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潤率縮減40%，淘汰過半，藝人外包宣傳洗牌倒計時_風聞

來源：微信公號“娛理”

【娛理】採集來自娛樂圈的第105個幕後故事

在《我和我的經紀人》中，多次透露要解約的喬欣

藝人收入降低，外包宣傳費用縮減，渠道費逐步透明化且在不斷提高，夾在兩者之間的藝人外包宣傳公司生存情況愈加艱難，到了生死存亡的拐點，一年內近50%的團隊宣佈離場，這樣的淘汰率已經讓從業者不寒而慄，加之受“影視寒冬”的整體環境影響，讓這個本就處在產業鏈末端的行業生存現狀岌岌可危。

“行業最熱的時候，至少有30~40家叫得出名字的公司在業內發展得風生水起，但從去年年末開始，解散率飆升，好多小公司撐不下去就關掉了。”君屹影視總經理張暘告訴娛理工作室。

“到了今年，業內能形成一定規模的藝人宣傳公司，也就只有十幾家了。”當然這其中也有行業自然的淘汰率存在，但淘汰率高達50%卻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再加之傳統經紀公司、藝人工作室人員配置的逐步完善，作為乙方的外包團隊正在成為僅能承擔執行工作的邊緣化工種。

影視行業宣傳營銷圈盛傳一條行業鄙視鏈：電影＞電視劇＞綜藝＞藝人，同樣的宣傳營銷工作，服務於藝人是被公認的最苦、最累、賺錢最少、背鍋最多的，“很多人都跳槽了，去藝人經紀公司（甲方）的比較多，也有去做電影的，這一行人員流動性很大。”

小姜從甲方影視公司離開後，選擇獨自創業，如今帶着自己15人的團隊開始從事藝人外包宣傳工作，但事實上，“我只把現在的工作當做過度和跳板，未來也不會一直做這個。”無論是新入局，還是已經在行業摸爬滾打過幾年的從業者，都無一例外的向娛理工作室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要麼解散、要麼轉型。

根據相關信息收集整理的部分宣傳外包公司

撐不下去

和電影、電視劇、綜藝項目的宣傳不同，藝人宣傳公司面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項目是死的，人是活的，項目或許可以任由你擺佈，但藝人絕對不可能。”劉晴（化名）經常會面臨這樣的困境，一個宣傳方案提上去，需要被甲方層層審核，從甲方的宣傳到執行經紀，再到經紀人和藝人本身，每一層都是一道門檻。

“根本無法流暢的溝通，這就導致最終的宣傳結果出現了很多紕漏，或者宣傳效果不佳。”即使藝人沒有自己的宣傳團隊，全部需要外包公司幫助其完成宣傳工作，但沒有和藝人長時間的相處，也會讓外包宣傳工作產生更多的困難。

與外部資源對接時，外包宣傳團隊的地位同樣最為尷尬，“我們是沒有決定權的，經常聯繫到了一些採訪，最終因為經紀人不同意就拒絕掉了，我們還需要負責善後工作。”不能像藝人自己的宣傳一樣進行貼身服務，成本不允許；想做的內容執行困難，和藝人團隊之間的配合程度不高；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的宣傳效果，外包團隊的收益可能還會受到影響。

多重困擾加持之下，“快撐不下去了”很快就成為了劉晴的一句口頭禪，當然“撐不下去”的另一重更重要的原因收入和付出無法成正比。

《我和我的經紀人》中，楊老闆的“苦口婆心”

和藝人接觸的工作看似光鮮，但事實上，這份“光鮮”的背後卻沒能帶來更多的收入，“説出來你可能不信，劇宣、電影宣傳，一個項目的毛利率也已達到70%左右，淨利率也能超過55%，但藝人宣傳，毛利率最高也就只有50%，這還是市場行情最好的時候，現在可能30%都不到，更低的還有15%左右的，當然，賠錢的也有大人在。”

限薪令之後，大部分藝人的片酬收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跌，尤其是頭部藝人，而頭部藝人又是外包宣傳團隊最主要的客户源，這就直接導致頭部藝人花在宣傳方面的費用減少，外包宣傳行業的收益也就隨之下降。

據小姜瞭解，目前有一位一線藝人，在劇宣的兩個月週期內，宣傳公司大概會給他匹配到50萬左右的資源包，但如果是在前幾年，這個價格是有可能增加一倍的；而另一種全年的長期合作模式，宣傳費用就差異比較大了，從100萬到800萬不等。

假定一個宣傳團隊有15人，拿到了800萬的年框合作款，毛利率大約為30%，再除去辦公成本，分攤到每人每月的工資金額不足10K，“項目沒有那麼多，再加上前幾年行業崛起，員工的工作水分也比較大，成本頗高，真的，很有可能最後就是一個負數。”面對這樣的行情，張暘也頗為無奈，但一時間，也沒有立竿見影的解決辦法。

《我和我的經紀人》節目中開宣傳會的朱亞文

淪為“附屬品”

越來越不賺錢的同時，藝人外包宣傳的工作空間也在不斷的被擠壓，藝人團隊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經紀人、執行經紀人、宣傳、商務等等人員配置齊全，外包宣傳團隊就處在了藝人工作的最外圍，“最近的兩年，我們的工作很被動，非常執行化。”張暘説。

雖然大部分的外包宣傳團隊都想成為計劃的設定者，但事實上，隨着行業的發展，“客户的主意越來越正、越來越多。”再加之藝人的外包宣傳團隊又很難接觸到藝人本身，只能和對接人或者經紀人聯絡，淪為單純的宣傳執行，應該是意料之中的。

