築牢文化自信的理論和現實基礎_風聞

來源《光明日報》 2019年04月15日 15版

原帖：http://www.cssn.cn/mkszy/mkszyzgh/201904/t20190415_4864374.shtml

　　在當代中國，文化自信既不是源自文化哲學的理性思辨，更不是文化民粹主義的非理性狂躁。它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其中文化自信具有更基本深沉持久的精神支柱作用，但它同樣離不開其他三個“自信”。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仍須跋山涉水。隨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到來和國內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會風平浪靜。道路之爭、制度之爭、理論之爭，會如大海之波濤，時高時低，它會影響對“文化”的“自信”。故此，我們不能侷限在文化領域闡述文化，而應該從歷史的認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的偉大成就基礎上闡述文化自信的歷史淵源和現實根據。

　　1.國家統一強大是文化傳承連續性的根本保障 

　　水是生命之源，其實也是文明之源。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都發祥於河流：兩河流域的巴比倫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黃河長江流域的中華文明。文明的產生與河流有關。河流可以不變，文明的發展卻可以中斷。並非所有古代文明的發展都是連續不斷的過程。法國學者費爾南·布羅代爾曾引用另一作者的話説，“如果社會發生動盪和變革，建立在社會之上的文明也會發生動盪和變革”。除中華文明外的世界其他三大古文明都發生過文明連續性的中斷。當統一國家發生分裂或遭遇強烈動盪時，歷史的連續性會中斷，文化同樣會因國家分裂而碎片化，演化為不同國家的文化，對自己古代的文化只有歷史學的回憶，而無現實的延續性。

　　在古代文明中只有中華民族的文化沒有中斷。它與地緣政治問題相關，但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國家自身的統一和強大。古代中國，周圍沒有比中國更強大的敵國，因而沒有因敵國入侵所引發的亡國和分裂。中國先秦時的中原侯國都是姬姓兄弟叔侄關係；後來在中原政權周圍和邊陲存在不同民族政權關係，它們不是現代意義的國與國的關係，而是不同的民族政權的關係。它們都處在後來逐步形成的中國的疆土範圍之內，因而具有歷史的雙重性：從政治上説，它是不同民族政權的關係，但從民族角度説，它們是正在形成中的中華民族這個大家族中的不同民族。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但不是外國入侵，而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時期處於統治地位的更替。中國仍然是中國，儘管存在着王朝的變化，但王朝變化是統治者的更換，新舊王朝之間仍然存在連續性和關聯性。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有王朝易姓和民族政權之間的戰爭，但沒有因外國敵人入侵而產生的國家滅亡。中國內部不同政權的對峙，時間長短不一，最後仍然是統一。統一是中國歷史的主流。正是在王朝更替中，各民族文化得到整合和融合，並逐步形成以儒學為主導的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文化。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女真人建立的清朝仍然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誠如有的學者所言，此實乃偏激之論。元史、清史仍然是中國歷史，它們尊崇的文化仍然是中華民族文化。西域諸民族政權以及遼金西夏的歷史仍然被記載在中國正史之中，屬於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由此可見，保持國家統一，沒有分裂成不同的獨立國家；國家強大沒有外國侵略者的佔領，中華民族的主體文化必然會是統一的文化。當然在統一的國家中，各民族會有自己本民族文化，各地區有地域文化。它使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豐富多彩，而不是與主體文化脱鈎、異道而行的另一種文化。中華文化是無侵略性的凝聚性的向心文化，它不斷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聚越緊。世界上沒有完全由同一種文化處於主導地位的兩個不同國家。國家不同，主導文化就會不同；反之亦然。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鬥，終於結束了國家混亂、軍閥割據、帝國主義駐軍和各自佔據租界治外法權的局面。中國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各民族團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確保中華民族的文化連續性不會發生中斷的政治保障。新中國成立70年，是中華民族更加繁榮的70年，也是各民族文化更加繁榮並更豐富的70年。一些外部勢力處心積慮地企圖分裂中國，企圖把統一的中國分裂為幾大塊，我們應該高度警惕。分裂中國，就是滅亡中國。中國的分裂，同時也就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和文化的連續性中斷與碎片化。任何一個真正熱愛中華民族文化的人，必定同時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反之亦然。強大而團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國家保障。

