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輸在記者太多”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九）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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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華戰爭》

（九）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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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負責西段的軍長維爾馬將軍從報上看到了這段消息後，立即上書給他的上司塔帕爾將軍，指出總理的講話不符合當前的事實。維爾馬在後來寫給塔帕爾將軍的報告中又多次重申了這一點，並要求把他的信件轉呈陸軍總部備案，藉以表示他與總理所提出的關於軍事形勢的那種令人誤會的樂觀看法毫無瓜葛。塔帕爾要他撤回他的信件，告訴他説：政府充分了解西段的真實情況，尼赫魯的講話只不過是説給公眾聽聽而已。但維爾馬依然堅持。　　 

       此後不久，萊·普·森中將出任東部軍區司令，道拉特·辛格(Daulat Singh)中將任西部軍區司令，這樣，維爾馬就被超越了。象他那樣資歷的軍官被超越，按照傳統習慣是要提出辭職的。於是，維爾馬立即遞交了辭呈。接着，就出現了一些不利於他的流言蜚語，導致了前面講過的正式調查。文職情報人員把維爾馬的檔案從頭到尾細細地翻閲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足以定罪的內容。但維爾馬的退休金卻被扣押了一年未予發放，直到他親自向尼赫魯申訴後才付清。

       這個事件的教訓是十分清楚的：敢講話的軍官受到打擊；不吭氣的或看上級眼色説話的人受到賞識；而那些耿直和愛提意見的人則不受歡迎。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一批軍官接管了陸軍總部，他們對文職人員的要求百依百順，並下定決心置軍職的基本規程和據而提出的一切意見於不顧。從此以後，印度政府就聽不到來自軍隊中下層的日益急迫的警告和抗議，而迅速地奔向災難了。　　 

       不管文官們和政客們在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間的要求和態度怎樣，這些要求還是在嚴酷的事實面前碰了壁——或者説在拉達克東北部難以通過的高山峻嶺面前碰了壁。

       西部軍區要求在一九六一年底以前必須調來五個步兵營到西段，結果只有一個營按期調來。

       這個營(第八廓爾喀聯隊第一營)於一九六一年夏調來後，印度在西段的兵力只有三個營(其中兩個營是民兵)，沒有支援火力，統一受駐防列城的一個旅部指揮。

       這幾個營所建立的哨所和工事仍然是沿着陸軍總部一九六O年二月下達的命令中所規定的一線——除碟穆綽克一地外，都沒有跨越中國主張線。政府要求向前推進的壓力，遭到有關軍區的抵制，他們不願把部隊派往他們無法得到接濟和支援的地段去。在維爾馬將軍指揮負責該地區防務的第十五軍期間，只是碟穆綽克周圍的某些哨所有所推進。

       一九六一年春維爾馬辭職後，在喀喇崑崙山口下一個叫鬥拉特別奧裏地(Daulat Beg Oldi)的地方建立了一個原來他反對建立的哨所；而這個地方也還是在中國所主張的領土之外。直到這時前進政策仍不過是個行動意圖而已。　　 

       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印度在西段的兵力經過極大的困難才稍有加強，但與中國對比，它的地位則發生了急劇的、不利的變化。當時，印度的公路還沒有修到列城(一九六一年十月運輸隊第一次試驗性地通車到這個地方，在此以前部隊給養全靠空運或騾馱)，而中國人修築的公路支線已到達他們最西部的哨所。中國人施工處的地形相對平坦，並擁有充分的勞力和築路裝備。

       新德里把中國人在阿克賽欽的加緊活動看做是一種帶有挑釁性質，甚至是威脅性質的發展。除了某些軍人之外，沒有任何人曾經想到中國人會對印度的外交姿態和軍事集結——雖然是小規模的、緩慢的——做出反應。看到了這種可能性的一個軍人後來曾提醒政府：阿克賽欽公路是中國的一條重要戰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動威脅到它，即便是遙遠地威脅到它，中國將會做出強烈的反應。 [ 注：見本章下文 ]　　 

       到了一九六O年底，印度軍事情報部門對中國在西段的兵力重新作了估計，認為中國的兵力為一個師，還有一些裝甲部隊，此外中國的公路網和摩托化運輸使他們具有高度的機動性。於是，西部軍區向陸軍總部提出，為了遏制中國的威脅，需要部署一個整師的印度部隊。　　 

       需要的是一個師，而印度能部署的軍隊只有一個正規營和兩個民兵營。中國集結的速度和力量，遠遠地超過了艱難行進的印度人，這種情況突出地説明了前進政策在軍事上是不現實的——但印度政府看不到這一點，還是繼續催促推行這個政策。　　 

       印度政府要推行這個政策，並不是由於公眾的壓力。在一九六O年四月新德里高級會談的高潮過去之後，公眾對於邊境爭端的興趣就冷下來了。

       六十年代是印度困難不斷增加的年代。獨立初期的那種勇往直前的樂觀情緒和對國家前途的高度信心，很快地消失了，政府和公眾在一九六O年面臨着許多比中國人出現在人跡難到的阿克賽欽荒原更形迫切的問題。

       印度人稱之為“分裂傾向”的某些地區和部族要求獨立性，使新德里開始感到憂慮。經過長期的騷動之後，中央政府做出了讓步，把它曾希望能保持使用兩種語言的孟買邦劃分為二，但堅決反對錫克族人自己建立一個邦的要求。 [ 注：一九六六年底終於同意了這個要求。 ] 

       在東北部，那加族人繼續進行着要求分治的游擊戰爭；在南印度出現了反對以印地語作為全國官方語文的騷動；克什米爾問題倒還平靜，但遠沒有解決。第三個五年計劃剛剛開始；人們在頭兩個五年計劃提出時所具有的信心，現已喪失殆盡；這種信心現在只能在計劃規定的指標上還有所反映，但人們對這些指標的實現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外交事務方面，一九六O年九月同巴基斯坦簽訂了印度河水條約，這似乎表明：只要雙方懷有誠意、耐心和進行公平的調解，最棘手的爭端也終能得到解決。但在條約簽訂後尼赫魯和阿尤布的會談卻説明克什米爾依然是問題的核心，在這個問題上印度所願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讓步，仍然遠遠沒有達到巴基斯坦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尼赫魯的會談使阿尤布深刻地認識到：希望説服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同意達成某種可接受的妥協方案是不現實的，從此印、巴關係不斷惡化，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爆發了戰爭。　　 

       在這個時候以前，巴基斯坦及其西方盟國一直滿懷希望想在次大陸搞聯合防禦。這種想法早在印、巴分治的時候就產生了，當時曾考慮要成立一個永久性的聯合防禦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尼赫魯還在制憲會議中講到：“聯合防禦的問題，對於印度和巴基斯坦雙方都是個重要的問題；當條件成熟的時候，政府將樂於考慮這一問題。”但當一九五九年，阿尤布總統提出了聯合防禦的建議時，情況已大有變化，尼赫魯馬上就打掉了這個建議，反問道，“聯合防禦嗎——防什麼人？”　　 

       在阿尤布的建議中沒有公開説出的含義是：只要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妥協(這就意味着至少要把克什米爾河谷讓給巴基斯坦)，那麼，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可以結束爭端，並協調雙方的防禦政策；這就足以使印度感到整個聯合防禦的念頭是荒唐的。

