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中的抗戰史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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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應當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從歷史背景出發。

1933 年2 月，日軍侵入熱河，進而進逼長城各重要關隘。宋哲元率領二十九軍在喜峯口、羅文峪等重要關口布防，阻擊日軍南下。尤其在喜峯口戰役中，二十九軍夜襲敵營，重創日軍，深受蔣介石嘉許。3 月19 日，蔣介石於保定接見宋哲元等長城抗戰的有功人員並與之合影， 然而，這一張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卻遭到了後人的誤讀。

一張歷史老照片

1947 年出版的《張上將自忠畫傳》對於這張歷史照片的説明為“御眼鏡者為楊永泰氏， 中立者黑氅者為蔣委員長，左為宋軍長哲元，其後者為張上將，楊右為馮師長治安”。即照片中的人物由左至右分別為張自忠1、宋哲元2、蔣介石、楊永泰3 和馮治安4。

1933 年3 月19 日，蔣介石在保定接見第三軍團總指揮、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時的合影

1. 張自忠，第五戰區右翼集團軍兼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中國國民黨上將銜陸軍中將，著名抗日將領。1937 年至1940 年先後參與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隨棗會戰與棗宜會戰等。1940 年在襄陽與日軍戰鬥中，不幸犧牲。

2. 宋哲元，早年在馮玉祥部歷任連長、營長、團長、混成旅長、師長， 後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二十九軍軍長。九一八事變後通電全國，請纓抗日。七七事變發生，所部奮起抗戰， 同年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有《宋哲元先生文集》行世。

3. 楊永泰，國民黨高級官員， 蔣介石首席智囊。曾任廣州《廣南報》編輯、廣東諮議局議員。1912 年任中華民國臨時眾議院議員並加入國民黨。次年任職於國會參、眾兩院憲法起草委員會，與沈鈞儒等組織民憲法黨。1914 年在上海創辦《正誼》雜誌，並與黃興等組織歐事研究會。1927 年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議。

4. 馮治安，早年投身於馮玉祥將軍麾下。歷任國民革命軍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師長、七十七軍軍長、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等職。1937 年七七事變後，時任國民革命軍二十九軍代軍長、三十七師師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馮治安，毅然指揮其三十七師，與日本侵略軍展開了英勇不屈的戰鬥，拉開了中國全面抗日的帷幕。

在1977 年出版的由日本產經新聞社記者古屋奎二5 編撰、《產經新聞》連載並由台灣“中央日報社”翻譯刊行的《蔣總統秘錄》中，對於這一歷史事件也有所記載：“在戰鬥告一段落的三月十九日，蔣總統於保定召見宋哲元以及張自忠、馮治安，對二十九軍官兵加以慰勉。” 

5. 古屋奎二，日本學者，曾任產經新聞社社論副委員長，後為近畿大學教授。著有《日軍不知己不知彼——操縱日軍的蔣介石〈孫子〉戰略》《蔣總統秘錄》等。

在大陸著作中，林治波在其所著《張自忠》一書中，引用該照片時也稱圖中自左至右分別為張自忠、宋哲元、蔣介石、楊永泰和馮治安，並且配有文字説明：“在保定的蔣介石得到二十九軍捷報，喜不自勝，特電宋哲元、張自忠赴保一晤。19 日，宋、張、馮三人赴保謁蔣，受到盛情款待。據説，蔣‘神情歡愉，面有喜色’。”對於這一照片的解讀與敍述，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的王曉明教授在其著作《抗日戰爭中陣亡的國民黨將軍》一書中引用了林治波的説法。此外，在張廉雲等人所編寫的《張上將自忠年譜簡編》一書中對這一事件進行了相似的闡述：“（3 月19 日） 晨二時，宋哲元等乘車抵保定，蔣介石在保定接見二十九軍將領宋哲元、張自忠、馮治安等人，慰問有加。” 

張自忠

上述諸多著作均認為3 月19 日蔣介石在保定接見了時任二十九軍軍長的宋哲元、三十七師師長的馮治安以及三十八師師長的張自忠，並且與之合影。然而，筆者根據相關文獻資料記載，結合歷史背景以及相關常識，認為照片中所涉及人物與上述著作的解讀有相當出入：張自忠、馮治安和楊永泰當時並未到保定，除了蔣介石與宋哲元，照片中的其他三人都遭到了篡改。

