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輸在記者太多”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八）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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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華戰爭》

（八）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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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爾為人變幻多端，捉摸不定，他一生事業的浮沉反映了這一點。印度獨立前，他在陸軍中確實是不很得志；獨立後，他指望爬上、而且也幾乎爬上了軍職的頂峯，又一下子在失敗和屈辱中被趕下台。他出身於克什米爾一箇中產階級的婆羅門家庭，青年時代曾對當時民族主義運動獻過殷勤，後來又獲得了英國桑赫斯特(Sandhurst)皇家軍事學院為印度人保留的一個名額，並於一九三三年畢業。

       按照慣例在英國部隊服役一年以後，他進入拉加普特那(Rajputana)步槍聯隊，在西北邊境地區服役；但僅隔兩年，就被調往陸軍勤務部隊任職。勤務部隊薪俸比較優厚，也有更多的機會在兵站工作，在那裏軍官可以攜帶家屬，生活一般地講也比較安逸。但是，對於一個桑赫斯特學院畢業的青年軍官來講，調往勤務部隊固然可以免受風險，但也喪失了作戰部隊提供的加官晉位的機會。

       根據考爾本人的敍述，他曾幾次試圖重返他原屬的步兵團或其他步兵單位，但都沒有成功。這説明，拉加普特那步槍聯隊不想要他回去，他不夠作戰部隊所要求的標準。

       但考爾是個精力充沛、聰明漂亮的軍官；對他來講，失寵於步兵並沒有關閉晉升的大門——雖然在通常情況下，這是被提升為高級將官的障礙。

       一九四二年，他升任代理中校，在南印度某地擔任聯絡工作。次年，他被調往戰區，在科希馬(Kohima)一帶指揮一個摩托化運輸部隊；據他後來寫道，那一次他“經歷了在一個作戰區所通常要遭遇到的各種風險，吃了不少苦頭，碰到了不少其他不愉快的事情”。

       沒有過幾個月，他又被調回基地工作，到大戰結束的時候，他在新德里重新擔任聯絡工作。在將近六年的戰爭年代中，印度的陸軍擴充得很大並且在很多戰場上打過仗，而在此期間內，考爾作為桑赫斯特學院訓練出來的一名正規步兵軍官，卻從未參加作戰部隊，這隻能説明他被認為不適於擔當作戰指揮工作——或者是他本人沒有去營求這項工作。　　 

       從大戰結束到印度獨立的這一段時期，對於陸軍和其他軍種中的印度籍軍官來講，是精神上處於緊張狀態的時期，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酷地面臨着這樣的一個矛盾：忠於自己的上司，就會被許多同胞們看作是不忠於自己的國家。對於被英國的敵人所俘虜的二萬五千名印度陸軍官兵來説，這個矛盾倒是由於他們參加了同日本人並肩作戰的“印度國民軍”而得到了解決。

       考爾沒有得到做出這樣的抉擇的機會；但他卻從陸軍檔案中偷來了一份文件，交給了一九四五年底在德里受審訊的印度國民軍軍官的辯護律師們，這樣來表現他自己在精神上是站在印度國民軍一邊的。他自己後來在他的自傳中，帶着明顯的自豪感寫出了他的這一段經歷。

       國大黨對於印度國民軍的態度，在一開始的時候原是好惡參半的，但是由於後來英國人對這個問題在政治上處理不當，使得國大黨的同情全面地倒向印度國民軍方面，而尼赫魯本人就曾經充當印度國民軍的辯護律師之一。　　 

       在此以前，考爾就已經設法結識尼赫魯。尼赫魯於一九四五年最後一次從監獄中獲釋並前往西姆拉會見英國總督的時候，考爾就拜見了這位未來的總理。從那以後，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的潰敗，考爾能夠隨時得到尼赫魯的接見，而且同他有着親密的私人關係，他的事業也因尼赫魯對他經久不渝的寵信而扶搖直上。

       人們事後回顧，可能認為尼赫魯在識別人品的問題上又一次表現了盲目性。這往往使他把閃閃發光的東西都當做黃金，並從而作出具有災難性後果的任命。但當時考爾在很多方面確能使尼赫魯對他產生好感。他機伶、漂亮、能説會道；他不但同尼赫魯一樣，是個克什米爾的婆羅門，而且還是印度總理的遠親：尼赫魯家族的姓就是考爾，他的夫人也是考爾家族的人。 

       [ 注：一位曾同尼赫魯一度親密共事的官員(他本人既不是克什米爾人，也不是婆羅門)寫道：“總理的敵人常常提到他尋求人材和發現人材總是侷限於他身邊的那些人，特別是克什米爾人，而其中又特別是那些在某種程度上同尼赫魯家族有聯繫的人。”尼赫魯在這方面的記錄，也的確證實了人們認為尼赫魯是偏向於克什米爾人的懷疑。他本人從來沒有認為親密的家族關係是不能任命某人擔任高級職位的理由。但是可以説這些被任命的人往往具有——或者説看起來具有——優良的品質，因此也可能尼赫魯的這種任人唯親的作法是不自覺的。 ]

       此外，考爾是個某種程度上的民族主義者，這又使他同那些具有類似桑赫斯特背景的同僚軍官們有很大區別，後一類人僅僅是愛國主義者而已。考爾這個人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是個不大尊重那些多少有些僵化的軍隊傳統的實幹家。一位與考爾共事而沒有理由喜歡考爾的軍官，還是認為他具有“不少可讚賞的品質……他這人很活躍，有進取心。他頭腦清楚，工作積極。他個人品行無可非議。他待人慷慨熱情”。

