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輸在記者太多”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五）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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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華戰爭》

（五）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印邊界爭端第一次在麥克馬洪線上演變為真槍實彈的射擊(印方説印軍死一人傷一人)，與此同時，西段的局勢也是一觸即發。那年夏季，印度政府決定在列城東北的三個地點設置哨所，這些哨所距離中國地圖標出的邊界線還很遠。雖然如此，印度後勤供應當時還達不到這些地方。同時，印度政府決定派遣巡邏隊循羌臣摩河谷而上，前往拉那克山口，並在這個山口建立一個哨所。印度認為這個山口是邊界的標誌。這支由約七十名特種邊境警察 [ 注：一種類似阿薩姆步槍隊的準軍事部隊。 ] 組成的巡邏隊，在建立了其他哨所以後，沿着羌臣摩河谷而上，到達空喀山口時，遇上了中國軍隊——中國認為空喀山口是邊界的標誌，他們已先行到達了這個山口，並在那裏建立了哨所。十月二十日，印度的一個三人偵察組為中國軍隊扣留；第二天，經過激烈交火，印軍有九名被打死，七名被俘。

       中國方面也有傷亡，但大概只有一人死亡。雙方對空喀山口事件的説法，又是相反的。印度人報告説，他們遭到據守在山頂的中國軍隊的伏擊；中國方面説，印度軍隊遇到了一支中國巡邏小隊，企圖把他們抓走，接着就開槍，但被打退。被俘的印度士兵和巡邏隊長所作的聲明，證實了中國的説法。但是印度被俘官兵被釋放以後，又翻了案，説這些聲明是長時間的訊問逼出來的。這次又同朗久事件一樣，沒有確切證據足以説明哪一方的説法更接近事實真相。　　 

       但印度國內自然沒有人表示懷疑。在印度認為中國對朗久發動了無端的蓄意進攻之後，緊接着又發生了印度報紙稱之為“對印度警察部隊野蠻屠殺”的事件，這就使印度政界對中國的態度由猜疑轉化為公開的敵對。　　 

       印度的邊境政策，是由尼赫魯同外交部的官員們討論形成的；是通過在西段的高山荒原和麥克馬洪線南面的叢林裏調動巡邏隊和武裝部隊來執行的；是在同北京交涉中爭論過的；又是在印度議會里闡述、辯論和肯定過的。這出在邊境演出而以印度受到毀滅性打擊告終的武戲，和在外交上演出而以亞洲兩個最大的國家互相仇視而收場的文戲，統統在印度議會，特別是在人民院裏，通過舌戰反映出來。在一九五九年秋季朗久和空喀山口衝突事件發生以後的三年中，印度議會在同中國爭端的問題上化費了不下幾百個小時。在印度議會中演出了另一場更加微妙的戲劇。在這場戲中，尼赫魯壓倒一切的威望逐漸下降，最後隨着印度陸軍的慘敗而徹底崩潰。與此同時，立法機構也開始控制了行政機構。　　

       一九五九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選之間，在人民院的五百議席中，國大黨擁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席位。在巨大的拱頂議會大廈裏，下議院的會場呈半圓形，光滑的柱廊是英帝國建築藝術的傑作。議員座位排成扇形，好象半塊圓蛋糕切成一片片那樣。國大黨佔去了絕大部分，只剩下最後兩片留給了反對黨。用術語來講，印度議會中並沒有反對黨(根據人民院的章程，至少要有五十名議席才取得政黨的地位)，只有一些黨派的小組。

       當時，其中最大的是印度共產黨，有三十一席；其次是人民社會黨(Praja Socialist Party)，有十九席，它是從國大黨分裂出來的主要派系，幾年以前一些社會主義者脱離了國大黨，後來又四分五裂。其他的政黨都不足十席。儘管有幾個拼湊起來的小組織，那是為了便於爭取發言的時間和其他議會權利。新近成立的自由黨(Swatantra Party)，被認為代表不信教的民主派右翼，可能取代國大黨的地位。人民同盟(Jan Sangh)反映印度教的正統和反動勢力的意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是從左翼分裂出來的一個派系。共和黨人(Republicans)代表“不可接觸的人”。

       以上這些黨派和一些更小的黨派，加上許多獨立人士(Independents)，填滿了反對黨的其餘議席。反對黨的議員人數雖少，但他們同人多勢眾的國大黨唇槍舌戰，相當倔強。人民院裏最好的辯論家大多數出在反對黨方面。其中有阿恰裏雅·克里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他是前任國大黨主席，現在是人民社會黨的領袖。他往往從前排座位上站起來抨擊政府，特別是把目標集中在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農(Krishna Menon)身上；他的頑強態度和他的灰色長髮使人想起“古舟子” [ 譯者注：“古舟子”(the Ancient Mariner)是英國詩人柯立茲(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詩篇中的主人翁，這裏用來描述這個議員象古舟子一樣白髮蒼蒼和講話娓娓動聽。 ] 的模樣。

       阿索卡·梅達(Asoka Mehta)當時也在人民社會黨裏，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反共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蘭加(Ranga)教授是南方的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人，是自由黨的重要代表；還有米努·馬薩尼(Minoo Masani)，從前是個社會黨人後來轉變為右翼分子，表現了變節者所通常具有的那種狂熱；希倫·穆克吉(Hiren Mukerjee)教授是個議會里共產黨人的典型，講話文雅、準確有力，他警覺地捍衞共產黨的民權自由和議會權利。

       在獨立人士中，法蘭克·安東尼(Frank Anthony)是有英國血統的印度人團體的領袖和指定議員，也很傑出。他的發言懇切有力，有時象毛玻璃那樣既鋭利又閃光。他總是穿着一身整潔無瑕的西服，又能言善辯，因而顯得突出。這個時期，印度議會辦公和辯論絕大部分是用英語進行的，偶而也用印地語，那只是由於某個議員英語不行，或者更罕見地是由於他把講印地語看成一個原則問題。　　 

       人民院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反對黨派的頭頭們差不多都曾一度是國大黨黨員。他們和議會會場對面的政敵本來就是戰友。在印度獨立運動時期，大家都能擺脱政爭，至少當時彼此在政見上的分野不是那麼清楚。往日情同手足的聯想有時使議會內的交鋒增添了幾分怨恨，但也烘托出彼此相互熟識、不忘舊誼的心情。　　 

       在議會的執政黨這一邊，尼赫魯凌駕一切。他當時年已七十，但看不出來。他步履輕快，上樓梯一步跨兩級，只是在疲倦時，才顯出有些年邁駝背。儘管尼赫魯總是自作決定，或迴避決定，他對議會的首要意義卻銘記在心，一絲不苟。質詢時間他很少缺席，主要辯論他通常參加，而討論外交事務時他總是在場。

       但尼赫魯缺乏辯才，他發言冗長，講起話來很象是獨白，而不象是説給別人聽的。他從事議會活動是為了克盡職守，而不是出於個性愛好。尼赫魯倚仗他在議會中享有的支配地位，講起俏皮話往往帶有蔑視對手的味道——他常愛用“幼稚”、“孩子氣”等字眼斥責反對派議員。尼赫魯的權威是議員們公認的；事實上駕馭議會的，與其説是議長，不如説是尼赫魯。當議會陷入喧譁混亂而不聽議長號令時(就是在那些日子也常出現這種情況)，尼赫魯的尖刻聲調一下子就壓住了喧囂，恢復了秩序。　　 

