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經典】毛澤東選集 論持久戰（下）_風聞

論持久戰

（一九三八年五月）

* 這是毛澤東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講演。

朗讀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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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

　（七二）現在來研究抗日戰爭中的具體的戰略方針。我們已説過了，抗日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是的，這是完全對的。但這是一般的方針，還不是具體的方針。怎樣具體地進行持久戰呢？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我們的答覆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即敵之進攻和保守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作戰。在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

　　（七三）由於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是採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於戰略防禦地位。日本企圖採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地採取戰略的持久戰。日本用其戰鬥力頗強的幾十個師團的陸軍（目前已到了三十個師團）和一部分海軍，從陸海兩面包圍和封鎖中國，又用空軍轟炸中國。目前日本的陸軍已佔領從包頭到杭州的長陣線，海軍則到了福建廣東，形成了大範圍的外線作戰。我們則處於內線作戰地位。所有這些，都是由敵強我弱這個特點造成的。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則適得其反。日本雖強，但兵力不足。中國雖弱，但地大、人多、兵多。這裏就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敵以少兵臨大國，就只能佔領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佔領區域，則空出了廣大地面無法佔領，這就給了中國游擊戰爭以廣大活動的地盤。在全國，即使敵能佔領廣州、武漢、蘭州之線及其附近的地區，但以外的地區是難於佔領的，這就給了中國以進行持久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的總後方和中樞根據地。第二，敵以少兵臨多兵，便處於多兵的包圍中。敵分路向我進攻，敵處戰略外線，我處戰略內線，敵是戰略進攻，我是戰略防禦，看起來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廣和兵多兩個長處，不作死守的陣地戰，採用靈活的運動戰，以幾個師對他一個師，幾萬人對他一萬人，幾路對他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擊之。於是敵之戰略作戰上的外線和進攻，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成內線和防禦。我之戰略作戰上的內線和防禦，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就變成了外線和進攻。對其一路如此，對其它路也是如此。以上兩點，都是從敵小我大這一特點發生的。又由於敵兵雖少，乃是強兵（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我兵雖多，乃是弱兵（也僅是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不是士氣），因此，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採取速決戰的方針。為了實行速決，一般應不打駐止中之敵，而打運動中之敵。我預將大兵廕庇集結於敵必經通路之側，乘敵運動之際，突然前進，包圍而攻擊之，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迅速解決戰鬥。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滅他；打不好，也給他一個大的殺傷。一戰如此，他戰皆然。不説多了，每個月打得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台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這樣，我之戰略的持久戰，到戰場作戰就變成速決戰了。敵之戰略的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和戰鬥的敗仗，就不得不改為持久戰。

　　（七五）上述這樣的戰役和戰鬥的作戰方針，一句話説完，就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對於我之戰略方針“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説來，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實現這樣的戰略方針之必要的方針。如果戰役和戰鬥方針也同樣是“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例如抗戰初起時期之所為，那就完全不適合敵小我大、敵強我弱這兩種情況，那就決然達不到戰略目的，達不到總的持久戰，而將為敵人所擊敗。所以，我們歷來主張全國組成若干個大的野戰兵團，其兵力針對着敵人每個野戰兵團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採用上述方針，與敵周旋於廣大戰場之上。這種方針，不但是正規戰爭用得着，游擊戰爭也用得着，而且必須要用它。不但適用於戰爭的某一階段，而且適用於戰爭的全過程。戰略反攻階段，我之技術條件增強，以弱敵強這種情況即使完全沒有了，我仍用多兵從外線採取速決的進攻戰，就更能收大批俘獲的成效。例如我用兩個或三個或四個機械化的師對敵一個機械化的師，更能確定地消滅這個師。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之容易打勝，這是常識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們堅決地採取了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不但在戰場上改變着敵我之間的強弱優劣形勢，而且將逐漸地變化着總的形勢。在戰場上，因為我是進攻，敵是防禦；我是多兵處外線，敵是少兵處內線；我是速決，敵雖企圖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於是在敵人方面，強者就變成了弱者，優勢就變成了劣勢；我軍方面反之，弱者變成了強者，劣勢變成了優勢。在打了許多這樣的勝仗之後，總的敵我形勢便將引起變化。這就是説，集合了許多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勝利以後，就逐漸地增強了自己，削弱了敵人，於是總的強弱優劣形勢，就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到那時，配合着我們自己的其它條件，再配合着敵人內部的變動和國際上的有利形勢，就能使敵我總的形勢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優敵劣。那時，就是我們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時機了。

　　（七七）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裏，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着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

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

　　（七八）上面説過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中心點在於一個進攻；外線是説的進攻的範圍，速決是説的進攻的時間，所以叫它做“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是實行持久戰的最好的方針，也即是所謂運動戰的方針。但是這個方針實行起來，離不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三個問題。