       他的這些品質可能導使尼赫魯把考爾看作一個出類拔萃、全面發展的軍人，而尼赫魯對考爾的寵愛又可能使他看不見考爾的侷限性。尼赫魯也沒有看到，他同一個低級軍官進行直接的、公開的來往這種作法，對於軍官們的士氣和紀律所產生的腐蝕作用。這種作法的危害性，自然也是隨着考爾的不斷晉升而加劇。　　 

       印度獨立後，考爾向上爬得很快，他首先得到的是政治上的重用，並輔之以軍事上的任命。一九四六年底，他被任命為負責陸軍印度化(到那時為止，在陸軍中英國軍官自然還佔壓倒多數)的委員會的秘書；接着又被派到華盛頓擔任武官，其後又充任了駐聯合國的印度代表團的軍事顧問。一九四八年，他回到印度。這時，他希望能讓他指揮一營步兵，參加克什米爾戰爭，但又沒有成功，結果是讓他領導克什米爾民兵。

       後來，他同當時的克什米爾邦首席部長謝赫·阿卜杜拉鬧翻了。尼赫魯把考爾調開並予提升，讓他指揮一旅步兵——這次他終於調回陸軍。如果考爾要在部隊中繼續得到提拔，這一着是必不可少的。此後，政治和軍事上的任命交替進行；不久，他被派參加在朝鮮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着，被提升為少將，並指揮第四步兵師。在傳統上，擔任一個師的指揮工作，是被提升為少將以上軍階的必要條件，因而這是考爾生涯中又一個關鍵性步驟。　　 

       到了這時，考爾也被克里希納·梅農所看中。同樣地，考爾在許多方面使得這位國防部長對他產生好感：首先，可能是由於尼赫魯對他的明顯的、盡人皆知的寵信，在尼赫魯的提攜下，考爾在十年間從一名低級聯絡軍官一躍而為一個精鋭師的指揮官；其次，是由於對考爾不滿的那批高級軍官當時也同梅農不合；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就是由於考爾的行政工作的幹勁。

       最後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喧赫一時的“阿馬爾(Amar)工程計劃”上，這就是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間考爾指揮第四師時，指令該師為官兵家屬修築約一千五百所住房的工程計劃。當時陸軍總部是反對動用作戰步兵師參予這種修建或非戰鬥性工程的，而這個計劃卻得到克里希納·梅農的批准。

       不管怎麼説，當時官兵很需要住房，而工程又要在六個月左右時間內完成——當時曾授予考爾為完成這項任務所需要的特別權力和獨立性。不論這項工程的功過如何，很清楚的是考爾也利用了它來進行自我吹噓。工程開始時，梅農參加了奠基典禮；當這個住房區完工時，尼赫魯和內閣的半數成員以及一些政界人物和三軍首腦都親臨剪綵。考爾還專為這個場面編寫了一首愛國的小調，並要全師官兵練唱。他後來寫道：“當尼赫魯聽到這首激盪人心的歌詞[由兩萬名官兵齊唱]的時候，他感動得不得了。”　　 

       一九五九年五月，考爾又一次被提升，這次是違反蒂邁雅將軍的意願，被提升為中將並擔任陸軍總部中的一項要職。當時，軍需局長——這是一項主要的參謀官職，由中將銜軍官擔任——出缺，為考爾的晉升提供了機會。

       還有兩名少將，普·辛·賈尼(P.S.Gyani)和庫馬拉曼加拉姆(P.P.Kumaramangalam)，資歷都高於考爾，這是考爾晉升的障礙。

       蒂邁雅推薦賈尼擔任軍需局長。

       賈尼雖然過去工作成績優異，但未指揮過步兵師，而根據陸軍的晉升慣例，這二點卻是提升中將的先決條件；根據這一條，梅農駁回了蒂邁雅的薦舉。這樣，就只剩下庫馬拉曼加拉姆擋住了考爾的前程，而要取代他則會招致人們的反感。

       庫馬拉曼加拉姆不但過去工作成績優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榮獲過金十字勳章(D.S.O.) [ 投筆從戎注：金十字英勇勳章(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1886年由維多利亞女王設立，用以表彰戰時功勳卓著、特別是作戰行動中表現勇敢的軍官。

       獲頒者在名字中追加D.S.O.後綴。庫馬拉曼加拉姆於1942年5月在北非戰場獲得了這枚勳章。 ] ，而且還出身於一個具有相當政治影響的家庭。

        [ 注：他的父親是蘇布哈拉揚(Subharayan)博士，是馬德拉斯邦的國大黨領袖，他在印度獨立後出任大使。博士有三個兒子：老大擔任印度文官職務；他是老二；老三莫汗·庫馬拉曼加拉姆(Mohan Kumaramangalam)是一名共產黨員。博士常講：通過他的三個兒子，不管印度政局可能如何發展，他統統都保了險。 ] 解決的辦法是創造另一個需要晉級的空缺。結果就這樣辦了，庫馬拉曼加拉姆擔任了軍務局長。

       道路已經掃清，蒂邁雅再也不能夠——除非他想因這件事引起一場爭執——阻擋考爾提升為軍需局長；雖然他對這件事十分反感——不僅由於軍需局長是個關鍵性的職位，還因為擔任軍需局長的人會成為“陸軍選拔委員會” [ 注：選拔委員會由陸軍參謀長、各軍區司令(即西部軍區司令，東部軍區司令等等)及陸軍總部的各主要參謀官員組成。 ] 的當然成員，從而能夠對於其他軍官的提拔問題施加相當的影響。　　 

       考爾這時已成為在軍官中起很大分裂作用的人物。在多數的軍官食堂中，只要一提“你是親考派，還是反考派？”的問題，大家就心照不宣。考爾又喜歡誇耀他和尼赫魯的接近。一位高級軍官曾悻然地説過：“考爾常常吹噓這一點，他公開地吹噓這一點。

