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產諾貝爾獎的孩子”，一出正經的荒誕劇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餘晟以為”

2019年，布拉格

下面照片的人是誰？估計有一部分學計算機和電子的人能認出來，他叫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是1956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William Bradford Shockley Jr. (February 13, 1910 – August 12, 1989)

威廉·肖克利出生於倫敦，父母都是美國人，從小就顯示出過人的天資。1932年在加州理工取得物理學士學位，他受到量子力學的鼓舞，1936年前往MIT攻讀博士學位。恰好，那時候貝爾實驗室解除了大蕭條年代的招聘凍結，肖克利成為大蕭條之後第一個進入貝爾實驗室的人。在那裏，肖克利的任務是優化貝爾的電話骨幹網絡。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斷了這個計劃。美國調撥了大量的人才和資源支持軍方的項目，肖克利也不例外。肖克利信奉的哲學是，世界上的一切問題，都可以依靠理性和邏輯來解決。他驚奇地發現，美國的海上運輸船隊深受德國潛艇的襲擾，而美國海軍的反潛戰略相當原始。在仔細調查研究之後，肖克利提出了一套發現和攻擊潛艇的方案，將反潛作戰的效率提升了七倍。這項工作也為肖克利贏得了廣泛的聲譽。

二戰結束後肖克利繼續研究電話骨幹網絡的優化，主攻信號放大器。他另闢蹊徑，不再延續之前真空管的做法，而是試圖研製一種更小巧、更便宜、發熱量更低、可靠性更高的“固態放大器”。1947年，他的兩個手下John Bardeen、Walter Brattain共同製作了世界第一個晶體管。雖然其材質還只是鍺，而不是後來大行其道的硅，但這個發明的意義怎麼稱頌也不為過。

可惜Bardeen和Brattain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發明的重要性，但肖克利意識到了，他很不滿意這個發明中沒有自己的貢獻，他關起門來搗鼓了幾天，拿出了一個改進版本，也就是結式晶體管。與之前的版本相比，製造難度下降了很多。可以説，後來計算機和電子產業的蓬勃發展，結式晶體管是非常重要的基礎。

1948年，貝爾實驗室公佈了結式晶體管的成果，並將其用於電話骨幹網絡的改進。然而，業界似乎並不在乎這個新玩意兒，物理學家們認為，它充其量是真空管的替代品而已，只適合用來製造袖珍收音機。只有肖克利看到了，這是一個將要改造世界的發明，他堅信這個前途。

到了20世紀50年代，大家逐漸認識到了肖克利發明的價值，改良的、以硅為原材料的晶體管市場已經達到了百萬美元的規模。然而讓肖克利不滿的是，他的發明專利屬於貝爾實驗室，所以他個人並不能獲得足夠的回報。1955年，肖克利叫上Bardeen和Brattain，一起來到硅谷（當時還不叫“硅谷”，恰恰是肖克利他們的到來，後來才有“硅谷”），成立了肖克利半導體公司。

在那個崇尚工業生產，強調商業意識和組織能力的年代，肖克利基於自己的經驗，在企業經營商獨出心裁，只僱傭高智商的科學人才，而且給予足夠高的回報。在當時，這種做法迅速吸引了最優秀的頭腦，Robert Noyce、Gordon Moore（就是後來提出“摩爾定律”那個摩爾）等人紛紛投到肖克利的麾下。

也是在1956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把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肖克利和他的兩位手下，以表彰他們在半導體上做的研究，以及發現了晶體管效應。一瞬間，肖克利成了美國的大英雄，尤其是在蘇聯第一個把人造衞星送上天之後，暫時落後的美國只能用肖克利和他的發明來挽回面子。

然而，肖克利雖然善於研究，也善於吸引公眾注意力，但並不善於經營。他選擇研製一種特殊結構的晶體管，但其市場潛力相當有限。同時，肖克利也不是一個好相處的老闆，他對手下要求相當苛刻。結果到1957年，大部分員工已經疏離了老闆肖克利，其中最優秀的八人離開了肖克利半導體，另立門户。