3 月19 日當天蔣介石究竟接見了誰， 和蔣介石一起合影的又都有哪些人？查閲當時報紙報道的資料，結合歷史背景進行分析，筆者認為當天受到蔣介石接見的實際人物是第三軍團總指揮、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第三軍團副總指揮、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6，第三軍團副總指揮、四十軍軍長龐炳勳7，以及二十九軍總參議、北平軍分會委員蕭振瀛8，上文照片中的人物自左至右應為龐炳勳、宋哲元、蔣介石、孔祥熙和秦德純。

6. 秦德純， 中國國民黨將領。1916 年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步兵科畢業 。曾任北京政府陸軍第五師團副， 皖系參戰軍第一師參謀。1920 年入北京陸軍大學。歷任團長、旅長、師長、集團軍副總參謀長、國防部次長、察哈爾政府主席、北平市市長、山東省政府主席兼青島市市長。

7. 龐炳勳，早年入新軍第三鎮當兵，後入東北測繪學堂，1924 年參加北京政變。先後任國民革命軍軍長、師長、旅長等職，1943 年叛國投敵， 任偽軍委會委員，晉察冀豫“剿共” 總司令等職。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新編第一軍總司令。1949 年逃往台灣。

8. 蕭振瀛，中國國民黨將領，政客， 以外交手腕著稱。1926 年參加五原誓師，被委任為宋哲元之西路軍軍法處長。1930 年，西北軍解體，他串聯宋哲元、張自忠將其重組為二十九軍， 任中將參議。他先後任察哈爾省主席、天津市市長等職。後因遭土肥原賢二離間，被迫辭去軍政職務，從事實業。曾創辦東北松花江中學、東北兒童教養院等。

龐炳勳 孔祥熙 秦德純 宋哲元

史料中的人物行蹤

1933 年3 月19 日，蔣介石在保定接見了宋哲元等人，關於這一歷史會見的時間、地點、人物等相關信息，當時的主要報紙如《申報》《大公報》《益世報》等都做了較為詳細且相互吻合的報道。

關於宋哲元謁見蔣介石的行程及抵達、離開保定的時間，3 月19 日的《申報》報道為：“宋哲元今晨二時專車赴保謁蔣，報告喜峯口作戰情況，並請示方略。稍留即回平，轉前方指揮。（十九日專電）”3 月20 日的《申報》還説明了宋哲元離開保定回北平的時間：“宋以前方軍事緊急，與蔣談話畢，今下午四時到平。”3 月20 日的天津《益世報》與同日的《申報》報道相吻合，此外還對宋哲元抵達以及離開保定的時間進行了補充：“宋哲元皓（十九）日晨六時到保謁蔣……宋正午離保返防。”根據上述三篇相關報道可以得出：宋哲元於3 月19 日凌晨二時乘專車赴保定，早上六時到達保定，宋哲元謁見蔣介石後因前方軍事緊急而未做長時間停留，正午乘車離開保定並於下午四點到達北平。

通過查閲相關報道，關於陪同宋哲元的人員信息，同樣可以找到答案。3 月20 日的《大公報》直接記載道：“【保定特訊】宋哲元偕龐炳勳、秦德純，十九日由遵化經北平抵保，即謁蔣委員長。蔣對宋慰勉有加，並允竭力補充軍實。”同日《益世報》的報道也從側面反映出參與接見的人員：“宋以前方軍事緊急，與蔣軍委長談話畢，乘原車返平於四時到達。同來者尚有中委孔祥熙及四十軍軍長龐炳勳、二十九軍副總指揮秦德純、軍分會委員蕭振瀛雲。”對此， 3 月20 日的《申報》有着相同的報道。因此，宋哲元是偕龐炳勳、秦德純等一同謁見蔣介石的，並且與孔祥熙、龐炳勳、秦德純、蕭振瀛共同乘車返回北平。關於龐炳勳謁蔣，3 月19 日的《申報》還有單獨的報道：“龐炳勳十八日晨抵平謁何，報告前方防務，擬日內赴保謁蔣委員長，請示戎機。（十八日中央社電）”“龐炳勳蕭振瀛定今晚赴保謁蔣，請示機宜。周龍光9 同車前往，報告津市近況。（十八日專電）”可見，龐炳勳於18 日晨到達北平，並曾打算與蕭振瀛一起於18 日晚謁見蔣介石，結合《大公報》“宋哲元偕龐炳勳、秦德純，十九日由遵化經北平抵保”的報道，可以推測宋哲元是先乘專車到北平，再和龐炳勳、蕭振瀛一道赴保謁蔣，而3 月20 日《益世報》所報道的“龐炳勳皓（十九）日晨來保，午謁蔣，報告本軍防務，正午隨宋哲元專車返平”也印證了這一推測。

