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的價值_風聞

原創： 顧子明 政事堂2019 2019-05-10

一

一百多年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過程中，上百萬軍隊的大清，被幾千英國軍隊放風箏式的吊打，英軍以僅陣亡69人的代價，就幹掉了兩萬多的八旗精鋭。

當時，大清也有火槍火炮，但是被打出如此慘的交換比，和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背後，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中英兩國的情報水平天差地別。

當時，林則徐等人獲取英軍動向，幾乎只能靠外籍商人口口相傳的消息，和如今股民看着不知道哪來的朋友圈截圖那樣，既沒有真實性也沒有時效性，幾乎就是閉眼打仗和決策。

而英軍就不一樣了，一方面，英軍以及東印度公司通過截獲《京報》和《邸報》，就把清政府的動態摸得一清二楚。

《京報》類似於公開發行的《人民日報》，《邸報》類似於僅限領導幹部看的《新華社內參》，雖然這些報紙都被限定不許外國人獲得，但是有錢能使鬼推磨，英國人很輕易就拿到了清政府所有重要的公開信息。

而另一方面，英軍除了公開信息之外，還能獲得大量隱秘的情報來源。

當時，各地的督撫大員們，在北京都有“駐京辦”，該部門除了平時走通關係之外，還肩負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收買軍機處和“有關部門”，把大量未公開的奏摺和旨意，秘密的謄錄出來，為各自的政治生涯搶佔先機。

而這條大清朝的決策機制的通道，自然沒有被早就想打開中國市場的英國人忽略。他們用現金以及情報交換，跟這些官員身邊的師爺混得沆瀣一氣，輕鬆就拿到了大清皇帝與高級官員之間機密的信件往來。

這樣一來，坐擁百萬大軍的清廷就像脱光了擺在英軍面前，戰爭還沒開打，所有的戰略意圖以及兵力部署都被英軍輕易的獲得。

英軍利用自身的機動性優勢，自然就可以完美的避過所有清軍布好的預設陣地，痛擊那些沒有防備的薄弱環節，將清軍不斷調動使其疲於應對，最終以極低的代價獲得全勝。

二

1960年，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在訪問中國時，盛讚毛澤東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可以與世界歷史上任何偉大的戰役相媲美，而沒想到毛澤東卻説：“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

當年，蔣介石調集了湘軍、川軍、滇軍和中央軍約40萬兵力進行圍追堵截我紅軍，由於雙方在兵力裝備上對比懸殊，紅軍就像長坂坡上的劉備那樣，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可是，剛剛執掌着起紅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卻如有神助的一般，把老對手蔣介石的部隊，像巴甫洛夫訓練出來的狗那樣隨意調動，最終通過四渡赤水般的神奇操作，跳出了老蔣40萬大軍的包圍圈。

毛澤東為啥那麼牛逼呢？

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早在1929年，周恩來在上海秘密組建無線電人員培訓班，後來第三次反圍剿大勝，獲取了大量的無線電裝備，這樣學員們被集中起來，專門負責監聽敵台。

而就在反圍剿失敗，四渡赤水之際，咱們成功破譯了老蔣那邊的無線電密碼本，所以，當時國軍的相互聯絡和指令，以及國民黨軍各部的準確位置，統統在毛澤東這裏成為了明牌。

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對老搭檔得以利用情報優勢，不斷的用假動作來忽悠老蔣。

而老蔣這個著名的炒股老韭菜，自然也被嚇得一驚一乍，昏招不斷頻頻割肉，讓毛澤東輕鬆割了幾波韭菜之後，獲得了補給和裝備得以輕鬆上路。

最終，我3萬紅軍在40萬國軍的包圍下，憑藉着周恩來的情報和毛澤東的謀略，最終得以插翅昇天，為革命勝利保留下了最寶貴的種子。

三

其實，回顧中國歷史上著名以少勝多的大戰役，幾乎靠的就是情報工作。

譬如官渡之戰，是曹操從許攸那裏知道了袁紹糧草庫的位置，而赤壁之戰，是周瑜通過黃蓋、龐統等人，成功的欺騙了曹操。

情報工作的重點，就是一方面收集獲取對方的關鍵情報，以此來判斷對方的重大行動，而另一方面通過釋放假信息，誘導對方做出錯誤的抉擇。

就像最近幾天，漫天遍野的假消息氾濫，目的就是逼着咱們像當年的老蔣那樣不斷犯錯不斷割肉，處處設防疲於奔命，最終實力不濟後，像清廷那樣簽訂不平等條約。

而就像俗話説，獨對國運的人，何曾被虧欠過？

那些選擇不信假消息，並對公開信息進行統計和調查分析後，跟着我一起“為國護盤”的讀者，嗯，相信今天都在資本市場獲取不菲的回報。

                                                                                                  四

戰爭中，最重要的是情報，而情報中最重要的是統計和調查。

就像當年老蔣下屬的情報機構，無論是中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還是軍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從創立之初，本質搞的都是“統計調查”，進行數據的研究和分析。甚至我們新中國建立之初的情報機構，也叫做中央調查部。

電視中那種用特工去搞暗殺都是扯淡的，一個正常國家絕大部分的情報，就像當年鴉片戰爭之前大英對大清那樣，靠的就是對公開與非公開的信息進行蒐集和處理。

只不過，後來隨着國民黨逐漸的幫會化，情報機關也迅速墮落，“007式”的行動部門變成了主要力量。反之，我黨則能潛下心來進行統計和調查，把最優秀的人才集中起來，獲得第一手的情報。

最終，使得佔據了情報優勢的我黨，逐步在戰場上開始積累優勢，並最終將優勢確定為勝勢，成立了新中國。

同樣，進入和平時代，一個強大的情報分析的助力，也能夠讓一個國家在國際上游刃有餘。

就像俄羅斯的GDP都不如廣東省了，但是憑藉着強大的情報機構，“克格勃頭子”普京依然能夠在全球叱吒風雲，敍利亞內戰、吞併克里米亞、美國大選、土耳其叛亂、委內瑞拉內亂、伊核六方等一系列問題上都敢於火中取栗。

同樣，我們的周總理能成為上世紀最全球偉大的外交家之一，靠的也是從他當年在特科以及無線電人員培訓班開始累積的情報人員，所源源不斷提供的情報，才能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

就像1954年在日內瓦，周總理舌戰“十六國”，面對美國人的不斷施壓，仍然獲取了中南半島話語權並將英美分化的背後，靠的不是誰的嗓門大，也不是誰的朋友多。而是靠着無數的情報人員將會與“十六國”的情報和調查分析，源源不斷的提供給了台前的決策者。

而知曉了各方的訴求和底牌的周總理，像他的老搭檔當年四渡赤水一樣，從容之間就打出精彩絕倫的牌局，讓在西方列強的包夾中的新中國，在日內瓦挺起腰桿並綻放出耀眼的光芒。

而日內瓦會議的65年之後，今夜，相信我們也將看到，另一位閃亮的中國之星即將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