       此外，巴基斯坦又是中央條約組織和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國，因而在尼赫魯看來，任何引向聯合防禦的行動，都將導致同西方集團的掛鈎，從而損害印度在對外關係上的基本立場。在巴基斯坦看來，這個念頭本身同樣是不現實的：巴基斯坦認為，只有印度是對它造成威脅的國家，正如印度認為對它造成威脅的只有巴基斯坦一樣。

       阿尤布總統所提出的“聯合防禦”的建議，只不過是巴基斯坦用以哄騙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玩的一個把戲，這些人喜歡把幾個相互聯結的防禦條約想象為沿着中國邊境而建立的強大而又能遏制的鎖鏈。巴基斯坦提出的聯防建議不過是要説明：由於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不妥協態度，給共產黨進攻整個次大陸提供了機會——事實上，儘管巴基斯坦是一些條約組織的成員國，它同印度一樣認為這種可能性是遠非現實的。　　 

       一九六O年新德里高級會談後，中印邊境起初比較平靜，只出現過一些孤立的和微不足道的事件。但這些事件也成為雙方相互提出正式抗議的根據，雙方都指責對方破壞了兩國總理關於避免摩擦的協議。雙方也抗議對方飛機越境。

       北京説，飛越印度東北部高空的不是中國飛機，而是從曼谷起飛的美國間諜飛機 [ 注：在一九六一年中期，有這樣的一架從福摩薩起飛的飛機在緬甸上空被擊落。 ] ；中國方面又轉而抗議印度飛機飛越阿克賽欽。新德里拒絕了這個指責，但並沒有否認它，因為對印度政府來講，在阿克賽欽中國佔領的領土上空進行偵察飛行，不能被認為是侵犯了中國領空。　　 

       兩國在邊境的對方地區定居的國民，也嚐到了爭端的惡果。在西藏的印度商販和放債人感到障礙愈來愈多；印度指責説，被認為是印度國民的克什米爾穆斯林受到了刁難和恐嚇。中國回答説，這些人除非自願選擇印度國籍，應當作中國人看待，並否認有任何人受到虐待——參與了最近的暴亂的人除外。中國就某些居住在加爾各答和噶倫堡的中國人被驅逐出境一事，提出指責；印度回答説，被驅逐的幾個住在印度的中國人，曾從事於損害印度國家利益的活動。

       印度在中國駐噶倫堡的商務機構周圍佈置了崗哨，駐西藏的印度商務機構以及根據一九五四年協定進行旅行的印度官員，也遇到愈來愈多的困難。八月份，印度政府驅逐了新華社記者，並封閉了新華社在新德里的分社，説新華社記者“不是從沒有什麼地位的報紙、就是從反對政府的報紙……選用批評性的評論並突出報道與政府相反的意見”，因而他的報道所描繪的印度的形象是片面的。 [ 注：這是印度政府到目前為止所驅逐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一名外國常駐記者。政府官員對被認為是消極甚至是反印度的報道雖然感到不快，但是不使這種不快發展為制裁。新德里對外國記者來説還是個最自由的首都之一。 ] 

       印度抗議中國有關當局沒收了一名印度香客所攜帶的草藥；中國回答説，這些藥品有很大的毒性。中國提出，印度哨兵曾舉槍威脅一名前往噶倫堡中國商代處送豆腐、進行正當的買賣的商販。印度回答説，最後還是讓那個商販進去了。　　 

       雙方官員會晤審查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這是一九六O年四月高級會談的唯一成果——於六月中旬在北京開始，九月在新德里繼續進行，十一月-十二月在仰光舉行了另一次會晤後結束。正如尼赫魯所預見到的，雙方提出了兩種相互矛盾的報告，報告雖然篇幅很長，但不過是對雙方在外交信件中已經闡述了的論點的加工和修飾。

        在上述會晤中，中國人第一次提出了一份標明他們對傳統習慣線走向的看法的地圖，這份地圖同周恩來所説正確地標明瞭西段習慣邊界的一九五六年的地圖是不一致的。印度人抗議説，這份新地圖對他們的領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兩份地圖間的差異被稱為“偷偷摸摸進行繪圖上的侵略”，此後，新德里又在其外交爭論中和宣傳中，就中國的“一九五六的要求”和“一九六O的要求”之間的差異大做文章。　　 

       一九五六年的中國全圖是個小比例圖，邊界線又畫得很粗，線本身按比例就佔有約十英里的寬度。這張圖 [ 注：一九五六年的中國地圖已收印在《印度北方邊境圖集》(一九六O年新德里出版)中，為圖集中的第三十八張圖。一九六O年的中國地圖見《官員報告》第二六四頁對面附圖。可以指出，有時兩國政府在邊界問題上取得協議後，雙方地圖若放在一起比較，仍可能有顯著差別。

       中國和巴基斯坦邊界協議的雙方附圖就是個例證。只有對邊界進行了聯合勘測以後，才能指望雙方的地圖完全一致。 ] 標出的中、印邊界西段，是從喀喇崑崙山口走向東南(而不是印度所主張那樣大體走向東北)。

       一九六O年官員會晤中，中國方面提供的地圖肯定了這個走向，它所標明的邊界是從喀喇崑崙山口沿着喀喇崑崙山的主脈走向東南，而不是象印度所主張的那樣翻過崑崙山脈走向北面。但如把這兩張圖疊放在一起比較，也可以看出兩圖在這一段邊界標記的走向稍有差異。由於這是兩張不同的地圖，使用不同的比例，這樣的差異是當然會有的；

       這種差異可以是由於兩圖在測繪上的差別而產生——譬如説，在兩張圖上連接兩地的同一條線所經過的經緯度可能稍有不同。

       一九六O年的中國地圖也是個小比例圖，畫出了中、印邊界全線各段；中國提出的理由是，由於他們所畫的只是一條“傳統習慣線”，而不是一條正式劃定的邊界線，所以只能標明大體近似的邊界走向，否則是不現實的。印度人則堅持他們所主張的邊界線是絕對的、確定的，並且斷然地、詳細地標明瞭他們的主張線，同時又指出兩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不同意味着中國目前的態度曖昧隱晦，有意在今後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　　 

       中國早些時候(一九五六年)的那份地圖上並沒有、而且從它的性質來看也不可能標明精確的邊界走向，中國所説的“傳統習慣線”在圖面上的唯一明確的表達，就是一九六O年那份地圖。因此，印度以兩份地圖的嚴格對比為根據，指控中國不斷提出愈來愈多的領土要求，這種作法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也是缺乏根據的。　　 

       雙方在一九六O年官員會晤中，都提供了不少地圖，支持各自的主張。西方的製圖家所繪製的地圖過去和現在都具有世界範圍的影響，但是他們的地圖對印度邊界的畫法，或是直接地以印度測量局的地圖為依據，或是間接地依照牛津大學出版社或《泰晤士報》印行的，被認為是權威的地圖集的畫法。因此，為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地圖廣泛刊載的、約翰遜-阿爾達所主張的超越喀喇崑崙山的印度邊界，出現在本世紀中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地圖上——也繼續出現在到目前為止刊行的地圖上。