 

1933 年3 月20 日《申報》（右側）中關於宋哲元會見蔣介石的描述

9. 周龍光， 1925 年任北京政府司法部參事， 特別關税會議專門委員。1928 年以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第二司司長、亞洲司司長等職。1935 年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參議兼外交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偽中日經濟協議會秘書長。

綜上，3 月19 日受到蔣介石接見的人應為宋哲元、秦德純、龐炳勳、蕭振瀛。至於一些著作和學者所説的張自忠、馮治安受到蔣介石的接見，筆者翻閲當時報紙、檔案資料，未見有關張自忠、馮治安謁蔣的文字描述。而所謂圖片中的人物“楊永泰”，根據3 月20 日《益世報》的記載： “三省剿匪總部秘書長楊永泰，前由保來平，原定前晚返京，臨時因事中止，改於昨日下午五時十五分乘平浦快車離平南下雲。”可以得知楊永泰於18 日已經從保定到達北平，並於19 日下午乘車離平返京，不可能在保定參與宋蔣會見。而根據《益世報》的報道：“孔祥熙原擬皓（十九日）晨去平，臨時接宋哲元電， 請在保略俟，宋到保晤孔後，遂同車去平。”可以得知是孔祥熙參與了蔣宋會見，並且在蔣介石允諾宋哲元“竭力補充軍實”之後，以財政見長的孔祥熙即隨宋哲元一道返平並赴前線“代表蔣委員長慰勞將士”了。

 

蕭振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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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貌特徵分析

關於照片中的歷史人物， 還可以直觀地從其身高、相貌特徵入手，對比同時期其他相關照片而清晰定位。從二十九軍將領在遵化三屯營前線指揮所的合影中可以看出，張自忠、馮治安均比宋哲元要高出不少，而秦德純則比宋哲元要矮。如果像一些著作中所説，文章開頭的照片最左側之人為張自忠，最右側之人為馮治安，該如何解釋原本比宋哲元高許多的張自忠、馮治安怎麼會在短短几天內變得比宋哲元矮？

 

二十九軍將領在遵化三屯營前線指揮所的合影，左起：張自忠、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

或許有人會説因為圖片左右兩側之人都站在宋哲元身後，站位不同導致了視覺觀感的差異。那我們再來看一張攝於1937 年春的照片，在這一照片中，同樣是站在宋哲元身後，張自忠依然要比宋哲元高，秦德純也依然比宋哲元矮。相同的站位卻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根據身高、相貌可以判定3 月19 日蔣宋會見的合影最左側之人不是張自忠，最右側之人也不是馮治安，而是秦德純。而關於圖片最左側之人，根據相關照片對比，筆者認為應當是四十軍軍長兼第三軍團副總指揮龐炳勳。

 

1937 年春攝，左起：秦德純、張自忠、趙伯陶、宋哲元

再看1933 年3 月24 日宋哲元在陣地召開中外記者會時所攝的照片， 照片中宋哲元左手之人為龐炳勳。可以看出，此圖中的龐炳勳與蔣宋會見合照中的最左側之人在身高、站姿、相貌、穿戴等方面都極為相似。因而可以判斷3 月19 日的合照中的人物應為龐炳勳、孔祥熙而非所謂的張自忠、楊永泰，更何況如前文《益世報》報道，楊永泰此時尚在北平，根本不可能參與保定的接見。

 

