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節市場越來越火，它背後的音樂文化怎麼樣了？_風聞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5-13 15:44
作者：熊韌凱
二十年前，北京一張叫《生活時報》的報紙刊登了一則消息，説 1999 年 5 月 14 日北京日壇公園要舉辦“喜力節拍·99 夏季音樂節”，主辦方是朝陽區對外文化交流協會，贊助方自然是喜力啤酒集團。消息裏強調，“這種歐美風格的露天文化遊園活動在北京尚屬首次”。
除了對外文化交流協會邀請來的六支國外樂隊，國內也有三家樂隊參加音樂節，分別是臧天朔及其樂隊、“節奏之犬”樂隊和“金號角”爵士樂隊。
現在回望，這則消息幾個主角的命運都不算容易：由於外國樂隊的檔期問題，這個大陸第一場音樂節延遲到了當年 7 月；《生活時報》經營不善難以為繼，最後在 03 年由主辦方光明日報社作嫁給了風華正茂的南方報業，改成了《新京報》。
去年 54 歲的臧天朔逝世，最後留下的大新聞是崔健、葛優、梁天等到場的“京圈”葬禮；“節奏之犬”折騰幾年後成員四散，主唱兼貝斯手張嶺倒是因為上了《中國好歌曲》而進入大眾視野；至於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組建的“金號角”爵士大樂隊，則是徹底失去了蹤跡。
只有音樂節這個東西，自此在中國落地開花、恣意生長，二十年後不見消停，其中的一些還成為了“中國特色的露天文化遊園活動”。
8 月 1 日市長髮表了電視講話向市民道歉，副市長親自和出租車司機代表面談，最後在 2 號宣佈廢止了那項規定。
那時正是都市報業興起，“輿論監督”這個詞被擺上枱面的時候。《南方週末》用《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舉重冠軍之死》站穩腳跟，開啓了自己並不長的黃金時代；央視也依靠敬一丹、崔永元、白巖松、李詠等人，一度擺脱了些政治工具屬性。
《中國新聞週刊》在《寧夏銀川出租車停運風波：政府何以“投降”》一文的結尾處寫道：
“這些羣體在維護其權利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代表，但政府卻一般不願予以承認。政府擔心在其權力之間形成新的權威。然而，這樣的擔心是多餘的。
“一個社會，各個利益羣體組織起來，自發地形成自己的代表，擁有與政府日常溝通的渠道，這樣的社會本身就是比較穩定的，政府治理的成本反而比較低。一個高度分散、缺乏組織化的社會，可能適合於那種完全以強制和威懾為手段的治理模式，但卻不適合於法治的、以民眾同意為基礎的治理模式。
“銀川事件，顯示我們正在進行這種過渡。”
銀川出租車司機罷工的時候，一個從東南大學輟學的 26 歲年輕人接到了當年同學的電話。對方本來邀請他來銀川玩，順便去 8 月 6 號開始的銀川賀蘭山音樂節，但現在卻勸他提前幾天，看出租車司機罷工。
但他沒有買到從南京直達銀川的票，只能先到西安再轉車，到銀川的時候已經是 6 號上午，中午吃過飯就去了離市區 40 公里的音樂節現場。
去的車上有一個女人抱着一大束花，大家都覺得奇怪，結果音樂節上汪峯表演的時候，正是這個女人上去給汪峯獻了花。
後來在旅行日誌中，這個年輕人覺得汪峯是要“走中國特色的明星路線”。“他很累，好多地方都沒唱或者沒唱上去，尤其是《小鳥》。這個時候他會把話筒伸給觀眾，就像你在同一首歌裏看到的那樣。”
7 號朋友要留在家裏看中國對日本的亞洲盃總決賽——那時國足還保留着衝進世界盃的士氣，喊出“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也不會害臊，儘管那場比賽 1:3 輸了，還是創造了亞洲盃上最好成績——年輕人就自己去現場蹦啊跳啊，還看到了唐朝的丁武第一次在演出中脱衣服。
8 號是音樂節的最後一天，年輕人上午和朋友一起去了西夏王陵，晚上看了崔健的演出。崔健的演出讓他心血澎湃，而西夏王陵讓他悲慨萬分。
後來在葉三寫的《如果沒有人看着我》裏，他説自己當時看到李元昊的墓不過是戈壁中一個土丘時，欲哭無淚：
“他建立過自己的國家，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軍隊，西夏王，那麼大一個國王，到最後就剩個土丘。現在的年輕人裏，有幾個知道李元昊是誰啊？……如果有一天死了，我能留下什麼？什麼都沒有。”
他在西夏王陵前拍了張照片。回到南京後，他用五千塊錢錄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被禁忌的遊戲》，因為對作品不夠滿意他不願署真名，只在唱片封面上，把人頭換成了“B&B”。
如果説最早的喜力節拍音樂節更像是官方交流和商業晚會，2000 年的第一屆迷笛音樂節則最早賦予了中國音樂節理想主義的基因。本來只是迷笛音樂學校內部的演出，但最後招來了數千名觀眾，事先準備的 40 桶鮮啤根本就不夠喝。
當時迷笛校園的隔壁是一片工地，這邊演着，那邊光膀子的民工就扒着紅磚牆往這邊看。迷笛校長張帆對他們喊“進來吧哥們”，民工們也就全部過來了。