　　中國從1840年後屢遭強敵侵略。國家風雨飄搖、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文化自信受到極大傷害。有人説這是“打悲情牌”。這種説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可以忘記歷史上的仇恨，但不能沒有歷史的記憶和恥辱感。悲情是乞求憐憫和同情，或煽起民粹主義情緒，而歷史的恥辱感是點燃愛國心、激起奮發圖強心的火把。馬克思非常重視一個民族的恥辱感。他説過：“如果整個國家真正感到恥辱，那它就會像一隻蜷伏下來的獅子，準備向前撲去。”因歷史恩怨而排外是民粹主義，深感歷史上曾經落後捱打的恥辱而奮發圖強是愛國心。中國由睡獅到醒獅的轉變正是基於全民族強烈的愛國之心。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厚植愛國主義情懷，把愛國情、強國志、報國行自覺融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鬥之中”。這是中國歷史和近百年曆史教訓的總結，也是我們對新中國成立70年所取得的國家成就擁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的根據。

　　2.發展經濟、優化制度是堅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礎 

　　馬克思主義用唯物史觀看待文化，把文化看成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觀念形態的東西。一個社會的文化，是與特定社會的經濟、政治相關聯的。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性質，是由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和政治狀況決定的。物質生產方式制約着精神生產。從事精神生產的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之中，他們不可能越出自己社會許可的範圍之外創造自己的文化。儘管影響文化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的聯繫會由於許多中間環節而變得模糊，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在精神生產中的最終決定作用，政治制度對文化發展有或推進或阻礙的作用是確定無疑的。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是世界上農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發達和豐富多彩，與中國歷史上農業經濟發展成熟和手工業高度發達密不可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強調：“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農業生產方式的成熟和農業手工業的高度發達，是中國文化和文明得以高度發達的經濟基礎。中國發達的傳統文化是不可能建立在極其貧窮落後的經濟之上的。

　　中國的封建制度也有其特殊性。從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秦王朝後，廢除封邦建國的舊制度，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國家官員由中央任命，書同文、車同軌，使中國成為統一的國度，而不是眾多諸侯國的集合。大一統的觀念從制度上得到保障。柳宗元《封建論》中為郡縣制辯護，駁斥因秦二世而亡否定郡縣制改革的歷史意義，指出“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並以漢代恢復分封制度的弊端為教訓：“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結果釀成吳楚七國之亂。柳宗元的結論是，“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自此以後，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的郡縣設置名稱可以不同，地域劃分可以變更，官吏設置可以改變，但沒有再回歸廢除郡縣、封邦建國的舊制度。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王朝易姓頗為常見，主要是因為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激化，土地兼併，富者良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政治腐敗，苛捐雜税而引起的人民的反抗。

　　中國歷史具有的連續性並沒有因王朝易姓而斷裂，文化傳統的連續性也沒有中斷。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是王朝更替後自我修復的重要機制。中國官員的升遷選拔制度經過演變也在不斷優化。從隋唐後破除門閥制，確立科舉制，層層考試，為中下層地主子弟甚至寒門學子開闢了一條躋身統治階層的道路。宰相起於州部、猛士起於卒伍的人才培養和官吏選拔具有更大的可選擇性空間。科舉制推動文化重心的下移，讀書不再僅限於名門望族，這對文化的傳播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説：“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封建社會是君主專制的社會，本質上是人治而非法治，它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具有其不可避免的歷史侷限性。社會主義中國決不會無分別地接受適合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東西，從制度到思想都是如此。社會主義在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化的同時，也注意反對封建主義思想的遺毒。但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並非一片黑暗，我們的先輩為後世子孫積累了不少可供繼承的東西。無論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的國家體制的建構和人才選拔中強調選賢與能、制度化的官吏監督制度，都有可供借鑑之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以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為指導，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羣眾自治制度，並根據中國歷史經驗和基本國情逐步找到了一條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是依靠自力更生，依靠中國人民的智慧、努力和艱苦奮鬥實現和平崛起的。毫無疑義，通過改革開放批判借鑑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和教訓，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後我們仍然要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在中國道路、理論和制度建設取得偉大成就基礎上，重建了由於近百年慘痛歷史而遭貶損的文化自信力。中國人民的精神得到空前解放。我們當然不會滿足已有的成就。中國道路符合中國國情，但這條道路並不平坦，我們仍然有不少未知領域，有不少未知規律需要掌握，需要進一步總結經驗；我們也知道一個比較成熟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仍然在繼續完善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同樣要與時俱進。我們並不認為我們不存在任何社會問題。重要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視問題，而且正在逐步解決面對的問題。判斷一個社會的優劣並不是有沒有問題，而是是否解決問題，按照誰的利益解決問題。中國在發展，中國在崛起，這是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3.在守正創新中堅定文化自信 

