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歐化過程中的日語因素_風聞

歐化中文、西化中文或英式中文，是指語法、文筆、風格或用詞受歐洲語文過分影響的中文，一般帶貶義。影響中尤以英文所造成的最為深刻。歐化中文除了缺乏傳統中文的特色，也可能因為用詞繁瑣生硬，導致閲讀及理解上的障礙。

除了歐化中文，我們還有中式英語（Chinglish），指帶有漢語詞彙、語法、表達習慣的英語，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

在清朝中期之後對西方典籍的翻譯上，“若日本文譯本，則以光緒甲午我國與日本構釁，明年和議成，留學者鹹趨其國，且其國文字迻譯較他國文字為便，於是日本文之譯本，遂充斥於市肆，推行於學校，幾使一時之學術，寢成風尚，而我國文體，亦隨因之稍稍變矣。”

原帖：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wh/201801/t20180105_3805460.shtml

​　　漢語的歐化現象有多少是直接來自西語俄語的,還有多少是經過日文傳遞的,當然還有哪些實際上是直接來自日文的, 這三種渠道應該分別闡述才好,特別是後兩種,早應引起我們的注意。

　　一般我們提起日語對漢語的影響,多偏重語詞方面的因素,即日語藉詞對漢語的影響。而且現在朝這方面做的人也越來越多,成果顯著,蔚為大觀。相比之下,日語對漢語語法乃至文體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明顯落後,甚至不大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既然承認有那麼多的日語藉詞,而為何對語法及文體上的影響卻熟視無睹呢?

　　看了一些有關漢語文體的研究,才知道這方面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一條,首先拿王力的《中國語法理論》(1944)作研究的起點,然後就拿胡適以來提倡的白話文加以分析,特別對其中的英文轉換漢語時出現的現象着墨甚多,也就是所謂的漢語歐化研究。比如,近來的《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現象研究》(賀陽,2008)也是從來華傳教士的文體直接跳到新文化運動的胡適那裏,就好像漢語近代文體的形成就只有來自西語的歐化這一條線似的。但是,我們知道這種思路的展開從文化交流史上來説是有點問題的,即中日之間的近代交流這一環完全被忽略了,或者説完全被日語藉詞這一種現象所掩蓋了,不去關心其他語言現象的相互影響。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所謂歐化現象有多少是直接來自西語俄語的,還有多少是經過日文傳遞的,當然還有哪些實際上是直接來自日文的? 這三種渠道應該分別闡述才好,特別是後兩種,早應引起我們的注意, 京都大學教授高田時雄在《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狹間直樹編,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一書的語言史部分的引言中就特意指出過:歐洲語言的影響不限於中文,明治以後的日文也同樣受其影響, 文體上的中日語言間的比較研究應予以加強。

　　那麼我們回望時代背景時也會發現,日語的文體改革意識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已經萌發,真正起步在1880年代,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前後整整花了60年多年的時間才算完成。在日本的所謂言文一致運動中,和文體·漢文體·歐文翻譯體的融合成為重要課題,也就是説,日語文體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兩個因素是:漢文體的改造與翻譯體的吸收。

　　日本早期的歐文翻譯並非直譯,而是用漢文體來意譯。“《花柳春話》(1878)出現以後的翻譯體的主流是漢文直譯體,隨之而起的政治小説也大多以漢文直譯體為主軸”(山本正秀《第十五章 翻譯文體的對達》,《近代文體發生の史的研究》,巖波書店,1965),由此我們能夠理解《佳人之奇遇》之所以可以迅速由日文轉譯為中文正是因為其文體最為適用於梁啓超《和文漢讀法》的規則。

　　日文裏真正導入歐文直譯體是明治20年(1887)以後,即在漢文體的基礎上引入歐文直譯體,注重歐文表達的逐字翻譯。這種歐文直譯體雖然生硬,且有些地方無視日語規範文體中的格的位置,但是採用這種文體的主要原因在於歐文體“嚴謹精微”的周密性。這種文體經由森田思軒揉合成一種“外形與內容並重的周密文體”後,德富蘇峯主辦的《國民之友》雜誌(1887—1898)便成了這一文體的主要陣地。

