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公知治國的悲劇”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十二）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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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華戰爭》

（十二）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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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中國的看法，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全盛時代，華盛頓一般地説對於中立主義者，特殊地説對於尼赫魯，經常表示懷疑，這是對印度最好的評價。相反地，到了一九五九年美國態度的轉變是一個不祥之兆，這意味着美國不但要改變印度的不結盟的操守，而且，華盛頓還估計到，新德里也已準備好委身相事。北京早就開始從印度的態度和政策中注意觀察新德里被拖進帝國主義陣營的跡象。　　 

       尼赫魯在一九五八年末和一九五九年初所寫的信件中，表達了印度對邊界問題的態度；從北京看來，這種表態就是這樣的跡象。在那時以前，中國不會料到同印度解決邊界問題會比同其他鄰邦解決邊界問題更為困難。自一九五四年起，在印度的地圖上就提出了對阿克賽欽地區的領土要求(新建成的新藏公路的一段穿過該地)。

       但是中國地圖上也對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領土提出類似的要求。周恩來曾經告訴尼赫魯説，中國在舉行談判全面解決邊界的時候，無意堅持這一要求。

       印度也講得很明白，説它不考慮對其作為東北邊界的麥克馬洪線作任何更動，説這條線從一九五一年以來就已成為事實上的邊界線。中國除非同印度挑起一場無法解決的爭吵，否則就只能接受麥克馬洪線。另一方面，北京在自己地圖上對東北邊境特區的大部分地方所提出的要求並不打算非辦到不可，毫無轉圜餘地，而當時也沒有跡象表明印度在自己地圖上對阿克賽欽所提出的要求會是那麼一成不變。

       尼赫魯在議會和其他公共場合中，曾再三聲明政府對麥克馬洪線的立場；但沒有任何跡象説明他對西段邊界將持同樣頑固態度。印度對西段的主張線，只是在五年前才出現在印度地圖上，這條線並不比中國在地圖上對東北邊境特區大部分地區提出的要求更加符合實際、符合管轄的現狀。　　 

       北京同緬甸的談判提醒了中國人(如果説中國人還需要提醒的話)：一旦邊界問題成為民族資產階級掌權的國家內部的政治問題之後，這些政府在國內壓力下會採取不妥協的極端態度。所以從爭端一開始，中國就指出，邊界問題並不急於解決；如果由於印度國內的原因，尼赫魯認為舉行談判有困難，那麼整個問題可以留待以後局勢較平靜時再説。

       現狀符合兩國的需要；如果雙方都不去破壞現狀，那也就沒有迫切的需要用條約對現狀加以規定。但是一九五九年秋天發生了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這意味着印度並不想使現狀不受破壞。這些衝突對中國和對印度，同樣都是不祥之兆。　　 

       印度在朗久、兼則馬尼和塔馬頓設立了哨所， [ 注：見第一章。印度在這些地方建立了哨所之後才提出要討論這幾個地點的邊界走向問題，而這個提議是以中國不但要接受麥克馬洪線，並要接受印度對西段邊界的主張為先決條件的。 ] 單方面擅自對麥克馬洪線作了有利於自己的修改；中國認為這種作法是嚴重的，因為這説明印度漠視必須通過協議修改邊界的基本原則。

       這些哨所本身其實並無軍事上的意義，中國只是向新德里提出了抗議，並沒有去碰這些哨所。根據北京的説法，在朗久首先開槍的是印度人；但是印度在兼則馬尼和塔馬頓建立哨所後，中國並未試圖把印度人逼走，這就間接地證明朗久衝突至少是帶有偶然的性質。

       在中國看來，空喀山口事件倒是個更為不祥的預兆。不論誰先開槍，這個衝突是由於印度一大隊巡邏隊進入中國佔有的地區，並在那裏設立了哨所而引起的。這不僅是印度在麥克馬洪線邊緣推進幾平方英里的問題了；而是説，印度如果企圖實現其地圖上的要求，那就是涉及對中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因為新藏公路穿過該地區)的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問題了。　　 

