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重構 | 中國，或二次入世_風聞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智本社（ID：zhibenshe0-1）

“鐵鏽地帶”的芳草萋萋與華爾街的紙醉金迷，最終觸發了美國社會矛盾的閾值。這一矛盾背後的結構性根源，則是當年里根改革形成金融資本主義。在“里根大循環”的光環之下，里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對這一秩序進行修正，前者的鏡像是日本，後者則是中國。

2008金融危機深刻地改變了中美關係以及全球化秩序，美國對於危機的反思以及全球化秩序重構的決心，大大超出了中國的預期。

中美貿易爭端，如今成為特朗普政府構建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的重要步驟。“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新貿易規則將誕生，中國或面臨二次入世。

撥開馬基雅維利主義之迷霧，以理性觀察美國經濟之改革、全球化秩序之構建，中國該如何應對秩序重構及大國博弈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特朗普

修正“里根大循環”

1980年，演員出身的里根，高舉着退役球員肯普議員的減税法案成功入主白宮。此後，短短几年，里根與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攜手降服困擾美國接近十年之久的滯脹危機，成功締造了索羅斯定義的里根大循環（詳見《保羅·沃爾克：半世風雲，一蓑煙雨》）。

如今，邊區人設的特朗普同樣以大規模減税刺激美國經濟強勁復甦。特朗普似乎化身為里根，打造第二個里根大循環。

不過，特朗普政府並非要打造里根大循環，而是修正里根大循環。過去四十年，里根大循環延續了特里芬難題，在2007年達到房產次貸與金融繁榮的閾值，誘發了次貸危機。2008年，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憑藉“行動的勇氣”和“最後貸款人”的身份，實施量化寬鬆救市。8年之後，里根大循環又觸發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閾值，選票政治助力特朗普替代傳統建制派。

奧巴馬最近在新書《奧巴馬：歷史的呼喚》中坦言：“特朗普成功當選而不是希拉里，這讓奧巴馬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

奧巴馬確實沒有肩負起“第一位黑人總統”的重任，以飲鴆止渴的辦法解決經濟問題，最終強化了“鐵鏽地帶”與華爾街之間的矛盾。特朗普的解決辦法並非小修小補，而是大開大合，試圖最大限度地修正“里根大循環”。

任澤平説：“中美貿易戰背後更深層次的是改革戰。”中國如此，美國亦如此。里根大循環金融繁榮背後的內在矛盾一直沒有得到根治，特朗普沒有像奧巴馬以改革者自居，倒以破壞者形象示人。

1971年，在沃爾克的建議下，尼克松宣佈關閉黃金兑換窗口，世界開始進入浮動匯率、無錨貨幣時代。但是，這種全新的全球化金融局勢，世界各國茫然，美國也不知道怎麼玩。

整個70年代，是美國國運最糟糕的十年。世界經歷兩次石油危機，美國遭遇持續滯脹危機，深陷越戰泥潭，美元三次貶值，國際匯率波濤洶湧，蘇聯頻頻出擊，法德日躍躍欲試，美國政界以及主流經濟學界毫無辦法。

但是，70年代，也是近代世界經濟轉折點。這十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打碎了一箇舊世界，投資銀行、跨國公司崛起，微軟、蘋果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方興未艾。一個全新的全球化秩序，正在混亂中湧現端倪。

對於西方世界來説，中美對話是這十年風雲之際中最容易忽略的插曲。1972年，擅長外交的尼克松來到北京，在機場與周恩來歷史性握手。從此，中美之間開始了長期的合作與博弈。

1980年，是關鍵的一年。此時，里根總統入主白宮，鄧小平已復出三年力主改革開放。風雲際會，兩大偉人在歷史舞台上交匯。這一年，中美建交，兩個大國的歷史河流在太平洋上相遇。

1982年底，美國經歷了大蕭條之後最糟糕的經濟時期後，美國股市開始奇蹟般地上漲，吃了一顆子彈的里根總統因禍得福、鴻運大展。此後，正如蒙代爾以及追隨者所料，美國開啓了幾十年的股市及樓市大牛市，十年滯脹疑雲一掃而空。乘着金融、全球化、信息技術三股浪潮，美國經濟重回二戰之後的增長態勢，“里根大循環”風光無限。