       我們也常看到他總是去看望總理，他老是晚上去，晚上是總理感到最輕鬆的時候。”從官場的角度來看，這種接近既是考爾權勢的證明，也是他的權勢的來源。另一位稍低一些的高級軍官回憶道：“陸軍中沒有一個人不非常害怕總理”；他接着講到這位總理可不是個一般的人物：“歷史上很少有人象他那樣被賦予可以任意支配的全權。如果有誰講話他能聽得進去並且取得他的信任，那個人就掌握了巨大的權力。”　　

        作為一個正走運的紅人，考爾不可避免地會吸引追隨者——他的批評者把這些人叫做“考爾的崽子們”。 [ 譯者注：“考爾的崽子們”(Kaul-boys)在英語中與“Call-boys”諧音，後者有“侍從”的含義。 ]

       由於考爾是個從無實戰經驗的軍人，因此人們對於受到公開寵愛的人的怨恨在他身上就表現得更加強烈。長期以來，他的同級軍官雖然看不起他，但對他還有些親切感，這時親切感也消失了。　　 

       駁回蒂邁雅的薦舉而提升考爾為中將這件事，對蒂邁雅來説，已經可以構成足夠的理由來同梅農攤牌。蒂邁雅從多方面來講是個傑出的軍人，在陸軍中受到很大的尊重和愛戴，然而他不願意進行這類的鬥爭；後來又發生很多事情才迫使他採取行動。而他一旦行動起來又很任性，簡直是草率從事，使得人家感覺他是不負責任的，甚至是無能的。三軍的首腦們原來對梅農都已感到厭惡。

       這位部長經常當着他們的下屬斥責他們，嘲笑他們；他對他們態度驕橫，往往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問題，不分白天黑夜召集他們來開會，有時到臨開會時又宣佈取消會議。尤其嚴重的是，他們感到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技術方面的建議，往往被他以主觀的和文不對題的理由駁回；因此，據説他們已商定準備共同往見總理，申訴對梅農的不滿。但這時，就是在八月三十一日，蒂邁雅卻如他後來對朋友們所講的那樣，由於一時的衝動也由於他已“忍無可忍”，寫下了辭呈並遞交給總理。　　 

       陸軍參謀長的辭職，使尼赫魯處於很大的困境。當時，反對黨議員和報界已經在攻擊克里希納·梅農對三軍專橫無理以及干預軍人提升等問題。幾天以前，又發生了朗久事件，政府，特別是梅農，都受到了批評，説他們忽視了邊境的防務。梅農的政敵會抓住蒂邁雅辭職的事件，來證明他不適宜擔任國防部長。很顯然，這種壓力將迫使尼赫魯不得不讓梅農退出內閣——要説起來，梅農的政敵在國大黨中的數量比在反對黨中還要多。

       梅農無論在私人方面和在政治方面同尼赫魯都很接近。尼赫魯很瞭解，對國防部長的許多攻擊實際上是對他這個總理的間接的攻擊。讓梅農下台，就意味着屈從於這些批評，不但如此，還將意味着使內閣中國大黨的更加正統和保守的分子佔據優勢。　　 

       尼赫魯以他慣有的政治手腕，處理了這個尷尬的局面。他把蒂邁雅請到自己的私邸，勸説蒂邁雅撤回辭呈。蒂邁雅本來是一時的衝動，這時也表示服貼。據蒂邁雅後來告訴同僚們説，尼赫魯當時向他保證將親自調查蒂邁雅所提出的不滿，並將對梅農進行干預以消除軍方不滿的原因。

       蒂邁雅在同一天中遞交了辭呈，又撤回了辭呈；但消息還是透露了出去，第二天早晨各報都以通欄標題報道了辭職的消息。這樣，長時間來在政界流傳關於梅農和軍隊領導人間衝突的謠言，一下子戲劇性地證實了。

       尼赫魯原想避免的一場風暴颳了起來；但由於蒂邁雅已在事實上撤回了辭呈，這就加強了尼赫魯處理這個問題的地位。尼赫魯把整個事件説成是一場小小的風波，並且把責任全部推到蒂邁雅身上。

       尼赫魯對國會説，蒂邁雅的辭職是“十分不明智的”，是“不該那麼幹的”，——簡直是“十分反常的”。他説，國防部長和陸軍參謀長之間的糾葛，歸根結蒂是由於二人“在性情上”有所差異，是瑣碎無聊，微不足道的。他還利用了印度政客對軍人的潛在的不信任情緒，示意説在這個事件中應該維護文官的權威，並對克里希納·梅農領導國防部的才能給予了熱烈的讚揚。

       當一個反對黨議員問起，總理難道不該對象蒂邁雅這樣一位出色的軍人説一兩句好話的時候，尼赫魯不得不對這一位“很英勇的軍官”表示敬意，但還是堅持説，“我不能對他的辭呈表示祝賀”。　　 

       尼赫魯就這樣扭轉了局面，利用這次流產了的辭職機會，對梅農給予讚揚，又使蒂邁雅受到一次公開的、不體面的斥責。經過這次事件，梅農更加趾高氣揚，考爾地位也顯著地加強了。蒂邁雅由於自行退卻和接受了屈辱，在陸軍中的威信受到了損害。尼赫魯不但勾銷了他將親自調查陸軍同梅農之間的糾葛的諾言，而且還公開地譴責蒂邁雅。

       如果蒂邁雅獲悉這種情況後，再一次提出辭職並堅持到底，那末，可能以後幾年的印度的歷史將大大改觀。事實上，蒂邁雅事件使尼赫魯在軍事問題方面更多地依靠梅農和梅農支持的一批軍人。這次事件對於印度軍人的教訓是：從本行的角度對於文官處理軍事問題提出反對意見，是得不償失的。　　

