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為什麼拼了命也要征服高句麗？_風聞

在《隋煬帝為什麼寧可困死江都也不回關隴貴族的老巢？》一文中，三解簡單介紹了隋煬帝的戰略選擇與突厥之間的關係，其中也涉及到了高句麗，有朋友説希望能夠詳細講講隋煬帝三徵高句麗的問題，尤其是，他為什麼這麼執着？

一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了解“高句麗”的“發家史”。

高句麗國公元前37年建國**（《好太王碑》記載）**，公元668年被唐朝滅亡，享國705年，歷經西漢、新莽、東漢、曹魏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這半部中國朝代表，其起點，其實只是西漢王朝玄菟郡所轄的一個“土官”。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記載：

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為幘溝漊。

稱“令”自然也就是個縣級建制，連“國”都不是，應該就是邊郡所任命的“土官”，而等到新莽時，徵高句麗人伐匈奴不果，反而殺死了官吏，王莽就誘殺了“句麗侯騶”，可見此時有所提升，成了“侯國”。

直到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高句麗第一次遣使朝貢，聲稱自己被王莽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漢光武帝也沒當回事，“復其王號”，這算是高句麗稱王的伊始。

自這次朝貢之後，公元32年至666年間的643年，高句麗向中原歷代王朝朝貢總計205次，其中，32年至423年的391年時間裏，朝貢僅17次，平均23年才發生一次。而423年至666年的243年裏，共朝貢188次，平均1.3年一次。

要知道，在古代中國的“宗藩體系”之中，朝貢的頻次，意味着在“藩屬國”中的排序和重要性，推而廣之，也代表着在整個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而在中原分裂的特殊時期，則又凸顯着“正統”的身份遊移。

高句麗的“朝貢史”恰恰是這一常識的真實寫照。

在前半段的391年裏，又應該分為兩個階段，即東漢治世下的100多年間，高句麗雖然稱王，與漢王朝的官方關係，主要仍是面對“玄菟郡”這樣的郡級地方政府，儘管其不斷擴張，卻仍舊屬於東漢的“編户齊民”範圍。

見《漢書·地理志》：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莽曰下句驪。屬幽州。户四萬五千六。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縣三：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上殷台，莽曰下殷。西蓋馬。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玄菟亭。

可見，“高句驪”為玄菟郡三屬縣之一，儘管東漢的玄菟郡治和郡境不斷向內遷移，這個時期，高句麗尚不足以稱為一個區域性的政權，最多就算是一個“屬部”。

不過這個“屬部”並不安分，在東漢殤帝、安帝年間，就已經開始對遼東郡、玄菟郡進行軍事襲擾，甚至能夠擊敗地方漢軍的討伐，但是其實力一直到天下大亂的漢末，哪怕面對遼東一隅，仍舊屬於弱勢。

見《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

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

這次打擊，促成了高句麗的一次分裂，不過當中原進入曹魏時代，238年，司馬懿領兵平滅割據遼東的公孫氏政權，給了高句麗一次擴張的良機，不過，僅僅6年後，蠢蠢欲動的高句麗再次遭到曹魏幽州刺史毋丘儉的毀滅性打擊，甚至連都城丸都城**（今吉林集安）**都丟掉了。

此次討伐不同於公孫氏的淺嘗輒止，毋丘儉等於是全線出擊，派出玄菟太守王頎、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深入截擊，此戰之後，高句麗之前征服的南沃沮****（今朝鮮咸鏡北道）、北沃沮**（琿春所在的圖們江流域，含今黑龍江省、吉林省部分地區及俄羅斯沿海的一部分）、東穢**（今朝鮮咸鏡南道和朝鮮、韓國的江原道）地區相繼叛離，以至於引發了挹婁人的南下。