　　（七九）前面已説過了自覺的能動性，為什麼又説主動性呢？自覺的能動性，説的是自覺的活動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這種人的特點，特別強烈地表現於戰爭中，這些是前面説過了的。這裏説的主動性，説的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是用以區別於被迫處於不自由狀態的。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於被打敗或被消滅。一個士兵被繳械，是這個士兵失了行動自由被迫處於被動地位的結果。一個軍隊的戰敗，也是一樣。為此緣故，戰爭的雙方，都力爭主動，力避被動。我們提出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及為了實現這種進攻戰的靈活性、計劃性，可以説都是為了爭取主動權，以便逼敵處於被動地位，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之目的。但主動或被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分不開的。因而也是和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分不開的。此外，也還有利用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來爭取自己主動和逼敵處於被動的情形。下面就來分析這幾點。

　　（八○）主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不能分離的，而被動則和戰爭力量的劣勢分不開。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是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戰略的主動地位，自然以戰略的進攻戰為較能掌握和發揮，然而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主動地位，即絕對的主動權，只有以絕對優勢對絕對劣勢才有可能。一個身體壯健者和一個重病患者角鬥，前者便有絕對的主動權。如果日本沒有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幾百萬至一千萬大兵，財源比現在多過幾倍，又沒有民眾和外國的敵對，又不實行野蠻政策招致中國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種絕對的優勢，它便有一種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絕對的主動權。但在歷史上，這類絕對優勢的事情，在戰爭和戰役的結局是存在的，戰爭和戰役的開頭則少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屈服的前夜，這時協約國變成了絕對優勢，德國則變成了絕對劣勢，結果德國失敗，協約國獲勝，這是戰爭結局存在着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又如台兒莊勝利的前夜，這時當地孤立的日軍經過苦戰之後，已處於絕對的劣勢，我軍則造成了絕對的優勢，結果敵敗我勝，這是戰役結局存在着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戰爭或戰役也有以相對的優劣或平衡狀態而結局的，那時，在戰爭則出現妥協，在戰役則出現對峙。但一般是以絕對的優劣而分勝負居多數。所有這些，都是戰爭或戰役的結局，而非戰爭或戰役的開頭。中日戰爭的最後結局，可以預斷，日本將以絕對劣勢而失敗，中國將以絕對優勢而獲勝；但是在目前，則雙方的優劣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日本因其具有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這個有利因素，對於我們弱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佔了優勢，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動權的基礎。但是因為它的軍力等等數量不多，又有其它許多不利因素，它的優勢便為它自己的矛盾所減殺。及到中國，又碰到了中國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堅強的民族抗戰，它的優勢再為之減殺。於是在總的方面，它的地位就變成一種相對的優勢，因而其主動權的發揮和維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對的東西。中國方面，雖然在力量的強度上是劣勢，因此造成了戰略上的某種被動姿態，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員的數量上，並且又在人民和軍隊的敵愾心和士氣上，卻處於優勢，這種優勢再加上其它的有利因素，便減殺了自己軍力、經濟力等的劣勢的程度，使之變為戰略上的相對的劣勢。因而也減少了被動的程度，僅處於戰略上的相對的被動地位。然而被動總是不利的，必須力求脱離它。軍事上的辦法，就是堅決地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和發動敵後的游擊戰爭，在戰役的運動戰和游擊戰中取得許多局部的壓倒敵人的優勢和主動地位。通過這樣許多戰役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就能逐漸地造成戰略的優勢和戰略的主動地位，戰略的劣勢和被動地位就能脱出了。這就是主動和被動之間、優勢和劣勢之間的相互關係。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關係。如上所述，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夠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為什麼呢？我要優勢和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錯誤。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24]](https://undefined/)，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於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種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這個“一般地正確的指導”做武器，就能多打勝仗，就能變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這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之間的關係。

　　（八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於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國如晉楚城濮之戰[[25]](https://undefined/)，楚漢成皋之戰[[26]](https://undefined/)，韓信破趙之戰[[27]](https://undefined/)，新漢昆陽之戰[[28]](https://undefined/)，袁曹官渡之戰[[29]](https://undefined/)，吳魏赤壁之戰[[30]](https://undefined/)，吳蜀彝陵之戰[[31]](https://undefined/)，秦晉淝水之戰[[32]](https://undefined/)等等，外國如拿破崙的多數戰役[[33]](https://undefined/)，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內戰，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優勢和主動，向着敵人局部的劣勢和被動，一戰而勝，再及其餘，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在原佔優勢和主動之敵則反是；由於其主觀錯誤和內部矛盾，可以將其很好的或較好的優勢和主動地位，完全喪失，化為敗軍之將，亡國之君。由此可知，戰爭力量的優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或被動的現實事物，必待經過鬥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在鬥爭中，由於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可以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也可以化優勢為劣勢，化主動為被動。一切統治王朝打不贏革命軍，可見單是某種優勢還沒有確定主動地位，更沒有確定最後勝利。主動和勝利，是可以根據真實的情況，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條件，而由劣勢和被動者從優勢和主動者手裏奪取過來的。