       另外一些製圖師則採納了一九五四年後印度對於中印邊界西段的畫法。至於説到東段，英國人很長時期沒有把麥克馬洪線刊印到自己的地圖上，後來一般在製圖中也延續了這種作法。這使得尼赫魯所寫的那本《印度的發現》(一九四六年)書中所採用的地圖，也是把東北邊界劃在山麓小丘之下，而且根本沒有標出麥克馬洪線。中國人在他們的論辯和宣傳中對此做了不少文章，這是可以理解的。　　 

       從邊界爭端的角度來看，大多數已發行的地圖都沒有很大的作為確證的價值；這些地圖更多地反映了某製圖師——或某政府——對於邊界應該在哪裏的看法，而不是邊界確切走向的客觀資料。只反映印度對邊界看法的地圖目前廣泛流行，可能是由於印度政府禁止了不根據它的看法標明邊界走向的書籍入口——而對不少書刊的銷售來講，印度的確是個不容忽視的市場。　　 

       一九六O年高級會談之後，關於邊界爭端是非問題的論辯也沉寂下來；到了當年年底，又在中國和緬甸簽訂的邊界條約問題上重開爭端，雙方就此問題交換了一系列措詞尖鋭的照會。

       這是中國為解決邊界問題所簽訂的第一個條約(當時中國同尼泊爾已達成諒解，但還僅只是處於正式協議的階段)，因此，它是值得研究的。

        [ 注：有關中緬解決邊界問題的分析，可參看多蘿西·伍德曼所著《緬甸的形成》(The Making of Burma)，倫敦Cresset一九六二年出版；以及達夫尼·惠塔姆(Daphne E.Whittam)在《太平洋事務》季刊(Pacific Affairs)第34卷第178頁和加塔特(N.M.Ghatate)在《印度季刊》(India Quarterly)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一刊中所撰文章。 ] 

       此外，它和中印爭端也是有聯繫的。　　 

       緬甸從一八八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是印度的一個行省，從那以後到緬甸獨立前又是作為一個單獨的殖民地受英國的統治。英國在緬甸的邊界問題上，與它在次大陸的其他的邊界問題上不同，比較順利地同中國達成了協議。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些條約，以及英、中兩國一九四一年交換的照會，確定了邊界的中段和南段的大部分；但北段，也就是大約從北緯二十五度到中、緬，印三國交界處，並未劃定。麥克馬洪線延伸到北段的部分地區，但中國既沒有承認麥克馬洪線的這一段，也沒有承認在它西面的麥克馬洪線的主體。

       一九四八年，中國國民黨政府通知新獨立的緬甸政府説，緬甸地圖上所標明的邊界是不能接受的(它也同樣地通知了印度)。一九五O年，緬甸向北京的新政府提出建議，要求談判邊界問題。中國人把它拖了下來。

       一九五五年，緬甸部隊在瓦邦(Wa State)邊境地帶追擊逃竄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時，同執行同一任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發生衝突，從而使這個問題變成急待解決的問題。緬甸認為瓦邦以及在北緯二十五度以北的一大塊，是自己的領土，中國在自己的地圖上認為這是屬於中國的。雙方有爭議的地區共約七萬平方英里。緬甸要求中國將部隊撤出瓦邦，退到英國人一九四一年提出的邊界線外，中國人回答説，他們不承認這條線——雖然國民黨政府曾同意過這條線。　　 

       這樣，緬甸和中國就面臨着四年以後印度和中國所面臨的同樣局面。中國的地圖對緬甸認為是屬於它的一大片地區提出了要求(同緬甸本身的面積相比較，這片地區的確很大，超過了緬甸領土的四分之一)，北京否認英國人過去企圖確定的邊界，主張邊界必須重新談判。

       一九五五年的衝突，是比後來朗久和空喀山口交火事件規模更大的衝突，顯示出危險。但緬甸並沒有象印度後來那樣，指控中國侵略，把緬甸國旗插到英國所主張的邊界上，拒絕談判；相反地，緬甸總理吳努於一九五六年訪問了北京，尋求解決。他發現：中國斷然否定過去同英國達成的邊境協議，而在事實上卻準備就以英國所建議的邊境線作為談判的基礎。

       中國所不能接受的是包含在“不平等條約”中的這些邊界線的來源，這些條約是英國強加給中國頭上的，而不是英國所建議的邊界走向本身。北京並不願接受這樣的劃線，中國在歷史上也的確反對過這樣的劃線(甚至在一九三五年把爭端提交國聯)；但獨立的緬甸繼承了英國的主張，而緬甸政府又是同中國友好的，因此北京準備以此作為談判解決的基礎。　　 

       中國提出了吳努稱之為解決中緬邊境全程的一攬子交易。中國建議：兩國邊界在北部沿着麥克馬洪(當然，沒有提到這個討厭的名字)所劃的線；然後通過薩爾温-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嶺，聯結到同英國簽訂的條約中已劃定的邊界。中國對處於英國建議線緬甸一側名叫片馬地區的三個村莊，提出了要求，並説緬甸從英國繼承下來的對“南碗指定區”(Namwan assigned tract) [ 譯者注：按即“猛卯三角地區”。 ] 保持的“永租”的舊有安排應予廢除，因為它違反時代精神。

       中國人説，他們所設想的關於南碗地區的新安排是仍讓緬甸佔有該地，因為中國注意到聯結緬甸兩個省份的一條重要公路經過該地。緬甸方面則應象英國人一樣，承認中國長期以來對片馬幾個村莊的要求是合理的。吳努在把中國的一攬子建議提交議會討論時説，這是一項公平合理和切實可行的建議。　　 

       但在兩國外交交涉中，對這項一攬子建議的解釋發生了分歧。中國同意把南碗地區讓給緬甸，希望緬甸給與大小相當的地區做為交換；中國還主張片馬村莊應是包括約一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區，而緬甸説它只有五十六平方英里。這時緬甸的政治輿論已開始在邊境爭端的問題上喧嚷起來，吳努的迴旋餘地也受到了限制，直到一九五八年奈温將軍奪取政權以前，談判沒有取得新的進展。

       奈温上台後重開談判，他在其他方面都堅持了其前任的立場，只是同意以一塊大小相當的地區交換南碗地區。他表示願親往北京，達成協議。在北京談判五天後，奈温在一九六O年一月二十八日簽署了邊界協議，協議肯定了緬甸獨立以來所尋求的邊界線；協議的邊界線，除了幾處微小的差異外，就是英國過去所主張的邊境線。 

       [ 注：中國肯定了一八九四、一八九七和一九四一年同英國簽訂的協定，並接受了在最北部麥克馬洪線的走向。中國讓出了南碗地區，並放棄了根據一九四一年協定所賦予的，可在邊境的緬甸一方開發某些礦產的權利。緬甸方面則讓出了片馬地區五十九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在一九四一年線緬甸一方毗鄰中國的一塊土地，這樣，根據中國人的説法，就“調整了[班洪和班老]部落轄區被一九四一年線不合理地分割為中國和緬甸兩部分的狀態”，這個地區約六十五平方英里，和南碗地區的面積相同，雙方對有關地區界限的不同看法將由聯合邊界委員會解決，委員會將測量、劃定邊界，並起草邊界條約。 ] 

       奈温讚揚了中國人和他自己在解決一個“將近一百年沒有能夠得到解決”的問題時的政治家風度。

       後來，吳努(他在此後不久又重任總理)又頌揚了中國領導人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所表現的“善意和諒解”。周恩來後來講到，中緬邊界問題要比中印之間的問題複雜得多。　　 