後來張帆回憶時，煽情地説：“音樂就是這樣，沒有高低貴賤，沒有等級，是最樸實的。”
迷笛成功辦了幾屆，各方也都手癢癢起來。2002 年孫冕牽頭崔健策劃，搞了麗江雪山音樂節，竇唯、子曰、舌頭、腦濁都在，結果賠了 50 多萬。但孫冕崔健和當地政府簽了合同，錢全部由當地政府出，氣得麗江政府好多年都不願意接手音樂節的攤子。
而當過唐朝和二手玫瑰經紀人的黃燎原在 2004 年辦的賀蘭山音樂節，靠門票和周邊產品淨盈利達到 100 多萬，證明了這遠不是一幫音樂人賠本賺吆喝的事。
2007 年，七年虧了 150 萬的迷笛音樂節成功扭虧為盈。還是在這一年，摩登天空開創了“摩登天空音樂節”，兩年後又辦了第一屆草莓，沈黎暉開始加倍賺回最早為音樂賣掉的四套房子錢。
這些興起的音樂節中有不少都被人稱為“中國的伍德斯托克”過，而某種程度上，它們和伍德斯托克也有着一些共性。
至於那些早期的文化領袖們，要不然像 Malcolm X 和馬丁·路德·金及其追隨者一樣，走向分化和衰落；要不然像 Bob Dylan 和 John Lennon 一樣，開始反思自身甚至拒唱政治抗議民謠，認為那些東西“空洞且説教”，轉向更個人化、藝術化的表達。
而大眾輿論場，也漸漸消停了純粹立場表達，運用摻雜價值觀的實際調查促進社會變革。《The Post》裏説的五角大樓文件事件、水門事件，都發生在這個階段。
這種狀態，其實和 2000 年後一段時期的中國是相似的。
到了這個節點，部分年輕人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那就是在社會已經打開一定機會窗口的前提下，不再積極冒進，而用一種市民化和小知識分子化的道路改變自己與社會。
他們在文化審美上強調個性選擇和獨特趣味，如果説 Bob Dylan 的抗議民謠和崔健歌曲的場域還是廣場、街頭和集會，他們的場域就是城市的酒吧、live house 與郊區的音樂節現場；在政治領域不再一味批判主義和體制，而是談論公民意識與憲政理想；在經濟上不排斥商業操作，甚至樂於把掙到錢視為自己能力的體現，但又不會將其視為唯一或最高目標。
李安拍的《製造伍德斯托克》在豆瓣上有這麼一條兩星評論：“我覺得李安也跟我一樣討厭音樂節，説白了就是一幫孫子給主辦方送錢，還是傻逼商品社會的一套玩意兒。李安這次拉拉雜雜拍了這麼些他討厭的東西，到底圖個啥？”
片子拍的好不好另説，但要是説商業了就傻逼了，這邏輯還是不敢恭維。伍德斯托克距今整整五十年，還能被説成年輕人的烏托邦，遠不止是因為那裏有性和 LSD，而是因為愛和自由，愛是找到內心所要就去追逐的愛，自由是通過努力即可完成自我實現的自由。
所以喬布斯在當了那麼多年嬉皮士後創辦了蘋果，把產品做成了藝術品；那個南京年輕人看了唐朝和崔健的現場後回去出版了自己的歌，日後還被稱為“民謠圈最好的產品經理”。
在這套價值觀下，理想與現實、藝術與商業不僅沒有衝突，還自然達成了統一。
結果等快到左小祖咒的點我們回來，發現舞台下人滿為患，保安封了主舞台的門不讓進，把我前面那姑娘急得和保安大吵了一通。
樂迷的喜好不同可以理解，一些小摩擦也在所難免。但我當時心想，憑啥馬頔和宋冬野在主舞台還人滿為患，堯十三隻配在下午一點半的次舞台啊？
後來我才想通這個理。音樂節在大眾娛樂時代早已淡化社羣性質，而是一個變現工具。
換句話説，中國搖滾樂已經停滯多年，民謠、嘻哈和其他新音樂人興起的渠道都是通過綜藝或網絡。音樂節不會把老炮兒和國外嘉賓之外沒流量的藝人安排到黃金時段的主舞台，不然賣票給誰賺什麼錢？
其實那年的草莓，宋冬野也不怎麼愉快。他在參演完北京草莓之後大罵保安是一羣素質低下的土流氓，對女觀眾發表侮辱性言論乃至身體上的侵犯，專業素質低下連現場出口都指不出來。
今年的音樂節又出了不少類似的幺蛾子。保安掐走和觀眾互動的 BRMC 吉他手，部分觀眾要求設備故障的重塑“清唱”，觀眾在”禁止過激表達“的雲台山音樂節現場被打。
更不要提有南京市民在迷笛上得了一個獎，還有支持該南京市民的觀眾被帶走登記身份證和手機號。
只是在行政和資本的雙重壓迫下，在自身的軟弱和慾望下，這個世紀頭十年浮現的市民文化與小知識分子理想被逐漸簡化成了大眾娛樂和“中產”焦慮，精神生活裹挾上悲觀主義情緒或消費主義色彩，物質生活只剩下永不知足的追求與幻滅。
理想和現實、藝術和商業的平衡沒那麼難，慾望和心靈的平衡則相反。這個慾望指的不只是你個人的慾望，更有別人的慾望。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音樂節的處境也變得首鼠兩端。
但這個矛盾只是時代的問題嗎？當年用詭計坑麗江政府一筆，辦成一場充滿理想主義色彩音樂節的《新週刊》創始人孫冕，去年不也被女作家春樹控告強姦，晚節不保。
最為原教旨主義的迷笛，不也傳出下屬公司副總性侵 21 歲女志願者的消息，以至尊敬的張帆校長屢次澄清又屢次刪去澄清。
只能説，做音樂節、看音樂節是容易的，做音樂、聽音樂卻變得越來越奢侈。
我們只能期盼着，期盼在今天這麼多音樂節的舞台下，能有一個年輕人看完演出後受到鼓舞，回家後決定要在世間做點什麼、留下些什麼，像當年那個 26 歲來自南京的年輕人一樣，為中國音樂續上一命，而不只是為中國音樂節貢獻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