　　（八三）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優勢和主動。因而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優勢和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錯覺是什麼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https://undefined/)，是錯覺之一例。“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在優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採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於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和主動。“兵不厭詐”，就是指的這件事情。什麼是不意？就是無準備。優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準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勢，把優勢者打敗。我們説運動之敵好打，就是因為敵在不意即無準備中。這兩件事——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出以不意的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確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儘可能大的確實性，用以爭取我之優勢和主動，爭取我之勝利。要做到這些，先決條件是優越的民眾組織。因此，發動所有一切反對敵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裝起來，對敵進行廣泛的襲擊，同時即用以封鎖消息，掩護我軍，使敵無從知道我軍將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去攻擊他，造成他的錯覺和不意的客觀基礎，是非常之重要的。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於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眾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土地革命戰爭更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援助；可是因為歷史的錯誤[[35]](https://undefined/)，民眾是散的，不但倉卒難為我用，且時為敵人所利用。只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在這個給敵以錯覺和給敵以不意以便戰而勝之的戰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36]](https://undefined/)。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儘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瞎子和聾子，要把他們的指揮員的心儘可能地弄得混亂些，使他們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勝利。所有這些，也都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相互關係。戰勝日本是少不了這種主觀指導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進攻階段中，因其軍力之強和利用我之主觀上的歷史錯誤和現時錯誤，它是一般地處於主動地位的。但是這種主動，已隨其本身帶着許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戰爭中也犯了些主觀錯誤（詳論見後），與乎我方具備着許多有利因素，而開始了部分的減弱。敵之在台兒莊失敗和山西困處，就是顯證。我在敵後游擊戰爭的廣大發展，則使其佔領地的守軍完全處於被動地位。雖則敵人此時還在其主動的戰略進攻中，但他的主動將隨其戰略進攻的停止而結束。敵之兵力不足，沒有可能作無限制的進攻，這是他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一個根源。我之戰役的進攻戰，在敵後的游擊戰爭及其它條件，這是他不能不停止進攻於一定限度和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二個根源。蘇聯的存在及其它國際變化，是第三個根源。由此可見，敵人的主動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夠破壞的。中國如能在作戰方法上堅持主力軍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猛烈地發展敵後的游擊戰爭，並從政治上大大地發動民眾，我之戰略主動地位便能逐漸樹立起來。

　　（八五）現在來説靈活性。靈活性是什麼呢？就是具體地實現主動性於作戰中的東西，就是靈活地使用兵力。靈活地使用兵力這件事，是戰爭指揮的中心任務，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戰爭的事業，除了組織和教育軍隊，組織和教育人民等項之外，就是使用軍隊於戰鬥，而一切都是為了戰鬥的勝利。組織軍隊等等固然困難，但使用軍隊則更加困難，特別是在以弱敵強的情況之中。做這件事需要極大的主觀能力，需要克服戰爭特性中的紛亂、黑暗和不確實性，而從其中找出條理、光明和確實性來，方能實現指揮上的靈活性。

　　（八六）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執行這個方針，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進和合擊、攻擊和防禦、突擊和鉗制、包圍和迂迴、前進和後退種種的戰術或方法。懂得這些戰術是容易的，靈活地使用和變換這些戰術，就不容易了。這裏有時機、地點、部隊三個關節。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於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勝。例如進攻某一運動中之敵，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給了敵人以預防條件；打遲了，敵已集中駐止，變為啃硬骨頭。這就是時機問題。突擊點選在左翼，恰當敵之弱點，容易取勝；選在右翼，碰在敵人的釘子上，不能奏效。這就是地點問題。以我之某一部隊執行某種任務，容易取勝；以另一部隊執行同樣任務，難於收效。這就是部隊情況問題。不但使用戰術，還須變換戰術。攻擊變為防禦，防禦變為攻擊，前進變為後退，後退變為前進，鉗制隊變為突擊隊，突擊隊變為鉗制隊，以及包圍迂迴等等之互相變換，依據敵我部隊、敵我地形的情況，及時地恰當地給以變換，是靈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務。戰鬥指揮如此，戰役和戰略指揮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37]](https://undefined/)，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採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於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於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後勝利就屬於我們了。