70年後，高句麗重建了丸都城，並藉助西晉永嘉之亂的“東風”，在遼東和朝鮮半島展開了雙方向的擴張，並與南下的挹婁、南方的百濟、新羅，屢屢發生戰爭。

不過，以龍城**（今遼寧朝陽）**為都城的鮮卑前燕政權對高句麗絕不客氣，公元337年建國，342年即出兵討伐高句麗，攻入高句麗都城丸都城後，前燕軍摧毀城市，焚燒宮殿，並掠走了五萬高句麗人，甚至將高句麗王父親的屍骨和母親帶回作為戰利品。

次年，高句麗向前燕遣使臣服，只是迎回了先王的屍骨，母親仍被扣留作為人質，可以説，前燕的這次戰爭更多的是懲戒和掃蕩的性質，目的只是逼迫臣服，解決龍城的後顧之憂。

不過，相對於高句麗這種無法派兵駐守的“荒蠻之地”，前燕慕容氏更加關心陰山南邊的花花世界，所以，之後雄踞北方的前燕、前秦，復國後的後燕，對於高句麗並沒有大張撻伐，**直到後燕末世的407年，**之前被掠至龍城的高句麗人高雲，反而被鮮卑化的漢人馮跋兄弟推上了皇位，成為“北燕”的開國天王，當然，其地盤也只有龍城一隅。

趁着燕國無暇東顧，公元404年，高句麗也佔領了遼東全境，與北燕接壤，並保持了良好的關係，這個時期，正好是高句麗的雄主——好太王、長壽王父子兩代活躍在歷史舞台的時期，在此期間，高句麗在朝鮮半島的“三國戰爭”中取得了絕對優勢，不但奪取了漢江平原，打服了百濟和新羅，甚至將插手半島的“倭國”勢力折服，在中國東北則征服了扶余和靺鞨，達到了高句麗歷史上的極盛。

二

與此同時，北燕開國君主高雲被殺之後，鮮卑化的漢人馮跋、馮弘兄弟相繼即位為帝，不過遼西一隅之地和對北方新興霸主北魏的獻女，都無法阻擋拓跋鮮卑的鐵蹄，公元436年，北魏大軍兵臨北燕國都龍城**（即今遼寧朝陽）下，高句麗援軍先其一步進入了城中，大肆掠奪北燕武庫，並掩護城中百姓與北燕末帝馮弘一同東渡遼水，逃亡高句麗，由於北魏安東將軍古弼醉酒，竟坐視高句麗與北燕聯軍離去而未發生戰鬥。**

北燕武庫和東渡的遼民，對於高句麗國的國力提升，可以説是決定性的，見《資治通鑑》卷123：

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脱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

**高句麗援軍多達數萬人，軍士穿的竟然是“弊褐”，用今天的話説就是破麻袋片子，可見當時它的文明程度之低，**而龍城作為前燕起家之地，自永嘉之亂後，就是北方漢人避亂的重要“避風港”，此後，後燕和北燕又經營多年，其武庫積蓄和當地工匠、人力的質量，絕非高句麗可比。

這次出兵的規模，也恰恰説明，高句麗長壽王已經做好了為北燕與北魏一戰的準備，最終雙方的相安無事，純粹是偶然事件。

更需要注意的是，就在此次出兵的前一年（435年）六月，長壽王剛剛派出使臣安東第一次入朝北魏，“遣使朝獻，且請國諱”。

意思是，朝見皇帝獻方物，並且瞭解北魏歷代世系先君的名字，好在國內“避諱”，這是非常明確的臣服表態，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非常嘉許，派出散騎常侍李敖親自出使高句麗國冊封長壽王為“高句麗王”。