　　牢固樹立文化自信，必須堅持“守正創新”。

　　守正，最核心的內容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工作的絕對領導，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文化政策。我們的各級意識形態主管部門都要堅定貫徹落實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自覺認識到自己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肩負的守正創新的責任，反對任何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只管發文件而不管檢查落實的官僚主義，只管熱熱鬧鬧做表面文章而不管實效的形式主義，都有百害而無一利。

　　守正，既要求各級意識形態主管部門的領導要有守正的堅定性，也要求要有政策觀念和領導藝術。意識形態領域是知識分子，包括高級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領域。知識分子由於職業和工作方式的特點，最看重的是“自我創造”，最傾心的追求是“學術自由”“創作自由”和人格的“獨立和尊嚴”。我們應該理解這種要求的正當性和合理性。但又不能任憑錯誤思潮在這種正當要求掩蓋下沉渣泛起。“左”掩蓋下的右，和右掩蓋下的“左”，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在意識形態領域並不罕見。這要考驗領導者的水平和領導藝術。意識形態部門的工作不是一種單純的行政工作，而是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既要尊重知識分子，滿足知識分子的合理要求，充分調動其積極性，繁榮發展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又要正確引領，對錯誤思潮開展嚴肅的批評教育和鬥爭。“寬”與“嚴”、“緊”與“松”，這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個多種矛盾結成的“扣”，要使這個“扣”不變成“死結”，必須講究領導藝術，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缺乏靈活性，則妨礙發揮思想創造性，無助於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發展；放任自流，讓各種錯誤思潮自由傳播，就會危及文化安全，從而危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

　　要區分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學術觀點應該提倡“雙百”方針。對在課堂上挑戰“四項基本原則”的觀點應該進行批評、教育和堅決鬥爭。現在高校“告密”和“告密者”成為少數人炒作的熱詞。面對幾十、幾百人的課堂本無密可言。課堂本不是教員的私人領地，而是面對學生教書育人的公共空間。如果有的學生對教員的講課內容有不同看法，可以向老師提出，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向院系或學校反應。教師有教師的權利，學生也有學生的權利。如果説，不管大是大非，學生只有一律照單全收保持沉默，不能有不同的看法，這種要求極不合理。“告密”“告密者”歷來為人所不齒，這個稱號最容易醜化學生，並最容易激發對所謂縱容學生告密制度的痛恨。我想起了黑格爾的哲學短文《誰在抽象思維》，説販賣臭雞蛋的小販完全不提臭雞蛋而從頭到腳編排顧客的不是。用“告密”“告密者”稱呼反映問題的學生，而有些評論者也以譴責學生和學校來凸顯自己佔領道德制高點。甚至有人危言聳聽，説高校教師是“高危職業”“人人自危”，給人一種唯恐天下不亂的感覺，實在令人生疑。我真誠希望維護正常的教學秩序，培養風清氣正的教風和學風。老師認真傳道授業解惑，學生尊師重教，建立和諧的師生關係。

　　既要守正，還要創新。關於文化創新的規律，毛澤東提出了六字箴言：繼承、借鑑、創造。“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的借鑑。有這個借鑑和沒有這個借鑑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能拒絕繼承和借鑑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鑑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毛澤東講的是文學藝術，但它對人文社會科學具有普遍的適用性。

　　文化創新必須基於繼承和傳承。在空地上可以建築大樓，在文化廢墟上不可能創新和發展文化。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説，“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固本培元，則根深葉茂；浚源疏河，則源遠流長。我們只要懂得中國的文化發展史，就會信心百倍。因為我們的祖先確實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而且在歷代傳承中得到創新發展。

