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公知治國的悲劇”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十一）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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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華戰爭》

（十一）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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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京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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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魯是民族獨立運動的叛徒，是破壞人民解放運動進展的惡棍，是帝國主義的忠實奴僕。

       —— 一九四九年上海《世界知識》　　 

       尼赫魯是一位中國的友人，一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對者。

       —— 一九五九年北京《人民日報》　　 

       尼赫魯……骨子裏是殺氣騰騰。拒絕談判的是尼赫魯，下令打仗的也是尼赫魯。

       —— 一九六二年北京《人民日報》

       中國對印度的態度曾有兩個基調：首先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對印度作歷史的、辯證的分析，其次是把印度當作鄰邦又是同屬亞洲的大國處理同印度政府的關係。開始時，這兩者是截然分開的，但事態的發展——特別是邊界爭端——使兩者合攏，因此，中國就認為印度的行動表現出印度的政治本性，這種本性不可避免地導致同中國對撞。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後期，中國共產黨人經歷了中國的大動盪，已勝利在望，他們轉過頭來看印度，就不難識別印度所處的政治發展階段。尼赫魯曾同蔣介石有過長期相互敬慕的關係，他可能成為一個典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領袖，而國大黨則同早期的國民黨一模一樣。

       例如，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間，印度政府也曾出動軍隊鎮壓在海德拉巴(Hyderabad)邦的特倫甘納地區(Telengana)由共產黨領導的起義；該地區的農民曾奪取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當時看來，印度的革命可能已經開始。毛澤東在答覆印度共產黨的祝賀時曾説過：“我確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產黨和一切印度愛國者團結奮鬥，印度決不會長期處於帝國主義及其合作者的絆羈之下。自由的印度將有一天要同自由的中國一樣，作為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大家庭的一員而出現。”　　 

       看來，印度在開始制訂對外政策時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美國過去支持蔣介石，直到他垮台——垮得比美國意料的早——，現在又準備支持尼赫魯。中國共產黨一家雜誌在一九五O年寫道：“美國把真正的希望完全寄託在印度，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第四點計劃和其他援助計劃優先照顧印度。尼赫魯既想取得美援，又想扮演一個進步人士的偽善角色，用以欺騙印度人民。”　　 

       印度明顯地推行英國的喜馬拉雅政策，甚至鼓動西藏脱離中國，這就證實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尼赫魯政治本性的看法。 [ 注：不單是中國人看出了新生的印度繼承了英國對喜馬拉雅山的政策。一位研究國際關係的美國人一九五三年在新德里著文時也看出：“印度對西藏的政策和英國統治印度時所採取的政策極其類似。”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日報》寫道：“尼赫魯之流以一個外國政府底名義，來宣佈‘西藏從未承認中國的宗主權’，這是公然挑撥中國諸民族的感情，破壞中國諸民族團結，公然干涉中國內政……”同月，一家上海雜誌指責尼赫魯及印度政府為“英美帝國主義併吞西藏的陰謀”服務，同時他們自己也懷着帝國主義的野心。該雜誌結尾説：帝國主義者已讓尼赫魯充當了蔣介石的代替人。　　 

       一九五O年中國進軍西藏，印度在外交上對此所採取的作法，必定證實了中國對於印度對西藏的意圖的懷疑。但事實上雙方就此問題所進行的外交交涉 [ 注：見第一章 ] 標誌着印度政策的轉折點，中印關係的氣氛還是良好的。在更廣闊的外交舞台上，中國覺得印度新政府正起着有益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印度承認人民共和國。它是第二個採取這樣行動的國家。 

       [ 注：緬甸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當時按梅農的意見，印度本來應該更早地承認中國，但印度照顧到外交禮貌，要讓英國先承認。後來印度人對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的躊躇不決實在忍耐不住了。 ] 

       從那時起，它積極活動，要使北京新政府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

​       從一九五O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起，印度在外交方面為停止朝鮮戰爭並阻止中美戰爭出了不少力，當時，由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佈防福摩薩，中美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這些為和平所做的努力，受到了北京的歡迎。