而在第二年發動對北燕的滅國之戰前，北魏特意派出了十幾位使者至高句麗、東夷諸國詔諭之，希望斷絕北燕的東方援助。

這是一次滅國之戰前的外交大戰，北燕也並沒有束手待斃，遣使向南朝劉宋請封，南朝宋一方面對“黃龍國”（北燕）進行冊封，另一方面遣使至高句麗請其支持馮弘。

高句麗的出兵，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應南朝之請。

面對高句麗的出爾反爾，北魏太武帝怒不可遏，立刻將古弼貶為門卒，嚴懲領兵將領，又派使者勒令高句麗長壽王交出馮弘，卻被對方婉言謝絕，聲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這個軟釘子刺激得太武帝要調動隴右騎卒征討高句麗，被大臣以國力虛耗，需要休養生息為由勸止。

而雄踞北方的北魏王朝竟然需要調動隴西的騎兵才能征討東北方向的高句麗，確實説明北魏的軍事力量已然運用到了極致，又面臨北涼、劉宋、柔然的威脅，根本無餘力討伐高句麗。

然而，拒絕了北魏要求的高句麗，於437年，仍舊遣使朝貢北魏，表現出了十足的恭順，次年，應寄人籬下的馮弘之邀，南朝劉宋迅速派出使者，要求高句麗將馮弘南送，長壽王最終決定，誰的話也不聽，徑直殺死了馮弘，吞併了北燕餘部。

這個例子，恰恰是高句麗歷史上第一次作為一方勢力介入“四國紛爭”，也是高句麗在南北朝的特殊政治環境下，通過國際矛盾取利的第一次嘗試，結果是“本小利大”，在完全無損失的情況下，得到了整個北燕殘餘勢力，甚至於還得到了臣屬於北燕的遼西契丹、庫莫奚部落的力量，將勢力範圍越過遼河，進入草原。

此後，高句麗對北魏表現出極大的恭順，終北魏之世共朝貢69次，哪怕北魏分裂之後，對僅僅立國17年的東魏，也入貢了13次，同期，則只是偶爾對西魏和南梁朝貢。

然而，表面的恭順，其實是高句麗戰略發展方向轉變的必然結果，早在公元427年，長壽王即遷都平壤，這一方面是對北魏必然滅亡北燕的防範，另一方面是擴張方向轉向朝鮮半島的必然。

高句麗所施行的“五部”+“城邑制”的地方統治模式，實際上構成了類似於中原西周、春秋時代的統治模式，因為西周時代就所謂的王畿“五邑”，屬於王室統治的五個重要城邑支點，並在分封諸侯的同時設“監”。

這種模式，在進行軍事殖民開拓的過程中，非常有效，可以遍地開花，但是在進行大的“國戰”征伐時，方面力量可能力有不逮，王畿的軍力增援則會受到距離的限制，所以，在經略半島的大背景下，高句麗將統治中心由今天的吉林集安，遷至平壤，大大縮短了高句麗王室力量的投放距離。

不過，這次遷都，也造成了高句麗國內勢力的“大洗牌”，見《魏書·百濟傳》：

今璉有罪，國自魚肉，大臣強族，戮殺無已，罪盈惡積，民庶崩離。

這雖然是高句麗的對手百濟的抨擊之詞，卻也可見在長壽王時代，高句麗國內的王族、大臣、貴族的內部衝突已經達到一定的烈度。

內部矛盾的激化，西方戰略防禦態勢的緩和，都讓高句麗集中力量對百濟進行了侵攻，最終導致了一直向南朝臣服的百濟在公元472年的唯一一次向北魏遣使求救**。**

然而，無論百濟如何泣血求救，北魏孝文帝都拒絕了聯合出兵討伐高句麗的請求，甚至為了取信高句麗，連對百濟王的官爵都沒有冊封，只是派出使者宣諭高句麗，要借道高句麗送百濟使者歸國。

