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警界的自殺之困_風聞

沒有人大喊口號，也沒有人高舉橫幅，4月19日在巴黎第13區舉行的那場活動，與其説是遊行，不如説是沉默的反抗和悼念——幾十位警察身穿統一制服，站立在警局門口，在長達半小時的時間裏一言不發。當天，法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活動。警察們以這樣的方式，表達對彼此的支持，和對幾位同僚的懷念。

其中一位是個25歲的小夥子，在交通安全部門工作，和13區的這家警局只是幾條街的距離。不過他再不會到崗工作了：4月18日，他在位於大巴黎馬恩河谷省的家中飲彈自盡。就在他倒地的數小時之前，南部城市蒙彼利埃的一位48歲女警官也在辦公室內扣動扳機，用一顆穿過心臟的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兩起死亡事件的背後，是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在今年的前4個月中，法國已有28名警察相繼自殺，平均每月7起。反觀2018年，全年警察自殺事件為35起，另有33名憲兵自殺。如此算來，今年同期數量已達到去年的兩倍，大有趕超的勢頭，甚至還有打破1996年那個悲傷記錄的可能——那是法國警界史上名副其實的“黑暗年”，共有70人自盡。

美國小説家馮內古特曾在作品中描寫過一場席捲全國的“自殺流行病”。這種疾病當然是虛構的，如今卻彷彿真實地在法國的治安隊伍中傳播開來。而最新的一次爆發，正在洶湧襲來。

制服的壓力

身上的警察制服似乎會帶來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法國流行病學家蓋爾勒·安可爾納茲（Gaëlle Encrenaz）在2018年曾就“警員的糟糕狀況”向議會提交報告，認為“考慮到社會人口結構的差異, 警察的自殺率比一般人口高36%”。

依據警方提供給《世界報》的信息，負責公共治安的工作人員更是高危羣體：從數字上看，保安警察最可能受到輕生念頭的裹挾；但從比例上，警察局長又最容易邁向那不可挽回的結局。

● 2017年，法國薩爾塞勒一名警察將女友和其父親射殺後飲彈自盡，圖為事發後警察在封鎖現場 / 視覺中國

在法國警界，這場“流行病”一直在暗中蔓延。一位內部人士向《世界報》透露，在過去20年間，每年都會發生30至60起警察自殺事件。一度也曾有過平息的跡象——據法新社，2014年到2016年，自殺的警察人數從55降至39，只可惜，到了2017年，卻又陡然升至50，甚至還出現過一週之內9人自殺的悲劇。

這些悲劇的發生並沒有什麼端倪可循。比如2017年11月在辦公室裏對自己開槍的警察局長安託萬·布托內，每個人都對他的死感到震驚。據法國新聞網站The Local報道，朋友稱他“工作出色，且是人道主義者”，對他的突然自殺毫無預期。另一位警界高管的死亡也來得猝不及防：在2015年1月7日的《查理週刊》恐怖襲擊事件後，裏摩日市警察局副局長埃裏克·弗勒杜負責與受害者家屬談話，幾小時之後，45歲的他就把槍口對準了自己。

● 2015年，人們在為一名在《查理週刊》槍擊案中遇難的警察舉行葬禮 / 視覺中國

讓人頗為唏噓的是，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人的“成功自殺”正是“得益於”工作的特殊性質——常人難於接觸的槍支，對於警察來説卻是觸手可及。法國國家警察總局長埃裏克·莫爾望對《解放報》透露，60%的警察自殺時使用的都是配發的武器。

依據法國的傳統，警察得在每個工作日結束時將配槍上交至槍械庫，這種做法還在2015年受到時任內政部長貝爾納·卡澤納夫的鼓勵，以防止警員飲槍自盡。但很快，襲擊接踵而至，多名赤手空拳的警員在針對警察的恐怖事件中喪生，法國也因而通過了臨時法令，允許警察隨時攜帶槍支以自保。

可誰料，一些警察調轉了槍口的方向，對準了自己。

生存還是死亡

那麼，究竟是什麼讓法國警察前赴後繼地走上這條求死之路？早在19世紀，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就將自殺視作一種超脱個人層面的特殊社會現象，與各種社會因素的變化——比如經濟與政治危機、社會動盪、工作變遷等——關係巨大。

● 法國警察如今面臨越來越複雜的工作環境，圖為警察在阻止巴黎一處移民從法國政府安排的臨時營地中撤離 / 視覺中國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瀰漫在法國警察中的自殺傾向正是涂爾幹自殺理論的一次印證。警察聯盟工會就對“警員基於純個人原因自殺”的説法感到憤怒。在一份提交至參議院的報告中，他們強調“不否認自殺行為的複雜性和多面性，但執法部門本身存在的問題才是導致自殺行為一再上演的關鍵原因”。

為法國的執法部門效力，警員們確實不得不面對許多問題。法國警察的工作強度比在中國飽受爭議的“996”工作制有過之而無不及。

“結婚10年，卻只有六分之一的週末可以與伴侶共度，這樣的生活絕不是長久之計。”“憤怒的警察”動員活動的領導人紀堯姆·勒博指出這顯而易見的一點，然而這種家庭生活的缺失正是許多警察的常態。