1933 年3 月24 日宋哲元在陣地召開中外記者會時的合影，左起第九為宋哲元

通過針對相關人物不同照片之間身高、相貌特徵、穿着等方面的比對，不難判定1933 年3 月19 日蔣宋會見併合影的人物自左至右為龐炳勳、宋哲元、蔣介石、孔祥熙和秦德純，而非一些著作中所説的張自忠、宋哲元、蔣介石、楊永泰和馮治安。

歷史背景分析

長城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北方共組織了八個軍團進行抗戰，因戰爭需要，宋哲元的二十九軍與龐炳勳的四十軍被合併為第三軍團而加入抗日軍的戰鬥序列，身為二十九軍軍長的宋哲元任第三軍團總指揮，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以及四十軍軍長龐炳勳任第三軍團副總指揮。其中，宋哲元的二十九軍下轄三個師，分別是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和暫編第二師（師長劉汝明）。按照軍銜論資排輩，龐炳勳、秦德純、蕭振瀛（時任二十九軍總參議、北平軍分會委員）均為軍級幹部，比張自忠、馮治安要高出一級，因而他們比這兩位師長更有資格受到蔣介石的接見並與之合影。

值得注意的是，從3 月19 日蔣介石在保定接見第三軍團總指揮、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時拍攝的合影可知，站在蔣介石、宋哲元身後穿馬褂者為蕭振瀛，此人身為二十九軍總參議、北平軍分會委員，與龐炳勳、秦德純同為軍級幹部，尚無資格站至前列與蔣合影，更何況身為師長的張自忠和馮治安？倘若蔣介石真的接見了張自忠和馮治安並與之合照，又為何沒有接見同為二十九軍師長並參加了長城抗戰的劉汝明師長？何況查閲史料，3 月19 日當天只有蔣接見宋哲元、龐炳勳、秦德純等人的訊息，而未見有張自忠、馮治安的記載。因此，關於蔣介石接見張自忠、馮治安的説法不攻自破。

一段真實的長城抗戰史

在這張被誤讀了的歷史照片背後，隱藏的是一段被誤讀了的抗戰史。

關於長城抗戰中張自忠的地位和作用，《抗戰軍人之魂——張自忠將軍傳》一書中記載道，“宋哲元命張自忠為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馮治安副之”，3 月7 日張自忠和馮治安在抵達三屯營之後，“張自忠就將前線指揮所設在這裏”。隨着戰爭的開展，為了指揮便利，“宋哲元、張自忠任命趙登禹10 為二十九軍喜峯口方面作戰軍前敵總指揮，統一指揮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三旅”。根據當時電報、檔案資料分析，筆者認為以上所説不完全符合史實。

10. 趙登禹， 中國國民黨國軍將領，抗日烈士。1914 年， 趙登禹加入馮玉祥的部隊，任馮的隨身護兵，跟隨馮參加北伐戰爭， 後國民黨軍改編，任第二十八旅旅長。 跟隨馮玉祥參加“中原大戰”，戰敗後馮的部隊被整編，趙登禹被任命為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〇九旅旅長。1937 年7 月28 日， 對日作戰時壯烈殉國，時年39 歲， 是抗日殉國的第一位師長。

 

長城會戰的二十九軍部分將領合影。宋哲元（中）、張自忠（前排左二）、劉汝明（前排右二）

1933 年3 月6 日，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根據形勢對各軍團任務做出部署：“第三軍團迅以有力部隊協同商軍撲滅冷口之敵……而以主力部隊在喜峯口遵化間集結， 準備向平泉方面進擊敵人。該軍團之正面為冷口喜峯口洪山口之線。”規定了第三軍團的駐地為遵化至喜峯口之間，主要防線為冷口、喜峯口一帶地區。3 月7 日，時任北平軍分會副委員長的張學良下達戰令：“一、由城子嶺口至馬蘭峪由第三軍團負責扼守，並以一部接萬軍寬城陣地……”更進一步地規定了第三軍團的主要防地為城子嶺口到馬蘭峪一帶地區。根據以上兩道電令，3 月8 日，宋哲元以第三軍團的名義下達命令，對二十九軍各師做出戰略部署：“……第三十七師着以三屯營為中心，擔任由城子嶺口至潘家口之線……第三十八師着以遵化為中心，擔任龍井關至馬蘭峪之線……第二師着即由玉田向平安城鎮及東辛莊鎮附近集結待命。”根據宋哲元的部署，三十七師以三屯營為駐地，負責包括喜峯口在內的城子嶺口至潘家口一線，三十八師則以遵化為駐地，負責龍井關至馬蘭峪一線。因此，三屯營並非三十八師的駐地，喜峯口也並非三十八師的防地範圍，作為三十八師師長的張自忠無權也不可能“將前線指揮所設在這裏”。