此時，長壽王作出了非常強硬的反應，直接以與百濟世仇為由，驅逐了百濟和北魏的使者，無論孝文帝如何言辭切責也不改初衷，最終只得作罷。

要知道，在北魏的外交體系之中，高句麗使者是地位僅次於南朝的排序，這種看重，仍然不能贏來一點面子，甚至於在幾年後發生了更惡劣的事件。

**公元479年，**高句麗竟然與北方強族柔然合作瓜分了“地豆於”部族，更可恨的是，這一瓜分，北魏完全無力干預，只能坐視契丹因為恐懼二者的侵襲，而率領種落內附白狼水，奚族人也因為“地豆於”殘部的侵擾，躲到北魏境內避難。

在於北方霸主北魏的數十年較量之中，高句麗通過靈活的外交手腕，遊刃於南朝、北胡和北朝之間，一方面給予朝貢尊重，另一方面涉及實際利益寸步不讓，又拉着南北兩強牽制北魏，讓其自始至終不敢對高句麗用兵，正是日後隋唐時代高句麗國策的先例樣本。

三

在東魏被北齊取代之後，高句麗對其態度發生了急轉彎，總共27年的時間裏，入貢6次，尤其是在北齊後期的17年間，僅入貢2次，轉而靠攏南朝，同期朝貢南陳6次。

這種態度變化的根源在於北齊對北方民族採取了強勢的進攻策略，而非北魏、東魏時代的一味懷柔。

按理説，北齊面對北方柔然、突厥、契丹、庫莫奚的叛服無常，對旁邊的高句麗應該更加倚重，北齊文宣帝高洋、廢帝高殷也是這麼做的，在即位之初，立刻對高句麗予以冊封，不可謂不重視。

然而，北齊執行這種懷柔政策時的手段，非常粗暴，見《北史·高麗傳》：

（高洋）使博陵崔柳使於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户反命。

啥意思？就是北齊文宣帝高洋帶着大軍駐紮在營州**（即之前的龍城，今遼寧朝陽）****，派出博陵崔氏的高門子弟出使高句麗，要求其將北魏末年流落高句麗的魏國人送還，結果高句麗王沒同意，直接來了個“不服就幹”，打得對方吐出了5000户。**

這種粗暴的武力威脅，讓高句麗感到了極大的威脅，但此時百濟、新羅聯軍在南方大敗高句麗，奪取漢水流域，兵鋒直指平壤，在北方又與突厥發生戰爭，以致高句麗南受制於百濟、新羅，北受制於突厥，除了屈服別無他法，只能以終止朝貢表示不滿。

不過，並沒有立刻對西魏、北周和南朝進行朝貢，因為此時西魏立國未穩，南朝則處於梁、陳交替的動盪之中，所以，高句麗採取了坐觀成敗的態度。

等到局勢明朗的北齊後期，高句麗則轉向西魏、北周、南陳，以至於剛剛興起的突厥伸出橄欖枝，以期牽制北齊，而北齊的應對策略，則是轉而冊封百濟和新羅，以抬高高句麗對手的方式進行報復。

正因為如此，當北齊滅亡，北周也很快被隋朝取代的大變革時代，高句麗對中原王朝外交的重心，卻是在南陳身上，這是一個非常弔詭的事情。

**不過，這種情況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按照韓昇教授在《隋朝與高麗關係的演變》****（刊於《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中的研究，北齊文宣帝的大征伐之後，受到重創的契丹諸部，在公元555年到584年的30年間，一直是高句麗的藩屬。

同時，北齊餘孽高寶寧，在北周武帝滅亡北齊之後，即佔據營州，先後抗拒北周和隋朝，其後台老闆，一為突厥，另一即高句麗。

突厥和高句麗的聯手扶持，讓高寶寧甚至得以寇掠幽州，支援反叛勢力，直到隋開皇三年（583年）才在逃亡契丹的途中被部下殺死，而在此之前，他的求救對象是突厥，而突厥被隋朝衞王楊爽等多路出塞的兵馬所牽制，未能出兵援救。

更有意思的現象是，同期的高句麗，在隋文帝代周當年，即派出了不“朝貢”的使團，得到了隋文帝的第一時間冊封，此後至開皇四年，高句麗年年入貢，彷彿與北方王朝的關係，又走回了北魏時代的舊軌道。