　　在這一過程中,特別是所謂的歐化語言的影響問題上,日語的歐文翻譯體的特徵實際上與漢語討論的問題是一致的,山本正秀(《西洋文學の日本文體に及ぼした影響》,《言文一致の歴史論考》,桜楓社,1971)主要舉出以下幾點特徵:

　　1.翻譯新詞,如“社會、理想、自由”等;

　　2.接頭、接尾詞的發達,如“泛太平洋、非合理性、超特急、反戰、妥當性、自然主義、近代化”等;

　　3.三人稱代詞的性別區分,如:彼he,彼女she;

　　4.添加動詞:“尊敬を払うpay”“注目に値するworth…ing”“…を見し出したfound”“理解をもつhave”;

　　5.語法上的歐化主要表現在被動態,進行時,使役態,關係代詞,無人稱代詞,形容詞的比較級,主語多用等現象上;

　　6.來自英文的新的表達:“換言すればin other”“ある意味ではin a sense”等;

　　7. 修辭法:擬人法,倒裝句,感嘆句的多用;

　　8.標點符號的健全。

　　日本當時在對譯英語時,也是採用的漢文訓讀體, 這樣一來,通過翻譯反映在日文中的這些特徵, 實際上在形式上更便於被中文接受, 我們只要看看中文裏“值得關注/注意……”這一表述都是出現在民國以後,就會發現上述現象都是與漢語中的歐化問題一脈相通的。

　　黎錦熙的《國語運動史綱》(商務印書館,1934)是把白話文與歐化文分開表述的,前者説的是“民國六七年間新文學運動初期所謂‘白話’,這種白話,是已經有了七八百年的歷史的,已經產生了從水滸傳西遊記直到老殘遊記這些‘活文學’作品,所以當時一聲吶喊,全國的學士大夫,自然而然都‘不學而能’地寫得出從沒寫過的‘白話文’來”,就好像白話文運動在胡適倡導下,經陳獨秀《新青年》上的呼應,然後就有魯迅《狂人日記》的對錶,短短几年就算完成了似的。後者則是“新文學運動以後到現在逐漸流行的‘歐化的語體文’,……如‘經濟困難’,於古於俗皆無徵,完全是二三十年來從日本輸入的,……我曾僱一車伕,他常問我的一句話:‘回頭我沒有來接您的必要吧?’這真是‘歐化的大眾語’了”。他總結説前者的“白話”可寫成“文”卻不能説,而後者的“歐化的語體文”則有轉向説的可能,即為言文一致的途徑之一。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十多年間,可謂中日文化交往最為頻繁的時代,亦有“中日黃金十年”之説以印證當時的兩國間的交流情形。我過去在《〈漢語大詞典〉在處理日語藉詞上的幾個問題》(《日語研究》第2輯,商務印書館,2004)一文中曾指出過這一現象帶來的語言問題: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大批的中國留學生來到日本。中國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文學家以及科學家等都曾在日本留學,汲取知識,並將之介紹到中國來。郭沫若就曾説過:“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築成的。”“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禮的。”(《桌子的跳舞》,《創造月刊》第一卷第11期,1928.5.1)從文學上來證實這一點的研究已經有很多了,這裏我想關心的是語言上的問題。因為我們知道,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定義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而所謂“現代白話文著作”的作家們多是那些經歷了日本留學的人,他們寫的文章中如果大量使用了日本式漢語,那麼我們也只好當做“規範”予以接受了。

