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曾向他了解中國，這位學者這樣看中國向何處去_風聞

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將於5月15日在北京隆重開幕。解讀中國工作室策劃製作了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系列節目《文明之約》，今天推出第二集：變的故事。

本集主人公是知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阿恩·維斯塔（Arne·Westad），他還有個更有名的中國名字：文安立。

《文明之約》第二集：變的故事，歡迎觀看~

長期以來，文安立被西方視為最瞭解“紅色中國”的“中國通”。

他的著作總會受到學術界以及學術界之外的廣泛關注，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曾請他聊中國的事情。

《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是文安立2012年的著作，這本關於清中葉以來中國對外關係史的著作在當年獲得《衞報》年度最佳圖書等獎項。

在書中，文安立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外交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20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峯。未來的中國將何去何從？它重返盛世之路是暢行無阻亦或是窒礙難行？

帶着這樣的視角，文安立期望探索中國文明和世界的關係。

一般而言，在國際影響力方面，中國始終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國家，樂於向其他國家分享自己的發展智慧。但在二十世紀中葉，由於歷史原因，中國變得更加封閉。所以我寫《躁動的中國》一書有兩個原因。我想揭示，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如何發展長期關係，以及世界在這種關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Normally, China is a very open country in terms of outside influence and giving off of its own wisdom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or historical reasons, China had ended up being much more closed off. 

So I wanted to write this book for two reasons. I wanted to show how China’s long term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d developed, and what we are the key issues in that relationship.‍

同時，文安立也想探尋中國在和世界互動中如何改變自己。在他看來，從乾隆到鄧小平，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就不斷地波動變化：日清戰爭、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韓戰、冷戰等等，這些都使得中國陷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不安之中，這不僅僅是處於羞辱和憎恨的情緒，也在於它被迫調整之前在世界外交事務中所確立的三個原則:正義、講究規則，以及中國中心論。文安立認為，中國近250年的歷史是彼此有內在邏輯聯接的歷史：越南1978年攻打柬埔寨，鄧小平發動懲越作戰。鄧小平在北京，一定想到兩百年前乾隆朝的清越戰爭，以及乾隆皇帝未能贏取此役如何傷害到自己的歷史地位。1870年起的李鴻章，引領朝廷輸入西方技術，希望直到中國強大到足以自衞之前，能夠不陷入戰爭，而20世紀30年代的蔣介石也曾面臨此種抉擇。

我想揭示，中國是如何通過與世界其他國家交往而發生改變的。這種改變不僅僅侷限於外交事務上，亦非侷限於國際關係，而是中國社會、文化及經濟如何結合本國情況，在當時國際環境中發生改變的。

And then secondly, I wanted to show how China had become transformed inside through its encounter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this is not just about foreign affairs.It’s not just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is about how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economy, domestically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 this international setting.‍

《躁動的帝國》不只是一本中國近現代歷史著作，文安立承認，他創作這本書的現實背景就是，隨着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外部世界開始越來越憂慮中國在未來的表現，今天的中國在與外部世界交往時，也不時產生一些摩擦。所以，文安立想從歷史上看看，中國與外部世界在一兩百年前是如何互動、交往的，今後中國將往何處去。

文安立認為，開放性將是觀察中國今後走向的關鍵因素。近代中國就是這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帝國艱難地尋求現代國家轉型的偉大曆程，直至今日仍然躁動不安。中國的近代史並非像歷史簡化的那樣，僅僅是被動挨打的屈辱歷史，而是中國更早地與現代性接觸的故事，也是中國藉着和外部世界的互動而發生自身蜕變的歷史。

至關重要的是，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國表現出的新的開放性。對中國而言，這種開放性尤為重要。今天的中國年輕人在不同以往的氛圍中長大，他們有着截然不同的抱負和夢想，正是得益於這種開放性。這種開放性也使中國強大，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全球大國。‍

展望中國未來前景，我認為今天中國需要討論的最關鍵的事情，可能是想明白中國將如何利用其全新的地位、重要性以及力量。

And you kno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is taking place is this new openness that China has shown, since the late nineteen seventies or only early nineteen eighties. It’s been incredibly important for China itself. But it’s also strengthen China.

 It’s made China into a much more important country, international. And for China’s future, I think that’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discuss among Chinese today is to figure out how is China going to make use of its new position and prominence and power.‍

關於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文安裏認為，這是一個推動世界跟更為安全、和諧的平台。在節目中，他如此評價：

我希望，中國能夠利用自身優勢與他國合作並更好地整合各方優勢，從而建立更公正的國際貿易體制。與此同時，通過文明對話的倡議，推動更多年輕人通過旅行、學習和各類事務實現更多的交流，以便我們能有一個更安全的地區，繼而解決一系列東亞存在的重大問題，推動建立一個更加和諧的世界。‍

And I’m among those who hope that China will use that in order to work with others and integrate them better so that we get better international trade regimes; 

We get more exchanges in terms of how young people can travel, study and do various kinds of things; that we get a more secure region where some of the big problems that exist in east Asia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Chinese initiatives.‍

對於未來中國可能面臨的挑戰，文安裏提出這樣的建議：

如果中國要證明自己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大國，能夠管理地區事務，就該向其他已發展起來的國家學習，學習它們如何處理問題。胡蘿蔔總是比大棒更管用，因此誘使其他國家和中國合作比用武力威脅有用。過去當中國很弱小的時候，緊張的局勢與自我防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需的，但是現在中國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比本地區其他國家所處的地位都要高，就應該展現其合作精神與大國胸懷，這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

尤其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應明確地告訴別國中國的立場，不但要讓本國的國民明白，更要讓外國消除誤會。如果中國總是在強調自己的歷史，強調自己是一個大國，而別國比自己弱小，會激化矛盾，反而不利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