可是，開皇四年（584年），契丹轉投隋朝，這種背棄，恰恰展示了高寶寧滅亡之後，尤其是隋朝出塞擊突厥之後，北方勢力格局的變化，突厥—高句麗聯盟已經處於弱勢。

正是這一年之後（585年），高句麗轉而向南陳朝貢，實質上是對隋朝逐步通過招納契丹部落向遼西擴展勢力的行為的反應。

不過，隋朝對高句麗仍以懷柔為主，而將主要精力集中於“滅陳”。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隋與高句麗的這短暫的平靜期中，隋開皇六年（586年），高句麗遷都“長安城”。

不要誤會，這裏的“長安城”並不是陝西西安，他們也夠不着，這個“長安城”是高句麗於平壤修建的新都，名為“長安城”。

自長壽王於427年遷都平壤的“安鶴宮”開始，至此時，****已經有159年，而前一次的遷都，****實際上只是營建了新的政治中心“安鶴宮”，而非我們理解的城套城的都城格局，1967年—1970年朝鮮發佈的發掘報告顯示，安鶴宮遺址約為邊長622米的平行四邊形，地勢自北向南傾斜，宮城內有嚴格的軸線。

安鶴宮內部的殿堂分區與魏晉時期中原的宮殿非常類似，與池、苑、大同江水的佈局關係，則精確仿照了南朝建康宮城的格局，可見長壽王對於東晉、南朝文化正統的認可。

同時，這種以宮城和鬆散的外郭區，乃至於軍事城塞構成的都城佈局，被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許宏總結為“大都無城”，屬於從先秦傳承至東漢、東晉、南朝的一種都城佈局方式。

北魏洛陽城平面圖

但是，高句麗於586年的遷都，遷入的卻是一個內城、中城、外城齊全，並有嚴格里坊設置的“長安城”，而這種建築佈局，實則始自北魏洛陽城的創建。

也就是説，高句麗在與北朝（北魏）的外交蜜月時代建造了一座嚴格仿照南朝樣式的都城，滲透出的是他們以南朝文化為正統的思維，而在與南朝（南陳）的外交蜜月期裏，卻建造了一座以北朝樣式的都城，這實際上已經轉向了北朝正統思維。

當然，更重要是，此時高句麗在朝鮮半島上的戰略態勢空前寬鬆，隋朝的注意力和政治表態，也並未表現出對遼東的迫切興趣，高句麗王室的心態，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滿足於朝秦暮楚的“小弟”角色，而是謀求區域中心的地位了。

四

然而，南陳的滅亡，給了高句麗當頭一棒，開皇十年，“高麗王高陽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據之策”。

也就是説，高句麗開始了備戰，並在次年正月和五月兩次遣使朝貢、獻方物，考慮到行程的因素，使者的派出，也當與“大懼”有關。

**不過，自此之後，高句麗一直到開皇十七年才派出朝貢使者，而也就是這一年，隋文帝賜高句麗王璽書斥責其“誠節未盡”，以及“驅逼靺鞨，固禁契丹”，併發出了赤裸裸的威脅，**見《資治通鑑》卷178的記載：

是歲，上（隋文帝）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

南陳的滅亡，意味着中國的統一已經不可阻擋，作為中國舊土的遼東，究竟自處，已經成為現實的問題，否則，你的人有南陳多？你的天險有長江寬？惹急了我，就滅了你，不過，如果你謹守臣節，我就不動刀兵，省得派官治理的麻煩。

**所以，隋文帝的璽書實質上是一顆定心丸，表態只要高句麗真心臣服即可維持獨立存在，**所以，在高麗王湯死後，高句麗王元剛剛即位，即上表表示臣服。

然而，不到一年的時間，變故發生。

**（開皇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壽宮。高麗王元帥靺鞨之眾萬餘寇遼西，營州總管韋衝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併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為漢王長史，周羅睺為水軍總管。****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饋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