       中國人立即指出這個協議對那些“尋求合理地解決其邊境爭端的亞洲國家”所提供的教訓；北京的《人民日報》接着問道：“中國和緬甸之間能夠辦到的事情，為什麼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之間不能辦到？”但當奈温將軍在北京簽署了一個條約，表明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的走向時，尼赫魯卻仍然拒絕同周恩來會見討論中印邊界問題。　　 

       印度忽視了緬甸和中國的協議對於印度自己的邊界爭端所具有的積極含義，而且直到一九六O年十月這個協議變成了正式條約之前，沒有對它發表過評論。 

       [ 注：中緬邊界的勘界、劃界工作進行得很快——雖然那裏的地形使這項工作變得十分艱鉅——在吳努再一次訪問北京參加一九六O年十月一日國慶典禮時，條約已制定完畢，等待簽字。 ] 

       緬甸和印度接壤，因而中緬邊界的西端必然成為中印邊界的東端；由於中印邊界爭執未決，這就給中、緬雙方在起草上造成了問題。 

       [ 注：中國和巴基斯坦解決它們之間的邊界問題時，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中巴邊界與巴基斯坦-阿富汗邊界，即杜蘭線相接，而阿富汗對杜蘭線是有異議的。 ] 

       他們設法避開了這個問題，在條約的措詞上只提到他們的共同邊界的“西端”，而未標明它的位置。

       但條約有一個附圖，在圖上這個問題就沒有辦法解決了；每一條線——除非是圓圈——最終都要有一個終點。條約的附圖標出中緬邊界的終點在底富山口(Diphu Pass)，與麥克馬洪線的劃法一致， [ 注：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德里由英國和西藏兩方代表簽署的地圖上，清楚地標明瞭底富山口，地圖的比例是一英寸等於八英里，麥克馬洪所劃的線恰好穿過底富山口。 ] 

       這看來是給予了印度堅持以麥克馬洪線作為中印邊界的主張以新的有力論據。但是印度不單是抓住這一點，而且爭辯説，三國交界處不是在底富山口，而是在底富山口以北五英里！

       [ 注：這個矛盾產生於英國人改變主意的結果。麥克馬洪原來的劃線是穿過底富山口，但後來的測量表明，對英國來説，在它以北五英里的塔盧山口(Talu Pass)是更好的邊界地形。

       因此，英國地圖就開始把邊界畫為穿過塔盧山口。照尼赫魯説，緬甸在一九五七年接受了這點，但中國人主張，他們雖然準備以麥克馬洪線為事實上的邊界線，但只是麥克馬洪劃的那條線，而不是英國人和印度人所修改的線。 ] 

       與中國在其同緬甸的協議中接受了麥克馬洪線這個事實對照來看，這就離題過遠，但印度依然指責中緬條約附圖把三國交界處標錯了，“對印度的領土完整有着不利的含義”。

       北京回答説，只有等到有關三方都願意合作，換句話説，只有等到印度同意通過友好談判“求得邊界問題的合理解決”時，三國交界處的位置才能確定。　　 

       就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所交換的照會，只是使印、中兩國間的僵局更加突出。印度重申，它同中國之間的邊界不容談判，聲稱邊界是已確定了的，“無需進一步或正式劃定”。中國回答説，“這種……拒絕商談，企圖將它們片面主張的邊界線強加於中國的態度，實際上是拒絕解決邊界問題”；它警告説，只要印度堅持這種態度，並繼續進行“無理糾纏”，中國就“絕不能”從自己原有立場“作絲毫退讓”。　　 

       中國心平氣和並且公平合理地同它的其他鄰國解決邊界問題，這使印度的立場顯得理虧。北京戳到了這個疼處：　　 

       既然緬甸政府和尼泊爾政府能夠通過談判同中國友好地解決了邊界問題，既然巴基斯坦政府也……協議了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為什麼印度政府不能同中國政府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呢？這樣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確實是有些使人為難的。但是，對中國惱火是沒有用處的。　　 

       既然同其他一些國家的邊界問題的解決提高了中國的聲譽，因此在當時就有人爭辯説，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有人示意説，中國簽署這些邊界協議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使印度為難。這種解釋是產生於這樣的一種看法，即認為中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根據某樁事本身是否合情合理和實際可行，而是別有用心或懷有惡意的。對這樣的解釋就無從反駁了。　　 

       當中國同巴基斯坦開始了邊界談判的時候，印度人的憤慨達到了頂點；這不只是再一次使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態度令人反感，而且也削弱了印度在克什米爾爭端上的地位。中國對巴基斯坦所提出劃定邊界的建議，開始是採取了審慎的態度。這個建議是佐·阿·布托(Z.A.Bhutto)先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率領巴基斯坦代表出席聯大回國後提出的，在聯大期間他同緬甸人的接觸使他深信，北京的確準備同那些具有同樣願望的鄰國求得邊界問題的合理解決。但巴基斯坦的建議提出後，過了兩年多中國才做出答覆。　　 

       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大君(Maharajah)曾一度對巴基斯坦同中國的邊境地帶(從阿富汗到作為中印邊界起點的喀喇崑崙山口)享有名義上的宗主權。自一九四七年大君歸屬於印度後，印度就對這一地帶提出了要求。這個要求是法律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某些有關的地區從來就不是克什米爾本土的組成部分，也不能設想這些地區會在事實上變成印度聯邦的組成部分。

       儘管如此，雙方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同時宣佈為了發展友好睦鄰關係和維護邊界安寧，準備劃定邊界的時候，中國和巴基斯坦(後者出於自己方面的原因) [ 注：巴基斯坦的立場是：查謨和克什米爾是它同印度之間有爭議的領土，這個問題應根據該地區人民的意願，由聯合國主持公民投票決定。

       因此，巴基斯坦並不主張，目前為它所控制的毗鄰中國的這部分領土已在法律上構成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雖然在事實上是把它當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來對待的。 ] 都採取了一絲不苟的做法。他們把雙方的邊界描述為新疆和“由巴基斯坦控制其防務的地區相接壤的”一段邊界；並聲明雙方將達成的協議是屬於臨時性質的；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解決了克什米爾爭端後，如有必要可重新進行談判。這樣，簽約雙方就避免了在克什米爾歸屬問題上承擔義務。

       而印度的立場是：克什米爾大君的一切領地都是印度的一部分，克什米爾的爭端是不存在的；要討好印度政府的都必須同意這個觀點。印度這一次的反應特別強烈，因為新德里一直認為中國在克什米爾爭端的問題上是偏向印度一方的。　　 

       印度對中國提出抗議説，“巴基斯坦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共同邊界”，並指控要在法律上屬於印度的領土上劃定“一條不存在的共同邊界”的建議，是“為了達到中國近數年來一直追求的侵略印度的目的的一個步驟”。(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季當中，新德里和北京之間外交信件來往中所使用的語言已經變得很激烈。)此外，印度接着説，“在這一段沒有邊界爭端……”並宣佈他們將否認中、巴之間的任何邊界協議。 