　　（八八）現在來説計劃性。由於戰爭所特有的不確實性，實現計劃性於戰爭，較之實現計劃性於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38]](https://undefined/)，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戰爭沒有絕對的確實性，但不是沒有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確實的。敵之一方很不確實，但也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後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構成了所謂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有了客觀基礎。近代技術（有線電、無線電、飛機、汽車、鐵道、輪船等）的發達，又使戰爭的計劃性增大了可能。但由於戰爭只有程度頗低和時間頗暫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很難完全和固定，它隨戰爭的運動（或流動，或推移）而運動，且依戰爭範圍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戰術計劃，例如小兵團和小部隊的攻擊或防禦計劃，常須一日數變。戰役計劃，即大兵團的行動計劃，大體能終戰役之局，但在該戰役內，部分的改變是常有的，全部的改變也間或有之。戰略計劃，是基於戰爭雙方總的情況而來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戰略階段內適用，戰爭向着新的階段推移，戰略計劃便須改變。戰術、戰役和戰略計劃之各依其範圍和情況而確定而改變，是戰爭指揮的重要關節，也即是戰爭靈活性的具體的實施，也即是實際的運用之妙。抗日戰爭的各級指揮員，對此應當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於戰爭的流動性，就從根本上否認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之相對的固定性，説這樣的計劃或方針是“機械的”東西。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如上條所述，我們完全承認：由於戰爭情況之只有相對的確實性和戰爭是迅速地向前流動的（或運動的，推移的），戰爭的計劃或方針，也只應給以相對的固定性，必須根據情況的變化和戰爭的流動而適時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這樣做，我們就變成機械主義者。然而決不能否認一定時間內的相對地固定的戰爭計劃或方針；否認了這點，就否認了一切，連戰爭本身，連説話的人，都否認了。由於戰爭的情況和行動都有其相對的固定性，因而應之而生的戰爭計劃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對的固定性賦予它。例如，由於華北戰爭的情況和八路軍分散作戰的行動有其在一定階段內的固定性，因而在這一定階段內賦予相對的固定性於八路軍的“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種戰略的作戰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戰役方針，較之上述戰略方針適用的時間要短促些，戰術方針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時間的固定性。否認了這點，戰爭就無從着手，成為毫無定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這也是、那也是的戰爭相對主義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時間內適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動的，沒有這種流動，就不會有這一方針的廢止和另一方針的採用。然而這種流動是有限制的，即流動於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種不同的戰爭行動的範圍中，而不是這一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流動，即是説，是數的流動，不是質的流動。這種根本性質，在一定時間內是決不流動的，我們所謂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性，就是指的這一點。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性——這就是我們對於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九○）在説過了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和戰役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又説過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之後，我們可以總起來説幾句。抗日戰爭應該是有計劃的。戰爭計劃即戰略戰術的具體運用，要帶靈活性，使之能適應戰爭的情況。要處處照顧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以便改變敵我之間的形勢。而一切這些，都表現於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同時也就表現於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之中。

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

　　（九一）作為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上面，從事於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形式。同時，也把為了便利於執行這種進攻戰而在某些必要時機執行着的所謂“運動性的防禦”包括在內，並且也把起輔助作用的陣地攻擊和陣地防禦包括在內。它的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和戰鬥的優勢兵力，進攻性和流動性。

　　（九二）中國版圖廣大，兵員眾多，但軍隊的技術和教養不足；敵人則兵力不足，但技術和教養比較優良。在此種情形下，無疑地應以進攻的運動戰為主要的作戰形式，而以其它形式輔助之，組成整個的運動戰。在這裏，要反對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同時也要反對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

　　（九三）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前進和後退。然而，這和韓復榘式的逃跑主義[[39]](https://undefined/)是沒有相同之點的。戰爭的基本要求是：消滅敵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於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運動戰決不能被韓復榘一類人所藉口，決不是隻有向後的運動，沒有向前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否定了運動戰的基本的進攻性，實行的結果，中國雖大，也是要被“運動”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種思想也是不對的，即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我們主張以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為內容的運動戰，其中包括了輔助作用的陣地戰，又包括了“運動性的防禦”和退卻，沒有這些，運動戰便不能充分地執行。拚命主義是軍事上的近視眼，其根源常是懼怕喪失土地。拚命主義者不知道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進退。積極方面，為了陷敵於不利而利於我之作戰，常常要求敵人在運動中，並要求有利於我之許多條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敵情、能封鎖消息的居民、敵人的疲勞和不意等。這就要求敵人的前進，雖暫時地喪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為暫時地部分地喪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復土地的代價。消極方面，凡被迫處於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的保存時，應該勇敢地退卻，以便保存軍力，在新的時機中再行打擊敵人。拚命主義者不知此理，明明已處於確定了的不利情況，還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結果不但城和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我們歷來主張“誘敵深入”，就是因為這是戰略防禦中弱軍對強軍作戰的最有效的軍事政策。