        尼赫魯對考爾的依賴，以及考爾如何超越正規的陸軍慣例而為之效勞，可以從蒂邁雅事件發生後不久另一事情中得到很好的證明。一次，總理問到他朗久地面的情況，他當即自告奮勇，要親往視察。這次旅行用了將近三週的時間。

       由於他連朗久都沒有見到就折了回來，因而難於相信，這位中將兼軍需局長所親自完成的使命，換一個更低級的軍官就不能完成。但尼赫魯總算得到了一份目擊者的情況報告，考爾也從而證明自己的確是個能夠在本職之內或者超出本職不顧艱險和不怕吃苦的人。

       對他最嚴格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往返於接近朗久一地的這次旅行，對於一個年近五十歲的人來説，是要作出相當大的努力。不久，他以類似的方式搭上一架俄國造的直升飛機，飛越拉達克的一些最高的山地，進行了一次有風險的飛行試驗。這次飛行是他違反梅農的指示而直接下達命令的，因為他認為梅農正責成空軍不經過必要的試飛就購買俄國的飛機。　　 

       在這時，似乎有什麼東西驅使考爾不斷地去考驗或者説去表現他的勇氣。也可能這是由於他意識到自己從沒有指揮過部隊作戰，而人們在這方面對他的嘲笑，也隨着他軍階的不斷提升而日益增加。但他所表現的那種勇氣畢竟不等於膽略，而且如後來的事件證明的那樣，那種自己故意跑到炮火射程之內的作法，也並不符合高級指揮官的要求。　　 

       一九六一年初，蒂邁雅到了退休的年齡，考爾再次提升的機會到了。蒂邁雅的繼承人的人選，應在當時的南部軍區司令普·恩·塔帕爾(P.N.Thapar)中將和東部軍區司令托拉特(Thorat)中將二人中挑選，這兩人的資歷大體相當。塔帕爾的資歷略高(確切地説，他的軍齡比托拉特長兩個月)，但托拉特過去工作成績更優異，因此蒂邁雅推薦了後者。但蒂邁雅的薦舉又被駁回，塔帕爾繼任為陸軍參謀長；

       不但如此，又不顧蒂邁雅的積極反對，任命了考爾為陸軍總部參謀局長，這個職位在當時的軍事領導層中僅次於陸軍參謀長。 [ 注：印度陸軍的組織是仿效了英國的體制。陸軍參謀長下屬四名主要參謀官員：即參謀局長(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軍務局長(Adjutant General)，軍需局長(Quarter-Master General)和軍械局長(Master General of Ordnance)；四人中參謀局長佔最關鍵的地位。他負責協調、計劃、作戰、訓練、情報、購買武器和有關裝備及其分發等項工作。他還領導其他一些重要軍官，如陸軍總部情報處長，作戰處長等。印度後來取消了參謀局長的職務。 ] 

       塔帕爾是個有能力但不很出色的軍官，有些喜歡取巧；同時，他的任命是由於考爾為他施加了有力的影響，因而他對考爾也感恩戴德。為了報答考爾的恩情，塔帕爾讓考爾當參謀局長，雖然考爾毫不具有擔負這項重任所必需的條件和經驗。　　 

       這些任命使得陸軍提升的問題重新變成一項引起爭執的重大問題。

       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孟買的一家政論雜誌《潮流》(Current)上刊載了一篇署名為“一批灰溜溜的陸軍軍官”的來信，控訴梅農是“獨立印度的惡魔”，指責他操縱晉級，製造效忠他個人的派系。信件的內容表明投書人很熟悉一些軍人的歷史和最近一些任命的根據，這些材料是隻有某些高級軍官才能掌握的。

       信件警告説，最近的一些任命受到操縱，其目的是為考爾早日繼任陸軍參謀長掃清道路。在議會中，克里帕拉尼指出：一名幾乎一直擔任陸軍後勤工作的軍官出掌參謀局，這還是第一次。他説，考爾的任命，證實了近來使得“軍官們感到痛心、士兵感到不滿”的“掩人耳目”的作法；最後痛斥克里希納·梅農：“我指控他在陸軍中製造派系。我指控他降低了我們部隊的士氣。我指控他浪費了這個貧困飢餓的國家的金錢。我指控他忽視了我國抗禦共產黨中國侵略的防務工作。”但梅農冷漠地否認他曾干預提拔的問題，尼赫魯也給他撐腰，這番抗議也就平息下去了。　　 

       考爾感覺到，由塔帕爾當陸軍參謀長，自己當參謀局長，他就可以大權獨攬，而他很快地也使別人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喜愛的軍官都被陸續拉進陸軍總部，擔任要職；可以辨別出是屬於反考爾一派的高級軍官則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在蒂邁雅退休的前夕，政府人士和陸軍總部中有人散佈謠言説他正在策劃一次軍事政變，甚至還講到了具體日期(説是要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發動)。克里希納·梅農把他個人的懷疑告訴海、空軍參謀長，並警告文職官員要他們監視蒂邁雅的行動。已執行參謀局長職務的考爾，也要求蒂邁雅對被認為是可疑的部隊調動做出解釋。

       當時，在印度搞政變的條件根本不存在，這些謠言如果不是惡意的，至少也是毫無根據的。但接着又對據説是蒂邁雅在退休前夕講過的一些話，組織了正式調查，並根據類似的指控而對托拉特將軍和另一位斯·德·維爾馬(S.D.Verma)中將進行了調查。這些調查又沒有根據通常慣例由軍務局長負責領導，而是由作為參謀局長的考爾本人負責領導。對此，塔帕爾也只好同意。　　 

