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號”還真是漢朝的原創_風聞

我們東邊的鄰國日本換年號了。新天皇德仁的年號是“令和”，據日本官方的説法，此年號語出日本典籍《萬葉集》中的“於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一句。但據很多專家考證，這句的真正出處乃是中國東漢大學者張衡的《歸田賦》中的“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一句。轉了一個大圈子，日本的新年號依然是有漢典根據的，“日本製造”四字多少有點名不符實。甚至就連創立年號這檔子事情本身，其實也是中國漢代的發明，只是後來被朝鮮、日本、越南等漢字文化圈中的國家學去了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個創立年號的，並不是秦始皇，甚至不是漢代的開國皇帝劉邦，而是漢武帝劉徹。他的第一個年號是“元狩”（元狩元年即前122年），據説這是他打獵時碰到了一個貌似奧特曼的瑞獸後，才與羣臣琢磨出來的年號。那麼，為何要到武帝時年號才流行起來呢？

這與武帝本人推崇的儒家經學的下述兩個觀點頗有關係：第一，統治者必須通過統一全天下的歷法，來維持政治一統的權威；第二，主張天人感應，即認為上天對於執政者的態度可以通過自然景物而呈現給人間。

而年號制度則極為機智地上述兩個觀點都加以統一了：一方面，年號的紀年功能促成了帝國臣民對於統一政治體制的心理歸屬感；而另外一方面，年號自帶的漢字組合，又能靈活地展現出不同時期的天人感應關係的變化，由此間接表示出政治風向標的走向。

譬如，被武帝追加的“元朔”的藴意就是為了紀念前129年衞青對匈奴人的軍事勝利，“新”王朝的年號“始建國”表達出了王莽推倒大漢建制、另起爐灶的雄心，漢靈帝劉宏的年號“中平”表達出了東漢統治者在活過黃巾起義的政治大洪水後的“小確幸”心態，而東漢末代皇帝漢獻帝劉協的最後一個年號“延康”，則婉約表達出了向曹魏政權和平過渡的輸誠心理。

不過，通過年號來統一政治的想法，多少還是有點一廂情願的。漢武帝執政的時候，他的確做成了很多大事，但是他的年號卻很不穩定，先後立下的（包含追認的）年號有十一個。

而在漢獻帝的時候，中國明明已經陷入了全面內戰，但是他的“建安”年號卻被天下各路諸侯用了二十五年。如果有一個歷史學家試圖在年號的更換頻次與政治穩定度之間建立起經得起推敲的因果聯繫的話，恐怕會很失望的。

然而，年號思維的影響，多少也對政治梟雄們的行為構成了一定的約束。譬如，袁術的部將孫策憑藉自己的武力攻取揚州刺史劉繇等人的轄區之後，非常需要“洗白”自己的擄獲。他抓住了袁術稱帝改元的機會，將自己迅速打扮成維護漢統的義士，並在微信上分別加了漢獻帝與曹操的好友。

《大漢賢后衞子夫》劇照

於是，在建安三年，他被曹操控制的朝廷任命為“討逆將軍”，由此，孫氏對於江東地區的控制也被合法化了。而繼承了孫策政治遺產的孫權，因為擔心枉然改元會破壞孫氏一門漢統維護者的“人設”，即使在赤壁大敗曹操後依然長期堅持使用“建安”年號。

當然，他最後還是改元為“黃武”了。但啓用此年號的背景卻是：漢獻帝早在220年就正式退位了，而在同年與次年，曹丕與劉備也已都先後急吼吼地改元稱帝了。另外，值得玩味的是，“黃武”二字分別取自曹丕的年號“黃初”與劉備的年號“章武”，頗有暗示孫權乃是漢亡後自行改元之第三人之意。這一神來之筆，算是將篡漢的政治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了。

順便説一句，因為漢代皇帝一個人往往有很多年號，我們一般不會像稱呼明、清皇帝一樣，用年號指代皇帝。唯一例外的可能是綠林軍的名義領袖更始帝劉玄，他的年號就是“更始”。倒黴的劉玄，在自己有閒情想出一個新年號之前，就被同為農民起義軍的赤眉軍給縊死了。

（原載“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