       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魯和印度政府致北京的書信和文件中，十分清楚地表達了印度邊界爭端的立場。印度不同意進行全面解決邊界問題的談判，只同意對印度主張的邊界線在這一點或那一點作一兩英里的微小調整，而且連這樣的談判也必須以中國撤出阿克賽欽地區作為先決條件；

       不僅如此，朗久事件，特別是空喀山口事件表明，印度不但拒絕談判解決問題，它還決心在地面上實行自己的主張。這種不但拒絕談判，而且還拒絕尊重現狀的態度，也就等於是拒絕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　　 

       印度堅持要中國接受印度單方確定的邊界，這就不僅是在東段死抱住一條由一九一四年英國同西藏的秘密協議產生的邊界，而且在西段還提出了一項“由英國帝國主義陰謀製造、但是從來沒有敢公開提出過的”要求。 [ 注：大家還會記得：英國人從未將約翰遜-阿爾達線(印度就是根據這條線提出要求的)作為邊界線的建議通知中國。 ] 

       印度提出對阿克賽欽的要求也並不是由於它牽涉到印度的重大利益，“印度要求中國放棄通往西藏西部的唯一交通公路，而這條公路對印度毫無用處。……這是損人不利己的”。　　 

       中國根據自己對印度的聲明和行動的理解作出反應，感到他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傷害。列強單方面把邊界強加於中國，對中國民族感情采取粗暴的輕蔑態度，這些對中國並不新鮮；在中國歷史上外國人的這種蠻橫無理、以勢壓人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但是現在“中國人民被任意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解放了的新中國決不能再容許被推回到受損害的舊中國的地位上去”。

       一九五九年九月，陳毅在北京用比較温和的語調談到印度企圖把麥克馬洪線強加於中國，他問道，難道這説明印度對“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有過絲毫的考慮嗎？”　　 

       正如尼赫魯一度覺察到的那樣，中國認為西段的爭議地區過去和現在一直是屬於中國的；

       中國從這個前提出發，覺得他自己對邊界問題的態度是公平合理和切實可行的：　　 

       “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中印雙方應該考慮歷史的背景和當前的實際情況，根據五項原則，有準備有步驟地通過友好協商，全面解決兩國邊界問題。

       在此以前，作為臨時性的措施，雙方應該維持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而不以片面行動、更不應該使用武力改變這種狀況；對於一部分爭執，還可以通過談判達成局部性和臨時性的協議，以保證邊界的安寧，維護兩國的友誼。”這個立場是公平的，也是明確的。　　 印度不顧中國的合理態度，仍然採取了只能導致無法解決的爭端的方針，還對中國“大肆喧嚷，造成中印關係的緊張”，並蓄意在邊界進行挑釁。

       所有這一切表明，印度採取這些行動的真實原因必須從邊界問題以外去找答案。中國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來進行分析，印度邊界政策的動機和原因就一目瞭然了。　　 

       照中國看來，邊境糾紛的根本原因在於“印度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日益尖鋭和尼赫魯政府的政治危機更加嚴重”。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印度政府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已經為反動的民族主義所代替，它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但是北京在一個相當時期裏還把尼赫魯視為反動勢力的俘虜，認為他可能從中擺脱出來，再度對印度的政策發揮進步的影響。

       一九五九年九月，《人民日報》寫道：“在尼赫魯總理的領導下，印度政府根據潘查希拉(五項原則)的精神，也做過有益於中印友誼的事情。”尼赫魯“是受到中國尊敬的”，令人惋惜的是他“對此沒有保持應有的明智態度，竟被捲入印度反華的漩渦中去了”。

       印度的右翼政客、議員以及某些官員的惡毒攻擊迫使中國作詳盡的反駁。“但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使我們不能不感到遺憾的是，我們的爭論不能不涉及到尼赫魯總理。”一九五九年末，尼赫魯還是在抵制着國內喧然要求對邊界問題採取極端和絕對的態度，他力圖調和國內的爭吵，其目的是使通往談判解決問題的道路敞開着，雖然當時印度政府在外交文件中都把談判解決排除在外。　　 

