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一句毛選的莫迪贏了，不讀毛選的印共（馬）輸了_風聞

印度2019年大選眼下正如火如荼，但懸念不大。印度民調顯示，現任總理莫迪率領下的印度人民黨（BJP）及其領導的政黨聯盟（NDA，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幾乎必然贏得本次大選。

今日印度（India Today）蒐集了大選前莫迪政績的民調：“非常出色（Outstanding）”佔20%，“好（Good）”佔41%，大多數印度民眾對莫迪上台以來的政績持正面評價。

幾家歡樂幾家愁，印度政壇左翼勢力近幾年來以瞎子可見的速度衰微，與莫迪和人民黨的發展聲勢形成鮮明對照。典型例子就是印度國大黨丟掉了傳統第一大黨的地位，以其為首的聯合進步聯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UPA）甚至很難對人民黨和NDA形成有力牽制。

國大黨雖然衰弱，至少還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勢力。但印度共產黨曾經是議會最大的反對黨，近幾屆大選已經快刷不出存在感了。

2004年的大選，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還在印度人民院543個席位中獲得了43席，加上其他左翼力量，席位總和達到了61席，是國大黨和人民黨之後的第三大勢力，甚至可以決定哪一派上台執政。然而到了2009年，印共（馬）在人民院中只剩下了16席，2014年再次下降到9席，很難再對全國政局發揮什麼影響力了。

印共（馬）在印度政壇邊緣化，關鍵原因在於失去了老根據地——西孟加拉邦。

印度是聯邦制國家，各個邦都有自己的邦議會選舉，由獲得多數的黨派或政黨聯盟負責組閣，任命該邦的各部部長、首席部長。其中首席部長也就是各邦實際上的政府首腦，對應聯邦政府的總理。印度人民院的議席，也是根據人口多寡，劃分到各邦下轄的選區。

西孟加拉邦擁有近9千萬人口，共分到42個人民院議席，是全國第三大票倉。

印共（馬）自1977年起，在西孟加拉邦通過選舉連續執政達34年。2004年印共（馬）拿下43個全國議席，有26席來自西孟加拉邦。然而2009年印度大選，印共（馬）在西孟只拿到了9席，14年更是隻拿到了3席。

西孟加拉邦在印度的位置

印度的中央-地方政權架構

上圖顯示了2014年印度大選結果，莫迪的人民黨大獲全勝。眼下的這次大選雖然反對黨總體上有一些觸底反彈，但印共（馬）和印共的選情仍然沒什麼起色。

過去印共（馬）以西孟加拉邦為大本營長期執政，原因是這裏的階級界限比較清晰，不像其他地區那樣被族羣、宗教、語言等問題淹沒。

西孟加拉邦在歷史上一直是印度人口稠密、經濟富庶的區域，首府加爾各答是印度傳統的工業中心，又是印度文化和高等教育的重鎮。

龐大的農業和產業工人人口構成了票倉，大量的城市知識分子羣體則為思想宣傳和建立幹部隊伍提供了條件。印共（馬）在執掌西孟的三十多年中，也確實曾經一度有力地維護農民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得到兩者廣泛的擁護。

如此看來，印共（馬）就算拿不下全國政權，至少也應該守住西孟加拉邦，成為任何全國勢力不可忽視的力量。為什麼會淪落到今天的地位呢？

1****印共（馬）的崩盤

印度共產黨成立於1920年，1964年部分黨員分裂出去另行組建了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即印共（馬）。這一派成立後，規模和影響很快超過了原來的印共，成為印度最大的全國性共產主義政黨，在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都曾長期執政。

印共（馬）和印共都是走議會鬥爭路線的合法政黨，此後兩黨又各自發生過一些分裂，組織中的激進派不斷脱離組織另立新黨，大多並沒有什麼影響力。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從印共（馬）分裂出的印共（馬列）。這個黨派本身已經不復存在，卻衍生出一個至今仍然堅持武裝革命路線，三天兩頭搞大新聞的組織——印度毛派（也稱納薩爾派）。

1977年印共（馬）在西孟上台伊始，就把土地改革和發展農業作為首要任務，西孟加拉邦的土改包括兩個部分：租佃改革與土地重分配。左翼聯合政府組織了大規模的“佃農行動”運動，賦予佃農永久、可繼承的租賃權。另一方面，邦政府以125%溢價購買土地，分配給無地農民。