       這種政治迫害的氣氛在馬內克肖(Sam Manekshaw)案件上表現得最為突出。馬內克肖少將當時擔任威靈吞的參謀學院的院長，他在資歷上比考爾僅低一年，但在每一個方面都是考爾的對立面。他畢業於台拉登(Dehra Dun)的印度軍事學院，雖然如此，他在態度和工作上都比考爾更接近於桑赫斯特的標準。他是個有實戰經驗的軍人，在緬甸戰場上曾榮獲陸軍十字勳章 

       [ 投筆從戎注：軍功十字勳章(The Military Cross)。

       馬內克肖在緬甸戰場因異常的勇猛獲得了這枚勳章。他在率領一次反攻時腹部受了重傷，師長科文少將(General Cowan)怕他死掉，趕快把自己的軍功十字勳章別在他身上，並説：“死人是不能獲得軍功十字勳章的”。 ] ；

       他不大願理睬那些政客們，更不願理睬那些巴結奉承這些政客的軍人。他敢説敢道、聰敏機智(“考爾的崽子們”這句雙關話就是他創造的)，而且不掩飾他對考爾的輕蔑。　　 

       這兩個軍官代表着，或者説是象徵着，印度陸軍軍官中兩種不同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傾向。馬內克肖(這是個帕西族(Parsee)的名字)體現了陸軍中的英國傳統。在它的最好的一面是：精通本行，熱愛軍職，厭惡陰謀和厭惡政治(這兩個名詞被認為是同義語)，以及寧願擔任作戰任務而不願擔任參謀任務。但這個傳統也還有另外的一面，就是過多地強調英國部隊軍官食堂的那一套繁文縟節，而這些東西在獨立後的印度往往會造成磨擦。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多數的陸軍食堂中，除了印度僕役以外，很少看到帶有印度色彩的東西；在印度陸軍中的印度籍軍官一直居於少數地位，而且他們也都象英國人一樣地英國化了：

       只有星期天的午餐才吃咖喱飯，而且要使用匙和叉；

       進食堂如不穿會餐制服，也必須要穿常禮服；

       不喝酒會被人認為有怪癖之嫌；吃素是士兵的事，軍官沒有吃素的；

       印度音樂象貓叫一樣難聽；

       用印度語講話簡直是丟醜。但在大戰期間，隨着陸軍的不斷擴充，新的一代和新的階層的印度人當上了軍官。他們大多是在城市裏長大，出身於不那麼富裕的資產階級而不是貴族的家庭；

       他們都懂得些政治，甚至在政治上已有所從屬，不象他們的上司們那樣認為政治即便不是危害社會安全的東西，也是骯髒的東西。這新的一代軍官的多數也適應了軍官食堂的那一套傳統習俗，但其中有些人卻抵制和厭惡它們。對他們來講，咖喱飯是正規的食品，而且應該用手抓來吃；

       無論那一種印度服裝都比常禮服更可取，也更舒服；不喝酒、不吃肉只不過是根據本國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事，完全可以根據每個人自己的好惡決定。

​       在印度獨立後，這些微不足道的瑣事成為更加深刻的矛盾的兩方鬥爭的課題，一方是那些有民族主義思想的軍官，責怪他們的上司們曾為英國人服務，也瞧不起他們處處模仿過去統治者的那副樣子；

       另一方就是象馬內克肖那樣的人，他們認為軍官食堂的禮儀的印度化，就意味着部隊標準的降低。對於馬內克肖一派人來説，這些傳統之所以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不是由於它們來源於英國，而是由於它們歷來就是陸軍的傳統。而他們的批評者們則認為，這不過表現了他們奴隸成性、矯揉造作，説明他們還沒有能夠接受印度獨立的全部含義。　　 

       考爾本人雖然屬於較老的一代，但在精神上卻傾向於具有更多的民族主義色彩的較年輕的一代。他在自傳中説明，他很早以前就不喜歡英國人，也不喜歡那些在他看來是企圖“討好主人，贏得廉價的聲望，然後爬上去佔居最高軍事地位”的印度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厭惡這位頗為英國化的馬內克肖。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有人報告説，馬內克肖公開地對考爾進行了尖酸刻薄的嘲笑，同時也講了一些對梅農很不尊重的話，這就為他提供了對馬內克肖及其一夥進行反擊的機會。

       如同考爾自己所講的那樣：　　 

       我們的某些高級軍官，慣於發表輕率的和有傾向性的言論，公開地反對我們的國家領導人，頌揚過去在印度的英國統治者。他們有時還暗示説，只有採取某種獨裁統治，才能使我國的事務擺脱混亂狀態。我瞭解到有關少數高級軍官反國家的輕率言論的具體案情——其中有些話是當着外國人的面講的。我把這些情況書面報告了……塔帕爾將軍，他轉達給國防部長，國防部長又上報給總理。　　 

       於是，就組成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來審理對馬內克肖的指控，指控是説他不遜地批評自己的上司和文職的領導官員，也就是説不忠誠。馬內克肖進行了鬥爭，軍事調查委員會指出他本來應該較為謹慎一些，同時不但宣佈他無罪，還建議應懲處那些指控他的人——當然不是考爾，而是那些把馬內克肖的一些話向上反映的下級官員。

       但無論如何，由於這次指控，馬內克肖的提升被壓下來了，而且如果沒有發生一九六二年的那次大潰敗，他會被迫退休，而退休時仍不過是個少將。 [ 投筆從戎注：後來(本書寫作之後)，第三次印巴戰爭中，馬內克肖在陸軍參謀長任上表現傑出，獲元帥銜。 ]　　 