　　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往往會碰到攔路虎説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是封建的，不能繼承。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有過回答，封建社會的東西並不等於都是封建的東西，其中有不少包含人民性的東西，即使是封建的東西也要分析。我們只要讀讀屈原的《離騷》中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柳宗元在《送薛存義之任序》中，痛斥官吏，為百姓鳴不平；黃宗羲在《原君》中直指皇帝為“獨夫”，矛頭直指君主專制。這些思想，其深度至今仍然閃閃發光。

　　在哲學的創新中，這種誤解更多。有些學者認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會沖淡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性和合理性，特別在中國哲學領域最忌諱最厭煩的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區分。例如，它們不願意承認王陽明“心學本體論”中包含某些唯心主義成分。因為它們有個傳統看法，如果承認唯心主義成分就是對它的否定。王陽明的“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致良知就是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回覆本心。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致良知”，是迴歸本心的途徑。馮友蘭先生也説，宋明理學中有三派：氣學是唯物主義，理學和心學是唯心主義。唯心主義不能簡單等同於錯誤，按列寧的標準陽明心學屬於聰明的唯心主義。它繼承中國儒學道德倫理特性，強調“除私去蔽”“迴歸本心”，反對私慾窒心，失去做人的本分。這對道德培養、道德自律有積極意義。現在的“陽明心學熱”，從道德修養角度來説有可取之處，因為當代人的物慾和功利主義太重，輕視道德修養，宣傳“陽明心學”有正心誠意補錯糾偏之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把共產黨人的黨性修養稱之為“共產黨人的心學”，強調“知行合一”。但與王陽明強調的迴歸本心，向內用力不同，共產黨人的知行合一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統一，是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與自己行為的統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不能脱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不是迴歸本心發現固有的良知，而是要接受理想和信念的教育與培養，並且在實踐中經受考驗。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廣大幹部特別是年輕幹部要在常學常新中加強理論修養，在真學真信中堅定理想信念，在學思踐悟中牢記初心使命，在細照篤行中不斷修煉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動擔當作為，保持對黨的忠誠心、對人民的感恩心、對事業的進取心、對法紀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堅、政治強、本領高、作風硬。”在我看來這是對“陽明心學”的合理吸取和改造，也可以看作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一個範例。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是在繼承基礎上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不是簡單附會和類比。這是一項重要而極具學術性的工作。

　　要創新，必須反對文化民粹主義。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我們不主張“東方文化優秀”論，更不會搞“中國中心”論。我們不會重複明清曾經發生過拒絕西方文明的無奈和錯誤。事實上，改革開放40年，中國介紹西方的文化遠遠超過西方介紹中國的文化。中國人對西方的瞭解也遠遠超過西方一些人對中國的瞭解。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中，我們還將通過文化交流吸收借鑑人類文明優秀成果。我們派遣的留學生之多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我們主張世界文化多樣性，提倡文化交流互鑑，反對“文明衝突”論。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就不僅是經濟合作共同發展，而且也是一種文化交流的最好渠道。我們相信，在文化交流互鑑中批判借鑑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對於我們的創新是有價值的。

　　當然，在處理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關係上不可能是簡單的拿來主義。我們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傳播，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個是外來文化優秀性，一個是我們社會的需要和可接受性。社會文化需求與人的營養需要一樣，都是吸取有利於自身健康的因素。當中國儒家文化處於主導地位時，在漢代開始印度佛教傳入並在唐代達到高潮。儒學入世情結深，佛教的傳入有其社會需要，尤其是對那些功名失意的士大夫和官海浮沉的官僚階層，比較有吸引力，也最易被他們所接納。到近代，中國最缺少的是科學技術，西學為用的思想最易接受，但科學與民主的思想與中國封建制度難以契合。在中國解決道路和根本制度問題之前，中國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如何推翻舊的制度，尋找一條新道路，即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比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民主，對先進的革命知識分子更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儘管別的什麼主義也曾在中國傳播，但都是雨打梨花，好景不長。社會需要是文化吸收的過濾器，不經過社會這個過濾器，文化的傳播只能是暫時的，更不用説生根發芽。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生根發芽，並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原因正在於此。正是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才有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和中國革命的勝利，才使科學技術得到迅猛發展，才使社會主義民主在新的制度下得以生根發芽，並且隨着中國道路和制度建設不斷完善得到新的更大發展。

