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等級論”帶着偏見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原文：http://www.cssn.cn/dzyx/dzyx_llsj/201612/t20161226_3357385_1.shtml

本文2016年12月發表在《北京日報》，作者郭雙林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2016年時一批中國學者就文明與世界秩序問題進行了反思和研究，並結集成書——《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在新書研討會上指出文明等級論，現代化論，某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底色的禁錮論在依然主導着我們今天的意識形態。

       而今歐美國家的霸權開始遭遇挑戰，其文明霸權的地位也重新受到質疑，隨之而來的則是人們對未來世界秩序的呼喚。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旗幟鮮明地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鑑的前提”

　何謂“文明等級論”

　　今天我們所説的“文明”一詞是從英文civilization翻譯過來的,而civilization直到18世紀中期才形成；在此之前，該詞一直由civility來代替。其本義原指一種過程，後來才指一種狀態。當然，這種狀態特指西方國家，用德國學者埃利亞斯的話説，文明“這一概念表現了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它包括了西方社會自認為在最近兩三百年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西方社會“試圖通過這樣的概念來表達他們自身的特點以及那些他們引以為豪的東西，他們的技術水平，他們的禮儀規範，他們的科學知識和世界觀的發展等”。而且，“文明”一詞從形成那一天起，就不是作為一個孤立的詞彙存在的，在其背後隱含的是對“野蠻”的認定，以後更形成一套話語，這套話語就是文明等級論。

　　所謂文明等級論，是指從19世紀初開始風行於英美等國的一種關於人類文明發展模式的學説。這種學説將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道路劃分為包含不同等級的發展模式。文明等級論至晚於1803年出現，1820年代全面滲透到英美等國的中學地理教科書中，通過此種方式，該學説被轉化為該國國民的常識，並逐漸內化為一種民族心理狀態；以後又伴隨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流傳至世界各地，成為一種帶有一定普遍性的知識與價值觀念。

文明等級論出現後，很快便滲透到英美等國的中學地理教育中

　　文明等級論的思想淵源，要追溯到18世紀英國的英格蘭學派，特別是亞當·斯密的歷史發展階段論。19世紀風行於英美等國的文明等級論有三級制、四級制和五級制三種模式，其中三級制最少，四級制模式最多，五級制次之。1803年，英國地理學家亞當斯在其用法文撰寫的《普通地理學的歷史政治導論》一文中將世界上所有為人所知的國家分別劃分為“野蠻民族”、“矇昧或半野蠻民族”和“文明民族”三個層級。是為三級制文明等級論。1819年，美國人約瑟夫·埃默森·伍斯特在《古今地理學原理》一書中寫道：“人類物種可以被認為存在野蠻狀態、矇昧狀態、半文明狀態和文明狀態。”是為四級制文明等級論。1821年美國人威廉·C·伍德布里奇在《地理學入門》一書中寫道：“人類被發現處於五種不同的社會形態：矇昧、野蠻、半文明、文明和開化。”是為五級制文明等級論。在以後的近一個世紀裏，文明等級論在模式上再無創新。不論哪一種模式，都對每種文明類型的特徵及指稱對象有詳細的介紹。

　　文明等級論出現後，很快便滲透到英美等國的中學地理教育中。據美國學者克雷格説：“從1830年代到1870年代，一張文明發展階段清單成為高中地理教科書的標準特徵。”1880年代以後，雖然這種開列一張文明發展清單的做法不再流行，但此類殘存的假設依然非常活躍。甚至在整個1890年代乃至以後，根據文明發展水平來討論不同國家和種族的相對成就的現象依然存在。

　近代西方文明等級論的東傳，主要通過兩種途徑

　　近代西方文明等級論的東傳，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一種是從西文直接翻譯，另一種是轉道日本入華。1847年，出生於澳門的葡萄牙人瑪吉士在其《外國地理備考》卷四“地球總論”中對文明等級論有系統介紹。這可能是西方文明等級論首次進入中國。這篇“地球總論”後來被魏源的《海國圖志》百卷本和王錫祺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收錄，得到廣泛流傳。

　　國人方面，出使英國的郭嵩燾1878年在其日記中曾提到文明等級論。1899年逃亡日本的梁啓超在《清議報》上發表的《文野三界之別》一文，對文明等級論作了系統介紹。從1901年開始，隨着留日學生的增加和日文著作中譯的全面鋪開，近代以來傳入日本的西方文明等級論開始通過翻譯進入中國。當時留日學生翻譯出版的日文地理教科書，如志賀重昂的《地理學》等都充斥着西方文明等級論的內容。

　　受其影響，當時由中國人編寫的地理教科書，都充斥着文明等級論的內容。

　　與19世紀風行英美等國的地理教科書不同，近代以來翻譯編寫的地理教科書在涉及文明等級論時，大多隻介紹其等級和特徵，而不涉及各文明層級指稱的國家；即使少數涉及者，在介紹半文明國家時也有意略去中國。當然，誰是文明國家，誰是半文明國家，教科書的編譯者心裏明白，讀者心裏也明白。既然從小學到大學都在不斷向學生灌輸：西方國家是文明的，我們中國是半文明的，就不由得學生不相信。久而久之便成常識，再進而內化為民族心理狀態。

　文明等級論依然在發揮着某種作用

　　曾幾何時，中國也有自己的一套文明話語和世界模式，以至英國人東來後要求中國在各種官方文書中提到其政府時不得提書“夷”字。可後來文明成了西方國家的符號性標識，千年的文明古國則變成了半文明或野蠻國家。最可悲的是許多國人認同了這一看法。於是在國際交往中遇事自矮三分，就成為一些國人的下意識行為。直到20世紀30年代，因日本大舉入侵，人們這才意識到文明不僅意味着進步，也意味着戰爭、殺戮和毀滅，於是“文明”很快被“文化”所取代。

　　需要説明的是，撰寫本文，並非要反對現代文明，而是提醒人們，在使用“文明”一詞時，警惕文明等級論的陷阱。與福柯筆下的啓蒙一樣，文明化也是有始而無終。我文明人亦文明。如果不破除文明等級論這一套話語，不揭露其實質，我們有可能永遠被貼上“半文明”或“野蠻”的標籤，永遠無資格在國際事務中爭取話語權。一些西方國家動輒以“邪惡”來指責中國，以不文明來指責中國人，撇開具體情況，如果從文化上、社會心理上深挖下去就會發現，文明等級論依然在發揮着某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