       十月初，中國曾試圖利用印度作為通往華盛頓的熱線。周恩來告訴印度大使潘尼迦説，如果美國越過三八線，中國將被迫對朝鮮進行干預。這個嘗試的失敗並不是由於印度的過失，而是美國不聽警告。印度在朝鮮停火談判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印度提出遣返俘虜問題的方案，終於打破了談判的僵局。中國雖然批評了印度在談判中所起的作用，但還是繼續贊同印度外交的總路線。　　 

       五十年代中期，是“印中人民是兄弟”的歲月。但在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期間，中國方面對於印度所採取的僭越的態度雖未説穿，卻感到很反感。

       當時尼赫魯竟公然對周恩來以老前輩自居。他也許確實沒有理會到，他這種作法表面上看來是對中國友善，而實際上卻含有高人一等的味道。印度後來還經常提起這件事，認為他們的作法理應得到中國人的感激，但在中國看來，這只不過表現了尼赫魯的極端傲慢。十年後，周恩來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還感到惱火。一九六五年，他對巴基斯坦訪華記者追述這個事件時曾講到尼赫魯的“傲慢”。

       差不多與此同時，他還對一些來訪的錫蘭政界人士講到，“我從未遇到過比尼赫魯還傲慢的人。”當然，這不僅是個人之間的磨擦。潘尼迦就任駐華大使後，很快就體會到，他的駐在國對他的國家是頗為瞧不起的。事後他回憶當時中國對印度雖然真正友好，但多少有點以前輩自居。

       “這種態度就象一個社會地位已經確立的老大哥對於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兄弟所採取的教導態度一樣。印度的獨立是受到歡迎的。然而，中國作為世界大戰後被公認的亞洲大國，指望印度懂得自己算老幾，這是不言而喻的。”潘尼迦把這些形容為“國民黨態度”，但是看來共產黨取得政權後這種態度並沒有改變。　　 

       按照印度的想法，印中兩國的地位應象孿生兄弟那樣平等；論資格，印度還要老一些。尼赫魯畢竟早已世界聞名，他的著作為人傳誦，他的生平事蹟受人注意，而當時周恩來最多不過是毛澤東遊擊隊的一名指揮官， 

       [ 注：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回憶道：“周恩來是我一九三六年進入紅色區域時遇到的第一位共產黨領導人。他當時是駐紮延安以北一個小山溝的村子裏的紅軍東線司令員。我剛要進帳篷，一個身穿舊棉軍服的、個子細長的人出來迎接我，他用那穿着布鞋的雙腳立正，用手在那褪了色的紅星帽上，行了一個瀟灑的軍禮。……那就是周恩來，這位赤匪的腦袋是蔣介石出八萬元洋錢懸賞的。” ] 

       在中國以外沒有什麼名氣，他是一個三十年代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式的人物。尼赫魯在國際上享有的威望和受到的尊重，到萬隆會議時達到了頂峯。在布魯塞爾被壓迫民族的會議(Congress of Oppressed Peoples)上產生了亞非國家團結合作的想法；對尼赫魯個人來説，萬隆會議是布魯塞爾會議後近三十年來他為之奮鬥的事業的勝利。

       當時人們還不瞭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份量。如果説一九五四年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主要是歐洲人的表演，那麼在萬隆會議上則是中國初次登上了亞洲的國際舞台。印度以及西方觀察家都認為主要由於印度的努力，“共產黨中國才在亞洲獲得一定程度的威望”。

       因而，在萬隆會議上，尼赫魯以“一個社會地位已經確立的老大哥對於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兄弟那樣採取教導的態度”，這就不足為奇了。當然，在周恩來及其同事們看來，印度和尼赫魯這個民族資產階級的人物竟然想充當他們的監護人是離奇可笑的。　　 