       [ 注：以前，巴基斯坦曾從反面警告安理會説，“無論是印度或是中國，對於有爭議的[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領土所採取的立場或所做的任何調整，都是無效的”。自由克什米爾(巴佔區)主席卡·哈·胡希特(K.H.Khursheed)説，如果中國“瞞着查謨和克什米爾人民”同印度達成任何協議，將“意味着對印度的擴張主義政策給予道義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該邦印佔區總理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Bakshi Ghulam Mohammed)則警告印度政府説“克什米爾人和拉達克人將不會接受對拉達克領土的任何割讓”。

       中、印邊界爭端和印、巴對克什米爾爭端之間的相互糾纏，將使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更加複雜化。現在中國將會堅持，在克什米爾歸屬問題解決前，中國同印度對邊界西段可能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是屬於臨時性質的；因為如果不這樣，就等於默認印度對克什米爾的主張，從而會犧牲中國同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而另一方面，如果印度簽署這樣一個臨時性質的協議，就等於自行放棄它長期來堅持的主張——就是説在一九四七年克什米爾邦的大君歸屬於印度時，克什米爾的法律地位就已最終地解決了。 ]　　 

       北京在復照中悻然地質問印度“是不是在製造了中印邊界糾紛之後，也希望在中巴之間出現同樣的糾紛呢？”事實上，對這個問題的扼要回答應該是“是的”。自從一九六O年以來，印度政府就一直企圖教訓巴基斯坦，在北方邊界的問題上對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目的是要巴基斯坦採取與印度同樣的立場。正如尼赫魯所説的，“我們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曾以友好的態度對待巴基斯坦政府，因為我們認為在這個邊界問題上，他們可能採取的任何行動應該同我們正在採取的行動一致起來，而不應該相互矛盾”。

       印度的立場是：從阿富汗到喀喇崑崙山口之間這一段邊界，已為習慣、傳統和條約所劃定，因此，它也同中、印邊界一樣，不能成為協商的題目。印度要巴基斯坦追隨它的做法，否認邊界爭端的存在——這就是説，堅持要中國接受巴基斯坦對邊界的主張。　　 

       相反地，巴基斯坦同意了中國的看法，即認為兩國邊界從未正式劃定，並於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開始談判。(並非偶然的是，在同一天中國同它另一鄰國蒙古簽訂了一個邊界條約。)在進行了一番巴基斯坦代表稱之為吃力的但是合理的談判之後，兩國政府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共同宣佈，已經完全“取得了原則協議”，並建立了有關的程序着手進行簽訂邊界條約的準備工作。 

       [ 注：中巴聯合公報發表的時間，正是印度代表團抵達拉瓦爾品第擬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爾問題進行一系列會談的時刻，很多人推斷中國選擇這個時間發表公報，是為了對這次微妙的外交談判製造障礙。事實上，倒是巴基斯坦外長布托先生説服了北京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發表聯合公報，他是希望這個巴、中友好親善的見證，將促使美國加強對印度的壓力，使之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妥協。不管美國施加多大的壓力也達不到上述目的，這個策略，同談判本身一樣，都失敗了。 ]　　 

       第二年三月簽訂的條約，劃定了巴基斯坦同中國之間的邊界，這條邊界的大部分都是循着一八九九年英國向中國所建議的邊界線。新線同一八九九年線的最顯著差異是有利於巴基斯坦的，使巴基斯坦在從星峽爾山口(Shimsal Pass)到穆斯塔格河(Muztagh River)之間的一段，取得了一條跨過喀喇崑崙山的邊界；這個地區是洪扎享有放牧權的地區之一，過去是屬於中國管轄的，北京把這個地區給予巴基斯坦意味着後撤，同時也是背離了指導其他地區劃界的分水嶺原則。這樣，巴基斯坦放棄的只是地圖上的要求，而中國卻在實際上讓出了約七百五十平方英里的領土。　　 

       巴基斯坦和緬甸一樣，也發現了中國在邊界談判中所堅持的只不過是要以邊界並未正式劃定為出發點(就中、巴段的邊界來講，就連印度也不能為自己的主張找出條約上的根據)；而在此之後，就準備同它的鄰國取得妥協，決定一條為雙方都能接受的邊界線。　　 

      這裏提到中國同緬甸和巴基斯坦 [ 注：中國同阿富汗、尼泊爾和蒙古都分別簽訂了邊界協定。中國在邊界方面其他懸而未決的主要問題，是解決同蘇聯的邊界問題。一九六O年周恩來談到這個問題時説：“在地圖上有很小一點點差別，很容易解決。”這種樂觀看法很快就落空了。 ] 

       如何解決邊界的情況，打斷了前面的敍述。現在要回過頭來，從一九六一年春天講起。在一個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讀者看來，印度官員所提出的報告是支持印度主張的浩瀚文獻。它也大大加強了尼赫魯的信心，滿以為它會使中國看出自己的錯誤所在。他在八月對人民院説：“我不能設想，他們讀了這份報告卻不感到自己的立場軟弱無力。”

       為了要了解中國的立場是否有所改變，外交部秘書長拉·庫·尼赫魯(R.K.Nehru，尼赫魯總理的侄兒)在他從蒙古返國途中，曾奉命去北京，見到周恩來。他發現中國的立場並沒有改變。中國仍然準備着——實際上是渴望着——同印度談判解決邊界問題，而且再度暗示在談判時，中國將同意麥克馬洪線。但中國不擬接受印度所主張的西段邊界。印度既然堅持西段邊界既不能妥協又不能談判，因此解決邊界的道路依然不通。　　 

       外交部秘書長曾到北京討論邊界問題的消息傳出後，在印度又觸發了過去對尼赫魯的猜疑，怕他不惜任何代價地主張和平，怕他為了渴望解決邊界問題而對中國姑息，把被認為屬於印度的領土奉送給中國。印度總理只好拿出他那老一套的辯解，再度告訴人民院説，“會談並不意味着談判。”他甚至説，外交部秘書長之所以去北京只是因為從蒙古回國最方便的路線是經過北京。　　 

       在尼赫魯和周恩來的會晤中，對於發表官員報告以後的下一步行動未作決定。除了相互提出外交抗議、指控和譴責之外，政治僵局仍然繼續。地面上的情況也是如此。　　 

       當時前進政策還沒有實行；陸軍繼續抵抗政府要他們向中國所主張的領土推進的壓力。一九六一年三月，陸軍總部解釋説，由於空運的限制，擬派往拉達克的那個旅不可能派去；目前在該段的小股兵力只能阻止中國軍隊越出他們的主張線(對方並沒有打算要這樣做的跡象)和防衞列城。

       四月，陸軍接着警告説，拉達克的供應情況萬分困難，陸軍甚至連防衞這一地段也力所不及。當時署理參謀局長職務的考爾將軍(蒂邁雅仍然是陸軍參謀長)在寫給國防部的一封信中説：“按照目前的狀況，不得不承認，如果中國軍隊想在他們所選定的地點大舉入侵我國領土，我們將無力抵擋。”

       六月，參謀局提出：除非空軍能把當月計劃向拉達克空投物資的數量增加兩倍，陸軍最近所設立的哨所中，有幾個將不得不撤退。　　 

       一九六一年夏天，印度陸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維持着一條哨所和巡邏線，該線全程幾乎都同中國在西段的主張線相距很遠。線的極南端是例外：印度軍隊在碟穆綽克——在中國主張線內，北京稱之為巴里加斯(Parigas)——設立了一個哨所並曾於一九六一年從那裏派出巡邏隊。