       一九六O年後，中國對尼赫魯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

       一九六O年四月在新德里舉行的高級會談看來是個分水嶺。中國代表團的人曾告訴在新德里的共產黨國家的外交官們説，尼赫魯的不妥協態度使周恩來感到震驚。據報道，周恩來曾講尼赫魯“既靠不住，又摸不透”，不可能同他進行談判。從新德里高級會談後，周恩來在加德滿都所作的評論中可以看出他對尼赫魯的陰一套、陽一套的作法表示反感。在追述中國在公開談話和聲明中一直小心保持友好態度之後，他説：“尼赫魯總理怎樣對待我們呢？……他當面不説，可是，我們一走，就攻擊中國政府侵略。”　　 

       在一九六二年底以前，中國並沒有公開指責尼赫魯，但是有理由推斷：自從一九六O年以後，他們就已把他看作是“印度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忠實代表”和中國國際敵人的走卒了。　　 

       一九五九年以後，尼赫魯政府對內執行日益反動的政策， [ 注：一九五九年新德里解散了喀拉拉邦的共產黨政府，北京當然注意到這個行動。 ] 對外也繼續向美國靠攏，這就證明了中國從意識形態上對它的預測的正確。

       一九五九年艾森豪威爾訪問新德里，一九六一年尼赫魯回訪美國，當然從中國看來，美國給予印度的不斷增長的經濟援助更能説明問題。美國對印度援助的多寡反映了印度的不同態度。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十二年中，美國對印度的援助總共不到二十億美元。

​       但從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這一期間，美國已經給予印度的或答應給予印度的援助竟超過這個數目兩倍以上。中國由此得出明顯的結論：“印度越是反華，美援就越增多。”美援的增加“同尼赫魯政府為美帝效勞、反對中國的程度成正比”。

       中國從新德里在聯合國、在剛果和東南亞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它在邊界所採取的“沙文主義和擴張主義的政策”中看到了印度日益依附美國的後果。華盛頓方面也覺察到印度政策的變化，並且作出了用辭截然不同但實質相同的結論。北京也注意到了這點。

       一九六一年中，一家權威性的右翼週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從印度對國際麻煩地區的政策中注意到“印度已改變了過去的傾向”，這正如北京過去所觀察到的；該雜誌並問尼赫魯是否“正在改變他的旗號”。　　 

       四月份，尼赫魯在批評了美國干涉古巴的二十四小時之後，來了一個大轉彎，説肯尼迪總統“有魄力”，並暗示説古巴事件的當事兩方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人們注意到這個大轉彎發生在美國提出增加對印援助的前夕。尼赫魯的一些經濟學家曾警告過他，如果不取得大量的美援，就無法解決國內浩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因此，一些美國官員也認為尼赫魯是迫不及待地想同美國進一步靠攏。　　 

       這篇文章最後説：“印度總理尼赫魯正在變成世界政治家中最受肯尼迪政府寵愛的一個人物。”　　 

       中國在分析印度的政治、經濟政策時，評論説：印度雖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經濟上仍然處於殖民地的地位；到一九六O年為止，外國在印度的投資增加了一倍半，其中英國投資增加了一倍，美國投資增加了六倍。在這時期，印度對外援的依賴也越來越大，在印度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外援比重佔百分之九點六，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佔百分之二十點六，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則佔到百分之三十。

       印度一家保守的雜誌《資本》(Capital)週刊一九六O年指出：“幾乎整個第三個五年計劃都是依賴‘外援’；如果得不到這種外援，這個計劃將被譭棄，因為印度的外匯儲備已經低於被認為所需要的最低點。”一家獨立的雜誌《亞洲團結》(United Asia)的結論是：到一九六二年為止，印度經濟的依賴性如此廣泛和深入，以致“任何削減或停止外援，都將在印度立即引起經濟大危機，使大批公司倒閉，生產減縮，工人失業，通貨膨脹無法控制”。(一九六五年印巴戰爭後美援一度中斷，從而完全證實了這種預測。)中國人後來説：帝國主義的“‘援助’到達那裏，那裏實際上就會沒有真正的經濟主權和經濟獨立。”　　