金融、地產繁榮，跨國公司、科技公司崛起的同時，美國貿易赤字不斷加大，經常賬户惡化，美國財政赤字逐漸擴大，五大湖區製造業日益衰落。從里根政府開始，美國社會開始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金融繁榮，製造業蕭條，出口萎縮，資本強勁，政府債務高企，華爾街獲利頗豐。

顯然，“里根大循環”是一個畸形的非均衡的全球化秩序——強美元、強金融、弱製造、貿易赤字、財政赤字、貧富分化。這種秩序導致美國經常賬户嚴重赤字，資本賬户缽滿盆滿，加劇了美國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經濟矛盾的閾值觸發了2008年金融危機，社會矛盾的閾值推動特朗普上台，並引發特朗普現象。

但是，當年里根政府走上這條畸形的道路，幾乎是別無選擇。

當時，薩繆爾森在內的主流經濟學家並不主張強勢拉昇美元。不過，由於菲利普斯曲線失靈，凱恩斯主義者的話語權磅落。在經歷福特、卡特兩屆政府後，失去耐心的選民選擇了主張減税的里根。

里根在大選時宣稱，他告別了需求端經濟學（凱恩斯主義），擁抱供給端經濟主張（供給學派）。但是，當時減税法案有着濃重的選票色彩，也是死馬當活馬醫的辦法。里根團隊中包括舒爾茨、弗裏德曼、格林斯潘在內的大部分人都擔心政府財政預算問題。

在此之前的白宮政府財政部以及美國經濟學界，雖然主要信奉凱恩斯主義，但非常強調財政預算平衡。里根團隊也擔心減税帶來的財政收入減少的問題，他們根本不相信拉弗曲線。事實上，拉弗曲線並沒有起作用。里根政府在實施減税計劃後，面對糟糕的政府赤字，立即又向國會提交了加税法案。

真正起作用的是前任卡特在炒掉內閣後，任命了“大個子”沃爾克為美聯儲主席。沃爾克上任後，鐵腕治通脹，把聯邦基準利率提高到20%以上，同時盯住貨幣總量（受弗裏德曼影響）。沃爾克的膽識與猛藥，壓住了兇猛的通脹。

沃爾克暴風驟雨般的緊縮政策，掃除了美元在70年代的頹勢，間接將美元推上了強勢軌道。

這為里根政府穩定了經濟基本面以及通脹預期，也為“里根大循環”打下了“強美元”的基礎，同時也埋下了失衡秩序之因。

對此，里根對沃爾克非常不滿，緊縮政策導致經濟陷入負增長，失業率超過9%，同時聯邦政府財政赤字擴大。里根政府在市場上融資成本高企，可能導致利率維持高位。舒爾茨、弗裏德曼等一批重量級經濟學家寫了一份報告，指明撤銷美聯儲理事會。

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題，但最終被蒙代爾解開了。蒙代爾認為，美元升值，國際資本則會迴流美國本土，美國的國債和金融資產將成為搶手貨。供給學派的貝利問蒙代爾：“誰為政府赤字買單？”蒙代爾非常肯定地説：“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兩次石油危機期間賺取了大量美元）。”就在經濟最糟糕的時候，蒙代爾的預言成真。（詳見《供給側革命 | 一羣老饕、酒鬼、嬉皮士發起的革命》）

1982年底，美國經濟度過了黎明前的黑暗後，開始走上了金融資本主義。

為什麼美元必須保持強勢？

在當時，美元走強是無奈之舉，是沃爾克打擊通脹的手段。但是，美元走強其實是必然。美元若想維持世界貨幣的地位，則必須強勢。美元強勢，有利於進口，不利於出口，如此美國必然陷入貿易赤字，金融繁榮和製造業衰落；美元強勢，美國政府可以獲得大量廉價的融資，也為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創造了條件。這實際上是特里芬難題在無錨貨幣時代的延續。

“里根大循環”導致的兩極分化問題，一直被美國社會所關注。但是，建制派當政的年代，缺乏足夠的動力以及財力修正這一問題。小布什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以及全球反恐，打破了克林頓政府時期剛剛修復的預算赤字。小布什政府只能藉助金融手段實現“住房美國夢”，格林斯潘掌管的美聯儲降低利率，投資銀行發放次貸，這是次貸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

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後，美國政界以及經濟學界對這場危機做了深刻的反思。他們認識到，“里根大循環”帶來的經濟結構性失衡，才是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奧巴馬被寄予厚望，他請出了年事已高的沃爾克，宣稱以“沃爾克法則”推動金融改革。但奧巴馬只是想借沃爾克的威望玩政治平衡之術。

