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實現自動化，人類究竟做出了多大的犧牲？_風聞

來源：36氪

作為零售巨頭，有關亞馬遜的消息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在新聞中。僅在過去兩週，就有關於亞馬遜智能音箱Echo對話被錄音和轉錄、員工抗議亞馬遜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糟糕立場、亞馬遜面部識別技術帶來恐懼以及盈利100億美元卻不納税等負面新聞。

像亞馬遜這樣的大公司，在產品和服務方面擁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力，必然將會成為新聞焦點——不幸的是，對他們來説，新聞中大多數都描述了他們對世界缺乏同情和興趣，不願提供幫助，這一點顯而易見，尤其是對人類同胞。

幾周前，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章描述了對一名倉庫工人的採訪，他抱怨倉庫的温度，沙拉德（Rashad Long）對《紐約時報》抱怨稱：

“三樓和四樓太熱了，即使外面很冷，我也會汗流浹背……我們要求公司提供空調，但公司回覆稱，內部的機器人無法在寒冷的天氣下工作。”

雖然沙拉德和其他人正對公司提起訴訟，並正在採取行動組建工會，但工人們最突出的抱怨似乎集中在一個問題上：亞馬遜將其員工當作機器人對待。

在這篇文章發表後的一份聲明中，亞馬遜駁斥了這個説法，稱其“絕對不真實”，稱系統和團隊一直在監控配送中心的温度。亞馬遜公司表示，12月中旬，長期施工的工廠的平均温度為71.04華氏度。

一位發言人表示:“亞馬遜員工是我們業務的核心和靈魂。”“員工的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每一位員工的健康都比生產率指標更重要。我們為我們安全的工作環境、開放的溝通和行業領先的利益感到自豪。”

然而，從外部看，亞馬遜倉庫似乎奉行“泰勒主義”(Taylorism)。這是在20世紀早期發展起來的一種工程管理理論，至今在工程和管理學科中被廣泛採用。雖然它最初用於管理製造過程，注重組織效率，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泰勒主義逐漸成為工程和管理文化的一部分。隨着定量測量和度量的計算工具不斷出現，以及基於這些度量開發的大數據機器學習技術的發展，包括亞馬遜在內的許多公司開始過渡到所謂的“極端數據分析”時期，即可以對任何事物和人進行測量。

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使用來自”極端數據分析“結果的計數、度量來為人類政策提供信息，這對我們的福祉是一種威脅，並導致我們在倉庫以及生活中其他領域所看到的那種後果，即人類常常將他們的代理權交給算法和機器處理。

2018年12月18日，約200名亞馬遜員工聚集在明尼蘇達州工作場所外，抗議工作環境，以及每7秒掃描一件物品等高速度工作的要求。

不幸的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像亞馬遜這樣的公司已經把它融入了自己的基礎設施和文化中。在亞馬遜，泰勒主義之所以盛行是有原因的，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它所招聘的員工有關，它的員工在管理和開發方面所做的決定，以及這些決定如何影響那些需要做這些工作的人，而這些工作實際上是讓這些流程發揮作用的。

在2013年的一篇論文中我和邁克爾·D·費舍爾曾寫道，特別關注的是，當組織管理層制定的流程對員工來説不是特別好時，員工會藉此機會找出變通辦法，或稱“秘密代理”。

人類的能動性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做出選擇的能力。隨着時間的推移，選項的範圍會發生變化，但作為人類，我們總會做出一個選擇。代理是我們合作的方式。我們失去了一點自由選擇的權利，其他人也一樣，但我們可以實現共同目標為前提達成合作和妥協。

每次我們使用計算機或任何基於計算的設備時，我們都會喪失這種代理權。我們通過坐着或站着使用鍵盤，通過鍵入、單擊、滾動、複選框、下拉菜單和以機器能夠理解的方式填寫數據喪失了代理權。我們正按照機器設計的方式來處理這些事情，並以這樣的方式來收集數據以獲得我們想要的產品、服務或希望得到的答覆。人類會選擇屈服，但機器不會。

當人類代理與難以控制的自動化對抗時，就會出現問題。在極端的情況下，這些問題可能是致命的。在對兩架波音737

Max飛機墜毀的調查中，有人提到了一個問題，這兩架飛機的重點是飛行員與旨在防止飛機失速的自動系統之間的互動。隨着世界繼續實現事物、流程和服務的自動化，我們必須不斷地適應人類所處的位置，因為目前自動化不能也不會與我們合作，這超出了其預編程序的範圍。因此，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必須對算法或機器人做出讓步，以達到我們需要的合作結果。

隨着時間的推移，人類已經進化到以合作的方式進行貿易、交換資源以獲得我們生存所需條件的地步。我們通過工作來做到這一點。在今天的市場上，如果我們要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們必須用電腦來申請在網站上的廣告的職位。我們必須放棄我們的代理權來使用計算機，這讓我們進一步屈服於軟件，但這些軟件不一定是為處理我們特定生活經歷的記錄而設計的。一旦我們盡了最大努力填好表格，可以按下按鈕，並希望得到答覆。在後端的算法，由管理層和開發人員通知，然後“排序”，把我們變成數據點，接着進行評分和統計處理。