　　要守正創新必須堅決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守正，因為人民是歷史創造者，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背離這個原則，守正無從談起。同時，以人民為中心又是創新的動力和源泉。中國文化的創新，包括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脱離人民，自拉自唱，終究走不出房門，至多是自己的小圈子裏，或者微信羣裏相互點贊。

　　文化上無知、無助，這是一些人對人民羣眾在文化領域中作用的看法。這種看法當然是錯誤的。無論古今中外，偉大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對文化的個人貢獻值得我們尊敬。但是人民生活是一切思想文化的源泉，沒有人民的實踐和他們在實踐中積累的智慧，也就不可能有偉大的文化產品。馬克思説：“哲學家並不像蘑菇那樣是從地裏冒出來的，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彙集在哲學思想裏。”馬克思關於哲學所説的話適用於作為觀念形態的思想文化。“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就存在於人民的普通的日常生活或激烈的鬥爭生活中，存在於生活中的真善美與假醜惡的鬥爭中。只是這個“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並非人人可見、人人能見。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之所以是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正在於他們有善於思維的哲學頭腦，有善於捕捉生活之美的審美眼光。他們越是深入人民生活，越是能發現別人看不到體會不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看到人民的偉大才能成就他自身的偉大，人民性可以説是一切思想文學藝術的通靈寶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

　　在文化領域，人民大眾不只是生活的源泉，不只是從根本立場和價值觀上決定文化產品的優劣高低，事實上，人民同樣是文化創造的參與者。他們雖然不是傳世的文化典籍的作者，但在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領域，普通的人民羣眾往往佔有最突出的主導地位。精美的石雕、木塑、泥塑，各種傳統的工藝、手藝，給人類文化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瑰寶。他們是沒有留下姓名的木匠、石匠、泥瓦匠、裱匠，繡工、織工手藝人。我們引以為豪的敦煌石窟、龍門石窟，以及隱藏於天下名山中的許多寺廟建築、江南園林，其建造者大多是普通的勞動者。我們不僅要牢記那些著名思想家和他們留下的經典，我們同樣要記住那些生活在底層對人類文化作出貢獻的無名無姓的普通百工技藝人。我們的故宮博物院中，除了名人字畫外，還有作為國寶的青銅和各種名窯瓷器，一般沒有人知道製作者是誰。在人類文化領域，如果我們排除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不可能構成人類的文化。而在這一領域中大多是民間的高手名匠，只要讀讀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都能明白這個道理。“高手在民間”，這是在研究文化自信時決不應該忘記的。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守正創新當然包括傳播渠道和方式的創新。在當代，傳播方式的快捷、便利，受眾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主流意識形態不能掌握新媒體，而是拱手讓出這個重要陣地，將會使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結語 

　　我們為新中國成立70年所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感到驕傲。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讀懂中國——海外知名學者談中國新時代》就彙集了不少海外知名學者對中國道路、中國製度諸多方面政策的肯定和讚揚。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們深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還要面對許多需要解決的老問題和新問題。在前進道路上出現黑天鵝事件、灰犀牛事件都不足為怪。我們既要有憂患意識，又要保持戰略定力。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次普通的革命，不是王朝更替，也不是西方的政黨輪替，而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社會形態的變革。困難之多，不難想見。世界資本主義從誕生到資本主義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經歷幾百年。資本主義作為取代封建社會的社會制度，對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科學技術的推進，對新型政治制度的建立作出過貢獻。至今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在很多科學技術領域仍然處於領先地位。社會主義中國成立才70年，改革開放也才40年，我們為獲得的成就自豪，但要建立一個成熟的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仍需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中國歷史上的輝煌，不會忘記中華民族曾經的苦難和犧牲的無數先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人民的百年夢想，寄託着中國近14億人民的熱切期待，也是真正築牢文化自信的理論和現實基礎。

　　（作者：陳先達，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協同創新中心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