       馬內克肖案件的教訓是清楚的，它對已經受到損害的軍官們的士氣和團結進一步產生了破壞作用。軍官們即使在朋友面前講話，也都小心翼翼；因為大家都很清楚，要想得到提升，唯一的途徑就是博得考爾及其一夥的好感。由於害怕告密而出言謹慎，再前進一步就是選詞擇句來討好軍職或文職的上司。使得高級軍官都變得不是奉承拍馬，就是唯唯諾諾，其代價之大，在後來邊界戰爭中得到了可悲痛的證明。　　 

       造成這一切的動機，倒不象它所產生的後果那樣清楚。考爾想當陸軍參謀長這一點是肯定的；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發生邊界戰爭，他就會接替塔帕爾將軍的職位。他是否還有更大的野心呢？一九六一年底某些印度的政治觀察家認為他是有的。

       當時，孟買的一家政論週刊《潮流》寫道：

       “考爾是個要當心的人物”，

       “他不但會當成陸軍參謀長，終有一天他甚至會當成印度的總理”。

       但提出這種預言的思想是含糊的。

       “尼赫魯對考爾將軍已經有了信任，並且認為他是可以用來抵制任何破壞軍隊紀律和瓦解民主政治的保證。……”但《潮流》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篇文章本身的矛盾，接着寫道：“如果尼赫魯想要指定一名繼承人的話，他甚至可能甩開所有的那批知名的老國大黨人，而不會反對選擇象考爾將軍這樣的非正統人物。”説考爾會按照憲法的程序被選為國大黨領袖，取得政權，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種提法是荒誕的；但當時關於考爾的前途的推測，更多地是考慮到：通過由他發動的或由於文官統治的總崩潰而產生的一次軍事政變，而使他取得政權。

       一個美國作家威爾斯·漢根(Welles Hangen)是這樣描繪這種可能前景的：　　 

       考爾可能把軍事統治強加給印度，而同時自己又小心地躲在幕後。他自己可以充當納賽爾式的人物，而由塔帕爾或其他年高德劭的頭面人物扮演納吉布的角色。……此外，考爾也不會是一個毫無吸引力的軍事統治者。正如他解釋自己同梅農的關係時那樣，説得頭頭是道，他也能夠巧妙地講一堆道理，使得印度民主政治的退位變得合理化。在這個暴風驟雨式的變革世紀後半期裏，他的登台表演，一定會比優柔寡斷的印度民主政治幹得更有勁頭，更為漂亮……他會成為一切秩序愛好者們的崇拜對象。　　 

       這種推測也有些牽強附會，這不只是由於在當時(在六十年代初期，該作家寫下上面這一段話的時候)，進行軍事幹預的可能性極小，還由於考爾的權勢來源於文官統治的本身，來源於尼赫魯和梅農對他的寵信，因而很不可能由他來領導一次軍事政變。如果説考爾要把自己的權力擴展到陸軍以外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話，但看來考爾本人還是很可能曾經產生這種念頭。

       上述這位作家基本上根據考爾對自己所作的高度估價寫下他對考爾的頗為讚賞的長篇描繪，他曾經引證説：考爾“象一般印度人那樣相信占卜而他的星佔則預言終有一天他將統治印度”。 

       [ 注：除了威爾斯·漢根對考爾的同情的描述外，還有兩種對考爾的描繪。一個就是馬諾哈爾·馬爾貢卡(Manohar Malgonkar)所寫的一部熟悉大戰期間和大戰後初期印度陸軍內情的小説(書名《遠方戰鼓》(Distant Drum)，Asia Publishing House 一九六O年出版)，書中的一個名叫卡馬拉·坎特(Kamala Kant)的角色就是影射考爾的，寫的是一個好搞陰謀，有政治野心的軍官，大戰年代擔任參謀工作，後來又回到步兵以謀求提升，之後又當上駐華盛頓的武官。他的描述筆調辛辣，是根據馬內克肖派的一名軍官的觀點寫成的。再就是考爾本人的自述，書名《沒有講過的故事》(The Untold Story)，內容毫不坦率，但卻頗有啓發性。該書是在他下台後為了進行自我辯解和指控他的批評者們而寫的，書中提到考爾的缺點之一可能是他對他自己的人品和作用作了不切實際的理解——這其中有些沃爾特·米蒂(Walter Mitty)的味道。 ]

        [ 譯者注：沃爾特·米蒂是美國作家詹姆斯·瑟克(James Thurker)所寫的一篇小説的主人公。書中的米蒂是個很平凡的小人物，但喜歡從事幻想，以逃避現實。他曾夢想自己變成了一個不起的大人物，過着煊赫一時的生活。 ]　　 

       梅農當時的動機也招致了懷疑。人們懷疑他要在陸軍中拉上一夥人，製造派系，以便為自己建立基礎，一旦尼赫魯死後，能夠從而爭奪政權；《印度斯坦時報》在蒂邁雅辭職事件發生時，曾提到：“梅農先生所選定的一批軍官秘密集會，認為武裝部隊將來有一天會奉命去執行一項政治任務，他們狂妄地把自己看成是必須為這種政治任務作準備的人。”但是，認為梅農為了自己的長遠打算企圖建立軍事基礎的假想，可能只不過是反映了人們當時對他的懷疑和厭惡之深；並沒有什麼證據足以説明他懷有超越憲政的野心。

       他自己又是很講現實的人，不會沉溺於這類夢想之中。看來，梅農是和尼赫魯一樣地委身於民主政體的；此外，他也是忠於這位總理以及總理的理想的。　　 

       與其説梅農是想替自己搞政變鋪平道路，不如講可能他是認為他在採取措施，以制止某些高級軍人搞政變。在印度政客們的頭腦中，一直對軍人不信任，甚至害怕他們發動政變——可能他們從來也不象西方政治學家那樣相信印度文官執政體制是無懈可擊和生氣勃勃的。