只有當我們通過過濾器時，自動回覆才會向我們發送電子郵件(我們無法回覆)來通知結果。如果結果是積極的，最終會有人聯繫我們，要求我們使用自動化的方法來安排通知時間，通知將利用腳本/過程/敍述指南，這再次要求我們放棄自己的代理權。即使在與另一個人對話，即使通常有更大的靈活性，但這樣做依然太累人了。

亞馬遜倉庫的工作人員在通過招聘過程並被錄用後，也被要求在他們的工作中讓出代理權。辦公室工作人員以軟件或業務流程的形式向算法合作伙伴妥協，而倉庫工人通過改變他們的時間表、與機器人夥伴合作而不是以軟件的形式與算法合作的方式，從而放棄了他們的代理權。與在辦公室工作中不與軟件合作相比，在倉庫中不與機器人合作而獲得代理權的生存風險要高得多。亞馬遜倉庫的工作人員必須向機器人屈服，因為機器人速度快，由金屬製成，可能會傷害甚至殺死他們。這樣，亞馬遜的倉庫工人在工作時對自己身體的影響就比那些在辦公室裏決定倉庫工人工作方式的人要小。

亞馬遜辦公室員工2013年提出的一項解決方案是2016年授予的美國專利9280157B2。這項專利被描述為倉庫的“人員運輸裝置”，由許多籠子組成。牢籠具有鮮明的象徵意義。雖然這一想法是為了保護人類工人免受機器人的傷害，但人們對它的理解可能與它的本意不同。在極端情況下，籠子再次暗示人類將把自己的代理交給機器人，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倉庫工人最初的抱怨:在亞馬遜(Amazon)的工作場所，機器人受優先。

​而亞馬遜堅稱不打算實施這一想法。“有時候，一個糟糕的想法也會被提交申請專利，”在這篇報道發表後，該公司的一位發言人告訴我。“這個從未被使用過，我們也沒有使用的計劃。我們開發了一種更好的解決方案，一個可以穿的小背心助手，使所有在他們附近的機器人驅動單元停止移動。”

然而，無論是籠子還是自動背心，這些安全乾預措施都提出了一個問題：像亞馬遜物流中心這樣的設施，能否設計得既不需要人類做出這些邊界犧牲，又能得到有價值的利用?

泰勒主義的核心不一定是為了提高效率，而是為了節省時間和金錢。在亞馬遜自稱的“領導原則”中，有一條是“節儉”，而正是它似乎超越了亞馬遜的其他理想，因為“少花錢多辦事”似乎是該公司與一切事物互動的首要原則，也是這種互動對亞馬遜全球員工和客户產生了影響。

如果一家公司在其整個文化中奉行泰勒主義，那麼人類將決定其他人應該如何以符合他們所服務的度量標準與系統進行工作或交互。如果亞馬遜在管理方面提倡節儉，並且正在收集關於如何管理的數據時，那麼管理層將盡其所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動化，以便在組織中保持相關性。

這一特殊原則與泰勒主義共同創造了一個完美的環境，使數據挖掘和分析變得瘋狂，並使影響真實人類生活的進程被忽視。辦公室裏的人看不到倉庫裏的人，也無法意識到他們的客户服務或供應鏈績效指標實際上承擔着人力和人道主義成本。在這麼多公司所發生的事情的極端版本中，利潤與利益相關者鏈條中的嵌套指標相關聯。亞馬遜的100億美元利潤部分來自數百萬受泰勒主義影響的“節儉”決定，但每個決定都是由人類喪失其(或他人)尊嚴和代理權為代價的。

泰勒主義是在機械製造時代設計和實施的，雖然有些機器可以比人類工作得更快，但影響它們工作的大多數過程都是模擬的，而且與人類的處理速度相同。亞馬遜倉庫工人處於”節儉泰勒主義決策樹“的末尾，他受到了算法進程的評判，這些算法進程控制數據和機器的速度比許多人類處理信息的速度更快，更不用説在物理上對信息採取行動了。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不斷地屈服於這種極端的數據分析將奴役我們。不是通過限制我們的手臂和腿(儘管亞馬遜的籠子越來越近)，而是通過創建一種被定量測量約束的世界觀，這是它唯一合理的衡量標準。泰勒主義在上個世紀初的製造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將近100年後的今天，它已不再有用或適當，它的持續發酵給我們這個全球社會帶來了真正的問題。

最終，即使有“少花錢多辦事”的願望，也會出現利潤更低的情況，通過擴大我們自己的內部儲備創造“更多”。如果每個過程最終都實現自動化，並限制了人類的行動，同時要求我們的“苦力”發揮作用時，我們將被釘在牆上，沒有任何選擇，也沒有其他應對這種窘境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