一系列舉措受到廣大小農的歡迎，但和中蘇對比，這個土地改革方案顯然是個“半吊子工程”，既沒有從根本上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又新制造了一批保守的小農。私有土地制度成為絕對政治正確後，遲早會打擊温和土改的資金源頭——工業經濟。

至2011年1月，西孟加拉邦共有304萬農民分得了113萬英畝土地（約合人均2.25畝），5476個無地家庭獲得土地7393.7英畝，150萬佃農的租約被永久性確認。

西孟加拉邦因此成為自耕農社會——在整個印度，由小農所有的農村土地比例為43%（印度的小農標準是家庭土地少於5英畝，約合30畝、2公頃左右），而在西孟加拉邦，這一比例高達84%。

如果是幾百年前的農業時代，這一改革可説是塑造了完美社會。但現在是工業時代了，以小農為主的農村經濟結構，導致西孟大多數農村人口被束縛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動彈不得。

同時，西孟的“先進”土地政策，導致移民從更貧困的邦蜂擁而至。人口持續增加，土地越分越少，生產力的瓶頸無法突破，無論印共（馬）如何在政府僱員和基層代表中增加貧民和少數民族的比例，也無法避免社會矛盾日益激化。

另一方面，農民有了土地不進城打工，西孟的城市和工業就得不到新增勞動力。在短期來看，這增加了原有工人和工會的議價權，提高了工資，但長期來看，卻導致了工業停滯甚至倒退的可怕後果。

西孟加拉邦和加爾各答佔印度整體經濟中的比例不斷下降，不但錯過了互聯網經濟興起的時機，原本的工廠和企業也逐漸開始撤資轉移。面對西孟加拉邦的經濟死局，既不掌握先進生產力，又不願失去執政地位的印共（馬）當局，只好作180度急轉彎，以抱資本家大腿的方式來推動 “工業化”，最終導致了Nandigram事件的爆發。

2007年3月14日，西孟加拉邦Nandigram村的農民舉行示威，抗議左翼聯合政府徵用一萬英畝土地建設經濟開發區。警方在政府授意下，出動4000名警察阻止當地農民的抗議行動，與示威人羣發生衝突並開槍，導致14位農民死亡，70多人受傷。

事件發生後輿論譁然，在西孟加拉邦活動的印度毛派武裝也對Nandigram事件表示了譴責，宣佈印共（馬）的行為是對人民的背叛，並警告將對負有責任的印共（馬）幹部發動“革命的鎮壓”——襲擊和暗殺。

Nandigram事件為2012年印度電影《無法避免的戰爭》提供了素材，影片講述了印度毛派共產黨游擊隊在印度農村開展武裝鬥爭的故事，但很多觀眾可能不知道影片中反派的原型是另一個“共黨”。

Nandigram事件成為了印共（馬）在西孟加拉邦執政根基崩盤的導火索，2009年印度大選，印共（馬）在西孟獲得的人民院席位從26席直降到9席。

2006年的西孟加拉邦選舉，印共（馬）曾拿下294個邦議會席位中的175席，超過80%；之後的2011年邦議會選舉，印共（馬）只剩下40席，慘敗於草根國大黨（也稱基層國大黨，和印度國大黨不同，是一個以西孟加拉邦本地民族為主的地方性政黨），15年更是隻剩下26席。

雖然印度的幾個議會共產黨和“Communism”的關係只剩下名字，但印度的資本家和地主老爺們仍然緊繃着階級鬥爭的弦。在死人慘案天天有的印度，Nandigram事件卻隔幾天就被翻出來一次，恨不得天天講，月月講，時刻提醒印度選民：在每年上萬農民因窮困自殺的印度，印共（馬）執政時期警察槍殺了14個農民，必須踏上一萬隻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

即使Nandigram事件沒有激化為流血衝突，印共（馬）的政治路線也遲早會跟着其經濟政策一起走向破產。一邊通過保護落後生產力來討好底層民眾，另一邊又試圖通過壓迫民眾讓步來討好資本，最終在創造出能夠緩和矛盾的經濟增量之前，不可避免地得罪了所有人。