　　（九五）抗日戰爭的作戰形式中，主要的是運動戰，其次就要算游擊戰了。我們説，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説的是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的運動戰，游擊戰不能擔負這種解決戰爭命運的主要的責任。但這不是説：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不重要。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於運動戰，因為沒有游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這樣説，是包括了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這一個戰略任務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間，游擊戰不停止於原來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運動戰。這樣，游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至於就游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持久的意義説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因此，在中國，游擊戰的本身，不只有戰術問題，還有它的特殊的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我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裏面已經説到了。前面説過，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的作戰形式，第一階段，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和陣地戰是輔助的。第二階段，則游擊戰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運動戰和陣地戰輔助之。第三階段，運動戰再升為主要形式，而輔之以陣地戰和游擊戰。但這個第三階段的運動戰，已不全是由原來的正規軍負擔，而將由原來的遊擊軍從游擊戰提高到運動戰去擔負其一部分，也許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從三個階段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為此緣故，在全國的數百萬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數十萬人，分散於所有一切敵佔地區，發動和配合民眾武裝，從事游擊戰爭，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軍隊，要自覺地負擔這種神聖任務，不要以為少打大仗，一時顯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資格，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游擊戰爭沒有正規戰爭那樣迅速的成效和顯赫的名聲，但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並且正規軍分散作游擊戰，集合起來又可作運動戰，八路軍就是這樣做的。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反對這個方針的人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九六）防禦的和攻擊的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敵人又利用中國土地廣大一點，迴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陣地戰就不能用為重要手段，更不待説用為主要手段。然而在戰爭的第一第二兩階段中，包括於運動戰範圍，而在戰役作戰上起其輔助作用的局部的陣地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為着節節抵抗以求消耗敵人和爭取餘裕時間之目的，而採取半陣地性的所謂“運動性的防禦”，更是屬於運動戰的必要部分。中國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戰略反攻階段中能夠充分地執行陣地攻擊的任務。戰略反攻階段，無疑地將提高陣地戰的地位，因為那時敵人將堅守陣地，沒有我之有力的陣地攻擊以配合運動戰，將不能達到收復失地之目的。雖然如此，第三階段中，我們仍須力爭以運動戰為戰爭的主要形式。因為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臨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以後西歐地區那樣的陣地戰，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廣大版圖的中國境內作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方面又還保存着技術貧弱這種情況，“把戰爭從壕溝裏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現。就在第三階段，中國技術條件雖已增進，但仍不見得能夠超過敵人，這樣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講求高度的運動戰，不能達到最後勝利之目的。這樣，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將不會以陣地戰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和游擊戰。在這些戰爭形式中，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能夠得到充分地發揮的機會，這又是我們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戰，殲滅戰

　　（九七）前頭説過，戰爭本質即戰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然而達此目的的戰爭形式，有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種，實現時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謂消耗戰和殲滅戰之別。

　　（九八）我們首先可以説，抗日戰爭是消耗戰，同時又是殲滅戰。為什麼？敵之強的因素尚在發揮，戰略上的優勢和主動依然存在，沒有戰役和戰鬥的殲滅戰，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減殺其強的因素，破壞其優勢和主動。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戰略上的劣勢和被動還未脱離，為了爭取時間，加強國內國際條件，改變自己的不利狀態，沒有戰役和戰鬥的殲滅戰，也不能成功。因此，戰役的殲滅戰是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的手段。在這點上説，殲滅戰就是消耗戰。中國之能夠進行持久戰，用殲滅達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九九）但達到戰略消耗目的的，還有戰役的消耗戰。大抵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陣地戰是執行消耗任務的，游擊戰是執行消耗任務同時又執行殲滅任務的，三者互有區別。在這點上説，殲滅戰不同於消耗戰。戰役的消耗戰，是輔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戰所需要的。

　　（一○○）從理論上和需要上説來，中國在防禦階段中，應該利用運動戰之主要的殲滅性，游擊戰之部分的殲滅性，加上輔助性質的陣地戰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擊戰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達到大量消耗敵人的戰略目的。在相持階段中，繼續利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殲滅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敵人。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戰局持久，逐漸地轉變敵我形勢，準備反攻的條件。戰略反攻時，繼續用殲滅達到消耗，以便最後地驅逐敵人。

　　（一○一）但是在事實上，十個月的經驗是，許多甚至多數的運動戰戰役，打成了消耗戰；游擊戰之應有的殲滅作用，在某些地區，也還未提到應有的程度。這種情況的好處是，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消耗了敵人，對於持久作戰和最後勝利有其意義，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點是：一則消耗敵人的不足；二則我們自己不免消耗的較多，繳獲的較少。雖然應該承認這種情況的客觀原因，即敵我技術和兵員教養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無論如何也應該提倡主力軍在一切有利場合努力地執行殲滅戰。游擊隊雖然為了執行許多具體任務，例如破壞和擾亂等，不能不進行單純的消耗戰，然而仍須提倡並努力實行在戰役和戰鬥之一切有利場合的殲滅性的作戰，以達既能大量消耗敵人又能大量補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所謂外線，所謂速決，所謂進攻，與乎運動戰之所謂運動，在戰鬥形式上，主要地就是採用包圍和迂迴戰術，因而便須集中優勢兵力。所以，集中兵力，採用包圍迂迴戰術，是實施運動戰即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必要條件。然而一切這些，都是為着殲滅敵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其組織性，其因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對天皇和對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斷教育和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我軍對之殺傷甚多、俘虜甚少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此。這一點，過去許多人是估計不足的。這種東西的破壞，需要一個長的過程。首先需要我們重視這一特點，然後耐心地有計劃地從政治上、國際宣傳上、日本人民運動上多方面地向着這一點進行工作；而軍事上的殲滅戰，也是方法之一。在這裏，悲觀主義者可以據之引向亡國論，消極的軍事家又可以據之反對殲滅戰。我們則相反，我們認為日本軍隊的這種長處是可以破壞的，並且已在開始破壞中。破壞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對於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瞭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瞭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鬥力，這就是給以殲滅戰的打擊。在作戰上講，十個月的經驗證明殲滅是可能的，平型關、台兒莊等戰役就是明證。日本軍心已在開始動搖，士兵不瞭解戰爭目的，陷於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的包圍中，衝鋒的勇氣遠弱於中國兵等等，都是有利於我之進行殲滅戰的客觀的條件，這些條件並將隨着戰爭之持久而日益發展起來。在以殲滅戰破壞敵軍的氣焰這一點上講，殲滅又是縮短戰爭過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條件之一。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我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應該承認在技術和兵員教養的程度上，現時我們不及敵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殲滅，例如全部或大部俘獲的事，在許多場合特別是在平原地帶的戰鬥中，是困難的。速勝論者在這點上面的過分要求，也屬不對。抗日戰爭的正確要求應該是：儘可能的殲滅戰。在一切有利的場合，每戰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包圍迂迴戰術——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全部也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於執行殲滅戰的場合，則執行消耗戰。對於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則。在戰役的指揮關係上，對於前者，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指揮的原則。這些，就是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