肖克利把他們稱為“八叛徒（Traitorous

Eight）”，終生都沒有原諒他們——大概也與這八個人後來的經歷有關，他們成立了“仙童半導體”，世界上第一塊集成半導體就出自仙童公司。如果你還不清楚“仙童”意味着什麼，我們可以再換個角度：今天大名鼎鼎的Intel、AMD、NS（國家半導體）等等巨人，都可以説由仙童半導體孵化而來，或者與仙童半導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在功成名就之後，肖克利逐漸對美國的未來充滿了擔憂。在他看來，美國過分民主了，民眾過分自由了，在面對複雜問題的時候，經常做出愚昧的選擇。尤其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面臨分裂，民權運動風起雲湧。身為科學家的肖克利想知道，為什麼社會會變成這個樣子？

終於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原因不在於人太多，而在於蠢人太多，他們的智商太低，人數太多，而高智商的人卻不那麼熱衷生育。出於對社會和人類前途的擔憂，肖克利開始鼓吹優生學：在智商這回事上，有色人種天生就低人一等。任其生育下去，會導致文明和人類的毀滅。解決之道就是優生學，對所有人進行智商測試，智商不合格者不容許生育。他甚至提出，對智商在100以下的人，由政府進行補貼，對其進行絕育。

可以想像，肖克利的觀點會引起多大的震動。面對如潮的反駁，他毫不畏懼，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讓肖克利遺憾的是，儘管他是諾貝爾獎得主，有足夠的聽眾，政府卻不會採納這樣的建議。直到他遇到John Graham，情況才有所改變。

Robert Klark Graham (June 9, 1906 – February 13, 1997)

Graham的故事也與二戰有關。二戰中，參戰各國都面臨物資緊缺的問題，尤其是自然資源，所以具有批量生產潛力的化工行業成了重點發展的對象。哥倫比亞南方化學制品公司（Columbia Southern Chemical Company）接到軍方的任務，製造一種透明的合成材料。

在進行了多次測試之後，1940年5月，該公司發現編號39的化合物符合要求，遂將其命名為CR-39（CR代表Columbia

Resin，哥倫比亞樹脂）。在又經過了一年多時間，測試了超過180種合成配方之後，最終定型的CR-39正式投入使用，用於製作二戰中的明星轟炸機——波音B-17“飛行堡壘”的自封郵箱和觀察窗，替代沉甸甸的金屬和玻璃。採用CR-39材料為B-17節省了可觀的重量，也就意味着載彈量和航程的顯著增加。

波音B-17“飛行堡壘”轟炸機 來源：Wikipedia

然而二戰之後，轟炸機的生產速度明顯降低下來，CR-39還能用在哪些地方？這個問題困擾着生產商。恰恰在此時，Robert Graham發現了它。

Robert Graham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獲得了應用光學的學士學位，之後供職於當時世界第二大的光學器械生產商Bausch & Lomb。長期以來，Graham都不滿意玻璃鏡片，認為它們太重也太脆弱，他總想發明一種新的材料，能夠解決這兩個問題。

在偶然遇到CR-39之後，Graham認為它可以用來製作眼鏡片。當時，已經有公司在嘗試製作樹脂鏡片，但有一系列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比如加工工藝問題——在注塑環節總是會產生細紋影響鏡片的質量。在經歷了許多個月的艱苦摸索和試製之後，Graham的團隊終於解決了CR-39製作鏡片的各種問題，製造出了符合合格的鏡片，由此，才有了後來大行其道的“樹脂鏡片”。如今，仍然有許多鏡片選擇用CR-39作為材料。

CR-39的結構

到20世紀70年代，Graham已經靠樹脂鏡片賺得盆滿缽滿。有趣的是，經歷增多之後（尤其是經歷了三次婚姻卻難言幸福），Graham同樣開始迷戀於優生學，也擔心民族、國家甚至人類的未來。結果，在遇到肖克利之後，兩人相見恨晚——肖克利有名氣，Graham有資本。於是到1980年，“Repository for Germinal Choice（生殖選擇資料庫）”就此建立。精子庫的宗旨是“提供天才的精子，實現優生”，由Graham出資，肖克利稱為捐贈者。而且，對於希望獲得“高質量精子”的女士們，所有服務都是免費的。

按照Graham的設想，捐精的門檻必須足夠高，只限定於諾貝爾獎得主。所以在經過媒體廣泛報道之後，這家機構獲得了一個更通俗的名字：諾貝爾獎得主精子庫（Nobel Prize Sperm Bank）。