如今的西孟加拉邦，在草根國大黨的執掌下經濟並無明顯起色，底層民眾日漸四分五裂。有的人繼續緊跟草根國大黨的底層民粹路線，通過打壓少數派羣體來保障自身利益；有的人則寄希望於人民黨引進就業來改變局面。西孟加拉邦也由此成為本此大選中重要的“搖擺邦”。

不過，無論哪條路線，都和印共（馬）的自身的宗旨綱領相悖，印共（馬）在此次大選中的任務已經變成了聯合國大黨及地方性政黨儘可能阻擊莫迪的人民黨，而不是為自己謀執政機會。

筆者查閲印共（馬）的官方網站，只看到競選活動的宣傳，沒有發現對印度未來發展提出任何成型的理論構想。印共（馬）的搖擺政策既沒有為自己獲得穩固盟友，也沒有討好曾經的敵人，所以失敗後沒有捲土重來的機會。

2****莫迪的崛起

在大多數中文文章中，莫迪總是被打上“草根”、“民粹”之類的身份標籤。但事實上莫迪很早就投身政治，並以才幹引起了人民黨早期領導集團的關注，被作為接班人培養。而近年莫迪以鐵血手段推動人民黨執政，也的確沒有辜負黨對自己的期望。

古吉拉特邦和西孟加拉邦位於印度半島的西東兩側，莫迪的政治路線和經濟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和印共（馬）形成了某種對照

2002年2月27日，一列滿載印度教徒的火車在古吉拉特邦穆斯林聚居的高德拉市（Godhra）起火，58名印度教教徒乘客被燒死。

當時上任才幾個月的古吉拉特邦領導人，——也就是如今的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當即宣佈2月28日為追悼日，並在古吉拉特邦最大的城市艾哈邁達巴德的街道上親自為死去的乘客送葬。

在公開演講中，莫迪毫不掩飾地煽動：“每個作用力總有一個與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否則社會秩序的天平不可能維持自然平衡。”

於是，數千印度教教徒包圍了艾哈邁達巴德以及古吉拉特邦其他城市中的穆斯林聚居區，之後幾天，政府支持的大屠殺成了古吉拉特邦的常態：

攻擊者對待穆斯林婦女和兒童的暴行令人髮指，暴徒們聚在一起姦淫婦女，把煤油灌進她們以及孩子們的喉嚨，然後將點燃的火柴扔向他們。兇手們將受害者家庭裏的男性成員拖到火燒現場，讓他們眼睜睜地望着妻兒被活活燒死，然後再將他們燒死。數百人站在一旁觀看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殺，雀躍歡呼，以此作為對高德拉火車站被燒死乘客的報復。

反過來説，類似的暴行同樣也發生在古吉拉特邦穆斯林人數佔優社區的印度教徒身上，古往今來，不論哪個國家和民族，一旦政府選擇以仇恨作為執政基礎，並放縱暴力，結果都沒什麼不同。

根據官方數據，騷亂共造成1,044人死亡，223人失蹤，2,500人受傷。死傷者中有2000多人為穆斯林， 254人是印度教徒。而所有第三方報告均估計總死亡人數在2000人以上，被低估的死亡人數主要集中於穆斯林一方，莫迪成功地為大多數選民找到了敵人。

莫迪為首的古吉拉特邦人民黨政府顯然是屠殺的策劃者——印度教徒擁有選民名冊，能夠在混居社區中挑出穆斯林家庭；他們還能準確無誤地找出穆斯林的店鋪，哪怕這些店鋪已經事先得到印度教朋友和鄰居的預警，改用了印度教名字的招牌。

而本應維護秩序，彈壓暴亂的古吉拉特邦警察，事後被指控對眼前的屠殺袖手旁觀，甚至還充當暴徒幫兇，告訴兇手當地穆斯林的住址，將逃亡的穆斯林驅趕回暴徒控制的等等，並在事後的調查中拒絕收錄許多穆斯林證人的證詞。印度和國際人權組織曾對此次事件開展的大量調查都表明，古吉拉特邦警察曾收到指示不要干涉暴力活動。

事件發生後，時任印度政府總理、人民黨領袖瓦傑帕伊發表講話，稱這次事件為“國恥”，力圖淡化此次宗教衝突的政治色彩，以化解危機。而事件的導火索之一，在古吉拉特邦的巴布裏清真寺遺址上重建印度教羅摩神廟一事也被印度最高法院禁止。