       梅農干預提升，把自己的人安插到重要崗位，不讓那些他特別不信任人出頭，他這樣做可能是為了分化陸軍最高指揮部，使之不可能策劃陰謀。如果對於蒂邁雅和維爾馬的指控並不完全是開玩笑的話，那麼，梅農及其文職的同僚們肯定是有些擔心某些高級軍官正在發展政治野心。　　 

       在考爾當上了參謀局長的時候，他對陸軍內部事務的影響是顯著的——但他還不能影響關於軍事開支或軍隊裝備給養短缺的解決。考爾利用了他同尼赫魯的關係，把陸軍方面的意見和警告直接向尼赫魯提出，但在這個問題上，他並沒有比那些通過慣常的途徑反映問題的同僚們取得更大的進展。這些問題必須從政治上去考慮，尼赫魯對於涉及外交政策的問題，當然寧願依靠他自己的判斷行事。

       因此，在聽取了考爾的意見之後，根據考爾本人的記載，尼赫魯講到：考爾和其他的一些將軍們“並沒有充分理解形勢。……無論是中國還是巴基斯坦，除了製造緊張之外，都不可能挑起一場[同印度的]戰爭，因為它們都有各自的問題需要解決”。還是前進政策的一條基本前提——就是認為中國人不會對它做出有力的反應。此外，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為止，考爾還強烈地支持與此有關的一個假想，就是認為在任何小規模的衝突中，印度陸軍都會擊敗中國部隊。　　 

       前進政策形成的時間，也就是説印度有一天要把巡邏隊和哨所推進到中國人所佔領地區這種設想變為實際行動的意圖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一九六O年初。但直到一九六一年底，這個政策才真正付諸實行。從開始採納這個政策到開始企圖貫徹這個政策，時間拖了這麼長，這反映出陸軍方面不願意實施一項軍事上絕對辦不到的方針。　　 

       印度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底時的政策，如尼赫魯在他同年九月的備忘錄中所提到的那樣，是維持邊境現狀，並審慎地避免任何“不只是大規模的、甚至是小規模的”挑釁。 [ 注：見第一章第二節 ] 這樣的政策也反映在當時陸軍總部發給各有關軍區司令部的指令中。十一月份，東部軍區接到指令，要讓全體官兵瞭解“我們必須避免同中國人進行實際的衝突，除非這種衝突的確是強加到我們頭上”，而且任何巡邏隊都不得進入距離麥克馬洪線二英里以內的地段——唯有哨所恰好建立在這條線上的地區(如兼則馬尼)除外。一九六O年二月，西部軍區接到命令，要他們大體沿着穆爾古(Murgo)、錯格斯察魯(Tsogstsalu)、波布朗(Phobrang)、楚舒勒、碟穆綽克一線建立據點，並阻止中國人進一步入侵。當時，印度方面認為中國在最西部的陣地是在克孜勒吉勒尕(Qizil Jilga)、迪拉山口(Dehra La)、薩木崇嶺(Samzungling)(地處加勒萬河畔)、空喀山口及庫爾納克堡(Khurnak Fort)等地；因此，即使印度人建立了上述據點，雙方隔開還有二十至五十英里的距離(碟穆綽克除外，該地距中國主要公路的南端不到二十英里)。　　 

       但陸軍即便對這樣有限的和防禦性的任務，也感到力量不足。當時在拉達克只有查謨和克什米爾民兵團  [ 注：這是一支在本地招募的輕裝備的部隊。這支部隊在一九六二年的戰爭中打得很出色，因而轉為正式部隊，並更名為拉達克偵察部隊(Ladakh Scouts)。 ] 的兩個營——既沒有正規部隊，也沒有支援火力。

       當時沒有通向西部邊境地區的公路，該地區內部也沒有公路。從斯林那加(Srinagar)到列城之間的築路工程，在一九五四年就開始了，四年之後又停頓下來，等候關於該工程開支方面貪污問題的調查結果。要到列城，只有一條騾子走的小道，或靠空運。列城和楚舒勒二地還有飛機跑道，而其他地方只能靠空投供應。當時根據西部軍區的估計，除了已在該地區的兩個民兵營以外，它還需要一個旅團(五個步兵營加上支援火力)。　　 

       提出上述要求一方面是根據這樣的情報：就是説中國在該地區已經集結了一個團的兵力(相當於印度的一個旅)，外加包括某些裝甲部隊在內的支援火力；同時中國的公路網已向前延伸得很遠，這也使中國部隊在供應和調動上都佔有很大優勢。西部軍區要求在一九六O年內調來四個營，在一九六一年再調來一個營。　　 

       一九六O年五月，國防部在克里希納·梅農主持的一次會議上作出決定，要陸軍在從什約克(Shyok)通向北面的古時商路上佔據陣地，並在儘可能靠近喀喇崑崙山口的地方建立一個哨所。在完成上述任務後，將試探沿奇普恰普河谷向東進行巡邏的可能性。在目前，要對未被佔領的地區進行巡邏；但部隊應避免衝突，如果同中國人遭遇，就向上級報告對方的陣地，而不要企圖趕走對方。這個決議可以説是朝着貫徹前進政策的方向作了某種試探，但還遠遠不是明確的和需要立即採取行動的訓令。　　