        至於談到尼赫魯政府承諾要建設“社會主義式樣的社會”，中國認為它不過是一場鬧劇。

        [ 注：一九五五年在馬德拉斯郊區的阿瓦迪(Avadi)舉行的國大黨第六十屆年會，宣佈把“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式樣社會”作為國大黨的目標。在這次大會上，國大黨所固有的兩重性(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和平均主義，而政治上又支持保守和正統)表現在“式樣”這個字眼上。正如一名國大黨的重要成員所説的那樣：“我們所要的是社會主義的式樣而不是社會主義。” ] 

       “尼赫魯政府用所謂‘計劃化方法’，用外國‘援助’培殖起來的買辦性 [ 注：買辦……1.過去指由當地人充當的管家。2.現在，在中國指的是外國商行僱用的當地僱員的領班或代理人。(《簡本牛津大詞典》)] 的國家壟斷資本，不僅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成份，象現代修正主義者所説的那樣；

       不僅不是促進國家經濟獨立發展的力量，象某些經濟學家所斷言的那樣……。”

       而是恰恰相反，“它使印度經濟淪為外國壟斷資本的附庸”。　　 

       列寧早就預見到這一切：　　 

       “在保持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情況下，所有這些使生產更加壟斷化、更加國有化的措施，必然會加重對勞動羣眾的剝削和壓迫，增加被剝削者反抗的困難，加強反動和軍事專制，同時，必然會使大資本家靠剝削其他階層而得來的利潤急劇增加，必然會使勞動羣眾由於要向資本家繳付數十億借款利息而遭受幾十年的奴役。”　　 

       中國人還從印度人自己所作的評論中證實了自己的分析。他們引用了甘·達·比爾拉(G.D.Birla)在一美國商人集會上的講話。此人是印度的一名大資本家(如果印度真有大資本家的話)，他也是整個六十年代印度得到龐大擴充的大工商壟斷集團的巨頭。當時比爾拉向美國商人保證説：“公營部分將成為私人企業的動力。”　　 

       六十年代的頭幾年，公開暴亂和政治不滿情緒在印度已經開始不斷加劇。以後這就成為六十年代印度政局發展的主要特徵。中國把遍及印度的日益增長的政治騷動看作是革命的前奏，“(資產階級國有化)加深了廣大勞動人民的貧困化，從而加劇了階級矛盾”。

       與此同時，中國還看到尼赫魯政府繼承了英國的衣缽，不得不經常採取武力鎮壓的手段。中國人還找到了尼赫魯自己在他還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時期所講過的一段話來描述印度當前發生的情況：“只要資本主義還能夠利用民主制度的機器來保持政權和鎮壓工人，民主就可以發展；當它不可能這樣做的時候，資本主義就拋棄民主而採取公開的法西斯主義的暴力和恐怖的方法。”　　 

       尼赫魯在國內政治方面不斷地向右轉，中國認為他在外交方面也“實際上拋棄了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旗子，適應了美帝國主義的需要”。“煽動反動的民族主義情緒，轉移印度人民的視線，……打擊國內進步力量……以適應美帝國主義的需要”，印度政府“充當了國際反華運動的馬前卒”。北京下結論説：這就是“中印邊界糾紛的根源和背景”。　　 

       中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解釋了印度正在發生的情況，分析了印度的動機是有意投入美國的陣營，製造邊界爭端作為其對內和對外宣傳的藉口。中國提出這樣的分析並不是為自己的政策和行動作解釋或辯護。中國的政策是對現實作出的反應，始終取決於印度對中國的行動，而不是取決於對尼赫魯政府階級本性的辯證分析。