但莫迪最終還是把羅摩廟建了起來，而且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再也沒搞出什麼大亂子，騷亂後的古邦保持了長久穩定，政權更是始終牢牢掌握在莫迪的人民黨手中。

在政局穩定的基礎上，莫迪加強了古邦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消費品進口税率，降低零部件進口税率，這些措施極大刺激了外資企業與製造業的興起。古吉拉特邦的經濟突飛猛進，被稱為“印度的廣東”。

莫迪本人亦曾多次到訪廣東，並毫不掩飾地説，古吉拉特邦就是要模仿中國的廣東。

2012年，印度最高法院任命的特別調查組（SIT）認定，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暴亂事件中沒有“參與共謀” ，同時認為莫迪控制的邦政府對騷亂的處置比較得當。2013年和2014年，印度最高法院又先後駁回了起訴莫迪的請願書和對SIT報告的異議。

上圖是時任邦議員的Maya Kodnani（原為婦科醫生、私立婦產醫院院長），被照片證實曾在暴亂期間出現於一處街頭屠殺現場，並向騷亂的印度教暴徒發放刀劍。

手機通話記錄還顯示，她在煽動屠殺的當天，一直與邦內政部長扎德拉菲和莫迪的首席部長辦公室保持聯繫。2012年Maya Kodnani被法院裁定需對屠殺事件負責，並被判處28年徒刑（檢方原先還提出應判處死刑），成為此次事件中獲罪的人民黨最高級別人物，但人民黨其他大人物無事，印度的司法制度對人民黨的調查只能到此為止了。

要獲得選票，最廉價的辦法就是製造敵人、撕裂社會，把多數民眾綁定在自己執政集團的戰車上。可以説，莫迪從一開始就看穿了現代政治的核心規則，清楚哪些事情不能明説卻儘可以放手去做。

不管底層民眾之間如何殺得血流成河，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老爺們終究還是要和和氣氣一起發財（如果實在幹不掉彼此的話）

3****從修廁所開始

大多數論述中印經濟差距的文章，都會歸納出三條重要的原因：

1. 印度國內紛繁的民族和宗教矛盾

2. 落後的基礎設施

3. 腐敗低效的政府

這三者間相互加強，讓印度經濟問題更加錯綜複雜。

早在莫迪當選印度總理之前，印度國內外就已經有很多人言之鑿鑿，宣稱莫迪將解決這些長久以來困擾印度經濟發展的頑疾，成就印度的“經濟神話”。

那麼，為何是莫迪，而不是其他宣稱改革的政黨——比如印共來承擔這個歷史使命？

莫迪於2014年上台後，立即在印度全國啓動了Swachh Bharat Abhiyan （SBA，也稱為Swachh Bharat Mission，SBM）運動，翻譯過來就是“清潔印度”，旨在清理印度城市、城鎮和農村地區的街道，道路和基礎設施。

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到2019年10月2日，即聖雄甘地誕生150週年之際，在印度農村建造9000萬個由家庭和社區擁有的廁所，消滅印度社會的隨地大小便現象，項目預計花費300億美元。

莫迪和人民黨高層在SBA啓動大會上，順便提一下，當年刺殺聖雄甘地的Nathuram Godse的組織，就是今天印度人民黨的前身

莫迪親自上街打掃，為SBA運動造勢

到2018年，印度政府已經建造了8600萬個廁所，而除了新建廁所之外，SBA運動在監督人們正確使用廁所、改變生活習慣這一點上也執行得相當成功，印度露天排便的人數從2014年的5.5億減少到了目前的不到1.5億。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廁所革命正在進行。

印度政府網站上宣傳SBA運動成果的頁面

相比於大家印象中的“印度計劃”，SBA運動的畫風明顯不同。這其中的關鍵除了宣傳誇大外，不得不説人民黨的基層執行力量——國民志願服務團 （RSS）效率不錯。

國民志願服務團 （RSS）創立於1925年，據該組織自己宣稱，它是一個訓練印度教徒、團結印度教徒，致力於社會工作、弘揚印度教文化的文化教育組織。

但實質上，這是一個帶有鮮明宗教意識形態和軍事化色彩的組織，主要使命就是充當印度人民黨的基層執行力量和後備幹部培養梯隊。

RSS出身的幹部，普遍具備堅定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立場，以及強烈的自律與奉獻精神，可以在僅有一點微薄的生活補貼的情況下，任勞任怨地為了黨的政治目標而工作。莫迪自己從8歲起就加入了RSS，對這支隊伍的掌握運用自然是得心應手。