馮治安在接到宋哲元電令之後，即於3 月9 日下達命令：“本師擬以喜峯口為中心，堅固佔領由城子嶺口至潘家口之線。相機出擊。”同時對三十七師各旅做出部署：“第一一○旅着即派一部為右地區隊，應堅固佔領由城子嶺口經大嶺寨口榆樹嶺口至青山口之線。”“第一○九旅星夜接替萬部喜峯口防務後，為左地區隊。以喜峯口為重點……”一○九旅接到命令後即接防喜峯口，與當地日軍展開了激烈交鋒，由於戰況緊張激烈，馮治安又命一一○旅相機策援，“並請調第三十八師佟澤光旅星夜進駐撒河橋”。宋哲元接到馮治安的戰況報告後，於3 月10 日電令三十七師：“本軍團茲為作戰便利指揮容易起見，所有最前線作戰各部隊暫統歸該師趙旅長登禹指揮。王旅長治邦、佟旅長澤光兩部共同協助之。”由於趙登禹、王治邦二旅屬馮治安的三十七師，佟澤光旅屬張自忠的三十八師，因此，當天馮治安、張自忠兩師長會銜給三位旅長下達了命令：“着派趙旅長登禹為喜峯口方面作戰軍前敵總指揮。王旅長治邦為副總指揮。佟旅長澤光協助之。” 

 

堅守在羅文峪長城一線陣地的二十九軍將士 

從以上電文、軍令，可以看出根據宋哲元的部署，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以趙登禹旅為核心重點防守喜峯口，3 月9 日與日軍交戰後，由於戰爭形勢的需要，馮治安又調王治邦旅以為策援，並向軍團申請調三十八師佟澤光旅援助。根據宋哲元3 月10 日的電令，喜峯口戰役是以二十九軍馮治安的三十七師為主力與日軍作戰，並抽調了三十八師的佟澤光旅以“協助之”，因而，實際作戰情況是三十七師為主，三十八師為輔，這一點在宋哲元向國民政府報告喜峯口戰況的電文中也有體現：“我軍因受敵制，除以馮治安師仍由正面攻擊外，並派張自忠師用迂迴包圍該敵，以企殲滅。”既然宋哲元關於喜峯口戰役的作戰部署是以三十七師為主，三十八師之佟旅為輔，又怎麼會出現“宋哲元命張自忠為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馮治安副之”的現象？何況，宋哲元已經下令“所有最前線作戰各部隊暫統歸該師趙旅長登禹指揮”，趙登禹也已被任命為“喜峯口方面作戰軍前敵總指揮”，又何需一個防地範圍既未在前線，又非作戰主力的三十八師的師長張自忠來擔任所謂的“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而筆者查閲當時的檔案、電文資料，未見任何有關任命張自忠為前線總指揮的文字記載，證明所謂的前線總指揮更可能是杜撰出來的。此外，關於任命趙登禹為前敵總指揮，《抗戰軍人之魂——張自忠將軍傳》一書稱是宋哲元、張自忠共同任命，而實際情況應當是由於該任命涉及三十七師的兩位旅長和三十八師的一位旅長，因此需要馮治安、張自忠兩位師長會銜任命，身為三十八師師長的張自忠是無權任命三十七師的旅長的。

 

時任喜峯口前線總指揮的趙登禹將軍

以上所説關於張自忠在抗戰前線設指揮所、被任命為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以及任命趙登禹為前敵總指揮等事件的杜撰行為，客觀上誇大了張自忠在喜峯口戰役中的戰績功勳。歷史研究應當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從歷史背景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