甲乙雙方意見的拉扯過程中，並不一定能帶來好的結果，入行門檻低，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很容易導致預判和結局相左的情況，而一旦如此情況發生，地位弱勢的乙方則更容易成為過錯方。“真的覺得沒有多少創造力，更別説成就感。”小姜雖然剛入行不就，但仍然覺得“宣傳的作用越來越小，意義性沒那麼大。”

早年間，張暘剛開始創業時，藝人還沒有自己成規模的宣傳團隊，外包宣傳與藝人直接溝通，省去了層層傳話的麻煩，也能更好的將宣傳、營銷想法落地，時間久了，變得被動的同時，也開始有大部分員工跳槽，“我有很多同事都轉去了甲方公司，可能就是因為這種地位的削弱吧。”

在《我和我的經紀人》中，楊老闆解答“宣傳”的含義

在執行的過程中，甲方源源不斷的要求隨之而來，KPI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很多甲方，真的對熱搜數據有謎之執念，在宣傳期還好，根據一些內容的發酵還有熱搜的可能性，但是不在宣傳期，製造熱點也要上。”説起這件事，劉晴有些哭笑不得，“一個藝人是真紅還是假紅，觀眾看不出來嗎？只會用熱搜這一個單一標準評判嗎？”答案顯而易見。

宣傳和營銷歸根結底還是人為去製造影響力，而早年間，觀眾水平還沒有達到現在的高度，那種往反派角色身上扔雞蛋的營銷事件還能博得一些新聞點，但如今的觀眾越來越聰明瞭，事件營銷的難度越來越大，任何一點營銷痕跡都可能被網友羣嘲從而適得其反。

因出演《虎媽貓爸》中的反面角色，藍盈瑩被扔雞蛋

在不同的外包公司之間，也存在着一些非良性的合作關係，通常情況下，一位藝人只會找一家外包宣傳公司合作，但隨着渠道不斷的增加，以及外包公司擅長的領域不同，部分藝人在重要的宣傳期時，也會同時找多家外包公司為其服務，據小姜瞭解：“我知道的最多同時找了4家公司，分別負責這個藝人的時尚、個人宣傳、劇宣和數據營銷。”

外包團隊增加後，難免在分工上出現重疊，幾家宣傳公司之間的工作也會衝突，甚至還有可能出現一家出現紕漏，需要另一家來臨時救急的情況，但迫於甲方的安排，除非乙方公司選擇終止合作，不然也只能硬着頭皮繼續幹下去。

從主動變為被動，從主力變為執行，外包宣傳團隊，正在成為藝人宣傳過程中可有可無的一環。

某公司所展示的合作項目和藝人（部分）

轉型或者解散

從2014年行業興起到如今，已經走過了5年。這5年間，有發展也有競爭。如今，外包宣傳行業正在經歷瓶頸期，也進入了大洗牌階段，頭部公司雖然不缺項目，但也需要有所改變，而小團隊則逐步被市場淘汰。

“現在市面上大概也有隻賺15%服務費的宣傳團隊，但我覺得，這樣的團隊估計也離倒閉不遠了，當你的利潤只有10%左右時，那不如去做傳統行業了。”張暘雖然話術直接，但也不無道理，宣傳行業經常被稱之為“青春飯”，工作也常年處於體力、腦力透支的狀態，如此情況之下還是不掙錢，那未來公司的轉型也就更加困難了。

《我和我的經紀人》節目中的白宇

選擇在行業低谷入局，對於小姜來説則是一個必經過程：“我沒有經歷過錢特別好賺的時候，所以也沒有什麼落差，做藝人宣傳其實只是想借着這個跳板去做其他，慢慢往經濟上面靠攏。”但這個必經的過程有多長？需要多久的經驗積累？又需要多少資金支持？誰都不知道答案。

頭部公司的生活或許相對好過一些，有了一定的原始積累和長期的合作藝人，基本不會因為項目數量減少而直接“斷糧”，但頭部公司之間的競爭依舊激烈，各個公司也都多少出現了藝人出走的情況。在團隊規模上，“一個公司六七十人這樣體量的團隊，在某種意義上來説，已經夠到了行業天花板，想要突破，就需要讓行業更加專業化。”

君屹影視招聘文案道出了宣傳人員的基本要求

張暘正在嘗試去做一個宣傳顧問型的工作室，用自己專業的宣傳思想、宣傳方法，去指導藝人自己的宣傳團隊工作，“根據不同的情況，可以去給客户匹配不同的宣傳團隊，也可以出執行方案等。”這樣的轉型確實能改善現如今外包公司出現的人員密集、工作基礎的問題，但宣傳行業本就是一張關係網，想要成為這張大網之中的“中間商”並不容易。

用數據分析出市場中不同外包宣傳公司的擅長領域，再根據經紀公司不同藝人的成長階段進行匹配，成為經紀公司和執行服務型外包公司之間的橋樑。首先，這需要突破業內最普遍也是最傳統的“熟人介紹”工作模式；其次，還需要上游藝人經紀和下游執行公司的配合。但目前的市場情況是，上下游的公司都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標準工作體系，每往前邁進一步，都頗為艱難。

或許是影視寒冬的影響太大，讓這個處在產業鏈尾部的行業最先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或許將藝人宣傳的業務委身仍有較大盈利空間的電影、電視劇營銷公司也可以緩解燃眉之急，但畢竟指標不治本，行業需要專業、完善的工作體系，也需要度過寒冬的信心。

《我和我的經紀人》中，喬欣的心裏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