RSS成員在訓練中

莫迪少年時代參加RSS留下的照片

印度人民黨的基層組織保障了SBA運動的成功，而SBA運動又反過來進一步鍛鍊了人民黨的基層隊伍，幫助人民黨掌握了印度最髒、亂、窮地區的一手信息。

RSS督促人們使用廁所，禁止隨地大小便的行動雖然在印度國內引起了不少爭議，卻也讓底層社會的民眾看到了RSS的執行力，幫RSS和人民黨樹立了聲威。

很多地方在這場廁所革命之前，完全沒體會過現代政府的好處，也不向政府提供任何信息和資源。莫迪通過修廁所，讓這些社區和國家聯繫起來。

經過SBA運動，人民黨在執政能力上與所有對手產生了代差，也為今後投資基礎設施，打擊腐敗等等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可謂是一舉多得，事半功倍。

在掌握了深入基層的組織動員能力之後，莫迪得以開展其以“重商主義”為標誌的經濟改革，這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廢除各地的苛捐雜税，形成一個統一暢通的印度國內市場。這是很多國家幾十年乃至數百年前就經歷過的資本主義革命。

具體而言，莫迪政府以統一的聯邦商品服務税取代了原本由29 個邦各自徵收的多種複雜税收，還廢除了邦與邦之間對流通商品的抽税和雙重徵税。

此項改革不僅簡化了税收管理，減少了地方政府權力尋租的空間，還提高了中央政府和各邦的税收，讓企業負擔更明確，對運輸、倉儲和進出口貿易都產生了積極影響。

莫迪在民調中最受認可的政績，首推修廁所，其次便是對腐敗的打擊

莫迪“重商主義”的另一體現，便是修改法律，使之更有利於資本擴張。

印度在20世紀通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爭取到了國家獨立，在這其中，產業工會的支持十分關鍵。所以在印度法律中，對勞工權益的保護條款似乎顯得非常“先進”而“完善”：

印度的《工廠法》（制定於1948年）給了工人方便地自組工會的權利，也讓企業難以解僱正式員工；《學徒條例》（制定於1961年），規定了企業如果要招收學徒工，必須在學徒期滿後吸收一半以上的學徒作為正式員工；《勞動法》（制定於1988年）則規定了企業的加班計劃要報備政府審批通過才能執行。不過另一方面，印度的法律又禁止女性員工操作機器及值夜班。

一旦印度工業規模開始增長，這些法律的主要受益者就是現有熟練工人和工會成員，反而妨礙了廣大富餘勞動力進入現代工廠和產業，也阻礙了印度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因而，這些法律在莫迪政府上台後被一一修改，此前印度只有49萬學徒工人，新法實施後數量擴大到230萬，女工操作機器和值夜班也被允許。

除此之外，莫迪政府還將小型企業的人數上限提高到40人，使得許多企業在分類中成為小型企業，免受許多法律監管。印度人民黨執政的拉賈斯坦邦於2014年修改了《勞動爭議法》，將企業需徵得政府同意才能解僱工人的僱傭規模從100 人擴大到300 人。

綜合以上，我們不難看出，相比起印共左右投機，莫迪和人民黨的搞經濟的思路可謂一貫而清晰：那就是堅決站定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限制消滅在中間賺差價的封建勢力，讓印度的“低人權優勢”變成資本的利潤。

這也許不是最温柔的路線，但起碼有效。毛選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 ：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看來莫迪領會了其中的精髓，至少知道自己不可能同時討好所有人，沒有敵人也要製造敵人，保證支持者的穩定。而印共（馬）還停留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諧改良階段。

所以，在印度最需要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為資本主義工業化掃清障礙的階段，是莫迪的人民黨，而不是印共（馬）成為國家領袖。

當然，隨着社會發展，隨着資本主義對內對外引發新矛盾，莫迪還會遇到更多、更強的對手，比如同樣讀毛選的印共（毛）。

但至少在這個階段，莫迪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