乘敵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關於敵之可勝，就是在敵人的指揮方面也有其基礎。自古無不犯錯誤的將軍，敵人之有岔子可尋，正如我們自己也難免出岔子，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從戰略和戰役上説來，敵人在十個月侵略戰爭中，已經犯了許多錯誤。計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漸增加兵力。這是由於敵人對中國估計不足而來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敵人一向看不起我們，東四省[[40]](https://undefined/)得了便宜之後，加之以冀東、察北的佔領，這些都算作敵人的戰略偵察。他們得來的結論是：一盤散沙。據此以為中國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謂“速決”的計劃，少少出點兵力，企圖嚇潰我們。十個月來，中國這樣大的團結和這樣大的抵抗力，他們是沒有料到的，他們把中國已處於進步時代，中國已存在着先進的黨派、先進的軍隊和先進的人民這一點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漸增兵，由十幾個師團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個。再要前進，非再增不可。但由於同蘇聯對立，又由於人財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數和最後的進攻點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沒有主攻方向。台兒莊戰役以前，敵在華中、華北大體上是平分兵力的，兩方內部又各自平分。例如華北，在津浦、平漢、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傷亡了一些，佔領地駐守了一些，再前進就沒有兵了。台兒莊敗仗後，總結了教訓，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這個錯誤算是暫時地改了一下。三是沒有戰略協同。敵之華中、華北兩集團中，每一集團內部是大體協同的，但兩集團間則很不協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時，北段不動；北段打台兒莊時，南段不動。兩處都觸了黴頭之後，於是陸軍大臣來巡視了，參謀總長來指揮了，算是暫時地協調了一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和軍閥內部存在着頗為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正在向前發展着，戰爭的不協同是其具體表現之一。四是失去戰略時機。這點顯着地表現在南京、太原兩地佔領後的停頓，主要的是因為兵力不足，沒有戰略追擊隊。五是包圍多殲滅少。台兒莊戰役以前，上海、南京、滄州、保定、南口、忻口、臨汾諸役，擊破者多，俘獲者少，表現其指揮的笨拙。這五個——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時機，包圍多殲滅少，是台兒莊戰役以前日本指揮的不行之點。台兒莊戰役以後，雖已改了一些，然根據其兵力不足和內部矛盾諸因素，求不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且得之於此者，又失之於彼。例如，將華北兵力集中於徐州，華北佔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游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以上是敵人自己弄錯，不是我們使之錯的。我們方面，尚可有意地製造敵之錯誤，即用自己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眾掩護之下，造成敵人錯覺，調動敵人就我範圍，例如聲東擊西之類，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説過了。所有這些，都説明：我之戰爭勝利又可在敵之指揮上面找到某種根源。雖然我們不應把這點作為我之戰略計劃的重要基礎，相反，我之計劃寧可放在敵人少犯錯誤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敵隙，敵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敵以可尋之隙，又是我們指揮方面的任務。然而敵之指揮錯誤，是事實上已經存在過，並且還要發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製造出來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將軍們應該極力地捉住它。敵人的戰略戰役指揮許多不行，但其戰鬥指揮，即部隊戰術和小兵團戰術，卻頗有高明之處，這一點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

　　（一○六）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應分為三類：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抗日戰爭不同於其它許多戰爭的特點，又表現在這個決戰問題上。在第一第二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於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上的決戰，例如平型關、台兒莊以及許多的其它戰鬥；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例如彰德等地戰役所採的方針。拚國家命運的戰略的決戰則根本不幹，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這樣就破壞了敵之“速決”計劃，不得不跟了我們幹持久戰。這種方針，在領土狹小的國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後了的國家也難做到。我們是大國，又處進步時代，這點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戰略的決戰，“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雖然喪失若干土地，還有廣大的迴旋餘地，可以促進並等候國內的進步、國際的增援和敵人的內潰，這是抗日戰爭的上策。急性病的速勝論者熬不過持久戰的艱難路程，企圖速勝，一到形勢稍為好轉，就吹起了戰略決戰的聲浪，如果照了幹去，整個的抗戰要吃大虧，持久戰為之葬送，恰恰中了敵人的毒計，實在是下策。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勇敢地放棄。情況到了這種時候，絲毫也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崙[[41]](https://undefined/)。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幹。