特朗普在最後時刻逆襲希拉里，説明傳統建制派被美國選民拋棄。選民將特朗普推到了前台，他將如何修正“里根大循環”？

秩序重構

中國或二次入世

特朗普後的一系列操作讓國際社會眼花繚亂，各種退羣，頻刷推特，大規模減税，大搞招商引資，與中貿易摩擦不斷。特朗普的存在，使得世界不少傳統政客極為不適，但似乎又無可奈何。精神病專家聯名發文稱，特朗普至少患有偏執、缺乏同理心和虐待狂三種心理疾病，甚至有惡化趨勢。

從歷史來看，美國總統的成材率偏高，還未發現一例精神病患者。美國政體具有相當的修復性與制衡性，其國家戰略很難被一人左右。特朗普所為無非是以邊區人的形象演繹美國既定的國家戰略，只是表現風格上與傳統清教徒、保王黨人、貴格會存有巨大差異。

“里根大循環”的“腫瘤”真到了非割不可的地步嗎？

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説明這種秩序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產業空心化、金融過度繁榮以及貧富分化，已經嚴重威脅到美國的經濟安全。

但真正的危險在國債。從里根政府開始，美國國債不斷增加擴大。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由於量化寬鬆政策，國債規模不但沒有擴大而且還翻倍。從2008年到2018年，國債規模從10萬億美元漲到22萬億美元，累計漲幅達119%。

國債與美元之間相互捆綁，美聯儲的主要資產是國債，即美元以國債為背書發行。美國國債擴張並非依據聯邦財政收入，而是美國整個國家的經濟賬本，尤其是美元世界貨幣這一至高無上的特權。美債在美元國際市場中獲得大量廉價的融資。

如果國債崩盤，美國經濟以及美元都可能付之一炬。前幾個月，特朗普政府與國會就債務上限方案博弈，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巴菲特等一批重量級人物大肆批判現代貨幣理論，指出這一理論導致美聯儲忽略了對美國國債的限制。

華爾街巨頭是金融資本主義秩序下最大的受益者。這一次，他們都擔心國債問題將危及自身。

特朗普擔心，持續的產業空心化和金融過度繁榮，國債規模達到一定規模後出現危機，從而從根本上擊垮美國國家信用。自第一任財長漢密爾頓建立國債體系以來，國債以及公共信用，一直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命脈。

以目前美國的財政體系，特朗普無法像克林頓時代一樣縮小財政赤字。但特朗普政府的策略是優化美國的經濟賬本，縮小貿易赤字，改善經常賬目，讓資本回流美國，促進經濟結構完善，防止過度金融化；同時，聯邦政府可以在美國本土獲得更多融資，降低美債的經濟風險。可以參考的是日本，日本鉅額的財政赤字大部分來自國內融資。美國現代貨幣理論支持者認為，日本這種借債模式更為安全。

根本上來説，這些措施試圖改進“里根大循環”中貿易赤字、財政赤字風險以及弱製造問題，降低美國國債風險，增強美國的國家公共信用。

特朗普政府操作的大致路徑是：

·      發動貿易摩擦，縮小中美貿易赤字；

·      減税推動國內復甦，招商引資振興本土製造業；

·      構建“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國際新秩序；

·      修正“里根大循環”，降低美債風險，增強國家信用。

其中，貿易摩擦是對中美雙方傷害最大的一張牌，也是特朗普打的第一張牌。由於特朗普的咄咄逼人以及內閣成員的對華強硬態度，非常容易將人帶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我們試圖使用馬基雅維利主義分析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

但是，這種分析角度反而又容易矇蔽自我，無益於我們增加勝算。塵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無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只是特朗普修正“里根大循環”中的一步，當然也是重要的一步。

特朗普團隊不少是對華強硬派，但其實他們不僅是對華強硬派，他們是奉行“美國優先”原則的對世界強硬派。

美對華首席代表萊特希澤，不僅對中國強硬，對日本也強硬。里根政府時期，萊特希澤帶領的美國貿易代表團與日本談判鋼鐵進口問題。據説，在談判桌上，他故意將美方的談判提案折成了紙飛機扔向對方，使得日本談判人員方寸大亂。在日方代表發言時，他還拆開手機零部件把玩，以表達輕蔑的態度。