       但是尼赫魯並不是絕對地支配一切的。這是由於他在基本上遷就議會的意願，特別是由於他要順從國大黨內部沒有露頭的但是強有力的反對意見而受到了一定限制。甚至前排議員裏也有這種反對勢力的代表人物。這些人當中包括當時的內政部長潘特(Pant)，他的昏憒的外表掩蓋着他的嚴酷的內心；財政部長德賽(Morarji Desai)，他自命為甘地的信徒；糧食部長薩·卡·帕蒂爾(S.K.Patil)，他是孟買的國大黨頭子，他當糧食部長的功績是獲得了據説是取之不竭的美國剩餘糧食的供應。魁梧的賈克吉凡·拉姆(Jagjivan Ram)是國大黨內信奉印地教下層的“不可接觸者”階層的頭子，他利用鐵道部長的職權促進他本階層的利益。尼赫魯的這類同僚們對他的做法時常深感不滿。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同尼赫魯狠鬥過，只是滿足於阻撓他，正如尼赫魯往往也只滿足於告誡他們一樣。國大黨的大批後排議員也是廣泛地反對尼赫魯的許多政策，雖然這種反對通常是隱而不露的。但是邊境問題給了這類國大黨員以機會和勇氣來直接攻擊尼赫魯，他們相信只要他們是為印度的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講話，他們就可以在議會中得到普遍的支持。　　 

       一九五七年以後擔任國防部長的梅農的席位緊靠尼赫魯總理背後。對那些不願直接攻擊尼赫魯的人來説，他充當了靶子。梅農比印度政府中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尼赫魯，同時由於梅農對大多數同僚採取了毫不掩飾的輕視態度，這就更加引起人們對他的忌妒。國大黨內支持梅農的人很有限，他在地方上沒有基礎(他出身於喀拉拉邦，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多半是在倫敦度過的)，國大黨左翼把梅農當作他們的首領，但是他們的勢力很單薄。梅農的權勢的真正根源是他同尼赫魯的友誼；只要總理給他撐腰，他就能對付國大黨內的許多政敵。但是梅農長期以來就在議會內遭到圍攻。當中國在阿克賽欽修成公路和朗久事件的消息透露出來的時候，正好又發生了陸軍參謀長克·斯·蒂邁雅(K.S.Thimaya)將軍辭職未遂的事件，因此羣情大譁，紛紛要求梅農辭職。 [ 注：這個事件經過詳見下章。 ]　　 

       尼·喬杜裏(Nirad Chaudhuri)是個對印度社會頗有見解但不饒人的分析家，他看出尼赫魯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頂不住比他更堅決的同僚……所以每當他覺得公眾情緒過於強烈的時候——這種感覺往往是錯誤的——他就屈從於……公眾的情緒。更有甚者，他這種由於錯誤的判斷而做出的讓步還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特點：他對那些他過去譴責過的做法，竟會反過來進行無保留的甚至是熱烈的鼓吹。例如，他過去對於印度教徒的反華叫囂時常表示不耐煩，甚至嚴加斥責；但當他終於屈從於對方意見之後，他的慷慨激昂的程度並不亞於批評他的人。　　 

       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議會夏季開會期間，印度反華叫囂的聲勢越來越大，隨着印度國內抨擊政府對華政策浪潮的不斷高漲，抨擊的範圍也不斷擴大。對印度政府的強烈攻擊，來自非共產黨的左翼，也來自右翼；攻擊的問題包括印度的不結盟政策，也包括了“空論家”的經濟政策；遭到痛斥的包括了政府處理外交事務的政策以及政府處理國內問題的政策。

       中印邊界爭端和政府對華政策，好象是一塊鏡片，把反對派形形色色的批評都透射出來：各種各樣的政策、態度和人物都受到責難。也許貢納爾·米達爾説得很對：“歸根結蒂，[批評者們的]真正目標是[尼赫魯所]支持的社會和經濟的革命；這批人過去就已不遺餘力地阻撓和閹割這場革命。”中印邊界爭端給印度國內批評尼赫魯的人一個把柄，他們利用了這個把柄來攻擊尼赫魯，這就必定使尼赫魯對中國人滿懷怨恨。在他看來，這場爭端的責任要由中國單獨承擔。　　 

       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度國內的反華情緒已經十分強烈——可是，這究竟意味着什麼呢？米達爾在評論印度國內反華情緒時，提出了這樣的重要論點：　　 

       必須牢記，輿論和態度上變化不定的潮流，主要是發生於人數不多的上層階級的集團裏，雖然在印度和在整個南亞都把這些人叫做“中產階級”，把他們的意見叫做“公眾輿論”。廣大羣眾，除了被煽動起來充當烏合之眾，參加暴亂和遊行示威，或者受到那些與國家大事無關的呼籲的誘騙，而充當投票人以外，很少參加政治活動。　　 

       在印度圍繞邊界問題形成的“公眾輿論”並沒有深厚的基礎。這種輿論主要反映在議會以及首都和某些主要邦的首府的報刊上(特別是英文報刊上)。隨着印度同中國的爭吵不斷加劇，印度公眾對這個問題的興趣也不斷增長，但只是在邊界戰鬥打響後，它才變成了中產階級(按照米達爾的説法)以外的人們所關心的事。 [ 注：本書凡提到“印度的反應”或“印度的輿論”時，應當看作是對人數不多的政界的簡便提法。 ]　　 

       到了八月，印度政界人士對北部邊境的憂慮和激動情緒日益增長。報刊登了很多關於中國部隊就在緊靠麥克馬洪線北面進行集結的報道。在短促的夏季開會期間，議會里曾有人對於印度商人在西藏所受待遇問題提出質詢；到了八月中旬，又有人就所傳中國在談論“解放”錫金、不丹、拉達克和東北邊境特區的問題提出質詢。這使尼赫魯表示印度有責任援助不丹——尼赫魯的這一聲明立刻遭到不丹首相的反駁，他指出不丹不是印度的保護國，而且印度-不丹條約裏也絲毫沒有提到防務問題。八月二十四日人民院提出了緊急動議要求討論“由於中國共產黨對印度的敵視態度所引起的嚴重局勢……”。　　 

       尼赫魯對中印關係的態度，到此時為止，仍然是積極的和有分寸的。對印度國內不滿中國在西藏採取行動的呼聲，對某些擔憂中國對印度不懷好意的看法，他都表示同情。但是他在五月間對人民院説：　　 

       不論是從長遠的角度或是從短期的角度來看，中國同印度應該做朋友，應該合作，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這倒不是説兩國應當走同一條道路，但是誰也不應該擋住對方的路；兩國不應當彼此敵對，那樣做對印度和中國都沒有好處。……中印兩國雖然制度不同，但不要相互仇視，這是符合兩國利益的。　　 

       幾乎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他沒有把有關中印邊境爭端的任何情況告訴議會；他從沒有提起經過阿克賽欽的公路問題，也沒有提起北京對解決整個邊界爭端問題持有同印度相反的態度。——這一回他很好地保守了機密。這還不僅是一個保密的問題。當議員們嗅到邊界爭端的氣味時，尼赫魯毫不猶豫地轉移了議會的視聽。