　　（一○七）不怕人家罵“不抵抗”嗎？不怕的。根本不戰，與敵妥協，這是不抵抗主義，不但應該罵，而且完全不許可的。堅決抗戰，但為避開敵人毒計，不使我軍主力喪於敵人一擊之下，影響到抗戰的繼續，一句話，避免亡國，是完全必需的。在這上面發生懷疑，是戰爭問題上的近視眼，結果一定和亡國論者走到一夥去。我們曾經批評了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就是因為這種拚命主義如果成為一般的風氣，其結果就有使抗戰不能繼續，最後引向亡國的危險。　　（一○八）我們主張一切有利條件下的決戰，不論是戰鬥的和大小戰役的，在這上面不容許任何的消極。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只有這種決戰才能達到目的，每個抗日軍人均須堅決地去做。為此目的，部分的相當大量的犧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犧牲的觀點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觀點，必須給以堅決的反對。李服膺、韓復榘等逃跑主義者的被殺，是殺得對的。在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動作，是在正確的作戰計劃下絕對必要的東西，是同持久戰和最後勝利不能分離的。我們曾經嚴厲地指斥了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擁護嚴格紀律的執行，就是因為只有這種在正確計劃下的英勇決戰，才能戰勝強敵；而逃跑主義，則是亡國論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戰鬥於前，又放棄土地於後，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些英勇戰鬥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嗎？這是非常不妥當的發問。吃飯於前，又拉屎於後，不是白吃了嗎？睡覺於前，又起牀於後，不是白睡了嗎？可不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飯就一直吃下去，睡覺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戰鬥就一直打到鴨綠江，這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幻想，在實際生活裏是不存在的。誰人不知，為爭取時間和準備反攻而流血戰鬥，某些土地雖仍不免於放棄，時間卻爭取了，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的目的卻達到了，自己的戰鬥經驗卻取得了，沒有起來的人民卻起來了，國際地位卻增長了。這種血是白流的嗎？一點也不是白流的。放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為了保存土地；因為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後，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説不到什麼恢復失地了。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後，就不算什麼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戰爭也是一樣，只有形式主義者想不通這個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戰略反攻階段的決戰亦然。那時雖然敵處劣勢，我處優勢，然而仍適用“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直至打到鴨綠江邊，都是如此。這樣，我可始終立於主動，一切敵人的“挑戰書”，旁人的“激將法”，都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也不為其所動。抗日將軍們要有這樣的堅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將軍。那些“一觸即跳”的人們，是不足以語此的。第一階段我處於某種程度的戰略被動，然在一切戰役上也應是主動的，爾後任何階段都應是主動。我們是持久論和最後勝利論者，不是賭漢們那樣的孤注一擲論者。

兵民是勝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國主義處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是決不放鬆其進攻和鎮壓的，它的帝國主義本質規定了這一點。中國不抵抗，日本就不費一彈安然佔領中國，東四省的喪失，就是前例。中國若抵抗，日本就向着這種抵抗力壓迫，直至它的壓力無法超過中國的抵抗力才停止，這是必然的規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的野心是很大的，為了南攻南洋羣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採取中間突破的方針，先打中國。那些認為日本將在佔領華北、江浙一帶以後適可而止的人，完全沒有看到發展到了新階段迫近了死亡界線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和歷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們説，日本的出兵數和進攻點有一定的限制，是説：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礎上，為了還要舉行別方面的進攻並防禦另一方面的敵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國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為止；在中國一方面，又表現了自己的進步和頑強的抵抗力，不能設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國沒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佔領全中國，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區，它將不遺餘力地鎮壓中國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內外條件使日本帝國主義發生了進入墳墓的直接危機之前，它是不會停止這種鎮壓的。日本國內的政治只有兩個出路：或者整個當權階級迅速崩潰，政權交給人民，戰爭因而結束，但暫時無此可能；或者地主資產階級日益法西斯化，把戰爭支持到自己崩潰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這條路。除此沒有第三條路。那些希望日本資產階級中和派出來停止戰爭的，僅僅是一種幻想而已。日本的資產階級中和派，已經作了地主和金融寡頭的俘虜，這是多年來日本政治的實際。日本打了中國之後，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或兩處都打。歐洲戰爭一起來，它就會幹這一手；日本統治者的如意算盤是打得非常之大的。當然存在這種可能：由於蘇聯的強大，由於日本在中國戰爭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進攻西伯利亞的原來計劃，而對之採取根本的守勢。然而在出現了這種情形之時，不是日本進攻中國的放鬆，反而是它進攻中國的加緊，因為那時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剝的一條路。那時中國的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的任務，就更加顯得嚴重，更加不能絲毫懈氣。

　　（一一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製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中國已處於進步的時代，並已有了偉大的團結，但是目前的程度還非常之不夠。日本佔地如此之廣，一方面由於日本之強，一方面則由於中國之弱；而這種弱，完全是百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各種歷史錯誤積累下來的結果，使得中國的進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狀態。現在要戰勝這樣一個強敵，非有長期的廣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應該努力的事情很多，我這裏只説最根本的兩方面：軍隊和人民的進步

