠視法紀、不受法律體制轄制的文化。

大多數美國人都不贊成在全國範圍內禁絕酒類銷售。這種對於法律認同感的缺失，導致社會大眾對於刑法的總體誤解加深，並使得人們開始胡亂猜忌體制的其他方面。就好像某人所言那樣，“對於私酒販賣的普遍縱容，以及對於聯邦法律的普遍不敬，後來轉變為對於民主過程及相關義務的普遍蔑視”。某聯邦政府委員會這樣痛陳：“讓一部全國性法律只能在理論上適用於全美……而其在很多核心方面又無法踐行主流民意，將會嚴重損害法律秩序。”下面就是人稱“枱球魔術家”的明尼蘇達·肥佬在自傳中的相關回憶：

倒退回二十年代，每個活人從早到晚都在所謂“狂歡”，當時，這個詞可能有多種含義，但絕大多數情況下，所指的就是做了不該做的某事……首當其衝，就是《沃爾斯泰德法案》，按照該法，任何為美酒競折腰的混蛋，都應被視為全民公敵。結果反倒是所有混蛋都爭先恐後地爭當公敵。他們為酒池肉林的生活一擲千金，徹夜混跡在非法酒肆直至黎明初現，即便這種行為明顯違法。問題的根源在於，那些老爺們腦洞大開制定這一禁止性立法時，完全無視人性的存在。但這正是二十年代美國所經歷的事實。如果華盛頓的老爺們沒有將酒品列為違禁品，或許人們根本不會去做那些本來做夢也不會去做的蠢事……他們明知喝酒違法，但隨處可見大家大飲特飲“果汁”，晚上回到家，大人也會偷偷來上幾品脱嚐嚐。深知大人並未遵從法律的孩子，當爸爸警告絕對不可以去枱球室時，寧可被打斷腿也一定要去。

1933年，羅斯福總統廢除禁酒令

美國開展的禁酒運動，因為其公開的“偽善”——將大多數人認為不該譴責的行為加以犯罪化，同時對於本應嚴懲的腐敗及相關犯罪卻視而不見——削弱了自身刑事司法體制的可信性。

​考慮到人性本質，刑事司法體制可信性的降低，引發破壞性後果並不難理解。普通人見證踐行正義、避免不公本身十分重要，這一點，並不是後天習得的某種温和傾向，而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人們甚至寧可自我犧牲也要堅決捍衞。

一個有效的體制，不能僅僅壓制或剝奪潛在犯罪人的犯罪可能，還必須在社會中大肆鼓吹能夠幫助人們內化規範，或者通過社會效果影響其行為的方方面面。一個成功的刑事司法體制，必須考慮自身對體制形成、運營所依靠的所有人（證人、受害人、警官、陪審員、官員甚至選民）所產生的影響。

這些人是因為尊重體制而遵從其所設定的規範，抑或自認為有理由抵制、破壞甚至排除該體制？

禁酒令時期一名罪犯的葬禮

刑法喪失可信性的例子，不僅只存在於像禁酒法案或其他未能對真正該當譴責的行為加以犯罪化的情況。任何在民眾看來經常罰不當罪，或無法罰當其罪的刑法體制，都會喪失自身的可信性。不幸的是，故意僭越該當性的做法，在美國刑法中比比皆是，並有愈演愈烈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