尤其是“黃背心”運動爆發以來，警察的工作量更是成倍增長——“黃背心”每週六行動，讓警察們不得不也在週末隨時待命。

● 法國警察正在勘查一輛在“黃背心”運動中被燒燬的汽車 / 視覺中國

“在24次‘黃背心’行動中，我共出動了18次。”隸屬於共和國保安部隊（CRS）的警員弗裏德里克接受《解放報》採訪時説。這位已婚未育的年輕人自稱“感到厭倦”——他已經連續18天沒有回過家了。“警察是沒有社交生活的。”他總結道。

而如此強度的工作似乎並未換來與之匹配的薪水：在巴黎地區，警察的起薪為1800歐元。而據權威統計機構DARES的數據，2014年的法國人均淨工資就已達到2225歐元。繁重的加班不能讓數字變得更多——近年來，總計共有2100萬小時的加班尚未獲得報償，若換算成金錢，相當於法國政府還得支付2億7500萬歐元的加班費。

過載的工作背後是捉襟見肘的人員和配置。郊區的犯罪數字在節節攀升，警力卻在不斷減少。弗蘭克·鮑德工作的小警察局位於巴黎郊區，他的同事常常被突然調走，留下無人填補的空位。“我時常感到頭重腳輕。”他説，“我們似乎在填一個無底洞。”

● 2009年，法國科西嘉島，一輛載有瓦斯罐的汽車在當地警局門前被引爆 / 視覺中國

與此同時，辦公資源也日益緊張。在接受《解放報》採訪時，曾經嘗試過自殺的警員馬克説，他所在警局有23名探員，卻只有一輛警車可以使用。那輛車十分老舊，甚至連警燈都沒有。

出外勤沒有工具，辦公室環境也着實堪憂：剛開始工作時，馬克甚至沒有足夠的紙張來登記市民的投訴；另一位同事則向媒體回憶，他所在的辦公室只有一個插座，“搶插座大戰”是每天的保留戲碼。

巴黎的警察們還不時遭到跳蚤的侵擾——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一家位於巴黎東北部的警局被迫關閉，因為跳蚤的肆虐已讓工作環境“難以忍受”。

更令人沮喪的是，承受着高強度工作、低薪以及惡劣辦公環境的法國警察，正漸漸失去這份工作的價值和意義。許多人認為，法國警察的光輝形象不再，已從“國家的英雄”淪為“人民的敵人”。

● 法國警察彷彿已經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 視覺中國

特別是在“黃背心”運動中，警察直接站在了抗議者的對立面，而後者，正是基礎廣大的普通民眾，不過是套上了一件顏色鮮亮的背心而已。法國社會學家克里斯蒂安·穆阿納在接受《十字報》採訪時，稱警察所需面對的是一種“粘稠的氣氛”和“每週一次的仇恨”。弗裏德里克對此深有同感：“當我説自己是保安部隊一員時，很多人會認為我的工作就是鎮壓遊行。”

BFM電視台的民調顯示，76%的法國人仍對警察心懷信任。這個數字低於其他歐洲國家。

可以説，在法國，警察已不再是人們夢想中的職業。據《解放報》介紹，沉重而機械的日常工作讓許多初入行的警察感到幻滅，“我想當警察，是想打擊犯罪團伙，而不是每天坐在電腦前打字。”

因此，2015、2016兩年自殺人數減少的事實，也就變得合情合理：那兩年恐怖襲擊頻發，法國警察雖然處於一種非常時期的巨大壓力之下，卻也找到了工作的目標和意義。

一位警官告訴《解放報》：那個時候，團隊變得更有凝聚力，人們又找回了成為警察的理由。

“苦澀而瘋狂的千層蛋糕”

在4月19日的新聞發佈會上就警察自殺問題接受提問時，現任內政部長克里斯托弗·卡斯塔納，即全法國警察“共同的老闆”再次宣佈上一個周做出的決定：從4月29日起，正式設立“預防自殺警報小組”。這個小組全年無休，若是哪位警員想要傾訴自己的痛苦，可以在任何時候撥打電話，彼端將有一位心理醫生為他服務。

● 法國內政部長克里斯托夫·卡斯塔納在視察聖誕節和新年假期安保工作 / 視覺中國

卡斯塔納還承諾，在2020年之前，將撥款9億歐元來支持各警察局的翻修，與此同時，還將在年內發放6000輛新車，替換那些勉強支撐的老古董。

警界對於內政部長的這一姿態雖然感念，但仍覺未能達到預期。“問題在於，政府的處理方式總是預後不預先。” 紀堯姆·勒博感慨道。他認為，這些舉措沒有追溯到問題的根源，對於基層警察最為詬病的工作時長也沒有做出調整。因而，這些措施只是暫時的、表面的，並不能從本質上解決問題。

法國獨立警察聯盟（UPNI）發言人讓-皮埃爾·科隆比將警察的“自殺潮”形容為一種“苦澀而瘋狂的千層蛋糕”，最上層顯露出的自殺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這些公務人員在工作的願望和痛苦中掙扎着，政府卻只拿出治標不治本的方案作為回應。”

《十字報》認為，當下最重要的，是要讓警察這份工作，重新變得人性化。這也就意味着，政府需要意識到，藏在警力數據背後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他們需要休息，需要傾訴，也需要有歸屬感，而這些往往成為追求效率時的犧牲品。科隆比提出了一種被他本人自嘲為“烏托邦化”的理念：“我們應該重新思考警察與社會的關係，以及警察與政府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