高句麗王元親自率領靺鞨聯軍1萬多人進攻遼西，被隋朝的營州總管韋衝驅逐，這直接觸怒了隋文帝，派出了漢王楊諒率領水陸軍30萬討伐之，沒想到後勤不濟，大軍損失殆盡，而高句麗也給了台階，就此罷手。

這個事件，韓昇教授的考證是因為高句麗境內契丹別部的叛離，導致了高句麗王的追擊，以至於進入了隋朝的遼西境內，這也是之前隋朝痛斥高句麗的“固禁契丹”的現實反應。

這個説法有一定道理，但卻不能解釋一個問題，就是，如果高句麗軍是為了追逐一個叛逃的契丹別部，為什麼要由“高麗王元”親自率領？

所以，要麼，這是隋朝邊將設計的一個藉口；要麼，這就是高句麗王元親自挑起的戰爭，而無論是哪種可能性，都説明，隋和高句麗雙方之中，有一方需要一場戰爭。

而從準備情況來看，絕不是隋朝，那主謀者只能是高句麗。

首先，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饋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

這條記載意味着隋軍主力是經臨渝關出發，沿遼西傍海道北行，這條路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狹窄和沼澤密佈，所以，一旦遭遇水災，交通就會被徹底截斷，數十萬大軍直接就被卡在塞外了。

其次，從東萊渡海奔平壤，沿路遇風，漂沒極多，意味着一是對沿海風信氣候不瞭解，另一方面就是船隻太小或船型不合適，抗風能力太差。

最後的結果，則在輕描淡寫中透着殘酷：

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

農曆六月出臨渝關，九月即回師，短短3個月時間，30萬大軍死者80—90%，也就是光死者就達到了24萬—27萬人。

之所以是這樣一個結果，根源就是“主因怒而興師”，剛剛混一南北的隋文帝正在建功立業的興頭上，任何直接的尊嚴挑戰，都會要求臣子以最快的速度打回去，而這個舉動，恰恰是高句麗最樂見的。

為什麼？

因為歷史地理與今日地理之不同。

今天從關內到東北，通過遼西走廊，地勢平坦，非常容易，但是在隋唐時代，華北平原和東北平原的地貌與今天有根本的不同。

首先，華北平原在今天雄安一線到大海，被一系列的大湖泊和河流、沼澤，隔為兩段，北端以幽州為中心，人口稀少，處於半農半牧的階段，南端有一系列的人口密集區，如相州、魏州等地，是農業非常發達的地區。

這樣的地形，使得漢代到北朝的河北地區交通，依賴於沿着太行山東麓的平緩地帶行進，形成了一系列的城市羣。

直到隋煬帝開大運河，河北地區開出了新的“東道”，就是靠近大海，沿運河水路北上到幽州的路線。

可以説，哪怕是在當時隋唐的國境內行軍，這兩條路也絕對算不上好走。

更大的困難出現在從北京到東北的道路上。

在隋唐時代，遼西走廊仍未“乾透”，你沒看錯，就是乾透，沿着山海關出關的路線，也稱遼西傍海道，在這個時代仍舊是泥濘的險途，沿途有大量的沼澤，道路狹窄，並不利於大軍的大規模行動。

在漢代前後，進入東北的路線，比較便捷的，往往是出燕山山脈後，北上醫巫閭山山麓，進入遼西大淩河谷地帶，北上營州，也就是今天的遼寧朝陽，經草原地帶再折向東方渡過遼河，進入東北腹地。