       八月間一名阿薩姆的反對派議員質問説，中國是否最近曾通知印度，説它認為“麥克馬洪線由於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批准，已經不能視為國際邊界，而且由於它只是英國人所製造的，因此應當對這條線進行某種方式的重劃”。這項提問可以説是一月間周恩來的第一封信內容的公正的概括；但尼赫魯卻回答説：“沒有，先生。我們現在或在此以前都沒有接到這類通知。”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再也瞞不過去了。　　 

       八月二十八日晨各報都刊登了三天前發生的朗久事件。中國修築通過阿克賽欽公路的事，也走漏了風聲。於是印度議員羣集議會，要求提供關於這兩樁事件的情況。尼赫魯冷靜地證實説有這麼一條公路“穿過了我國東北拉達克領土的一角”，並且告訴了議會印度政府是怎樣獲悉這件事的。

       尼赫魯指出，在西段“從來沒有標過界，但是當時的政府經過大致的勘測定下了一直為我們所接受和承認的那個邊界”。雖則他對西段邊界的爭端一般的是加以縮小，但他的結論是“在一、兩處地方，過去和現在都存在着中國侵略的事例”。

       在談到麥克馬洪線時，他敍述了朗久事件的經過，講到中國政府聽信了中國邊防部隊的説法，而他自然寧願接受印度邊防部隊的説法。接着他就概括了他對整個邊境問題的態度。他説，一些細小的邊界衝突和分歧應當通過談判加以解決，這些問題是長期懸案，不過是“這裏或那裏一英里左右的牧場”的問題，而儘管“我們認為我們是對的，還是讓我們坐到會議桌旁來加以解決”。但是，“中國地圖把大片印度領土抹上[屬於中國的]顏色”的做法，“牽涉面就很廣了”，就是“顯然完全不能接受的了”，而且也是不容“討論的問題”。　　 

       幾天以後，尼赫魯在人民院裏對他的態度又作了更為詳盡的説明。他説，中國一直説在朗久進行侵略的是印度：　　 

       現在，這個村莊或者那個村莊或者這一小片領土究竟是在他們一邊呢還是在我們一邊呢，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一般説來，只要這些糾紛是比較小的糾紛，我的確認為，如果兩個大國——或者兩個小國——立即衝上去掐住對方的脖子來決定這塊兩英里的領土究竟是在這邊還是在那邊，特別是如果這塊領土是高山上的無人居住的兩英里的領土，那是相當荒唐可笑的。但是，當事情牽涉到國家的威信和尊嚴的時候，那就不是兩英里的領土了，這裏牽涉到的是國家的尊嚴和自尊心。因此就發生了這種事情。但是，我不希望——只要我能做到——把這個問題弄到任何一國都別無他法——因為這裏牽涉到他們的民族尊嚴——而只有訴諸武力的地步。　　 

       中國政府繼續出版一種地圖，把東北邊境特區的一半、阿薩姆的三分之一和不丹的三分之一畫得好象是屬於中國的地方，這是非常不相宜的，非常不適當的。這的確是一種冒犯……但是在(中國)大體上接受麥克馬洪線之後，我準備討論對麥克馬洪線的任何解釋，在這裏或那裏的次要部分的解釋，——這是不同的問題——不是這些大塊領土，而是次要部分的解釋，究竟這個小山是在這裏，這塊小地方是在那邊或這邊，都根據事實，根據地圖和現有的證據來確定。這是我準備同中國政府討論的。我準備着接受任何和解的、調解的辦法來考慮這個問題，我準備在他們或者我們——不管是哪一方——提出異議的時候，由雙方所同意的權力機構就這些次要的修正進行仲裁。這是一個不同的問題……我這樣説是由於我並不採取那種狹隘的態度，認為我説的都是對的，別人説的都是錯的。但是必須接受總的麥克馬洪線，就我們而論，它是存在的，我們接受它。　　 

       尼赫魯接着又談到西段的問題，他説，“關於拉達克，情形有所不同”。他解釋説麥克馬洪線並沒有延伸到那裏(許多印度議員當時對邊境地理也是稀裏糊塗的)，而且這段邊界是一八四二年古拉布·辛格和西藏人之間簽訂的條約已經規定了的——尼赫魯還錯誤地講到中國皇帝也是簽約的一方。 [ 注：關於一八四二年條約，見歷史引言。不僅中國沒有參加締結該條約，而且據在簽約幾年以後為印度總督調查該案的英國官員説，西藏政府也沒有參加締結該條約。 ] 他説，“沒有人曾對這一點提出異議，現在也沒有人對它提出異議”。　　 

       但是拉達克同西藏之間的實際邊界並沒有仔細地劃定過。這條邊界是由到過那裏的英國軍官在某種程度上劃定的，但是我頗為懷疑他們是否進行過仔細的勘測。他們把線標了出來。這條線一直標明在我們的地圖上。他們這樣做了。由於那裏並沒有人居住，這沒有多大關係。當時沒有人注意它。　　 

       這個時期尼赫魯在議會里關於西段問題的發言，不但含糊其詞，而且是探討性的：　　 

       這個問題是複雜的，但是我們一向認為拉達克地區是個不同的地區，並且就邊境來説——如果我可以這樣説的話——是個比較含糊的地區，因為確切邊界線根本是不清楚的，不象麥克馬洪線那樣……這塊地方，阿克賽欽地區，在我們的地圖上無疑是[屬於印度的]，但是我把它同其他地區完全區別開來。究竟拉達克地區的哪一部分屬於我們，哪一部分屬於別人，這是一件可以爭論的事。這件事決不是一清二楚的。我必須坦白告訴議會。它是不清楚的。我不能對一樁不但是在今天，而且是一百年以來都存在爭議的事情隨意採取行動。對於這塊領土的所有權一直存在爭議。……它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我不能説這塊領土的哪一部分可能不屬於我們，哪些部分可能屬於我們。問題是，在那個地區從來沒有進行過任何劃界工作，它是個有爭議的地區。　　 

       尼赫魯雖然指出關於中國公路所通過的那片領土的所有權確實存在疑問，從而擋住了議會內部要求把阿克賽欽的中國公路“炸掉”的主張。但是，尼赫魯寫給北京的信件卻沒有表現出這種不懷成見的態度。在信件中，他堅持説阿克賽欽歷來是印度領土，説印度所主張的西段邊界以及麥克馬洪線，“歷來是(印度的)歷史疆界”。　　 

       尼赫魯關於西段邊界的探討性提法，即使在他對國內的講話中，也沒有持續多久。自從印度外交部歷史司司長斯·戈帕爾博士從倫敦回到印度以後，尼赫魯就改變了提法。戈帕爾並不是一個高級官員，但是受到尼赫魯的尊重(他是當時印度副總統拉達克裏希南(Radhakrishnan)博士的兒子)。他被派往倫敦查閲英國外交部和前印度事務部檔案中關於印度北部邊境的材料。他行前沒有得到什麼訓令，只不過尼赫魯曾明白告訴他，他的任務是置當前的一切政治考慮於不顧，去作一番關於歷史證據的客觀評價，然後回來彙報。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戈帕爾報告尼赫魯説，印度對阿克賽欽地區的要求顯然比中國的主張更為有力。他向尼赫魯總理詳細介紹了引導他作出上述結論的歷史證據，尼赫魯同意了他的意見。前面講過，長期以來印度政府的政策就是麥克馬洪線不容重新談判，到了一九五四年尼赫魯又把這條原則擴大到北部疆界的其餘部分，並説這些地段的邊界也是“不容同任何人進行討論的”。現在戈帕爾的報告肯定了尼赫魯的上述方針，並顯然消除了在此以前他對印度在西段邊界主張的可靠程度所持的保留態度。　　 