。　　（一一三）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我們説日本技術條件雖優，但它終必失敗，除了我們給以殲滅和消耗的打擊外，就是它的軍心終必隨着我們的打擊而動搖，武器和兵員結合不穩。我們相反，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基礎。軍隊應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這樣一來，官兵一致的目的就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鬥力，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衝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我們方面，軍隊須有源源不絕的補充，現在下面胡乾的“捉兵法”、“買兵法”[[42]](https://undefined/)，亟須禁止，改為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這樣，要幾百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對於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於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係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

　　（一一六）當此保衞武漢等地成為緊急任務之時，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來支持戰爭，是十分嚴重的任務。保衞武漢等地的任務，毫無疑義必須認真地提出和執行。然而究竟能否確定地保衞不失，不決定於主觀的願望，而決定於具體的條件。政治上動員全軍全民起來奮鬥，是最重要的具體的條件之一。不努力於爭取一切必要的條件，甚至必要條件有一不備，勢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轍。中國的馬德里在什麼地方，看什麼地方具備馬德里的條件。過去是沒有過一個馬德里的，今後應該爭取幾個，然而全看條件如何。條件中的最基本條件，是全軍全民的廣大的政治動員。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應該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因為只有這種方針才能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才能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為保衞一切未失地區、恢復一切已失地區而戰，才能爭取最後勝利。

　　（一一八）這個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覆覆地説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軍全民的統一戰線，決不僅僅是幾個黨派的黨部和黨員們的統一戰線；動員全軍全民參加統一戰線，才是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

結　　論

　　（一一九）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就是：“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説，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它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在戰爭的過程中……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一九三六年七月與斯諾談話）“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着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這些就是結論。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一二○）我的講演至此為止。偉大的抗日戰爭正在開展，很多人希望總結經驗，以便爭取全部的勝利。我所説的，只是十個月經驗中的一般的東西，也算一個總結吧。這個問題值得引起廣大的注意和討論，我所説的只是一個概論，希望諸位研究討論，給以指正和補充。

註釋[[1]](https://undefined/) 見本卷《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注〔1〕。[[2]](https://undefined/)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5〕。[[3]](https://undefined/) 這種亡國論是國民黨內部分領導人的意見。他們是不願意抗日的，後來抗日是被迫的。盧溝橋事變以後，蔣介石一派參加抗日了，汪精衞一派就代表了亡國論，並準備投降日本，後來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國論思想不但是在國民黨內存在着，在某些中層社會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後的勞動人民中也曾經發生影響。這是因為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在抗日戰爭中節節失敗，而日軍則長驅直進，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就侵佔了華北和華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後的人民中產生了嚴重的悲觀情緒。[[4]](https://undefined/) 以上這些意見，都是共產黨內的。在抗日戰爭的頭半年內，黨內存在着一種輕敵的傾向，認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據並不是因為他們感覺自己的力量很大，他們知道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民眾的有組織的力量在當時還是很小的；而是因為國民黨抗日了，他們感覺國民黨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擊日本。他們只看見國民黨暫時抗日的一面，忘記了國民黨反動和腐敗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錯誤的估計。[[5]](https://undefined/) 這是蔣介石等人的意見。蔣介石國民黨既已被迫抗戰，他們就一心希望外國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6]](https://undefined/)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中國軍隊和日本侵略軍在台兒莊（今屬山東省棗莊市）一帶進行過一次會戰。在這次會戰中，中國軍隊擊敗日軍第五、第十兩個精鋭師團，取得了會戰的勝利。[[7]](https://undefined/) 徐州戰役是中國軍隊同日本侵略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廣大地區進行的一次戰役。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華北、華中的日軍分南北兩線沿津浦鐵路和台濰（台兒莊至濰縣）公路進犯徐州外圍地區。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國軍隊在取得台兒莊會戰的勝利後，繼續向魯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結了約六十萬的兵力；而日軍在台兒莊遭到挫敗以後，從四月上旬開始調集南北兩線兵力二十多萬人，對徐州進行迂迴包圍。中國軍隊在日軍夾擊和包圍下，分路向豫皖邊突圍。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軍佔領。[[8]](https://undefined/) 這是當時《大公報》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評中提出的意見。他們從一種僥倖心理出發，希望用幾個台兒莊一類的勝仗就能打敗日本，免得在持久戰中動員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階級的安全。當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普遍有這種僥倖心理。[[9]](https://undefined/) 參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3〕。抗日戰爭時期，託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託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着中國託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10]](https://undefined/)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5〕。

[[11]](https://undefined/)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6〕。[[12]](https://undefined/) 戊戌維新也稱戊戌變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發生的維新運動。當時，中國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逐步地在中國推行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統治的君主立憲制度，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這個運動缺乏人民羣眾的基礎，又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堅決反對。變法三個多月以後，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幽禁光緒皇帝，殺害譚嗣同等六人，變法遭到失敗。[[13]](https://undefined/) 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14]](https://undefined/)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衞內閣發表聲明，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