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潮︱佔有性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原罪_風聞

編者按：

在《佔有性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一書中，作者麥克弗森通過勾勒霍布斯、平等派、哈林頓以及洛克的理論框架，指出這四者的政治思想盡管背景、立場、言説方式迥異，但是他們對普遍人性的辯護實質上都是為“資產者”的特殊辯護。麥克弗森指出，這些思想分享了同一個歷史預設：在與民主相結合之前，自由主義已經以不民主的方式存續了約兩百年。

這些思想可以説是早期資本主義的“意識”。正如馬克思批判政治經濟學家時所指出的，他們將作為“歷史的結果”的“個人”顛倒為“歷史的起點”，從而塑造出一個魯濱遜的神話。儘管麥克弗森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在對這些理論進行梳理之時，與其説是在揭發這些思想中的“隱微教誨”，倒不如説是通過歷史經驗、現實運動接觸到早期資本主義的“無意識”一面。

本文轉載自“上海書評”。感謝韓潮老師授權發佈！

《佔有性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英文版封面

佔有性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原罪

韓潮

《佔有性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出版後不久，一位評論者曾經説，此書帶有某種佈道的使命，因而多少損害了其智識價值。麥克弗森或許被激怒了，他在回應的文章中稱，他拒絕接受這一“詆譭”。麥克弗森承認，一部受惠於馬克思的理智洞見和道德洞見的作品確實很可能會被馬克思主義的佈道熱情毀掉，但是他並不認為他本人的這部著作帶有這種佈道的熱情，此書的確受惠於作為學者的馬克思和作為人道主義者的馬克思，但並沒有受惠於作為佈道者的馬克思。相反，評論者本人的“敵意”或許並不來自文本解釋的分歧，而是源自某種根深蒂固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偏見。

1962年的知識氛圍完全不同於當下，我相信，必定是某種智識力量的説服力，才使得以賽亞·伯林在同一時期的書評裏坦誠，儘管他不同意麥克弗森的解釋，但卻感佩於麥克弗森的才智。麥克弗森的智識武器，黨棍們用起來必定是那種既無效又讓人沒辦法信任的蠢笨招法，而在麥克弗森這裏，卻充滿着技巧、力量和驚人的理智效果。

但麥克弗森多大程度上是馬克思主義者，其實是頗有爭議的。“佔有性個人主義”從沒有出現在馬克思乃至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語言裏，這個詞語毫無疑問是麥克弗森本人的發明。他後來承認，這個詞實際上受到了託尼（R. H. Tawney）的《貪婪社會》（The Acquisitive Society）的啓示。麥克弗森在倫敦政經學院讀書期間在導師拉斯基的引介下認識了同在該學院任教的託尼，受其影響頗深。如果託尼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那麼麥克弗森同樣也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麥克弗森的道德關懷乃至於學術語言實際上都延續了拉斯基、託尼一系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他的學術訓練基本上是英式的，他可能只讀過馬克思的《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從沒有通讀過《資本論》。他的著述中很少引用馬克思，也幾乎不使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佔有性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剝削”一詞，只在提及掘地派領袖、基督教共產主義者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時用過兩次。

託尼的《貪婪社會》（The Acquisitive Society）

但是，在最核心的一個問題上，麥克弗森卻驚人地接過了馬克思主義的衣缽——那就是近乎於歷史決定論的解釋方式。與麥克弗森私交甚篤的以賽亞·伯林一早就看出了麥克弗森受託尼影響的一面，但伯林同時指出，《佔有性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真正創新的一面卻在於，在麥克弗森眼中，霍布斯、平等派、哈林頓乃至於洛克竟然都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這個論斷今天看來或許既熟悉又陌生，在伯林所厭惡的那種政治語言裏，這個論斷當然屢見不鮮，但是在今天的學術語言裏，這個論斷卻幾乎消失殆盡了。麥克弗森本人沒有使用這樣直白的表述，但伯林之所以用“新興資產階級代言人”這種近於揶揄的表述，還是多少表明伯林對麥克弗森學術取向本能地不適，或許在他看來，包裹在麥克弗森精緻學術語言裏面的東西，其實質卻無非是這樣一種老派的意識形態判斷。