       似乎當時尼赫魯的一些內閣同僚和顧問，對尼赫魯從戈帕爾報告中得出的印度對華政策的結論，感到有些不安。當時，尼赫魯正在讓內閣的外交事務委員會 [ 注：由尼赫魯、潘特(內政部長)、德賽(財政部長)、梅農、拉爾·巴哈杜爾·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工商部長)、A·K·森(A.K.Sen)(司法部長)等人組成。 ] 詳盡地瞭解印度如何處理同中國的爭端問題，戈帕爾把他調查的結果向該委員會作了口頭報告。

       梅農後來對戈帕爾表示異議，他説對待邊界協議的問題不能根據這種歷史上的態度行事，真正需要的是政治上的決定。內閣的其他部長也明顯地感到：業餘歷史學家尼赫魯和職業歷史學家戈帕爾這兩個人正在把印度政府帶上了錯誤的道路，他們也向戈帕爾表示了他們的疑慮。但是，向戈帕爾提意見，那是找錯了人，他無權決定政策。而且內閣中誰也不準備站出來同尼赫魯針鋒相對。　　 

       如果尼赫魯當初認為同中國協商解決乃是印度的利益所在，並對戈帕爾作出相應指示，戈帕爾也就會為西段邊界線的妥協方案找出歷史根據——其實，一八九九年馬繼業-竇訥樂線就是一條現成的妥協界線。但是，這個時候，尼赫魯對中國的公開評論有了明顯變化，這種變化清楚地表明：由於他認為北京在邊界問題上採取了傲慢專橫的態度，因此對中國滿懷怨恨和猜忌。　　

       尼赫魯認為，各國政府之間如要維持良好關係，根本的一條是要互相尊重。九月初他在議會中講到，“如果你是軟弱的，如果你被認為是一個軟弱的國家，就不會有自然的友誼。在弱者和強者之間，在企圖欺侮別人的國家和甘願受欺侮的國家之間，不可能存在友誼。……只有在人們多少是平等的，在人們互相尊敬的時候，他們才是朋友。國家也是如此”。

       在尼赫魯看來，邊境事件和兩國外交交涉都説明了中國非但沒有履行他的那種關於友誼的規定，反而利用邊界問題建立壓倒印度的優勢，甚至是支配地位。他在談到朗久事件時，順便表示過這個看法，説中國也許有意那麼做，“讓我們懂得自己是老幾，……不要自以為了不起”。幾天以後，他又加重了這個指責。他問道：“今天中國正在出現怎樣的情況呢？……我並不願意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在他們的言詞中，在他們對待我們的行為中，在他們所做的許多事情中，都表現出自恃有力量的盛氣凌人的態度。”中國想要欺侮印度：　　 

       象印度和中國這樣兩個大國，為了佔有幾座山峯——不管這些山峯是多麼美麗，——或者為了佔有幾乎是荒無人煙的某些地區，因而發生一場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那將是極其愚蠢的。

       但各位議員都知道，並不是這樣。當這種衝突發生的時候，就擾亂了我們內心的信念，傷害了我們的自豪感、我們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等等。……所以，這不是一、二英里或者十英里甚至一百英里的問題。這是比一百英里或一千英里更加寶貴的東西，它是一種把人們的感情引導到更高水平的東西。今天在印度發生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情況。……這並不是為了一塊領土，而是因為他們感到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他們受到了中國政府相當隨便的對待，而且中國還企圖欺侮——如果我可以用這個字眼的話——他們。　　 

       尼赫魯的這番話似乎是在説別人，但是很明白，他也是在説自己。他悄悄放棄了他早先的態度——過去他認為邊界問題並不是危及民族自尊的重大問題——而現在的説法則似乎是問題已全面地、理所當然地涉及民族尊嚴。這就促使他採取誇張手法。如果出自別的政客之口，他無疑會斥責這類話是蠱惑人心。他説，中國要別人把喜馬拉雅山當作一件禮品奉送給它，而他又把喜馬拉雅山形容為“印度的王冠”，是印度的“文化和骨肉”的一部分。從這類講法出發，很自然就得出結論説：這一領土要求使“印度或幾乎任何一個印度人都接受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後果如何”。

       他指責中國是根據一種“自恃有力量的盛氣凌人的態度”行事的，承認他自己對“中國人的心理”茫然不解，並暗示中國也許是得了妄想狂的病症。儘管尼赫魯是以他那種慣常的語調講這番話，聽起來象是漫談、沉思、又很冷靜，而且不時告誡他的同胞要記住甘地，切忌發怒，但是這並不能減少他這番話的煽動性。　　 

       尼赫魯的講話是帶着明顯地受到傷害和感到憤慨的強烈心情。他感到中國對印度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沒有給予應有的尊重——他説，他們忘記了，“印度並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國家，即使它講話的語氣可能比較温和”。尼赫魯之所以有這樣的反應，其因素之一無疑是他個人方面的，而且這也許是一個強烈的因素。

       印度的全部外交政策都是尼赫魯的政治個性的延續，但是印度外交政策中沒有哪一部分比對華友好更加顯著地同尼赫魯個人聯繫在一起。他曾經因為對華友好而長期受到國內批評者的攻擊。現在這些批評者興高采烈地説，他們過去早已告誡過他的。尼赫魯除了蒙受這番使他的政治地位削弱的恥辱之外，還感到中國人特別是周恩來辜負了他。　　 

       尼赫魯受到傷害的感覺究竟有多麼強烈，可以從它的後果加以估量。那就是把直到那時為止印度外交政策的一個關鍵因素，即同中國友好合作的政策，倒轉了過來；這項政策不但一向是尼赫魯最得意的政策，而且從印度利益各個方面考慮，它也是一項健全的、必不可少的政策。現在，印度竟因對中國在邊界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感到忿怒和怨恨而予以放棄，這就説明尼赫魯時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是同尼赫魯個人的自尊心或者他個人的威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尼赫魯對華態度的轉變是突如其來的，這同兩件事有聯繫：第一是朗久衝突(尼赫魯不顧這場衝突是印度的已承認的單方面修改麥克馬洪線而造成的結果)；第二是接到周恩來的一封長信。　　

       這封信於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發出，是對尼赫魯六個月前的一封信的回答。這封信證實了印度對於中國在邊界問題上的態度的疑慮和憤慨。周恩來以顯然不如他前一封信那樣親切的語調，重申了中國的基本觀點：即中印邊界是從未經過正式劃定的。他批駁了尼赫魯提出的關於西段的一八四二年條約和關於東段的西姆拉會議就等於劃定了邊界線這種論據；他指出中國並沒有參與一八四二年條約——而且這項條約根本沒有具體規定邊界的位置——麥克馬洪線甚至也不是西姆拉會議本身的產物，而且這條線從來沒有得到歷屆中國政府的承認。 