       八月間北京指責了上述行動以及印度越過斯潘古爾(Spangur)湖附近的中國主張線進行巡邏的行為，説這是印度“任意在中國邊境地區進行武裝挑釁和擴大非法佔領範圍”。新德里復照反駁説：中國所説的地區是屬於印度的，“所謂印度軍隊到印度領土的一部分去就是在進行侵犯，這種説法顯然是荒謬的”，印度在其境內為保衞其領土而採取的措施與中國無關。　　 

       同月，尼赫魯對人民院説，“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發現[中國]進一步侵略。”但到了十月間，印度在遲遲迴答中國的抗議時，卻又指責中國“最近多次入侵”。照會列舉了十一件事例，其中只有二件是在一年內發生的，而且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一件提到對方侵入八十碼)，而其他的事例又講得含糊。中國認為印度這些指責是企圖為自己向前推進製造藉口。

       但印度接着舉出了中國設立的三個新哨所，並説它們都在印度領土之內，“確鑿地證實了中國人進一步的侵略”。這個指責的消息公佈後，在印度就爆發了猛烈批評政府的高潮，人們憤怒地責備政府未能阻擋中國咄咄逼人的蠻橫的推進。

       印度政府認為中國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要求同一九六O年提出的要求之間有差異；印度報紙和反對派就據此責備政府讓中國推進到一九六O年要求的邊界線。他們在地圖上把據説中國新近設立的一些哨所用線連結起來，包括的面積估計就有二千平方英里，他們於是就指責政府把這麼大的一片土地喪失給中國。

       尼赫魯爭辯説：“這是可笑的，這並不是事實。”凡是中國人佔領一個新的據點，他們“只是在這個據點的附近實施某些權力”，但並不是影響到那麼大的地區。他的批評者並不信服。一位人民同盟的議員説：“他們推進了十英里，這就是説，十乘一百，就等於一千平方英里的邊境地區。”　　 

       所説的中國的新設哨所有兩個是在庫爾納克堡廢墟以北，照尼赫魯的意見，它們是“確實在國際邊界上”，就是説，在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線上。 [ 注：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線，在這個地點上是穿過庫爾納克堡，而不是沿着自然地理特徵而行。甚至把印度主張的疆域畫得很大的那些地圖，也把庫爾納克堡畫在中國領土之內很遠。例如，根據印度測量局一九三八年地圖而繪製的美國陸軍繪圖處第五類(Series V 502，NI44-9)。 ] 十一月間當議會就中國新哨所提出質問時，他承認“這些哨所究竟是在邊界線這面的一、二英里地方，還是在那面的一、二英里地方，他還不十分肯定，因為在這些山脈縱橫的地區很難確切説出邊界線究竟在哪裏。”尼赫魯這麼一承認，就引起了反對派議員的叫嚷：“那末，這些哨所必定是在我們這邊。如果有疑問的話，那就顯然在這邊。”這是怎麼推理的，不太清楚，但尼赫魯卻接受了這種看法。他説：即使這些哨所確實是在國際邊界上，也是“侵略心理……和侵略行動的標誌”。他這句話的含意是：印度把哨所設在它所認為的國際邊界上是很正常的，而中國即使將哨所設在印度所主張的邊界上也是“侵略的”。　　 

       尼赫魯陷進了印度政府自己造成的困境之中。印度指責中國“重新入侵”，議會就要求政府解釋為什麼讓中國把手伸得那麼長。為了替自己辯護，免遭有失職守的指責，尼赫魯又力圖縮小中國推進的範圍，指出兩年來中國只設立了三個新哨所；如果講推進的話，只是比以前的陣地稍為推進一些。他要人們注意印度的反措施：“我們在拉達克已設立了半打以上的新哨所，都是重要的哨所。”但是這番話卻引起人們譴責他因循自滿，他的批評者也可以據此而説他是在縮小中國的罪行，所以他又不得不轉過來，説即使中國的新的推進是很小的，即使在某個地區中國人並沒有明顯越過國際邊界，中國仍然是在進行侵略。這是尼赫魯的特點，聽了批評者的反對意見就隨風轉舵，結果，他自己的提法也就逐步更趨極端——可能比他原來的打算更為極端。　　 

       印度指責中國建立的第三個哨所是在奇普恰普河谷。它成為一九六一年在總理辦公室召開的一次關鍵性會議上的重要議題。參加那次會議的人，除尼赫魯外，還有梅農、新外事秘書馬·賈·德賽(M.J.Desai)、新陸軍參謀長普·恩·塔帕爾將軍、考爾、情報局長馬立克(B.N.Malik)和其他官員。這次會議產生了一項實行前進政策的新指令。　　 

       外交部的官員和馬立克從中國在奇普恰普河谷設立新哨所這件事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是有目的地向前推進，把佔領地區擴展到它所主張的邊界。陸軍參謀長塔帕爾説，雖然他的部隊在九月間第一次看到這個哨所，但不可能判斷它是在什麼時候設立的。

       馬立克卻堅持説，那是在一九五九-一九六O年之後設立的。他爭辯説，中國有意要推進到他們的主張線，但是凡遇到駐有印軍的地方，即使只有十幾個人，中國人都會避開。所以，他建議陸軍應迅速推進以填補真空，否則，中國軍隊幾個月內一定會把真空地帶填滿。馬立克的看法是，印度越過中國的主張線設立哨所，對方除了提出外交抗議之外，不會有其他的反應——肯定不會採用武力。外交部的官員也同意這種看法。　　 

       十一月二日會議所產生的指令中，有關軍事行動的幾段如下：　　 

       (1)關於拉達克，我們要從目前的陣地朝着國際邊界儘可能地向前推進巡邏。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設立我們的哨所，以阻止中國繼續向前推進，並制止中國利用他們已在我國領土建立的任何哨所來進行控制。在這樣做的時候，除進行自衞的必要外，必須避免同中國軍隊發生衝突。　　 

       (2)在北方邦[即中段]和其他的北部地區，沒有象在拉達克那樣的困難。因此，我們應按照實際可能向前推進，把整個邊境地帶加以有效佔領。如有任何空隙，必須以進行巡邏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彌補之。　　 

       (3)鑑於軍事行動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許多困難，應沿我國邊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駐紮於前沿哨所後面適當的地方，以便使這些哨所能夠得到後勤供應，並一旦得到通知，就能立即開赴邊界以恢復那裏的局勢。　　 

       這幾段話的措辭和先後次序，反映了會議上兩種觀點的爭執情況，表明意見分歧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只能在兩種相反的行動方針中作出選擇：不做好準備就立即向前推進呢？還是先集結兵力(這必然是遲緩的)，然後再大大向前推進呢？

       在指令中，這兩種行動方針都有所反映，但立即採取行動的冒險主義的方針反映得較強烈些：“關於拉達克，我們要儘可能地向前推進巡邏……”。

       然後又照顧到軍人們提出的“軍事行動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許多困難”；接着表示讓步説，“應沿我國邊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　　 

       根據處理問題要有輕重緩急的正確原則，一個謹慎的指揮官有充分理由把指令中所講的幾件事情的先後次序顛倒過來，暫不在拉達克進行巡邏和設立哨所，而是先集中主要兵力以支援這種向前推進的行動。西部軍區的道拉特·辛格將軍正是一位這樣謹慎的指揮官，這可從他過去所提出的推行前進政策的必要條件的意見中看出來。但他沒有機會選擇那條比較正確的方針。在發給有關的兩個軍區指揮官的命令中，關於集結手中兵力的字樣全部被刪掉。