麥克弗森的論斷毫無疑問是冒犯性的，他在學理上挑開了早期現代政治思想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如果説自由主義的自我認知總是傾向於認為，自由主義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無涉的政治理論，那麼麥克弗森無異於斷言——恰恰相反，至少在歷史上，資本主義曾經是自由主義的必要前提。自由主義自認為對普遍人性辯護在麥克弗森那裏被還原為“資產者”的特殊辯護，並且，在他看來，正是這種對“資產者”的辯護支配了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的自由主義觀念。十七世紀以降的自由、權利、義務乃至於正義觀念，撇開以“資產者”為原型的佔有性個人主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麥克弗森毫無疑問也是剋制的，他並沒有採用老派馬克思主義的訓誡口吻，他儘可能將批評的鋒芒收斂在充分精細的文本解讀中，或者説，他儘可能將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攤開在自由主義本身的學理論證層面。但即便如此，從效果上來看，麥克弗森的分析方法無異於從字裏行間的罅隙裏迫使自由主義者改變他們的自我認知，或者説迫使自由主義者承認並且直面他們的歷史原罪。因此，麥克弗森的研究終究還是激怒了不少自由主義學者，例如薩託利就完全不能接受麥克弗森的學説，在他看來，麥克弗森的理論近於空無一物。

麥克弗森

撇開意識形態爭議不論，在我看來，真正在智識層面構成挑戰的是，在麥克弗森筆下，霍布斯、平等派、哈林頓、洛克這四種背景、立場、言説方式迥異的政治思想竟然分享了同一個前提、同一種預設。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言，麥克弗森此書好比是一部偵探小説，四起謀殺案竟是同一個兇手所為。

在麥克弗森的理論出現之前，平等派的立場近於早早被壓抑的激進民主派的聲音；哈林頓是個幾乎被遺忘了的共和派烏托邦主義者，數年之前，託尼和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關於十七世紀士紳階層的論爭剛剛將他從遺忘中挽救出來；洛克是有些資產階級氣象，但此前幾乎沒有人認為，洛克只是為資產者的權利辯護；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霍布斯，在傳統的解釋裏，霍布斯無論如何不會與侷促的資產者搭上邊。但麥克弗森毋寧是説，所有這些解釋都只是摸到了皮相，透過各種蛛絲馬跡，我們完全可以發現他們之間存在着某種令人驚歎的一致性。

麥克弗森的偵查手法有些看上去是純粹歷史性的。比如他發現，平等派並非像此前主流觀念所認為的那樣主張所有成年男子都具有選舉權，他們事實上將僱工和乞丐的選舉權排除在外。但麥克弗森的敏感不止於此，他注意到，學界之所以漠視平等派對選舉權的限制，實是因為平等派儘管將近七十萬英國公民排除在選舉權之外，但卻總是堂而皇之地主張“一切生而自由的人都有平等的選舉權”。這一具有迷惑性的主張往往讓人以為平等派是所有人平等的自然權利的主張者。麥克弗森並不只是想指出平等派的矛盾性，在他看來，恰恰相反，事實上平等派並不覺得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像“自由人”有什麼矛盾，因為，在他們的自由觀念中存在着一種潛台詞——接受施捨、訂立僱傭契約會造成對他人意志的依附，當乞丐和僱工喪失或讓渡了支配自己能力的管轄權時，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就不再是積極行使權利的“自由人”了。麥克弗森據此斷言，平等派從沒有主張過所有人平等的自然權利，他們主張的毋寧是某種特定的“進取者共同體”（community of enterprisers）的自然權利。

這種對語詞含混性的敏感還體現在麥克弗森對哈林頓的分析中。麥克弗森注意到，哈林頓的“士紳”歸屬極其模糊，當哈林頓談論“哥特均勢”解體時，士紳階層屬於人民，當他談論同時代的政治狀況時，士紳階層又成了貴族。麥克弗森追隨託尼的觀點認為，哈林頓的含混性其實反映了他對資產階級士紳階層崛起的洞察，因此，不是哈林頓將士紳從“人民”移到了“貴族”之列，而是士紳階層將自己移置到了“貴族”之列。在這一意義上，哈林頓毋寧是最早洞察到封建生產關係向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過渡的政治思想家。

當然，麥克弗森最重要的武器還是對思想家論證結構的審查。在對哈林頓思想的分析中，麥克弗森發現，哈林頓的土地法觀念和他的均勢觀念存在着矛盾。哈林頓一方面認為只有維持土地的均勢，才能建立永久持續的平等共和國，但另一方面他卻將英格蘭的所有土地分配給其中的五千個公民，而將其餘的五十萬人排除在外。麥克弗森認為，對此，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哈林頓的平等共和國實質上只是機會平等的共和國，土地法並沒有排斥階層的流動性：通過勤勉積累財富向上流動，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平等者”！因此，麥克弗森再一次發現了與平等派的“進取者共同體”相類似的預設，在他看來，這個哈林頓式的平等共和國毋寧是帶有典型資產階級平等觀念、且將市場關係置於首位的“機會國家”（Opportunity States）。