精子全部來自諾貝爾獎得主，質量相當有保障，想必這家機構應當大受歡迎吧？如果你這麼想，那就錯了。雖然到1983年，精子庫宣稱自己已經有19位“天才捐贈者”，其中包含3位諾獎得主（原因下面會説），但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伴隨着巨大的爭議。幾經波折，到1997年Graham去世，精子庫已經日薄西山。第二年，接替Graham擔任負責人的Floyd Kimble也去世了。兩位負責人在世親屬商量之後，共同決定在1999年關閉這家機構，銷燬了所有記錄。

只有，有許多人開始探尋“諾貝爾獎得主精子庫”的故事，尤其是專欄作者David Plotz尋訪了許多相關人員，包括捐贈者、被捐贈者、孩子，寫出了《天才工廠：諾貝爾獎得主精子庫趣史（The Genius Factory: The Curious History of the Nobel Prize Sperm Bank）》，完整地講述了精子庫的故事。

the Genius Factory by David Plotz

雖然這本書尚未中文版，但國內媒體已經有一些報道。我查閲的結果是，絕大部分報道都集中在“孩子”身上，即説明源於該精子庫的孩子並沒有特別的“天才比例”。這個結果可以説“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不過在我看來，整本書包含了相當豐富的內容，真正的收穫當然不只這麼一點。所以，下面我簡單説説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點。

首先，大部分諾貝爾獎得主雖然身在自然科學領域，但面對精子庫的請求，都保持了科學家的良知。面對來自精子庫的請求，大部分人都認為這種行為有種族主義色彩，直接拒絕了。所以直到1983年，也只有3位諾獎得主完成捐贈，除了肖克利，其他人都要求匿名。

面對這種困境，機構不得不降低標準，奧運冠軍、其它行業的佼佼者也納入考慮對象，“諾貝爾獎得主精子庫”更多成為了一種噱頭。恰恰是因為“種族主義”太敏感，總是讓人想起希特勒的瘋狂舉動，最後精子庫不得不改換説法，目的不是“滅絕劣等種族”，而是“讓優秀的基因得以傳承”。

其次，即便同意捐贈，大部分被證明“優秀”的人才的年齡也偏高——諾獎得主通常都已經有四五十歲，此時精子質量已經大大降低。這説明什麼？這説明，社會習俗認定的“優秀”是需要長期考察才能得出結論的，很難判斷年輕人到底有多麼優秀。即便這種優秀有內在的因素，這種內在因素也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顯示出結果。

有意思的是，事後訪談捐贈者們，發現依據態度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純粹理性派”，認為自己只是按部就班完成了提供精子的工作，至於這些精子去了哪裏，產生了多少個孩子，孩子們過得如何，他們一概不關心。還有一類是“自吹自擂派”，認為自己提供的是高質量的精子，自己對種族、國家乃至人類做出了重大貢獻。理所當然，他們的孩子當然一出生就具備精英的特質。

同樣有意思的是，時代和人羣不同，對於“優秀”的認定標準也不同。諾貝爾獎得主精子庫理念早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1946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Hermann Joseph Muller認定的優秀人才，就是像牛頓、達芬奇、巴斯德、貝多芬、列寧、孫中山、馬克思那樣的“偉大人物”。他堅持優秀人才必須本性善良、具備合作精神、利他情懷。隨着時間的推移，列寧和馬克思被剔除了“優秀人物”的清單。而Muller去世之後，Graham迅速從標準裏去掉了“利他情懷”，他從一開始就認為這條沒有意義。

Hermann Joseph Muller (December 21, 1890 – April 5, 1967) 

扯遠一點，如果你看過《自私的基因》就會知道，或許“保留優秀基因”的想法無非是人類的一廂情願。我們所有人無非是基因的載體，換句話説，我們“保留基因”的各種慾念，無非在扮演基因傳承的不自覺的工具而已。因此所謂”保留優秀基因“，無非是人慾與天命的對抗。對了，《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也是正經的科學家，但不是肖克利這類物理學家，他專攻的是演化生物學和動物行為學。

另一方面，諾貝爾獎得主精子庫的被捐贈者，或者説社會大眾，對於精子庫的期望也截然不同與捐贈者的設想。不少諾貝爾獎得主小時候都顯示不出過人的天資，身體條件一般，學習上也很一般，性格也很頑劣。但是，這樣“平凡”的孩子沒法滿足被捐贈者的期望。