       [ 注：周恩來寫道：“同你在來信中所説的相反，所謂麥克馬洪線從未在西姆拉會議上加以討論過，而是英國和西藏地方當局的代表，揹着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於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條約簽訂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換文的方式決定的。這條界線，後來是作為西藏同中國其他部分之間的界線的一部分，標在西姆拉條約的附圖之上的。……至於西姆拉條約，當時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就沒有正式簽字……”如前所述，這是關於麥克馬洪線起源的一個精確的概括。 ] 

       他爭辯説，在麥克馬洪線以南直到山腳下的所有領土都是屬於中國的，這片領土有五萬六千平方英里之大。他問道：“中國怎麼能夠同意強迫接受這樣一個喪權辱國、出賣領土，而且這塊領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線呢？”至於西段邊界，中國地圖標明拉達克是中國領土，他認為這就是邊界的習慣線。　　 

       周恩來再一次聲明瞭中國政府的主張：應該通過友好協商，考慮到歷史的背景和當前的實際情況，尋求對雙方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在此以前，雙方應該遵守邊界現狀，對於具體的零星地點的爭執，還可以通過談判達成臨時性的協議。　　 

       他説，中國曾經期望，因為印度和中國一樣都是長期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本來應當對中印邊界問題抱有一致的看法，“採取互相同情、互相諒解和公平合理的態度”。但是，與此相反，“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英國對中國西藏地方執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根據”。

       更嚴重的是，印度政府對中國政府施加“種種壓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印度不承認中印邊界未經劃定的事實，力圖從“軍事、外交和輿論等方面對中國施加壓力，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印度的企圖是要把自己關於邊界問題的片面主張強加於中國方面”。這種企圖是永遠不能實現的，而且這樣做，除了損傷兩國的友誼，使邊界問題複雜化、更加難於解決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結果。周恩來最後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軍隊和行政人員”。他説印度如果採取這樣的一個措施，“籠罩着兩國關係的陰雲也會迅速消散”。　　 

       新德里認為這封信幾乎是毫不掩飾地對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的整個東北邊境特區提出了要求——根據尼赫魯的説法，“要印度或幾乎任何一個印度人接受這項要求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後果如何”。如果説印度方面對這封信理解錯了——有證據説明它是理解錯了——中國也必須承擔部分責任。

       周恩來以前保證過，一旦舉行談判時，中國會接受麥克馬洪線；但在這封信裏，上述保證幾乎看不到了，它縮小為解決邊界問題時應當以“當前的實際情況”作為依據的提法。他還大大誇張了西藏/中國過去到達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部落地帶的範圍。

       事實上，西藏/中國過去除在達旺地區以外，對該地區的某些較大的山谷僅進入幾英里之遠，但周恩來現在説中國的行政管轄達到了整個部落地帶。這種説法，同印度主張麥克馬洪線只不過是使以前的“自然的、傳統的、種族的和行政的邊界線”合法化的説法一樣，也是帶有傾向性的。可以看出，雙方此刻都堅持把事實上是一片無人地帶説成是一直處於它自己的管轄之下。　　 

       在新德里看來，周恩來的信件，如尼赫魯不久後所講的，是等於“[中國人]對一個想同他們友好的國家確實不講信用”。但是如果對這封信加以分析，聯繫到寫這封信前後中國發表的多次聲明，聯繫到寫這封信時北京方面對中印關係的狀況的看法，説明周恩來的本意也許是表示中國對邊界問題的基本態度並沒有變化。

       寫這封信的時候，由於西藏叛亂以及印度同情叛亂分子的叫囂已經使中印關係變得十分緊張。北京懷疑印度已經從同情進而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容許他們從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庇護所竄回西藏進行襲擊，並且讓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特務在噶倫堡自由活動，偷運破壞分子、武器彈藥進入西藏。當時在印度爆發了強烈的反華情緒，甚至有人號召進行戰爭。

       尼赫魯雖然在此以前大體上維持他的友好的、平靜的語調，但也公開同情西藏叛亂分子。當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剛剛在一個山區避暑勝地住下時，尼赫魯馬上就去拜訪他，大肆宣傳，以表示對他的同情。這就很清楚，印度將不再遵守它不讓達賴喇嘛從事政治活動的保證。達賴喇嘛在六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佈了成立西藏流亡政府。

       關於邊界問題，尼赫魯不但排除了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的可能性，而且對一塊切斷了新疆和西藏間唯一的陸路交通線的領土提出了斷然要求。更有甚者，在麥克馬洪線和西段，印度軍隊都在向前推進：在兼則馬尼、朗久和塔馬頓三地，越過了地圖所標明的麥克馬洪線；在西段的班公湖附近，另一支印度巡邏部隊於七月間為中國所捕獲(那時空喀山口事件尚未發生)。把上述的一切都加在一起，從北京的觀點來看，似乎已足夠説明周恩來為什麼要使用冷淡和指責的語調。

       他説印度力圖“把它關於邊界問題的單方面要求強加於中國”。這種推斷並沒有錯，雖然尼赫魯一定會認為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甚至是荒唐的，然而實際上印度正是這樣乾的，而且它還要繼續幹下去。　　 

       但是周恩來也重申了中國的基本立場，説根據“當前的實際情況”和歷史背景，能夠在邊界問題上達成對雙方“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他拒絕接受麥克馬洪線，但實質上説話留有餘地：他問道，中國怎麼能夠同意“被強迫”接受這樣一條非法的邊界線呢？——仔細體會，它包含這樣一種意思：如果不加以強迫的話，中國就可能接受這條線，不管它非法與否。在以前的會談中，周恩來自然親口向尼赫魯保證過，在這種情況下麥克馬洪線將會被接受的。但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卻沒有心思研究周恩來信件中字裏行間的含意，而只是從中找到證據，説明印度不能不應付如尼赫魯所説的“一個強大而又是侵略的國家”。　　

       尼赫魯照此寫了回信。他表示“非常驚異和傷心”。他長篇大論地辯解説，印度所要求的邊界線“一直是歷史形成的邊界”，邊界的每一段都已由“歷史、地理、習慣和傳統”所確定。他接着説，“誠然，中印邊界並沒有全線劃定”——這顯然是證實他幾天以前在議會里承認西段邊界從來沒有正式劃定的説法，但是，接着他又説：“事實上中印邊境許多地方的地形使得這樣在地面上用實物標界成為不可能。”這就是示意他所説的“劃界”就意味着“標界”。這樣一來，尼赫魯實際上勾消了他所承認的西段邊界的未確定性，並恢復了他以前的立場——即邊界線的全線都已確定；印度説邊界在哪裏，它就在那裏。(在國內，尼赫魯就説人家過去對他的話“斷章取義”，從而收回他承認過的話，並宣稱“不論是東段或者是西段，印度的邊界都不是未確定的。”)　　 

       印度給北京的一連串的外交照會中以及尼赫魯給周恩來的信件中，都提出了印度的論點。這些論點應用於東段和西段這兩個主要的爭議地段上，具有不同的性質。就麥克馬洪線而論，印度的第一道防線就是這個論點：產生這條線的是英國和西藏之間的換文，“按照公認的國際慣例，英藏換文必須被認為對中國和西藏都具有拘束力”。