這種對論證結構的體察同樣體現在他對霍布斯和洛克的分析中。將霍布斯不可思議地與資本主義牽連在一起的是麥克弗森對於霍布斯自然狀態的解釋。麥克弗森認為，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並非是真正的“自然”狀態，而是已經滲透了社會性的因素，甚至就是以十七世紀的佔有性市場社會為其自然狀態的模型。他發現，霍布斯自然狀態推演環節存在着某種缺失，從霍布斯的唯物主義機械論的人性觀點無論如何也無法推出自然人何以要勝過其他人，而彌補這個相關性缺失的則是霍布斯的榮譽觀念和權力觀念。麥克弗森當然瞭解，榮譽或虛榮是一種古老的人性，但在他看來，霍布斯的“榮譽”是一種特定的現代類型的表達，即無休止地追求得到他人認可的優越性。他注意到，霍布斯毫不避諱地使用一種市場化的模式描述這種個體關係——“人的價值和其他東西的價值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依賴於他人的需求和評價”……“對人來説，決定身價的是買者而不是賣者”——如此等等無不體現了霍布斯對於資產階級虛榮的洞察。麥克弗森據此指出，霍布斯在自然狀態中描述的人性並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其實質就是十七世紀初興的佔有性市場社會中的資產階級人性。而沒有這個市場化的預設，單從機械論的原子化個人根本無法推演出自然狀態中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

麥克弗森充分肯定霍布斯的意義，他在其後的一篇論文《霍布斯的資產者》裏曾經説：“即便是那些根本不同意霍布斯的理論的人，也會對他表現出特別的尊重。其實我們都對霍布斯充滿了畏懼，因為他對我們瞭解得太多。”換言之，霍布斯洞察了我們這些現代人的隱秘，他是所有這些將資產者人性轉化為普遍人性的學説的起點，並將這一洞察傳遞給後來者。

《政府論》

對麥克弗森而言，洛克並不是這個後來者序列的終點，他在後續的研究中一直將“佔有性個人主義”推進到休謨、柏克乃至於邊沁那裏，洛克只是這個序列的中繼者。洛克固然是所有這些思想中似乎最靠近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物，《政府論》下篇對財產權的辯護是洛克筆下最明白無誤、最有影響力的論點之一，但麥克弗森並沒有重複這些固有的論點，他試圖證明，洛克不止是一般意義上財產權的辯護者，而且還是“無限財產權”的辯護者。

麥克弗森的洛克研究有一個著名的斷言，他説，“洛克的驚人成就是將自然財產權利建立在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的基礎之上，之後又從財產權利中移除了一切自然法的限制”。麥克弗森發現，洛克最初依據自然法對自然狀態中的財產佔有施加了一些限定，如為他人保留生存的條件、禁止浪費、通過勞動確定財產歸屬，而在貨幣引入之後這些限定統統被取消了，佔有取代了勞動的位置。於是，洛克的自然狀態實際上分裂成了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勞動和佔有沒有分離；在第二個階段，佔有和勞動相分離，佔有成了勤勉和理性的標誌，佔有的合理性支持了“無限積累的合理性”。麥克弗森認為，洛克的矛盾在於，他預設了兩種不同的人性：前一個階段，所有人都擁有平等的理性能力和平等的自然權利；而在後一個階段，理性、勤勉且擁有財產的人其理性能力要高於那些不那麼勤勉、不那麼熱衷於積累而只是為了生活下去的人。後一階段呈現出來的理性能力差別，在麥克弗森看來其實質就是一種典型的、十七世紀剛剛興起的資產階級觀念，通過這種觀念，洛克事實上悄悄地取消了自然權利的平等性。