       共產黨中國對外關係的記錄清楚地説明了這一點。它對其他政府的政策並不是從這些政府的政治性質出發，而是取決於它們對中國的行動。北京的座右銘可以説是“不問其人，但觀其行。”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態度就是明證。

       在中國看來，巴基斯坦在整個五十年代對中國採取了不友好的政策；它在聯合國追隨美國投票反對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它雖然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同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但是又同福摩薩的蔣介石殘餘分子維持着得罪北京的非官方接觸；巴基斯坦還是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的成員。在中國當時看來，阿尤佈政府的政策是日益依靠美國，阿尤布提出建立巴、印“共同防禦聯盟”的建議是旨在“挑撥中國和印度的關係”。

       《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中期的一篇觀察家評論説，“巴基斯坦政府應當懸崖勒馬，放棄敵視中國人民的態度，回到遵守萬隆決議的道路上來，回到中巴兩國友好的道路上來。”但前面講過，巴基斯坦由於本身的原因，在一九五九年底改變了方針，從解決中巴邊界問題着手，踏上了同中國建立親切友好關係的道路，最後同中國幾乎達成了反印的默契。　　 

        用馬列主義關於政治發展的尺度來衡量，六十年代初期，阿尤布總統在走向資本主義的沒落方面比尼赫魯政府跑得還遠。如果新德里的民族資產階級日益受到大資產階級、封建分子和帝國主義的控制，那末，阿尤佈政府則代表了下一階段，即由軍人統治取代了獨立後的準民主制度。

共產黨政府在喀拉拉邦被接管，説明印度共產黨的活動範圍受到了很大限制；隨着中印爭端的尖鋭化，印度政府更一步步加緊了對共產黨的鎮壓——但在巴基斯坦共產黨卻已被禁止多年。

       若單純從意識形態方面考慮，中巴兩國應該是繼續互不信任和互相厭惡的，但是即使在中國對巴基斯坦最為不滿的時候(當時巴基斯坦設宴招待了一個從福摩薩前赴麥加、路過巴基斯坦的“中國回教朝覲團”)，北京仍然指出：“中國人民一向以中巴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為重，耐心等待巴基斯坦政府的態度能夠有所改變。”當巴基斯坦真的“懸崖勒馬”，改變了它的敵對立場後，北京立即作出反應。

       從解決邊界問題起，接着雙方簽訂了其他互利的協定，諸如允許巴航飛機在中國降落等，到了一九六五年印巴戰爭後，中國又給予巴基斯坦經濟和大量的軍事援助，中巴兩國友好關係一直是一帆風順的。　　 

       直到中印爭端發展後期，中國才在意識形態方面對尼赫魯及其政府展開全面的譴責。一九五九年中，《人民日報》發表了《西藏的叛亂和尼赫魯的哲學》 [ 譯者注：應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 ]語調上還是遺憾多於憤怒，好象有不得已的苦衷。

       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後，才發表了《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的哲學》，對尼赫魯進行了嚴厲的抨擊。但在發表這兩篇文章之間，中國致印度的外交文件仍然一再呼籲恢復中印友好，重申中國決不關閉談判之門，最後警告尼赫魯“懸崖勒馬”。

       北京反覆重申“中印兩國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並堅持説邊界問題本質上是個不太重要而且是帶暫時性的問題。如果印度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以前改變了對華政策，同意全面談判邊界問題，或只是中止執行前進政策，那末，沒有理由認為中國當時不會作出反應，促使中印關係和緩下來的。　　 

       中國對尼赫魯在意識形態上的猛轟，主要並不是為了傷害尼赫魯本人或印度，因為這是另一場戰鬥中的猛烈交火，而印度恰好是在火力線之內。這聽起來似乎有些荒謬，但事實上幾乎一開始，中印邊界爭端就同中蘇爭吵交織在一起，兩者互相影響，互相激化。

       正如以後中國所説的，“中印邊界問題，是我們同蘇聯領導人之間的重要原則性分歧之一。”他們追溯蘇聯政策的發展是從假中立真包庇印度走到聯合美國公開支持印度。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