1980年代開始，美日貿易摩擦持續了十餘年，中美之間或許才剛剛開始。當年，萊特希澤也是廣場協議的美方談判代表之一。聯邦政府試圖降低美元匯率，縮小美國的貿易赤字，短期的訴求與特朗普相似。只是當時美聯儲主席沃爾克並不希望美元短期貶值幅度太大，希望保持一定的強勢。如今特朗普不希望美聯儲加息太快，本質是一個道理。

里根大循環這一非均衡的國際秩序，其非均衡的對面一般有些國家與之互補。在1980年代，日本是這一體系的互補方。日本製造業出口、低匯率，與美國的強美元、強金融、高匯率形成互補。當時，日本是美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國，也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

小布什政府時期，中國借美反恐之機成功入世。2008年後，中國逐漸替代了日本，成為美國第一大進出口貿易國和債權國。

自里根大循環以來，美國政府都會通過政治干涉的手段，有意縮小貿易逆差，保持美國的公共信用安全。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干涉的對象是日本，如今則是中國。

這一次不同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警示，美國必須修正里根大循環以及金融資本主義。另一邊，中國近十年的規模膨脹卻是讓美國人感到擔心。所以，這一次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強硬而徹底。

他們在擴大進口、知識產權、技術轉讓、政府補貼、開放市場、匯率管制等方面提出強硬要求。其中，特朗普迫切要求中國加大對美進口，以短期內縮小貿易逆差，贏得政治上的信任。

特朗普對華的一些列政策，實際上是整個戰略中的重要一步。對華施壓的同時，特朗普着力建立構建“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國際新秩序。

特朗普推動“三零”朋友圈構建，將中國排擠在外，一定程度上給中國施壓。不過，美國在2002年就提出了“三零”貿易區。當時，美國希望WTO可以在2010年將關税下降到5%以內，在2015年將關税下降到零。

到2010年，WTO中的主要國家都將關税降到5%以下。但到2015年，美國的零關税目標沒能實現。主要原因是WTO考慮到各國貿易之間的平衡。

所以，美國包括一些歐美國家認為，WTO的規則已經滯後了。歐盟國家、日本、美國以及北美，一直都在商討建立零關税貿易區。如今，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已達成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的新貿易協定。美國與歐洲、日本在新自由貿易協定上達成了基本共識。

等到了2020年，北美、歐洲以及日本三塊疊加在一起，經濟總量佔全球54%，貿易總量佔全球貿易的55%左右。如此，一個全新的“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國際秩序即將誕生。

如此，中國或將二次入世。

自貿區

參與新秩序

特朗普的改革，誘發了米德衝突。中國應對的最佳策略，不是封閉自守，而是改革開放。

當年，中國加入WTO，歷經了曲折的談判，也歷經了艱難的改革。談判桌上，談判代表從黑髮談到白髮，背後則是中國不斷地擴大開放以融入全球化市場及規則。

1980年中美建交後，蘇聯的存在，形成了中美博弈的緩衝帶。1990年，蘇聯垮台後，熟知中國的老布什政府關注中國的改革動向。1992年，小平同志確立市場經濟制度後，美資大舉進入中國。

但是，中美之間已沒有第三方緩衝地帶，美國對華的政策呈現波動性。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政界對華政策展開辯論。克林頓最終做出一邊接觸、一邊遏制的不穩定策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波及中國，中國在房地產市場化、教育產業化以及國有企業等方面加快了改革步伐。某種程度上説，這些改革推動中國向全球化規則邁進。

揮手告別艱難的1990年代中後期，中美關係進入21世紀迎來了大轉機。聯合反恐，讓中美兩國再次走到了一起。朱總敏鋭地抓住了歷史性的合作窗口期，與美國達成了入世協定。當時龍永圖先生不斷地遞紙條給朱總以示提醒，朱總跟龍先生説，不要遞紙條給我了，這是歷史機遇。

入世之後，中國國運昌隆，出口製造業快速崛起，以狂奔速度加入全球化大潮。從2001年到2008年，只用了七八年時間，中國就深度地改寫了全球化產業大分工。中國的製造業產業體系以及供應量效率，確實讓人歎為觀止。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中美關係發生了微妙變化。當時中美因聯合救市再次合作，但是中美關係卻因這場危機而發生改變。美國在深刻地反思危機，並試圖改變過去的這種國際秩序。最近十年，中國在房地產以及貨幣化的宏大敍事中，忽略了美國對華態度、中美關係以及國際秩序的微妙變化。