       塔帕爾將軍十二月五日發給西部和東部軍區的信件中説，政府最近審查了在邊境進行巡邏和設立哨所的政策，並作出以下的決定：　　 

       [在拉達克]我們要從目前的陣地朝着我們所承認的國際邊界儘可能地向前巡邏。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建立更多的哨所；新哨所的位置應能阻止中國人繼續前進，並能控制中國人已在我國領土上建立的任何哨所。　　 

       把這裏加着重點的那句話和原來的指令第一段對比，就可以看出原來指令中含糊的地方已經去掉，概念更強化了。塔帕爾在信件中繼續寫道，“執行這一‘前進政策’時，除非進行自衞的必要外，必須避免與中國人發生武裝衝突。”下一段講到中段和東段，是重複了政府指令的第二段。

       但這封信最後寫道：　　 我認識到在拉達克和邊境其他地段實行這項新政策，將需要進行大量的軍隊調動，隨之而來的還有後勤供應方面的問題。我要求你們根據政府的新指令精神重新估計你們的任務，特別是涉及增加後勤供應方面的問題。你們在這一方面的建議要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送交給我。與此同時，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可能，就要採取上面所説的行動。 

       [ 注：政府指令的原文以及塔帕爾致各軍區傳達上述指令的信件都沒有發表過，但本書作者都看到了。從這裏開始，我在敍述中，將大量引用未經發表的材料。參看序言。 ]　　 

       前進政策於是就成為陸軍總部頒佈的絕對命令，要下面立即貫徹。　　 

       對於這項極端重要的政府指令為什麼要進行有意的竄改，其解釋只能得自推論。很顯然，從檔案中找不到任何文字記載的解釋。可以注意到的第一個線索是，根據尼赫魯對前進政策的設想，集結兵力以支持這一政策的執行，是整個計劃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十一月底他在人民院中講到，“問題在於組織強有力的武裝小隊，每隊人數比較少，派去佔領一個地方，或把對方從該地趕走……後面要有強大的基地去支持他們。”

       另一次，在十二月初，當尼赫魯在議會中拒絕了有人提出要他採取他認為是冒險主義的行動時，他給這種行動所下的定義是，“採取某些行動而沒有支持這種行動的基地。”他接着説，“這對我們的士兵是不公平的。他們都很勇敢、優秀，使他們處於那種境地是不公平的；而且，採取某種行動，而又不能予以支持，結果是半途而廢，這對國家也是不公平的。”看來可以肯定，對於前進政策指令的竄改，並不是出於尼赫魯的命令，大概還是揹着他乾的。　　 

       到了這個時候，陸軍總部已換了全套班子。考爾自三月以來就署理參謀局長的職務，到了仲夏，塔帕爾就任陸軍參謀長，接着參謀局人事上也有了不少更動，考爾親自選拔了一批人員和他共事。陸軍後來對參謀局這一時期的工作進行了檢查，發現這一時期內參謀局越來越忽視系統的規劃和協調工作，而這些正是參謀局的職責所在，又是“適當的軍事行動、態勢和佈置的先決條件”。

       另一方面，則出現了“憑靈機一動和假想推斷辦事因而漏洞百出的情況，而不是先進行細緻的軍事考慮，然後採取有計劃的行動”。參謀局翫忽本職，又不斷干預下屬單位的軍事行動，它的這種做法也影響到整個軍事系統。從一九六一年年中起，參謀局的工作方向和質量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只能以考爾出任新參謀局長和任用了他所挑選的一批軍官的人事變動來解釋。　　 

       考爾也贊成對中國採取進攻姿態，這從前進政策指示擬定以前，他署理參謀局長時給國防部的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建議：“中國採取了一步步西進侵入拉達克邊境的政策。制止中國這種政策的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就是不時地給以打擊……例如，當我們發現他們的巡邏隊處於戰術上對我有利的地位時，就不妨來個短促出擊，造成殺傷或捉拿俘虜，或兩者兼而有之。”這一建議並沒有被採納；但考爾的進攻思想，看來是從前進政策指令中刪去集結兵力階段的最可能的原因。

       梅農在這個時候(一九六一年十月至十一月)也主張要陸軍採取更積極的對付中國的方針。這時印度即將舉行大選，印度政治舞台上的鬥爭日益激烈。在這種背景下，反對派對政府的指責就格外尖鋭、格外響亮，而政府也更加敏感。

       文職官員同陸軍勾心鬥角已進行了一年半之久，這些因素的出現，使他們更感到有燃眉之急。文職人員深信，中國軍隊在遇到人數很少而且只攜帶輕武器的印度軍隊的前進偵察時，也是會退讓的。因此他們就不理採軍人們從戰術方面提出的反對意見。

       陸軍根據自己的情報所做出的估計，認為印度如採取任何行動侵犯中國所佔有的有爭議的西部地區，中國軍隊必會做出強烈的反應；此外，也不能根據敵人不會做出反應的假定來制定軍事計劃，這是一條戰爭的根本原則——也是常識的根本原則。當蒂邁雅還是陸軍參謀長時，軍人們的抵抗是不能壓服的，因為如果迫他過甚，他就可能直接找到總理甚或提出辭職。

       但從一九六一年年中開始，陸軍總部中同文職官員打交道的那班人，要末就是贊成政治的因素將阻止中國作出強烈反應的那種假定，要末就是隨大流的。塔帕爾本人並不抱上述見解，然而他多次提出的不能排除中國會採取報復行動的警告，只是為了備案，而從來沒有真正堅持過。説話算數的人是考爾。

       一九六一年中，抱有同文職官員相同想法和態度的軍人擔任了關鍵職位。文職人員同軍人之間的有關政策的直接鬥爭，就以前進政策佔上風而告終。代之而起的是陸軍總部與下屬各單位之間的鬥爭，但軍事紀律使得在這場鬥爭中贏得勝利的只能是陸軍總部。　　 

       在印度政府草擬其前進政策指令的同一天，中國對印軍從碟穆綽克向前推進一事提出了抗議。中國照會説：“中國政府懷着十分不安的心情，注視着印度軍隊向中國邊境地區的節節進逼。並且不能不感到印度方面的這種行動，是要製造新的糾紛，並且要以武力來實現其在中印邊境地區的擴張。”

       如果中國邊防部隊沒有奉命避免衝突，印度的“粗暴破壞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動，可能已經導致十分嚴重的後果。“中國政府有必要指出，如果印度政府把中國的上述剋制和容忍的態度當作軟弱的表示，那將是十分錯誤和危險的”。新德里在答覆中，堅持説印度哨兵是在本國領土內巡邏，並拒絕了中國的抗議，説它是對印度內政的無端干涉。　　 

       印度認為它所主張的一切領土，事實上都是印度的領土，中國對印軍在那裏所採取的行動無權指責。北京在另一件照會中，指出了印度這種説法的含義。中國説，這種邏輯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如果應用到邊界的東段(中國認為該段的真正邊界是在喜馬拉雅山南麓，而所謂麥克馬洪線是非法的)，那麼“中國政府完全有理由派遣軍隊越過所謂麥克馬洪線，進駐到從喜馬拉雅山脊一直到在南麓的廣大地區”。