　　這一背景下,語詞的借貸似乎多引人注意,除了大家議論紛紛的新名詞外,比如魯迅的作品裏,量詞的用法也幾乎是沿襲日語的用法, 大原信一曾舉一個“匹”的例子,指出其在魯迅作品裏的使用範圍是超出現代漢語的規範用法的,如從大動物到小蟲蟻都可以使用“匹”做量詞。但在文體上,首先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梁啓超的“新民體”的形成與德富蘇峯的文體之間的密切關係(大原信一《梁啓超與日語》,《近代中國のことばと文字》20—40頁,東方書店,1994),而德富蘇峯的問題又可上溯到“嚴謹精微”的歐文體。

　　日本出版的《明治·大正·昭和翻譯文學目錄》(國會圖書館編,風間書房,1959)收有四萬條書目,明治時期(1868—1911)就有近兩千種。因而,譚汝謙《中日之間譯書事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實藤惠秀監修,譚汝謙主編,小川博編輯《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亦説:

　　西洋作家如Jules Verne, Maupassant, Camille Flammarion, Allen Upward, Hermann Sudermann等,通過樑啓超、吳檮、魯迅、包天笑等幼稚的譯筆,從日譯本重譯過來,清末讀者亦受落。

　　這樣看來,現在很多專門研究漢語的歐化文體的著作等於是完全跳過這一環節,不去看梁啓超,而直接跳到胡適。明明知道中國近代翻譯的60%以上來自日語,卻只強調僅佔21%的歐美翻譯。比如,吳檮譯自俄國作家契訶夫《黑衣教士》的下述例子,實際上正是譯自日人薄田斬雲翻譯的《黑衣僧》(《太陽》雜誌十卷13—14號,1904.10.1—11):

　　①隨即啓行,轉向從前的恩人,又是第二個父親,俗稱義父,當時俄國著名園藝家白叔忒斯開所住的處在。(軈て自分の以前の恩人、且つは第二の親たる、當時、露國の園藝家として名を知られて居るペソトスケー氏の處へ出かけた。)

　　②那些生機活潑的花草,被水澆灌了,濕氣油然,四面散開濃香。(日は早や沒せんとして、生々と、水を灌かれた草花は、濕気ある、人を簇す様な香を發散して居る。)

　　例①中“處在”帶有一個很長的定語,而且定語中還嵌入了一個介紹“恩人”情況的插入語,這種修飾結構的形式在以往的白話中是很難見到的,口語裏更是根本不説的。漢語的“被”字句原有兩個特點,一是通常只用於不如意的事情,而一般不用於如意的事情;二是句子的主語通常都是指人的,而很少是指物的。例②的“被”字句卻都説的是如意的事情,且主語還是指物的名詞,這樣的“被”字句在以往的白話中也是很少見到的。這些都是語法上的所謂“外國語跡象”,也就是歐化的語法現象。

　　筆者現將日文附在中文例句後加以比較,可以看出作為典型的歐化語法所強調的兩點:“處在”前所帶的很長的定語和 “被”字句的特殊用法,都是先反映在日語里加波浪號的部分上,中文等於是日文的直譯,也就是説,這種歐化現象完全是通過日文轉譯過來的。

　　的確,我們看這個吳檮(1880—1925)經日文還翻譯了很多外國小説,其中有一半選自《太陽》雜誌刊登的日譯外國小説。比如吳燕的研究(《〈燈台卒〉をめぐって》,《清末小説》第33號,2010)便是就其《燈台卒》的翻譯來釐清文本間的相互關係和翻譯上的問題點的,這裏僅舉該譯本的成立始末:

　　1902年 田山花袋以英譯為底本翻譯出《燈台守》,登載於《太陽》雜誌

　　1903年 馬場孤蝶譯《燈台守》登載於《新小説》(明治三六·六)

　　淺野憑虛(和三郎)譯《燈台守》登載於《文藝界》(明治三六·八)