       印度為了維護這個論點，就乾脆把中國並沒有參加英藏之間的秘密換文這個中心問題一筆勾銷，並且無視中國在一九一四年及此後一直明確拒絕西藏和英國之間的任何的和所有諸如此類的協議的事實。不但中國人，而且印度外交部的官員和歷史學家們，無疑還有尼赫魯本人，都同樣清楚，印度的説法歪曲了西姆拉會議的實際情況。但是印度政府早已認定，同中國舉行談判解決邊界問題會危及印度的利益。這不僅是由於印度預料到不管中國事先作出什麼樣的暗示，在這樣一種邊界談判中，中國將提出大幅度的恢復失地的要求；還由於印度認為同中國達成任何邊界妥協都是無法接受的，因為它將標誌着印度不得不從原有立場後退，那樣一來，將把印度降到亞洲的二等國地位。但要拒絕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唯一合理的根據就是提出邊界線事實上已經劃定的論點，於是印度就據此進行爭辯。當然，印度這樣做，並不是為了説服中國，而是為了爭取國際支持，而當時世界各國都在注視着中印之間爭論的發展。　　 

       印度論據的第二道防線是聲稱麥克馬洪線從來不是一條新的邊界線，它只不過是“這個地區的自然的、傳統的、種族的、和行政的界線的正式體現”。按照印度的説法，這條早已存在的邊界的確十分古老；他們聲稱這條線“和它現在的位置大致一樣，已有將近三千年的歷史”。

       印度人為了給他們的主張找根據，就引證《奧義書》(Upanishads)、《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羅摩衍》(Ramayana)[ 譯者注：《奧義書》是印度古代哲學論叢之一，吠陀聖典的一部。《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是印度古代兩大史詩。 ] 和印度文學的典籍。印度對中國説，多少世紀以來，“喜馬拉雅山的天險就是印度精神的奮鬥所向”。這一套論調在印度人聽起來倒是津津有味，尼赫魯也經常提到喜馬拉雅山在印度思想中的地位，並把它看作邊界爭端中的一個因素；

       但是這一套對中國人卻不起作用。他們説，“神話故事不能引用來作為印度對於邊界要求的根據。” [ 注：印度從印度經典著作裏尋找根據，連篇累牘地摘引原文，使得研究者們望而生畏，除非他們自己對於這些東西也具有淵博的知識。

       卡爾加里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的菲爾德(A.R.Field)教授在仔細研究了印度這方面的論據以後，得出的結論是：印度政府堅持主張“為多年傳統和習慣所肯定的古老的證據，可以作為邊界的基礎”，是“犯了嚴重的錯誤”。印度的這種論據似乎同寇松説的下述情況相似，就是“一種所謂天然的疆界……亦即各個國家由於野心、利害得失，或者時常是情感上的理由，而提出應當是屬於它的天然的疆界”。寇松的結論是：為了實現這類疆界所作的嘗試，“曾經是造成多次戰爭的原因，而且是造成歷史上幾次最悲劇性的興亡的原因”。 ]　　 

       印度為了證明中印邊界已經是“確定下來了，沒有必要進一步或正式劃定”而蒐集的大量論點，是以頑固的訟師的手法提出的。印度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説服中國，就象律師在法院為一個案件辯護，也不是為了説服對方一樣，因為對方對案情的瞭解大約同律師一樣清楚。

        到了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給北京的照會剛剛遞交後就立即公佈，而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公開外交，使外交照會不可避免地變成了宣傳手段。正如尼赫魯後來所説的那樣：“我的目的是，或者把對方爭取過來，或者削弱對方，使它在本國輿論、世界輿論和我本人的看法裏站不住腳”。他説，這是“通常的做法”。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樣。這不能歸咎於印度，而只能歸咎於瞭解情況的世界公眾；他們好比法庭的陪審員，這些人把印度的論辯看作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學者的探討，而沒有看出它是律師辦案的手段。　　 

       關於西段，印度的論點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在東段，印度的立場就是説麥克馬洪線是事實上的邊界，而且從國家利益的任何方面考慮也必須是這樣，於是為此目的就拼湊起各種論點。但在阿克賽欽地區，印度深信他們的領土要求比中國的主張具有更加有力的歷史根據。這種信念，基本上是建立在戈帕爾博士的報告的基礎上的。他一直是負責和提出印度方面的歷史論據的人。　　 

       印度在反駁中國關於“傳統習慣線”的提法時的論據最為有力。從細節上看，中國為他們在地圖上所畫的線提出的論據軟弱無力；印度卻能列舉很多證據，指出中國的主張向西面伸得太遠。中國反駁説，由於邊界從未劃定，任何“傳統習慣線”自然只能是含糊的，只有在進行了印度認為不需要的劃界和標界手續以後，才能求得精確。

       印度聲稱，他們所主張的邊界，就是一條已經完全確定的國際邊界。如果説中國所提出的傳統習慣線的論據不是很有力，那末，印度為支持自己的主張所可能提出的論據也是薄弱的。印度雖然可以引證説，在不同時期崑崙山脈就是這一地區中國領土的南部界限，但是，他們拿不出任何證據來證明印度的或是英國的行政管轄曾經達到崑崙山。阿克賽欽實際上是一片無人地帶，從來沒有誰劃過一條穿過它或繞過它的邊界線。這樣的一條邊界線，要留待中國和獨立的印度來劃定。　　 

       在爭論中，印度對待一八九九年馬繼業-竇訥樂線的態度是很奇怪的。前面講過，這條線是英國向中國提議過的唯一邊界線；根據這條線，中國在五十年代修築公路所通過的地段，是在中國一面。但是印度堅持對一八九九年線的含義作反面的解釋。 

       [ 注：關於印度方面關於一八九九年方案的錯誤説法，可參閲：《官員報告》，第55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照會(白皮書II，第25頁)；一九六O年二月十二日照會(白皮書II，第87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照會(白皮書II，第22頁)；還有尼赫魯的這封信(白皮書II，第36頁)。 ] 

       例如，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魯在致周恩來的信中聲稱，一八九九年線“無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賽欽全部地區是處在印度境內”。

       ——而事實真相恰恰相反。看來造成這個錯誤的原因，只能是由於查抄檔案裏的英國照會原文時的筆誤所造成的。 [ 注：一八九九年方案所主張的邊界線，是“沿着拉宗山脈而行，直到它同從崑崙山向南延伸的一條支脈相匯合”。(見歷史引言注)可是按照印度的説法，這個方案卻變成主張“沿崑崙山脈”畫一條線了。 ] 這可能只不過是個細小的失誤，但後果卻很深遠。　　 

       尼赫魯在給周恩來的覆信中，在詳細反駁了中國的基本立場——即中印邊界從來沒有劃定過——並且拒絕通過談判來完成這項任務之後，轉而談到中國提出的在邊界問題解決以前現狀應予維持的建議。他説，“我們也同意”，但接着又把問題搞混：“同時雙方都應該尊重傳統邊界，任何一方都不得試圖以任何方式改變現狀。此外，如果任何一方已經越過傳統邊界侵入另一方的領土時，應當立刻退回到邊界的自己一側”。

       這樣，(當尼赫魯的信件根據上下文應該使用“但是”字樣時，他卻用了“此外”)尼赫魯再一次提出了印度關於恢復原狀的要求，這實際上是變相地要求中國單方面撤退。他聲明説，“不存在……撤退任何印度人員的問題”。