實際上，該精子庫在創立初期一直飽受爭議，除了種族主義的問題，“諾貝爾獎得主的孩子”不滿足期望也是一個原因。直到後來，來自精子庫的某個女孩被廣泛報道，她的五官、長相、身體都完美符合大家對“精英”的設想，她也確實體現出一些“天資過人”的跡象，“諾貝爾獎得主精子庫”的概念才一下子熱門起來，才有越來越多的人前來尋求獲得幫助。從這個角度上看，“可憐天下父母心”當然沒錯，但父母心更看重的，似乎是看得見的、一開始就能顯示出優勢的方面。

不同的孩子，哪怕是“同父異母”（來自同一名捐贈者）的孩子，也展現出完全不同的特質，很難看出是同父異母的兄弟。Floyd

Plotz就尋訪到一對同父異母的兄弟，兩人年紀相近，一個天性活潑，喜歡打電子遊戲、玩樂隊、尋找刺激，一個天性沉穩，喜歡閲讀、做題、思考。兩人知道對方的存在之後，曾經熱切地通過幾次電子郵件，但之後就沒怎麼聯繫了——畢竟共同語言太少了。造成這種差異的恐怕不是基因，而是成長環境，活潑的孩子出身在底層家庭，而沉穩的孩子出身在中產階級家庭。

好玩的是，有個活潑的孩子甚至創造了紀錄，以最快的速度誕生了“諾貝爾獎得主的孫子”，當時他還未成年，和來自俄羅斯的女朋友都只有17歲，女孩甚至還沒有綠卡。但是，他已經會考慮負起責任，承諾會結婚，為未來認真規劃。從這個意義上説，“諾貝爾獎得主的孩子”，似乎確實又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接收精子捐贈”對家庭裏父親角色影響巨大。按照Graham的設想，一家人一定是希望“擁有更健康的孩子”才選擇接受捐贈的，雖然這樣的家庭一般都要對孩子保密，這樣的家庭許多沒有生育能力，或者是再組合而成。

Plotz的訪談發現，在這樣的家庭裏，一旦孩子知道自己的“父親”並不是生物學父親，“父親”的角色就很多餘。孩子會和母親一起商量關於“生物學父親”與自己的命運，而完全忽略“父親”的存在。更糟糕的是，和了不起的“生物學父親”相比，現實的“父親”顯得那麼平凡甚至窩囊，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家庭分崩離析。

最後，如果孩子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知道了自己存在一個為止的“生物學父親”之後，他們會怎麼想？答案是：這取決於孩子的年齡。如果孩子年齡尚小，大多不能完全理解“生物學父親”的意義是什麼，仍然按照原來的慣性生活；如果孩子已經成年，知道存在“生物學父親”能理解事情的複雜性，但生活也不會產生太大的波動。

唯一例外的是青春期的孩子，這個階段孩子們習慣了對父母的叛逆，充滿了對現實的不滿。知道有個“生物學父親”，尤其對方還是了不起的精英，哪怕不知道對方是誰，也聯繫不上對方，也給自己平添了許多美好的想象空間——對大部分孩子來説，這都是相當幸福的一件事。但是站在父母的角度，恐怕心裏別有一番滋味。

讀完這本書我想到了很多很多，如果展開説，恐怕三四篇文章也説不完，所以這裏只講講自己最深刻的感想：

第一，即便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也會搞出不靠譜的事情，而且他們能把不靠譜的事情搞得特別像靠譜的樣子。所以，任何時候都沒有必要迷信科學家，也不必因此矮化“科學”。加強自己的科學信仰，豐富自己的人文精神，是健康生活的保障。

第二，“諾貝爾獎得主精子庫”的故事，如今看來飽含荒誕色彩。但是在我們周圍，這樣簡單粗陋的“優生論”其實並不少。我希望的是，大家在討論各種“優生”的時候能更加全面一點，所有參與者的感受，包括後續影響都應當納入考慮範圍。

第三，我是搞IT的，軟件工程裏有句話説“軟件中的任何問題，都可以靠增加一箇中間層來解決”。這個道理也適用於許多其它領域，但是對育兒這件事恐怕不合適。起碼，那種“以錢為中間層，父母一門心思賺錢，依靠更多的錢來養育孩子”的做法，通常都沒什麼好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