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之反”：中國農民的博弈_風聞

“你共的了我的產，共不了我的力氣”

當諸多有關新中國農村的研究自上而下的探討集體化的成敗時，高王凌藉由廣泛的田野調查而產生出一種直覺，一種不能用宏大理論（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所解釋的事實，也就是微觀層面中，中國農民的“反行為”（counteractions）。正是從這個角度切入，他才在《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1]中，為我們呈現出這一精彩絕倫的研究。

什麼是“反行為”，作者將對於這個概念的討論放在了後記當中，概括的説，首先，反行為是一種中間的態度，也就是人們從無感到武力反抗之間的一種行為，它與反抗不同，雖然也可能有激烈的舉動，但是總體來看是平緩而帶有強烈的欺騙性與隱秘性；反行為出於某種逆反或義憤，但是卻又深謀遠慮，然而這又不一定導向最後的“總爆發”而只是維持一種“不勝不負”的均勢狀態。一言以蔽之，反行為是出於某種壓力之下的弱勢一方，以表面順從的姿態，從下面悄悄獲取一種反制的位勢，以求彌補損失，維護自己利益的一種個人或羣體行為；它若隱若現，可以説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2]

所謂“中國人的好戲”當然是有所指的，也就是常常被用來對比蘇聯農民在面對集體化運動時採取的武裝反抗，中國農民採取的是先接受，再找補的迂迴策略，也就是基於這一理論，作者展開了對新中國農村的研究。

作為一種全方位的“動員”，土改使得權力深深地紮根於農村，並長期保持了一種近乎戰爭的狀態，這體現在毛對於“勞動大軍”這一概念的運用之中。而具體的實踐中，對於農村的動員所要支持的，也是一種近乎戰爭式的現代化運動。在這樣的形式下，通過一次次運動的高潮而被裹挾進入集體的農民和農業面臨諸多的問題：在生產方式上，追求產糧而拋棄多種經營和地區貿易（這被稱作“割資本主義尾巴”）在鞏固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同時堵塞了農村擺脱內卷化的唯一手段；在勞動方式上，按勞分配的原則難以實現，政府若要兑現自己“不餓死一個人”的許諾，就不得不採取按口分配糧食，而這事實上就剝奪了勞動的權益，所以工分的計算方式一直沒有合理的解決辦法；最後嚴苛統購統銷造成了更為嚴重的惡性循環，農民感受到自己多勞卻並不能多得。上述多種因素在大躍進中總爆發，農民發現，簡單的採取消極不勞作的方式，最後捱餓的是自己而不是餓死政府，於是在經歷了這場浩劫之後，農民和政府之間形成了新的妥協，而這種妥協，就是建立在農民的反行為之上的。

在大躍進之後，毛確立了一條底線：不允許退社，不允許包產到户。這是集體經濟的門面，而與之對應，農民也採取了一些列的反制，首先是怠工，主要的方法是磨洋工和壓低產量；與此同時，因為國家終於在自留地上向農民妥協，農民便將集體經濟的部分邊緣化而重點經營自己的自留地。私下裏，農民還有采取了瞞產私分（事實上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所謂的“先進大隊”才能得到維持）、偷竊（應去除其中的貶義，農民偷自己種的糧食能算偷嗎？）和借糧不還的方式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以上這些手段，政府不可能毫無知悉，這些行為能被今人知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敗露的例子被記載了下來。但是更多的情況是。幹部和農民串通起來，或者對農民的行為視而不見，雙方都心知肚明，要是逼得太緊，那麼整個經濟基礎就會像大躍進之後那樣崩塌，而上層建築又怎麼可能獨善其身？於是正是集體經濟中的“蛀蟲”反而維持了集體經濟的門面。

而更為深遠的意義，作者指出，農民對於集體經濟的私下修改，具體來説就是對於核算方式和自留地的擴張，事實上已經為後來的包產到户改革奠定了基礎，1978年的改革並非天賜恩典，而是農民長期鬥爭水到渠成的結果，雙方各退一步，結束這種表裏不一的雙面社會，最終才換來了中國農村的徹底改變。

決不能輕視對於反行為研究的現實意義。事實上，自16世紀以來，國家對於其統治下的人（無論是公民還是臣民）的壓迫就沒有緩解過，無論這個國家頂着什麼樣的名字，遵循什麼樣的意識形態，都不可能帶來任何真正意義上的“解放”。那麼作為這種壓力的對象，一般人若無法對政權直接採取明確的反抗，那麼反行為就是一種可資借鑑的行動策略。我相信過濾詞庫的擴展永遠跟不上人們的想象力；我相信被禁言帶來的沉默不語絕不意味着默認；我相信虛假的諾言再也無法欺騙人們去犧牲當下以換取遙不可及的將來。

‘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3]！這是至明的道理，某些人總以為可以用哄騙人們進入夢鄉，可人民卻從未真正睡去。

[1]高王凌，《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2]高王凌，《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頁307-308。

[3]《尚書·湯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