       尼赫魯接着還明確提出印度方面的一個新條件：“除非中國軍隊先從他們目前在傳統邊界的印度這邊據有的哨所撤出，並且立刻停止進一步的威脅和恐嚇，談判是不會有成效的”。

       當時梅農在聯合國也提出同樣的論點，他堅持要求“在舉行任何談判以前，中國軍隊必須從現在被中國所控制的地方撤退”。這個主張又變成印度立場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　　 

       除非中國改變態度並屈從於印度的要求，尼赫魯的這種作法就給達成協議的可能增添了新的障礙。但在當時，尼赫魯事實上還是遵循着一條比印度外交文件的語調所表達的態度要慎重得多的方針。

       印度警告北京，説印度邊境部隊已奉命使用武力擊退“越境者”，乃是虛聲恫嚇。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尼赫魯口述了以下的指示：　　 

       甲、除非衝突確實強加到我們頭上，我們必須避免實際衝突。就是説，我們必須避免軍事衝突，不只是大規模的，甚至是小規模的。我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開槍，除非確實遭到射擊。　　 

       乙、萬一任何中國武裝部隊進入我方，應當叫他們回去。只有在他們開槍時，我方才可還擊。　　 丙、[此段對楚舒勒地區作了詳細指示]。　　 

       丁、在阿克賽欽地區應當大體維持現狀，因為我方在那裏未設哨所，而且實際上很難到達這個地區。任何涉及該區的問題，只有在時機成熟時聯繫整個邊境的更大問題方可予以考慮。目前我們只好暫且容忍中國對拉達克的東北地區的佔領和他們通過這個地區修築的公路。　　 

       戊、對我方邊境人員總的指示是要他們避免採取任何挑釁行動，但是必須堅守邊界線的我方一邊，不容許被對方輕易趕走。　　 

       己、我認為中國部隊不至對這一段邊境採取侵略的方針——即企圖進一步深入我國領土。如果他們採取這樣的行動，必須加以制止，並應立即將情況上報請示。 [ 注：這份紀錄是印度政府的一份文件，迄今尚未公佈過。正如本書下文所引用的許多材料一樣，作者不便説明其來源。本書凡引用文件而不註明出處時，都屬於這種情況。 ]　　 

       當這個口述的指示被記錄下來的時候，奉命前往拉那克山口建立哨所的一支人數眾多的印度巡邏隊早已出發。前面講過，它於十月二十一日同中國軍隊在空喀山口發生衝突，遭到傷亡。

       新德里在十一月四日的抗議照會中，把中國軍隊在邊境的行動比作是“印中兩國過去進行鬥爭所反對的老牌帝國主義列強的活動”，並警告説，印度將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抵抗侵略。這份照會第一次對印度聲稱是已存在於西段的邊界線作了詳細而完整的描述。

       在八、九兩個月，尼赫魯多次在議會中聲明在西段從來沒有什麼明確的邊界，而現在照會中卻又精確地描述了一條把整個阿克賽欽劃歸印度的邊界，並告訴中國説：“對過去的歷史也有些知識的人，都知道印度這條傳統的和歷史的邊界是同印度兩千多年來的文化和傳統有聯繫，而且已經成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　　 

       在朗久事件以後，印度政府宣佈東北邊境特區的防務由印度陸軍負責；這時對於西段的邊境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 [ 注：對印度邊境的巡邏任務通常是由內政部負責。東北邊境特區的邊境是由阿薩姆步槍隊駐防，通過阿薩姆的省督向中央政府負責。 ]　　 

       在朗久事件以後只有兩個月又發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它被印度認為是中國又一次背信棄義的進攻——給印度政界的輿論很大震動。當時議會已經休會，尼赫魯以公開演講的形式(公開演講常常佔去尼赫魯許多時間)，發表了他對這一事件的最初評論。

       在講話中，他企圖平息(至少抑制)印軍在空喀山口陣亡的消息所激起的憤怒。在衝突發生以後不幾天，他在距離新德里不遠的密拉特(Meerut)發表演説，企圖從中印悠久友誼的遠景來看待這一事件，並告誡人們不要採取意氣用事的行動。

​       他説，“不論採取什麼步驟，我們都要深思熟慮，不能為一時激憤所左右，要有遠見，才不致在亞洲和世界上都產生不良後果。”他提到中國人時表現的是傷心，而不是憤怒；他是在斥責而不是辱罵；他甚至還再一次承認對於發生衝突的那個地方的所有權問題，可能有兩種看法。　　 

       這篇演講給他自己招來了一陣狂風暴雨般的批評，其猛烈程度是他從未遇到過的。一家報紙使用了這樣一些形容詞來評論他的講話：“文不對題”，“偽善”，“昏憒糊塗”，“不老實”。該報指責尼赫魯表現了他“過於謹慎地照顧中國人的感情，而對於印度人民的憤怒和驚惶的反應相對説來則是無動於衷”。

       另一家報紙評論説，麻煩的是“尼赫魯先生一般地把印度國民當作許多長大了的兒童來對待。他認為印度人民象煩躁不安的少年一樣，可以用甜言蜜語哄他們安靜下來。他錯了”。一個批評者就空喀山口事件責備尼赫魯的“領導軟弱姑息”，使印度的領土越丟越多。人民同盟則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政府立即行動起來“趕走”中國人。還有的要求印度放棄不結盟政策，參加反對中國的軍事條約集團，並重新武裝。

       尼赫魯駁斥這一類言論是“全然錯誤的和無用的”，是一些“頭腦發熱的膽小鬼”的人説的話，並且反覆保證説，印度是一個軍事上足夠強大的國家。他在人民院講過：“我可以告訴議會，我們的國防力量比我們獨立以來，當然也包括獨立以前的任何時候的狀況都更好，士氣更高昂，支援他們的工業生產也更強大。我不是替他們吹牛，或是同任何其他國家的國防力量相比，但是我確信我們的國防力量保衞我國的安全是非常勝任的。”報界中一些受人尊重的評論家更有分寸地發表了同樣的論調。

       一名能夠反映高級官員想法的《印度時報》專欄作家寫道，尼赫魯總理“對於我國防禦力量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如果中國軍隊竟然愚蠢地進行挑戰，他們就會維護我國北部邊境的領土完整。這種信心決不是嚇人的空話，而是基於對中印邊界沿線的軍事和後勤情況所作的仔細認真的估計”。這類看法同事實相差多麼遠，從後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　　 

       為了回答一些人對他的攻擊，尼赫魯在新德里又召開了一次羣眾集會。他在會上解釋説，他在米拉特演講的對象是農村的聽眾，因此他使用了比較簡單的語言和概念；而現在他就開始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了。他説，“我們一定要竭盡全力保衞祖國。我並不害怕人家來進攻我們，踩到我們身上。……我們強大得足以對付任何挑戰。”　　 

       空喀山口事件對尼赫魯的思想和印度輿論發生了激烈的影響，這可以從尼赫魯發給印度各主要駐外使節的一份備忘錄中看出。

       這份備忘錄後來泄漏給《紐約時報》，該報於十一月十二日公佈了它的要點：　　 

       根據這份秘密備忘錄，尼赫魯先生認為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裝力量把中國軍隊從他們所佔領的印度領土上趕出去。　　 