       中國對尼赫魯和印度這種自封為亞洲領袖的作法，雖然感到惱火，但這並沒有因此影響中國政府的政策，他們對尼赫魯往往更多是感到可笑而不是生氣。這很可能是由於他們對革命和對中國本身的力量具有自信。中國對尼赫魯的外交政策給予高度的評價。

       尼赫魯對帝國主義集團保持着審慎的距離，不讓他們在印度建立基地；他很快地譴責了帝國主義的一些侵略行為，例如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的戰爭和一九五八年英美干涉中東的事件；他一貫支持北京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

       象《人民日報》所概括的那樣：“尼赫魯是一位中國的友人，一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對者。”這也不奇怪，尼赫魯的政策和態度，完全符合列寧主義對他這樣一個民族資產階級政府領袖的本性和作用所作的分析：“在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存在着矛盾，他們能夠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因此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　　 

       按照列寧主義者的公式，他們把這個發展階段叫作進步的民族主義；在這個階段中，民族資產階級的政府不但能起積極的作用，而且應該得到共產黨的支持。在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第一階段，民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被剝削階級可以結成暫時而有效的同盟。　　 

       但是這一類型的政府和領袖本質上具有兩面性，而且進步的傑克爾可以很快地變成為反動的海德： 

       [ 譯者注：這是蘇格蘭文學家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小説《傑克爾博士和海德先生奇聞記》(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ell&Mr.Hyde)中的主角，敍述傑克爾原是儀表堂堂的“善良紳士”，因受誘惑服藥後，可隨時變成兇惡狂暴的侏儒海德。這個兩面人的雙重性格經常變幻。此處作者指雙重人格或兩面派。 ]　　 

       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由於他們的階級地位，又具有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妥協性，和對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動搖性。

       至於其中一部分同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利益密切結合的大資產階級，則是資產階級中的反動派。他們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參加民族獨立運動，但是，在廣大人民羣眾真正起來的時候，在階級鬥爭尖鋭化的時候，在帝國主義收買之下，就會背叛革命，對內鎮壓人民，鎮壓共產黨和進步力量，對外完全投靠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　　

       按照中國的看法，到一九五九年初西藏叛亂時，尼赫魯就開始了這種由傑克爾向海德的轉化。

　　 一九五九年三月，消息傳來西藏東部康巴族的叛亂已經蔓延到西部，拉薩已經發生戰鬥，達賴喇嘛正逃往印度。這些消息再度引起印度對中國進入西藏所抱的懷疑和不滿。尼赫魯又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強大的政治壓力，以及他自己的心情要他起碼得講幾句同情和支持西藏叛亂者的話；而從外交上考慮，印度又需要對它曾承認是屬於中國內部的事情保持緘默。

       他在議會中談到了自己的苦衷：　　 

       “我們沒有干涉西藏的慾望，我們最希望保持印度同中國的友誼，但同時，我們非常同情西藏人民，對他們無能為力的困境感到非常的苦惱。我們仍然希望中國當局能夠運用他們的智慧，不使用強大的力量來對付西藏人，而是按照他們自己對西藏地區自治的保證，爭取同西藏友好合作。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停止正在進行的戰鬥和屠殺。”　　 

       《人民日報》以一種遺憾多於憤怒的分析，反駁了尼赫魯的論斷 [ 注：當這篇文章公開時，北京傳稱是毛澤東自己寫的。 ] ，但是中國對印度的行動比對尼赫魯的講話更為重視。周恩來説，對印度給予達賴喇嘛政治避難，這是國際上通常慣例，他們沒有什麼反對意見，但是他們抗議“印度政府對達賴喇嘛的隆重歡迎”。

       當達賴喇嘛剛到穆索裏(Mussoorie，這是印度的一個山區勝地，達賴喇嘛在那裏建立了第一個總部)的時候，尼赫魯就馬上前往訪問，這是一個政府對於一個友好鄰國的叛亂領袖的不合適的接待。事實上，達賴喇嘛抵達印度東北部的提斯浦爾(Tezpur)時，受到的“隆重歡迎”，部分地是由於那裏集合了二、三百名記者，同時達賴喇嘛也需要和報界建立一些正式的接觸，因而難免造成這種印象。