       客觀地説，這個論點是公平合理的。全部中印邊界都是有爭議的。既然印度拒絕中國屢次提出的雙方維持原狀的建議，而又在有爭議的地區的一段繼續不斷地向中國佔有的領土推進，那麼，如果中國在另一段也同樣向印度佔有的領土開始巡邏和設立哨所，印度也就沒有提出指責的正當理由。　　 

       但是印度在邊界問題上早已失去了客觀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的論點不是合乎邏輯的論點，而是進行不斷侵略的威脅。在印度看來，根本不存在邊界爭執。

       尼赫魯在幾個月以前對議會解釋説：

       “照我們的想法，邊境上的糾紛完全不是一場爭執，也許這是用詞的問題。這當然是一個爭執。當我們為某樁事爭論時，這是一場爭執。但是我的論點是，由於我們對於我們自己在這件事上的立場是沒有疑問的，因此，這就不是一場爭執。就我們來説，我們很清楚這不是一場正常的爭執，而是對我國的領土提出的一種要求——這塊地方是我們的，我們深信它是屬於我們的。”

       因此，對中國關於形勢發展的邏輯的見解，可以置若罔聞，對中國多次的警告，可以斥為侵略者的威脅而不予理睬——由於印度深信中國的警告是虛聲恫嚇，就更可以輕易抹殺中國的警告。印度政府的不談判政策，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使印度走上了同中國發生對撞的道路。隨着前進政策的執行，總要碰到相撞點。但印度仍然深信在這場巨大的“膽量比賽”(Game of Chicken)中，最後扭身逃跑的將是中國。　　 

       一九六一年末的前進政策指令，並不是印度當時在領土問題上準備採取單方面有力行動的唯一表現。此外還有一個果阿問題。一九四七年英國離開了次大陸。法國在一九五四年交出了它的本地治裏(Pondicherry)那一小塊殖民地。但葡萄牙仍留在果阿及各葡屬飛地(enclaves)——這些領土都在西海岸，從十六世紀初葉起就屬於葡萄牙。

       印度的外交壓力未能使葡萄牙放棄果阿，葡萄牙當然也從來沒有想讓果阿人獨立。一九五五年，印度企圖以他們對英國行之有效的辦法來強行解決。一批不合作主義的示威者越過邊界進入果阿；但當葡萄牙警察看到人數太多，捕不勝捕的時候，他們就開了槍，打死了幾個人，打傷了許多人。之後，印度同葡萄牙斷絕了外交關係，但葡萄牙還是留在果阿。

       一九五五年的開槍事件在印度引起的公眾憤慨逐漸平息下去，到了一九六一年葡萄牙仍留在果阿的事實，雖然令人感到痛心，但並不是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印度政府説過要把果阿併入印度，但好象同時也説過不使用武力實現上述目的，而且在這方面，印度政府並沒有受到重大的政治壓力。　　 

       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大選前夕，印度政府由於被人指責為屈從於中國而感到惱火，很想採取軍事行動以表示其決心。前進政策還造不成戲劇性的結果(總之，造不成印度所期望的那種效果)，從各方面因素來考慮，在果阿這個行動舞台上收效會更大。

       十月，亞非國家討論葡萄牙殖民主義問題的座談會在新德里召開，代表們向參加座談會的印度代表尖鋭地指出：如果讓葡萄牙在果阿的統治繼續下去，他們就認為印度並不是真心實意地獻身於反殖民主義事業。印度人宣稱非暴力是更為崇高的事業。這就引起別人的反駁。他們説在葡萄牙殖民地，非暴力只會引起鎮壓和屠殺——印度人回憶不合作主義的示威者遭到屠殺的情景，就無法否認這個論點。

       尼赫魯後來講到，這次座談會“使我們想要考慮一下別人的意見，探索一下[對於果阿]能夠做的事情”。座談會結束後，他就馬上在孟買舉行一次羣眾大會説：“重新考慮應採取什麼方式把果阿從葡萄牙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時候已經到了。”　　 

       接着事情就按着大家熟悉的格式進行下去。一方面尼赫魯宣稱印度已忍無可忍，另一方面，政府又利用印度報刊——它們在這方面是盲目地跟着走的——發動一場宣傳攻勢，講什麼葡萄牙正在屠殺自由戰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提供的武器在果阿堆積如山，對印度的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葡萄牙想要同巴基斯坦勾結，這就使得“果阿問題比印度同中國的邊界爭端還要來得緊迫”。

       接着果阿邊境事件就開始發生了；這些事件是微不足道的，但印度卻把它當作不能容忍的挑釁，抓住不放。十二月初，印度軍隊開往果阿邊境，其人數如此之多，行動如此倉促，以致引起了印度北部和西部鐵路交通的脱節。印度把大約一個師的兵力擺在果阿周圍，待命進攻，接着更嚴重的邊境事件不斷髮生，直到葡萄牙當局為了避免邊境衝突將其邊境哨所後撤，情況才有所緩和。　　 

       看來尼赫魯那時還沒有下定決心入侵果阿，他當時的確還沒有下達這樣的命令。尼赫魯感到十分苦惱，再度陷於猶豫不決的狀態，這在他的性格中是極為突出的。他聽任那些比他果斷堅定的人推動事態向前發展，直到勢不可擋的地步。這樣，他就使自己扮演了一個本來可以不那麼糟糕的角色。

       當侵入果阿的政治和軍事準備正在加緊進行的時候，尼赫魯還在申明他自己和印度反對使用武力，認為談判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唯一方法，並説：“我的整個靈魂都厭惡戰爭思想。”到了十二月，印度政界大肆叫嚷要求派兵打進果阿。關於這塊殖民地情況的宣傳令人刺耳，而且是無奇不有的。外國記者們在潘吉姆(Panjim [ 譯者注：果阿首府。 ] )的幽靜的路旁咖啡館裏，一面喝着冷飲，一面聽着全印廣播電台的報道，説該城已宣佈宵禁，葡萄牙總督在逃，從印度去的“果阿突擊隊”正在進行巷戰。尼赫魯的遲疑不決持續了二十五個小時。

       好多天以來，美國大使加爾佈雷思教授一直企圖使尼赫魯打消入侵念頭。他在十二月十七日晚上見到總理時，把他的論點講得很有力，終於把這位總理阻止住了。加爾佈雷思離開後，尼赫魯告訴梅農説，他所批准的在那天午夜出兵果阿的命令應再度暫停執行——在此以前已經兩次改變了進攻日期。梅農回答説，要收回成命已為時過晚，軍隊已開始前進了——雖然事實上當時軍隊尚未開動。　　 

       考爾是參謀局長，實際上等於總理的私人軍事顧問。他在計劃果阿軍事行動以及幫助尼赫魯克服其惶惑不安的問題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的自傳中詳細敍述了尼赫魯對國外不利的評論感到很煩惱，在最後的時刻把考爾叫去，問他如果取消這次軍事行動印度將會有什麼反響。

       考爾回答説，這對文武官員的士氣將產生毀滅性的後果，並建議不要理睬外國的意見。他説，尼赫魯“勉強地同意了”。考爾的評語倒還恰當。“尼赫魯最後之所以被説服採取這一行動，大概因為他認識到印度人民期望他解放果阿。他認為如果他不採取行動..印度人民和武裝部隊都將對他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