       據傳，尼赫魯先生指出，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自願交出過任何領土或放棄過任何領土要求。他現在深信，中國在目前的爭端中只是想從印度那裏攫取領土，而對於以傳統邊界為依據的解決，不感興趣，所以他認為通過合理協商解決爭端的可能性並不大。他已注意到中國的領土要求有增無已，並含蓄地威脅印度：除非印度在拉達克地區作出領土讓步，中國將在東北邊境挑起糾紛。　　 

       十一月議會復會時，尼赫魯開始談到戰爭，但也還是表示不贊成，甚至深惡痛絕，同時還提到他對印度和平傳統的感想。

       不過他當時已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他能斥責他的那些最好戰的批評者們所發出的冒險的戰爭叫囂；然而，他如果走得太遠，排除為邊境而戰的一切可能性，那就會使自己受到新的批評，人家會説他束縛了本國的手腳，俯首貼耳地聽任中國對印度進行他所説的侵略。他屢次暗示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還不斷保證説，印度國防力量已經作好一切準備；這就不可避免地助長這樣一種印象：為邊境而同中國進行一場戰爭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戰爭爆發，印度可以獲勝。　　 

       尼赫魯甚至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前就一直處於招架地位。人們不但責備他為了要維持“印中兄弟友誼”就對邊境上的威脅熟視無睹，而且還責備他不讓議會和公眾知道中印爭端的最初情況。他對議會解釋説，“我們那時候以為如果不作過多的公開宣傳，我們同中國政府打交道也許會更容易些。”但是他承認這種想法是個錯誤。

       九月七日，尼赫魯向議會公佈了從一九五四年起中印雙方來往文件的第一冊白皮書，其中包括他同周恩來最初的幾封來往信件。尼赫魯許諾説，“如果説過去我拖延了向議會公佈這些(關於邊界爭端)文件的時間是做錯了的話，那麼，我今後不會重犯這個錯誤”，“……形勢要求我們必須使全國特別是議會充分了解事態的發展。”　　 

       此後，同中國的一切外交文件來往都馬上在議會公佈；議會不開會時就在報紙上發表，到一定時候又編成新的白皮書印發。這樣，尼赫魯就把行政當局處理印度對外關係的權力和責任實際上移交給立法機關，以此證明政府有義務充分信任議會。

       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許是有意這樣做的，因為尼赫魯對邊界問題的方針要求把印度在同中國外交通信中提出的論點加以宣揚。

        [ 注：為什麼尼赫魯要公佈白皮書呢？瓦爾特·克羅克(Walter Crocker)在他所寫的這位已故的總理的傳記中寫道，“白皮書必然會煽起印度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許會最後使他失去任何進行談判的餘地。由於感情用事嗎？由於他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嗎？還是由於打算對中國施加壓力和制止印度國內對他的邊境政策的批評？也許他的動機是三者兼而有之，但是最重大的因素也許是由於……一九五九年在議會內部屢遭揭露以後，最安全的辦法是把有關情況和盤托出。” ] 

       但是這樣做也就把統治權力搞亂了套。正如李普曼(W.Lippmann)所説的，“行政當局由於代表制議會和羣眾輿論的壓力變得軟弱無力，時常陷於癱瘓的邊緣”。　　 

       李普曼接着説，這就會“迫使民主國家犯下災難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錯誤”。但是把這個論斷應用到印度政府處理它同中國的爭端以前，必須牢記，尼赫魯及其顧問們早在他們還沒有受到重大的公眾壓力前就已制定了對撞的方針。再者，雖然尼赫魯在立法機構監督政策的問題上幾乎作了全面的退讓，但這種監督也只是起了推動他沿着他早已自行選定的方向繼續前進的作用。公眾和議會的壓力並沒有要他作任何他自己不願作的事，也沒有阻止他作任何他真正願作的事。

       到一九五九年底，印度政界輿論已很激昂，顯然任何同中國妥協的企圖都會被斥責為姑息，膽小，甚至更壞些。就這樣，好象是一部車子的操縱裝置都已按照尼赫魯所決定的方位定死了，而尼赫魯此後也一直沒有想改變這個既定的方位。

——

二、躲躲閃閃

——

       一九五九年底，中國試圖把爭論的焦點，從歷史事實的爭辯轉移到討論解決爭端的辦法上，同時試圖消除邊境的危險局勢。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後，周恩來再度致函尼赫魯，説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並且説如果兩國政府不迅速想出解決辦法，這種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邊境衝突今後還有可能出現。

       他感到高興的是，尼赫魯接受了在達成解決以前現狀應予維持的原則(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他建議雙方的武裝部隊應從麥克馬洪線和西段的“雙方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二十公里”。他斷言中國“從來沒有使邊境形勢和兩國關係緊張化的意願”。

       接着，他建議和尼赫魯在最近期間舉行會談， [ 譯者注：周總理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O年三月致尼赫魯信件中，一直提議中印兩國總理舉行“會談”或“會晤”，尼赫魯則一直玩弄字義，在“會晤”、“會談”及“談判”的概念上打轉轉，藉以拒絕同周總理會談，但最後還是被迫接受了“會談”。 ] 討論邊界問題和中印關係中的其他問題。　　 

       建議舉行高級會談和採取非軍事化的臨時措施，看起來是同印度，特別是尼赫魯本人所主張的解決國際爭端的一貫主張並無二致。所以，印度以外的人士都認為印度會接受周恩來的建議；其實，甚至在中國方面的建議提出來之前，印度早就下決心拒絕。裂縫已經無法彌合，印度只不過用一套仔細琢磨過的外交詞令掩蓋一番罷了。　　 

       周恩來建議“雙方應該維持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他的意思是説，雙方停留在以往十年左右已經管轄的邊境地區內，不去幹擾對方佔據的地區。這就是説，中國將繼續遵守麥克馬洪線作為事實上的邊界線；在西段，穩定現狀就可以使雙方在大部分地區遠遠隔開，阿克賽欽則留在中國佔領之下。中國人使用“現狀”這個詞，意思是指“目前存在的狀況”，亦即周恩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提出建議時的“邊界現狀”。印度使用這個詞，卻是指“中國進入阿克賽欽以前的狀況”。

       因此，中國建議維持現狀，是説誰在哪裏，誰還在那裏。印度似乎是接受了這個建議，但它實際上卻是説，中國必須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區，而印度卻繼續佔有中國所主張的領土。這種玩弄字眼的把戲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當印度的巡邏隊開進中國佔有的領土時，印度就可以説成是“維持現狀”。而且這也使爭端解決前達成任何凍結現狀的臨時協議成為不可能。　　 

       到了一九五九年底，印度對邊界形勢的一般看法是：中國在西邊，偷偷摸摸地攫取了一大片無可爭議是屬於印度的領土，在遭到責難以後，又厚顏無恥地對麥克馬洪線以南更大的一片地區提出了臆想的領土要求。

       空喀山口事件發生以後，中國國防部 [ 譯者注：這個聲明是中國外交部發表的，作者誤為中國國防部聲明。 ] 在其聲明中把這兩個地區相提並論。聲明説，如果印度堅持有權在它提出要求的阿克賽欽地區進行巡邏，那麼，中國同樣可以提出它自己也有權在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進行巡邏。

       印度認為這是一種威脅，同時也是暗示：如果印度放棄對阿克賽欽的要求，中國將放棄對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領土的要求。在印度看來，中國人是説：“如果你們不再追究我們偷來的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