這一驚人的大膽斷言尤其體現在麥克弗森對洛克式政治社會的分析之上。誰有進入政治社會的資格？麥克弗森説，對洛克而言，存在着兩種答案：一種是所有人，另一種是擁有財產的人。這兩個答案同時存在、同樣正確，儘管相互矛盾。洛克沒有意識到其中的矛盾，他對財產一詞廣義和狹義用法的含混使用讓他沒有使之明確化。對洛克而言，沒有財產的人可以説既在政治社會之中，也在政治社會之外：政治社會需要資產者的明示同意，但對於無資產者來説，默示同意就足夠了。當然洛克並沒有刻意讓平等的自然權利論證轉化為階級正當性的論證，但他的表述確實有可能讓平等的自然權利合乎邏輯地演化為差別化的階級權利，從而為此資產者的自然權利鋪平了道路。

至此，當霍布斯的市場化虛榮人性、平等派的進取者共同體、哈林頓的機會國家以及洛克的差別化階級權利四種智識形象慢慢重合起來，疊映為一幅一以貫之、且錯落有致的圖景時，《佔有性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的真正智識力量才真正呈現出來。

麥克弗森的思想史方法論可謂獨樹一幟。麥克弗森給出的並不是經驗性的歷史信息，而是作者沒有説出的某種歷史預設。麥克弗森對這四種政治思想的解釋，幾乎遵循了這樣類似的解釋模式——霍布斯沒有意識到他的自然狀態描述事實上沿用了市場社會的模型；平等派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自由人”並不是全體人民；哈林頓沒有意識到他的均勢理論之成立依賴於機會國家的建構；洛克沒有意識到他的自然人敍述可能導向差別化階級權利——所有這些預設都並非出自作者筆下，甚至，或許本出於作者的意圖之外，作者只是在不自覺中沿用了這些歷史預設。

毋庸多言，這一方法論極為大膽，也極為危險。為什麼十七世紀的政治理論家沒有説出他們的預設？為什麼他們如此一致地保持了沉默？麥克弗森提出了三種可能：其一、作者可能認為沒有必要説出其全部預設，尤其是在一個時代視為常識的某些觀念；其二、作者可能沒有明確意識到其理論的預設；其三、作者可能出於某種迫害的風險而隱藏了他們的觀點。

麥克弗森的第三種論點以及他在腳註中對施特勞斯的援引近乎於以喜劇的方式提示我們，或許存在着某種“隱微馬克思主義”！對此，我們當然只能一笑了之。但這並不能否認麥克弗森方法論總體的嚴肅性，撇開第三種解釋不論，麥克弗森的整體思想史構思是超越作者本人意圖的一種思想史探究方式。這種超越主觀性的思想史研究模式，在今天的歷史氛圍下可能有些不合時宜，但絕非絕對不可容忍。麥克弗森的方法確實不同於劍橋學派的語境主義，也不同於施特勞斯學派的文本自足主義，如伯林所感知的那樣，其方法大體合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但考慮到麥克弗森後來甚至一度用“西方的民主本體論”（Western Democratic Ontology）這一極其哲學化的表述來稱呼“佔有性個人主義”，其方法論也未必沒有迴歸洛夫喬伊的傾向。

昆廷·斯金納

從劍橋學派的立場來看，麥克弗森的方法當然有巨大的問題：斯金納認為麥克弗森的歷史研究本質上是“非歷史的”；鄧恩説，麥克弗森筆下的這些作者幾乎就是以二十世紀的“隱性墨水”寫就的；拉斯萊特最為激烈，他認為，閲讀麥克弗森的著作，彷彿讓你感覺被矇住了眼睛，帶入了一條黑暗而狹窄的小巷，這是用既定模型研究思想史的後果，麥克弗森更應當被視為教條的經濟社會學家，他的研究既不能算哲學，也不能算曆史。值得注意的是，麥克弗森的這部著作誕生於劍橋學派初興的六十年代初，塔利甚至認為，劍橋學派後起的一系列研究正是伴隨着對麥克弗森式圖景的懷疑。或許，語境主義的首要對手恰恰正是麥克弗森。

然而，劍橋學派的解釋在歷史語境的還原上或許更為準確，但絕不意味着他們的歷史解釋是正確的。恰恰相反，在劍橋學派的解釋模式中，存在着“語境自足主義”的巨大困難。比如，劍橋學派的美國建國史解釋就無法迴避這樣一個難題：這場所謂共和主義的革命何以在建國後立即被國父們放棄了？什麼樣的歷史力量導致共和主義理想滑向或過渡為自由主義的理想？社會史學派、馬克思主義乃至於傳統的洛夫喬伊式觀念史研究都要比劍橋學派更適合長時段的、涉及語境轉換的歷史解釋。麥克弗森的方法論當然也屬於這些與劍橋學派的方法論相抗衡的一種，在他的筆下，從霍布斯到邊沁的兩百年曆史分享了同一種歷史預設，這無論如何也是一種超越語境的方法論。《佔有性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充分體現了這一方法穿透主觀修辭和主觀意圖的智識力量。在今天極其窄化的思想史研究氛圍中，相較於因語境的封閉性而陷入“語境自足主義”的思想史方法，或相較於因文本的封閉性而陷入神秘主義的思想史方法，麥克弗森的研究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