       但是印度政府也的確沒有遵守它向北京所提出的不允許達賴喇嘛在印度進行反華的政治活動的保證。中國還再次對西藏逃亡分子在噶倫堡的活動提出抗議，並指控國民黨和美國特務也在那裏進行活動，通過當時仍然大為開放的邊境把反華宣傳品、武器和特務偷運進入西藏。　　 

       在剖析尼赫魯關於西藏事態發展的聲明時，中國駁斥説，尼赫魯把叛亂歸結為“一個生氣勃勃、迅速前進的社會”同“一個停滯不前、沒有改變的、擔心可能會在改革的名義下對自己採取什麼行動的社會”之間的衝突，那是錯誤地理解了形勢，西藏叛亂不是別的，而是反革命，是特權階級企圖保持“黑暗的、殘酷的、野蠻的農奴制”。

       因此，一點也不奇怪，美國國務院，英國殖民主義者和李承晚之流，都對叛亂者發出同情的叫囂。

       《人民日報》接着指出，“我們感到驚異的”是尼赫魯一方面反對這些人物，也懂得他們所玩弄的陰謀詭計，另一方面卻“被這個同盟推到他們的所謂‘同情’西藏運動的重要地位”。接着，該報引用了尼赫魯自傳的一段話，這段話反映他經常口裏談一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是卻沒有讓它來影響他的費邊主義的行動：“感化一個統治的特權階級使它放棄它的權力和特權，這樣的企圖一直是失敗的，似乎也沒有什麼理由説將來能夠成功。”　　 

       中國認為，這話説得很對。但是，“他現在責備我們沒有能夠感化統治西藏的特權階級使它放棄權力和特權”。　　 

       至於講到尼赫魯所説的，印度對中國在西藏行動的憤慨，是出於一種同情心和親密感情，那麼，雙方都可以使用“親密感情”這個詞。

       如果中國組織支援阿薩姆邦和北方邦的人民委員會，印度又會怎麼想呢？“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對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聯繫為理由，要求中國政府給予印度某種保證”，中國政府“不也是可以用深切同情和悠久聯繫為理由”，要求印度政府對自己的內政給予中國某種保證嗎？

       (《人民日報》沒有引用那加叛亂為例，這是意味深長的。如果在這裏引用它就更能説明問題。那加人叛亂時間同西藏人一樣長久，他們也象西藏人一樣，主張民族獨立，並要求取得主權國家的地位以體現和維護這種民族獨立。象中國對西藏一樣，印度在那加地區曾經使用軍隊鎮壓被認為是分裂主義的叛亂。北京不提那加族的問題，意味着中國在這個階段不願使人家把它的辯論看成是進行威脅，所以就提出阿薩姆和北方邦這類虛擬的例子。)　　 

       《人民日報》最後温和地説，尼赫魯“跟我們在西藏問題上有某些分歧，但是在總的方面，他是主張中印友好的”，令人遺憾的是，現在不能不同“這位我們友好鄰邦的尊敬的總理”進行辯論。如果北京不是出於萬不得已，決不至讓印度對西藏叛亂的反應破壞整個五十年代裏貫穿中印兩國政府之間的那種友好關係。但是中國沒有忽視印度的“大資產階級”在尼赫魯背後慫恿他不斷向右轉。

       中國人認為這個階級“同帝國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對外國資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賴性。而且，大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也決定了它的某種向外擴張的慾望”。這就使它在世界範圍內反對帝國主義干涉政策的同時，又或多或少地反映某些帝國主義干涉政策的影響。用列寧主義的分析，印度政府很容易突然倒向右邊，國內和國際都有強大的勢力，總在試圖把印度拉向右轉。中國認為，在一九五九年，美、印兩國更加靠攏的時候，這種變化就開始出現。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