我們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不斷地談判和改革，才得以加入WTO。然而，若WTO規則再次修改，或者美國為首的“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國際秩序形成，中國面臨二次入世。

入世，前台是談判，後台是改革與開放。

“三零”規則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秩序，對中國的衝擊比較大。目前，WTO主要國家的關税在5%以下，美國在2.5%，中國去年降到了7.5%。距離零關税，中國還有比較長的開放空間。

當年入世時，中國最擔心的是關税下降，關税保護降低給中國本土企業帶來衝擊。10多年後發現，越是開放的市場，中國私人企業成長反而越好。

所以，零關税的壓力或許不是最大的。“三零”新秩序意味着，中國市場的全面開放，中國從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走向全球開放經濟體。對於中國來説，最大的挑戰是在全球開放經濟體下，經濟增長方式與新自由主義秩序以及全球化市場規律之間的衝突。

中國的貨幣、財政、匯率、產業、資本管制以及宏觀經濟政策，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開放經濟體中，新自由主義秩序否定產業政策性補貼，要求匯率市場和資本市場自由化；經濟增長方式由市場主體決定，而非宏觀經濟政策。從政策性轉向市場化，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將面臨深刻的轉型。

在全球開放經濟體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效果將大打折扣。若以貨幣擴張調節經濟，政策效果可能被利率下降或資本外流抵衝。另外，國際市場的波動，同樣考驗着國內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和穩定性。

這些年，中國主動去槓桿，防範金融風險，降低中國的資產價格風險。但是，由於中國的匯率市場、資本市場沒有完全市場化、國際化，目前的資產價格“堰塞湖”風險依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人民幣價格、國內房價以及金融資產價格，在國際市場中的表現依然難以估計。目前還很難想象，開放市場後，資產價格重估和資金國際性流動帶來的風險。

當前中國加入“三零”國際新秩序的風險存在諸多的未知性，同時國內的改革與開放的節奏或難以支撐。但是，倘若我們遠離的這一國際新秩序，將來可能更為被動。

最好的辦法是主動出擊，參與國際規則重構。

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迫於美國壓力逐步開放市場，而非一步到位。日本歷經了多次改革，才走上貿易與資本自由化之路，如今成為一個全球化的發達國家。

韓國也是如此，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負面清單，逐步開放。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韓國政府頒佈《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法》，加大改革與開放的步伐。

中國可考慮通過建設自貿區，參與國際新秩序的重構，主動融入國際市場。中國在國家戰略層面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這個灣區的自貿區可考慮作為參與全球化新秩序構建的排頭兵。

抓住秩序重構的窗口期，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為新國際秩序下的新自由貿易區。深圳前海、珠海橫琴與廣州南沙三大自貿區，可借香港自由港及國際金融市場之橋樑，積極與國際接觸、接軌，參與新規則的制定，打造新秩序下的自由貿易區。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自由港，其規則受到國際市場的認可。長久以來，香港就是中國內地瞭解世界，與國際保持接觸的重要窗口。如今，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強化，香港與深圳共建前海自貿區，將香港的金融規則、貿易規則、技術標準與自貿區融合。這需國家層面對自貿區和大灣區做更為深入的改革。

可以考慮將中美之間分歧較大的市場準入、出口管制、國有企業、匯率市場等關鍵問題，納入自貿區合作中解決。在自貿區內，涉及國家安全的產品逐步下降關税，直至零關税；逐步減少壁壘和競爭限制，降低外資進入市場的門檻，直至零壁壘；減少雙方的出口限制，禁止強制轉讓，規範農業補貼，等等。

如此有接觸、有了解、有參與、有風險隔離，可化被動為主動，進退有度，為國內改革有序推進贏得時間，爭得相對寬鬆的國際環境，避免被新規則排擠在外觸發“二次”入世的風險。

誠然，特朗普最大限度地修正“里根大循環”，規避金融資本主義的失衡問題，但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結構性矛盾。強勢美元與貿易赤字之間的難題，屬於特里芬難題，是法定本幣與全球化經濟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目前尚無根本解決良策。

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美國的結構性經濟可以達到最大限度地改善，美元在“世界是平的”市場中可以最大限度地收取鑄幣税。

儘管如此，融入全球化幾乎是每一個經濟體必然選擇。全球化浪潮潮起潮落，每一次大退潮之時，定然是秩序重構之時，每一次秩序重構之後，定然迎來一次大浪潮。中國，只有主動參與，才能像當年一樣大潮起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