　　1906年 吳檮根據田山花袋的譯本翻譯成白話文《燈台守》登載於《繡像小説》

　　1907年 馬場孤蝶譯《燈台守》收入《泰西名著集》

　　1908年 周作人又據美國人Curtis的英譯本用文言文譯成《燈台守》

　　1909年 《燈台守》收入在東京出版的《域外小説集》

　　也就是説, 吳檮的中文譯文實際上是譯自田山花袋的日文,而田山花袋則是由英文翻譯過來的。這一點與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説集》相似,並不是直接譯自外文原文,而是經日文轉譯為多。《共產黨宣言》的翻譯也一樣,即陳望道的初版也是譯自日文的,而日文又是從英文轉譯的(拙稿《〈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問題》,《二十一世紀》第九十三期,香港中文大學,2006)。從這一例子也可以看出,研究漢語的近代文體的形成,日文翻譯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兒。我們查檢《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會發現其中共收入轉自日譯的歐洲文學翻譯就有76種,如果加上登載在雜誌上的單篇譯作,數量遠遠不止於此。如果再加上其他社會科學的翻譯,這種轉譯帶來的文體上的影響就更不容忽視了。所以説,這種大量的日語文獻、小説被譯成中文,加之中文轉譯的日譯西方小説,西化的漢語文體必然包含“日本”這一環節,無視這點便會出現很多偏頗的見解。

　　實際上,魯迅強調的直譯在這一點上是與日本歐文體的周密性主張相一致的。既要輸入新的思想內容,在感受文學的同時也要輸入新的表現法。魯迅認為:“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藉助於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倘若永遠用着胡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 所得的還是一個胡塗的影子。”而要醫這病,只能是“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為己有”, 即翻譯“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關於翻譯的通信》,《二心集》,《魯迅全集》,第4卷,第373頁)。這裏説的新的表現法當是由直譯而導入的,基於這些因素, 我們還可以通過下面幾點來探討一下日語對漢語歐化文體形成的一些影響,比如英語定語從句中的關係代詞能表述很長的內容,日語翻譯後也照樣,於是乎,留日作家的句子裏也多出現長定語:

　　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青年。(魯迅《紀念劉和珍君》)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魯迅《狂人日記》)

　　那時候的我,怕至少只有四歲吧。(郭沫若《我的童年》)

　　連買半斤黃酒的金錢也沒有的我的境遇,教我哪裏能忍此奢侈。(郁達夫《還鄉記》)

　　前面黎錦熙舉的“有字句”也是如此,應該是先由英語翻譯成日語後再傳到漢語裏來的。上世紀90年代初,在斯坦福大學上完朱德熙先生的最後一學期語法課後,回到日本寫過一篇文章(《有+N+VP文のNの性格について》,《言語と文化》5號,1992)討論這種“有+N+VP”句中N的特徵,認為“有+名詞”表示説話者為實現後面動作VP的一種態度(Modlity),能擔負這一名詞的,近代新名詞較多,如:

　　決心 意思 信心 勇氣 精神 資格 條件 能力 關係 希望 把握 可能 機會 必要 責任 義務 權利 理由

　　所以,“回頭我沒有來接您的必要吧?”也可説成“回頭我沒有必要來接您的吧?”日語這種句式出現在明治後期的1894年前後,而中文的這種表述也多出現在清末民初這一時段,兩者之間的影響關係顯而易見。

　　同樣,“非謂形容詞”現象也是跟日語有着密切的關聯,如:

　　この工場は國営である　　　　　　這家工廠是國營

　　かれは男性である　　　　　　　　他是男性

　　上述句子中,日語的“國営、男性”可以作謂語,而中文反倒不能,只能用於定語修飾名詞,這類詞在中文裏增多也與日語新名詞的增長同步。比如:“～式、～型、～性、～色、～等、～級”或“單～、雙～、多～,有～,無～,不～,非～”的構詞基本上都是這類,再有:

　　人工 交流 直流 全能 萬能 兼職 裸體 立體 木質 専業 常務 刑事 民事 上位 下位　合法 高圧 低圧 中距離 短距離 長距離 長期 短期 定期 特種 局部 初歩 積極 消極 大量 少量 高価 高度 高速 野生 新生 専用 日用 內服 前任 現行 固有 稀有 外在 內在 潛在 特定 特製 直屬 直轄 直観 直接 間接 絶對 相對 自發 自動 人造 法定 電動 國営 國産 國立 私立 市営 私営 市立 公立 絶縁 臨牀 啓蒙 唯物 唯心 保健 當時 臨時 適時 具體 積極 未満 民主 國際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點:

　　由接頭接尾詞所構成的新詞為多。特別形成對義、類義的一組詞,都是從日語轉借到漢語裏的。但從日語的形成也可看出西歐語言詞彙體系的反映;

　　以主謂結構和狀賓結構構成的詞為多。即是句子的凝縮,也是日語構詞的特徵之一。

　　日語中的“具體、積極、未満、民主、國際”亦被稱作“造語専用”(野村雅昭《結合専用形態の複合字音語基》,《早稲田大學日本語研究教育センター紀要》11,1998.6),即只能與其他名詞複合構成一詞,不能單獨使用,這點與中文中的用法屬同一性質。

　　最後我們再從構詞法來看看純粹來自日語的影響,現代漢語中用“～盲”的詞很多,如:“色～、雪～、夜～、文～、羣～”等,這裏只有“羣盲”是遵循漢語構詞法的,其他例子均來自日語,如“文盲”便是從日本借過來的。村上英俊《佛語明要》(元治元年[1864])裏已有對譯:

　　Ignoramment　不學ニシテ、文盲ニ。

　　Inorance　文盲。不學。

　　日文的“文盲”是“盲於文”的結構,可到了漢語裏,因沒有這一結構,便硬是按照主謂結構來理解和分析。而且還可以將之發揚光大,如:“科盲、音盲、法盲”等,實際上是豐富了漢語的構詞法。另外構詞結構的轉換,也是引起詞義變化的原因之一。如:在中文裏本是動賓結構,不成詞的,但近代日語將動賓結構改為定中結構,便形成了近代的新詞新義:

　　愛人(人を愛する→愛する人)、効力(力を効する→効く力)

　　再如:“持論”一詞在《漢語大詞典》(巻6,553頁)裏解釋成“立論、提出主張”:

　　我們堅持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持論和當時香港以及西南某些時論不同。(鄒韜奮《患難餘生記》第一章)

　　而我們可以看出這裏的“持論”是來自日語的用法,是定中結構,即日語的連體修飾,正是相對後面的“時論”而言的,是“一貫的主張”之義。

　　另外, 大原信一認為,本是日文結構的“文字改革,土地改革”等之所以能得以通行是緣於漢語中缺少 write>writer 這種行為名詞(《中國語と日本語》,《言語生活》1974.3)。來自日語的“高利貸”即為行為名詞,其他雙音詞結構現在成了最為通用的構詞法之一:

　　～改造: 思想改造,城區改造,廠房改造,河道改造

　　～測驗: 民意測驗,心理測驗,智力測驗,素質測驗

　　～革新: 技術革新,教育革新,材料革新,思想革新

　　～改革: 土地改革,文字改革,體制改革,政治改革

　　～培訓: 技術培訓,就業培訓,英語培訓,會計培訓

　　～建設: 城鄉建設,基本建設,工程建設,網站建設

　　實際上,我們看近代中文文體的形成不光是要看其歐化的程度,還應看日化的影響。漢語研究的話語權多出自留學歐美的學者,根本缺乏從日語看漢語的視角,所以,現代漢語中的許多現象也都一味地按歐美語言學的觀點來加以解釋,一定程度上並沒有客觀地、準確地描寫出漢語的語言事實,這一點本來應該引起日本的中國語學專家的注意,但遺憾的是他們也多依照中國的語法學家的説法,近來才有內田慶市等先生開始對這一問題提出新的看法,注意到日語本身對漢語的影響,他提出的途徑就是“發自歐洲—經由日本—開向中國”(《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觸の研究》,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1)。我們如果基於這一思路來考慮中日之間的語言問題,或許很多問題能夠迎刃而解。當然,這首先應該是留日學者的職責,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

　　(作者為日本成城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