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讀《萬曆十五年》_風聞

    一個社會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必然會形成一般的定式，積累下許多弊病。想要突破，無外乎有兩條途徑，統治者自身尋求改變，所採取的措施就是改革，或叫變法；外在的強制手段就是革命。

萬曆年間，在政府機構已經運行了兩百餘年，國初所形成的制度自然難以用來解決新情況、新問題，痼疾難療之際，想要有所作為，就要衝突傳統，實行改革。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在明初，政府便不設宰相，經過一個時期，內閣大學士在某種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職權。但從制度上來説，大學士的職權是模糊不明的。在領導變革時，大學士先天的職能缺陷便更加暴露無遺。所以，想有一番作為的首輔張居正只能巴結宦官，培植黨羽，運用權謀，打擦邊球。申時行本身性格温和，再加上不思進取，只想守成，所以能做的便只有彌合，彌合皇帝與文官集團、彌閤中外衝突、彌合文官集團內部的諸多矛盾，自然苦不堪言。發現了時代弊病，不甘於隨波逐流的文官海瑞、武官戚繼光、哲學家李贄，在各自的領域便要處處碰壁，悲慘出局。而作為明王朝最高權力象徵的萬曆皇帝，也只能是作為象徵，同樣要被牢牢鎖進制度的籠子，既然不願選擇已經被豎為反面典型的叔祖正德皇帝的道路，與文官集團徹底撕破臉，那就只好消極怠工，悒悒而終。留下一個爛攤子給自己並不喜歡的兒子和深惡痛絕的文官集團。

形成對照的是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是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100年前，迪亞士已經非洲好望角，93年前，西班牙已經和葡萄牙籤訂了瓜分地球的協定。89年前，葡萄牙人達.伽馬已經試航從歐洲到印度的新航路。歐洲已經進入文藝復興時代。

萬曆十五年，作為明王朝、乃至中國曆代王朝一段沒落歷史的切片，經作者細細梳理、層層剖析，娓娓道來，讀起來如在目前，平實而又觸目驚心。難怪歷久彌新，成為歷史著作的經典

但就作者所得出的結論，“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實難令人苟同。因為，中國帝制時代的癥結，很難簡單歸咎於以道德代替法制，而是在於君主專制的不斷加強。

自漢代起，中國曆代王朝便以儒家理念治國，皇室與士大夫通力合作已成立國基礎，即便是外族統治時期，如北朝、元、清也不能例外。這種合作一直延續了二千年。但是君主天然有獨攬朝綱的衝動，中外概莫能外。想方設法削弱文官集團的權力是君主應有之義。通觀中國歷史上的幾個統一王朝相權與君權的變化過程，便可看出端倪。

秦代時間太短姑且不論。漢承秦制，在西漢時，丞相權力甚大；到了東漢，自漢武帝劉秀時，丞相便改稱司徒，與司空、常置並稱三公，權力基本已被架空，只能“坐而論道”了，大權集中於內朝的尚書；到了隋唐時期，丞相的職權一分為三，分別由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長官分別執行；在宋代，履行丞相職權的，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其所得預聞的，只限於政治方面，軍事和財政都無權過問，而且同平章事並沒有與皇帝或同僚議政之權，凡事都要用劄子向皇帝請旨，由皇帝作最後裁決；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更是把天下看做個人私產，在開國之初雖曾經設立過丞相的職位，但前後三人都為太祖所殺，並下令從此不再設置，以後有敢於建議復設丞相者，全家處死。明朝的這項稗政被延續至清朝，直至帝制終結。

不但大趨勢如此，從個別強硬的皇帝對待大臣的態度來看也是如此，如漢高祖對老鄉及戰友、時任丞相蕭何的打壓是如此。漢景帝更是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逼死了功勳卓著的丞相周亞夫。宋代以優待文官著稱，可宰相上朝沒座位，據説就始於宋太祖趙匡胤。趙匡胤陳橋兵變之後，黃袍加身，正式登基的第二天，宰相範質上朝奏事，開始還坐着講，趙匡胤忽然打斷他説，你先別講了，把文稿拿來我看看。範質便把文稿捧給他看，趙匡胤説，我老眼昏花，你再拿近一點。範質就又湊近了一點。等皇帝看完了，範質再想坐下，卻發現椅子現已沒了。原來範質站起來的時分，皇帝悄然讓宦官把椅子搬走了。範質只好站着。從此以後，宰相上殿就再也沒了座位。到了清朝，大臣更是要對皇族自稱奴才，真是讓歷來傲嬌的讀書人情何以堪！

所以，文彥博對宋神宗説：“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固然有宋代士大夫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文化背景，但考慮當時的對話場景，更像是文老先生一時激憤的口誤。類似於問“媒體是為黨服務還是為人民服務？”無論從君主立場還是以百姓觀點來看，這句話都是經不起推敲的。

君主對統治階層的文官集團的限制與束縛不斷加碼，對待普通百姓更不用提。他們的最高追求不過是維護社會的穩定，所謂“海清河晏、天下太平”。因此歷代王朝強調的都是遵循祖制，不鼓勵一切創新的。説到底，儒家文化或者如作者説，道德，也不過是實現上述目標的工具之一而已。

所以在萬曆十五年，中國社會出現的一切症狀，不過是中國專制帝制本身舊病復發並不斷加劇而已。病因沒找準，藥方自然開不對。作者要求處在帝制時代，又沒有受到致命威脅的萬曆朝實行數字化的商業管理辦法顯然是不現實的。制度上不改變，統治工具的創新也是於事無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