       這樣的訓令第一次出現在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外事秘書蘇·杜德(S.Dutt)簽署的一份文件中。文件指出：並沒有限制印度方面派出巡邏隊(尼赫魯在同周恩來的會談中，當然是避免了承擔這樣的義務)；所承擔的唯一義務是避免邊境衝突。因此，文件建議在西段應採取更加積極的巡邏政策；部隊應避開中國的哨所，如果在那些地區，根據已知的情況，中國人尚未立足，就應毫不猶豫地跨越中國主張線進入那些地區巡邏並建立哨所，但無論如何，仍應命令部隊不得對中國的哨所和巡邏隊使用武力。　　 

       這份文件送交給國防部，國防部又轉給了陸軍總部，但在以後的三個月內下達給部隊的命令中並沒有傳達這個精神。在杜德簽署了文件後的第四天，陸軍總部發給西部軍區的一份電報中事實上又重申了過去下達的命令。

       電報説，政府的政策是保持邊界的現狀，“堅守現由我方控制的，在國際邊界我們一方的陣地。至於説到有爭議的地區，則應維持過去一個時期來存在着的現狀”。根據這項政策，陸軍還必須“對於無爭議和(或)未被佔領的地區施行有效的控制，[並且]阻止對我國領土的進一步入侵”，電報接着寫道，“這在某些情況下就要求向前進行巡邏，並且在我們目前的防禦陣地的前方建立新的……哨所”。

       電文在關於實際行動部分的結尾，命令部隊必須避免同中國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只有在自衞的情況下才能開火。陸軍總部的電報，一方面反映了杜德的文件中要求在西段進行更積極的巡邏的措詞，同時又審慎地刪掉了它的核心，即要求印度部隊進入中國所主張的領土。陸軍總部的指令只提到“無爭議和(或)未被佔領”的地區——這就是説，是指那些在中國主張線以外的印度方面還沒有建立哨所或派遣巡邏隊進入的地區。　　 

       從一九六O年八、九月間陸軍總部下達的一些新指示中，可以推斷出印度政府曾催促軍方，要他們在西段的巡邏向前推進。訓令通知西部軍區，可以派遣巡邏隊進入中國所主張但尚未佔領的地區，“以便弄清楚中國入侵的範圍，[並且]保證不使中國部隊向至今尚未建立固定哨所的地區繼續推進”。這份電報規定要實施前進政策；

       但它是説可以做，而不是説必須做。是否派遣巡邏隊進入中國主張的領土，將由西部軍區根據戰術上和後勤上的考慮，斟酌決定。印度政府在發出指示時沒有充分考慮到軍事因素，因此，陸軍總部在執行政府指示方面顯然是採取了拖延的態度。　　 

       陸軍總部在向西部軍區下達上述新指示的同時，也向文官們提出了警告，指出政府所催促執行的向前推進巡邏的做法，在軍事上將招致嚴重的風險。在參謀局遞交給國防部的一份文件中指出：政府所要求的向前推進巡邏的做法，將招致中國方面的強烈反應，“可能使目前處於平靜狀態的國際邊界，變得沸騰起來”。它接着講到：運輸和給養方面的巨大困難，妨礙了增派新部隊，陸軍以其現有的有限兵力，將不可能有效地對抗中國的大規模入侵。(當時，蒂邁雅仍擔任陸軍參謀長，這份文件是由當時的參謀局長萊·普·森(L.P.Sen)中將執筆的。)　　 

       國防部把這個警告轉達給外事秘書，他就評論説：“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五月份做出的決議到現在還沒有付諸實行。”陸軍總部受到了質問，要他們解釋為什麼對政府的一項重要和緊急的指示，在執行上表現拖拉。　　 

       無論在當時或在以後的時候，文職人員——包括官員和政界人士在內——都沒有能夠理解後勤決定着陸軍的能力，而且沒有充分考慮對方做出反應的可能便制定政策。對於外交部、內閣秘書處和國防部的官員們來説，他們所認為是被中國非法佔領的西段領土問題，基本上是個政治問題，運用政治手腕就可以把中國人趕走。他們不象軍人們那樣，把前進政策看做是對一個比自己強大得多的國家所進行的軍事挑戰，而是把它看作一種微妙的外交手法的必要的和有形的延續。他們認為，採用和平的，甚至是非暴力的方法，派出巡邏隊巡邏有爭議的地區，並在這個地區插滿印度的旗杆，就可以不放一槍地——除了偶然發生的小衝突外——把阿克賽欽搞回來。

       文職人員們對軍人們的因循拖拉表示不滿，而且當陸軍總部及其下屬提出由於運輸和給養上的困難，文官們要求部隊執行的任務根本無法完成時，他們感到不快和不能理解。這一切不只反映了他們確信中國方面不會做出有力反應，而且也反映了他們對一切軍事問題的完全無知。一位曾任國防秘書的有聲望的印度文官説過：“印度文官們對軍事問題是完完全全無知的……這是一個不言自明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印度政府，包括文官和政界人士在內，對於軍事和技術問題都沒有經驗(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軍事和技術問題已成了英、美文官訓練內容的一部分)。

       印度文官對軍事和技術問題缺乏經驗，再加上國大黨政客們從印度獨立前承襲下來的那種對軍人的疏遠和不信任，很可以説明他們為什麼不能把政治上的決定同軍事上的因素結合起來，終於導致了邊境戰爭和印度的潰敗。 [ 注：印度人接受了這個教訓。在一九六五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短期戰爭中，政治和軍事領導之間就結合得很好。 ]　　 

       由於文職人員對軍事問題的無知而產生的更直接的後果，就是他們不理睬軍人們所提出的警告和異議，認為它們是別有用心的和毫不相干的，甚至指責軍人辦事拖拉、缺乏堅韌不拔的精神。一九六一年初，尼赫魯為了對付議員們的批評，在議會中聲稱：西段的軍事形勢已變得有利於印度。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