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西漢最著名的皇帝，漢武帝伐匈奴、通西域，平朝鮮、滅越南，開拓了中國的疆域，張大了漢朝的國威，西漢喊出了“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口號。但是，漢武帝過分役使民力，造成“海內虛耗，户口減半”，盛世之下危機重重。幸好他晚年痛改前非，封宰相作“富民侯”，以示國家政策的轉變，又士兵復員、休養生息，才沒有釀成大的禍患。
漢武帝之後，霍光輔政，昭、宣二帝延續漢武帝休養生息之策，西漢王朝平穩發展，形成了所謂“昭宣中興”的局面。但是但從漢元帝起，西漢開始衰落，以致於有人説：“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那麼為什麼西漢王朝衰弱於漢元帝呢？這跟他採用獨尊儒家的政策有很大關係。
一 漢宣帝痛罵崇尚儒家的兒子
漢元帝叫劉奭，是漢宣帝劉詢與嫡妻許平君生的兒子，在位15年，是西漢第11位皇帝。漢宣帝與許平君伉儷情深，可惜她在劉奭3歲時被人害死，於是宣帝就加倍疼愛兒子，漢元帝7歲就被立為太子。但是，雖然疼愛兒子，漢宣帝卻堅決反對兒子獨尊儒術的政治傾向。
雖然漢武帝採納儒生建議，宣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他實際上並未真正施行這一政策。比如汲黯推崇道家，多次頂撞漢武帝，卻被被他稱為“社稷之臣”；再比如法家的張湯，嚴刑峻法，民怨憤騰，卻獲漢武帝重用。相反，儒家的狄山博士，因支持與匈奴和親，漢武帝派他到邊塞守鄣，最後被匈奴斬頭。這種政策被後人概括為“外儒內法，濟之以道”。
可是，漢元帝則不然，他把漢武帝的口號當真了，真心喜歡儒家，要獨尊儒術。漢元帝在做太子時，見漢宣帝重用些喜好刑名律法的法家官吏，動不動就使用酷刑，很多大臣因為犯錯被誅戮。於是，信奉儒家仁義治國的漢元帝很反感，有一天，漢元帝對宣帝説：“陛下用酷吏，刑罰太重，應該重用儒生啊！”
沒想到，漢宣帝勃然大怒，説：“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漢書·元帝紀》）也就是説，漢宣帝認為，漢朝治國精髓，既有王道（儒家），也有霸道（法家），怎麼是純粹施行仁政、恢復周朝那套呢？而且腐儒不合時宜，喜歡動不動厚古薄今，怎麼能重用？
漢元帝走後，漢宣帝感嘆：“亂我家者，太子也！”後來，漢宣帝一度打算廢黜漢元帝，但因元帝是宣帝摯愛、早亡的許皇后所生，又無明顯的大錯，又得到許多儒生支持，他最終不忍心另立太子。後來，不出漢宣帝所料，漢朝在元帝重用儒家後，逐漸衰落，五十多年後，宣告滅亡。
二 漢元帝為何導致國家衰落
歷史的發展果然證實了漢宣帝的判斷。公元前48年1月，宣帝病死，漢元帝即位，他尊奉儒家標準選官用人，將太學博士弟子數量，由宣帝時的200人增至千人，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合格者即授以相應官職，“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成為當時社會流行的口號。政令詔書，也多引經為據，朝廷上下以經學相矜尚，儒生多為公卿或為地方長官。郭沫若説：“元、成以後……明經逐漸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出現了‘州牧郡守，家世傳業’的經術世家。”
在元帝用儒方針的指引下，宣帝時霸王之道相雜的政治被摒棄。以經取士導致一些只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呆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構。許多人讀經為官後只圖保持祿位，尸位素餐。能治者不能為官，為官者不能為治，士與吏截然兩途，極大地影響了西漢後政權的效能。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説：“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
就史書來看，漢元帝受到的評價還是很好的。班固説：“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温雅，有古之風烈。“（《漢書·元帝紀》）
但是，好人並不代表是個好皇帝。漢元帝自身政治水平低下，“崇尚儒術”就是一個表現。司馬光説：“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
三 為什麼不能“獨尊儒術”？
諸子百家提供了諸多治國理念，除了秦國偏用法家之外，大多數王朝都儒法並用，並以道家作調劑。這一做法被稱為“外儒內法，劑之以道”。以漢朝為例，開國之初，推行“黃老之術”，以道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之後並用儒家法家治國，如漢宣帝所言“漢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後來的封建王朝施政，也多與之相仿。以儒家為“皮相“，構建出“仁政”的外衣，用倫理道德，加強對臣民的精神控制；以法家為“骨骼”，以嚴刑峻法加強對臣民的暴力統制，使階級關係不出現紊亂；輔之以道家的政治學説，給被統治者留有一定的生存空間，讓其自然生長，緩和社會矛盾，作促進社會發展的潤滑劑。
三家思想中，儒家強調道德感化；法家主張嚴刑峻法；道家則主張順乎自然。在動盪年代，“亂世用重典”，法家路線能強軍興國，安定天下；在動盪結束之際,人口凋弊,生產破壞,適合道家“無為”政治,休養生息,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後,適合儒家路線鞏固秩序。不過，這時的儒家多以儒釋法，為糅合法家、陰陽家、墨家、道家等各派思想的大雜燴，這樣才適合中國社會複雜的政治生態秩序。
漢元帝向宣帝進言“持刑太深，宜用儒生”，之所以失誤，就是因為儒家擅長思想控制，但不擅長富國強兵。儒家強調只要統治者以身作則，言傳身教，靠道德人格的垂範實現天下大治。孟子説過：“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但是，一則這樣高素質的君主並不多見，二來道德素質與實際政治才能之間也並無必然的聯繫。奢談“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問題變成道德修養問題，既缺乏制度的保證約束，也缺乏可操作性，無益於許多現實問題的解決。所以，“獨尊儒術”很容易導致國家機器的虛弱，無益於富國強兵的實現。這正是治國不能“獨尊儒術”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