除了方法之外，麥克弗森對十七世紀四種政治思想的研究也同樣在每一個領域引起了不小的反彈，可以説，在每一個領域，麥克弗森的反對者可能都要遠遠超過其支持者。霍布斯的虛榮觀念究竟是傳統貴族的榮譽取向還是資產階級的市場取向？平等派限制選舉權的主張是不是基於尋求與獨立派聯合而不得已做出的妥協？哈林頓是不是仍舊在馬基雅維利式的共和主義公民意義上討論財產問題？洛克是不是支持無限積累的財產權？塔利甚至説，除了邊沁之外，麥克弗森一一拈出的、從霍布斯一直到埃德蒙·柏克的那些思想家都遠遠稱不上“佔有性個人主義者”。

但具體領域內的爭議並沒有妨礙麥克弗森的“佔有性個人主義”成了一個具有足夠經典性的“大概念”，其中的原因並不難解釋。相較於劍橋學派提供的早期現代政治思想的解釋，麥克弗森理論的歷史解釋力如果説與之不相伯仲的話，那麼“佔有性個人主義”對當代政治思想的啓示則很明顯要更勝一籌了。

麥克弗森理論的歷史解釋力之所以很大程度是有效的，在於他把握住了一個基本的歷史經驗：當代世界的自由主義民主在其形成過程中，是先有自由主義的成分，其後再逐漸摻雜了民主的成分。在自由主義與民主相結合之前，自由主義已經以不民主的方式存續了約兩百年。在選舉權的財產資格限制取消之前，沒有選舉權的公民確實曾享有自由主義所賦予的言論自由等各種自由權利，這一歷史事實儘管不符合我們當代的現實經驗，卻是絕對不容忽視的歷史經驗。麥克弗森學説的歷史效力也就在於此，在他看來，直到十九世紀當理論家確信“一人一票”不會影響財產權或一個階級分化的社會的存續時，自由民主的觀念才真正被接受——如果説自由主義有什麼原罪的話，那麼毫無疑問就在這裏。

麥克弗森曾經説，當代的自由主義民主包含着兩種互相反對的可能性：一種是強者可以通過遵循自由市場的規則而壓制弱者；一種是每個人都可以有平等有效的自由去發展自己的能力。兩者都意味着自由，但兩者相互反對。前者實際上就是指十七世紀以降的以“佔有性個人主義”為特徵的自由競爭觀念；而後者是麥克弗森所推崇的、從密爾那裏開始萌發出來的“非佔有式的”、或發展式的自由觀念。麥克弗森的歷史關懷由此很明顯指向了當下，對他而言，我們今天還仍舊吮吸着十七世紀的狼奶。並不是一人一票就解決了這個矛盾，十七世紀的毒素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只要人還沒有充分擁有發展自己能力的平等權利，這個矛盾就一直存在。麥克弗森後期傾向於用“能力轉移”（Transfer of Powers）的概念批判十七世紀的“佔有性個人主義”——試想，一個今天被“996”耗盡了的職員，他怎麼可能是他自身能力的佔有者？他是不是已經把自己對自身能力的支配權轉讓給了資產者？而同樣身處禁錮中的我們是不是仍舊處於十七世紀？

無論如何，麥克弗森所講述的這個故事並沒有結束。更何況，當多元主義介入其中，當平等和差異性被糅合在一個譜系裏之後，社會民主主義的素樸性已經經過了重要的修正。我們完全可以從麥克弗森徘徊於密爾和馬克思之間的身影中捕捉到蛛絲馬跡。我們也完全可以想象從微小的裂隙開始崩塌的分裂。施克萊（Judith Shklar）曾經説：即便自由主義與民主之間專一、永久且忠誠地結合在一起，但終究不過是一場“權宜的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但我懷疑，如果他們並不相愛，其實，我們也絲毫不能指望他們彼此之間的絕對忠誠。畢竟，自由主義還註定要揹負着那個有欠於民主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