這是一條持續了1000多年的傳統道路，通過效率也實在説不上高。

進入今天的遼寧省腹地之後，當時遼東的重要城市都在遼河沿岸，其下游流域又是一個龐大的水網沼澤地帶，大部分地區人煙稀少，只有部分城池中有一定數量的人口聚居。

所以，隋唐征伐高句麗的陸上後勤線，等於是在缺少居民聚落依託的情況下，從幽州前推近2000裏，這一路上，完全用人力、畜力推進，消耗之大可想而知。

五

地理的因素，我們可以視為“天災”，而隋朝的賦役制度，則只能稱作“人禍”。

隋文帝本就不願意給地方官府或者説府庫保留過多的糧食和物資，而樂於將這些租調存放在關中、河東的國家大倉之中，這是一種強幹弱枝的手段，對於從北齊手中征服的河北地區，尤其如此。

這就意味着，雖然漢王楊諒所統轄關東州郡人口眾多、土地廣袤、農業發達，卻並不掌握多少物資，“就近取材”或是“遠路調撥”，都會面對上文中提到河北道中部天然水網阻隔的問題。

也就是説，在大軍出發的後勤總基地所有的物資，可能就是小貓三兩隻。

從開皇十八年二月作出戰略決策，到六月份，大軍已經開拔出關，也就意味着整個戰爭準備時間滿打滿算不到4個月，對於《李衞公兵法》中強調要有3個月合練的隋唐行軍而言，整個戰爭準備的時間相當於沒有。

所以，大軍甚至還沒有推進到高句麗境內，只是出了臨渝關，就已經被遼西地區的惡劣交通折磨得斷糧、疫病，整個戰爭可以説一開始就輸了。

如果説，這只是因為惡劣交通的問題導致的後勤總崩潰，恐怕難以令人信服，真正的根本原因，應該是為了應付隋文帝的“嚴令”，整個河北地區的官僚系統全速運轉，也不足以支撐一支後勤補給線長達3000裏的大軍的供應，這是“國力”的問題，也是“組織能力”的問題，都不是一兩道聖旨能夠解決的。

這次戰敗，直接導致了隋文帝對高句麗態度的大轉彎，哪怕是百濟主動要求聯兵攻打高句麗都遭到了冠冕堂皇的拒絕，原因很簡單：

緊隨其後的開皇十九年，隋朝派遣六名總管分道出塞討伐都藍可汗，這實際上開啓了隋朝扶持突利可汗，也就是日後的啓民可汗全取東突厥汗國的一系列戰爭的序幕，這場縱橫捭闔的大戰略，一直到隋文帝仁壽三年方才收官，啓民可汗徹底臣服於隋帝國的治下。

所以，為了“裏子”，也就是北方更大的威脅，隋文帝只能坐視自己承受了巨大損失的徵遼戰爭無疾而終，而到了隋煬帝大業三年，啓民可汗在榆林朝見隋煬帝，雙方表演一場君臣盡歡的戲碼時，高句麗在突厥汗廷的使者被啓民可汗自己拋了出來。（見《隋煬帝為什麼寧可困死江都也不回關隴貴族的老巢？》）

按照《隋書》的説法，隋煬帝此時就定下了徵遼之策。

所以，隋煬帝徵遼並不只是為了自己的“面子”，更是為了其父隋文帝的“面子”，一定要把這個依靠山高水險而抗拒天威的小國徹底征服。

同時，東突厥汗國在啓民可汗的治下回歸統一，勢力漸漸恢復，高句麗都開始主動地勾勾搭搭，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對東突厥進行足夠的武力威懾，很有可能會發生叛離，這對於隋煬帝而言，更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遠不同乃父，隋煬帝為徵遼戰爭進行了充分的準備，無論是水軍的戰船，還是運糧的大運河，甚至是事先在遼西的積穀存糧，都昭示着他要進行一場大規模武裝遊行的野心和決心。

實事求是地講，如果不是為了向東突厥和各國使者耀武揚威，隋煬帝完全不需要動員高達200萬人的力量，進行這樣一場戰爭，他只需要派遣幾路大軍一步步地蠶食過去，就可以在與高句麗的國力對耗中獲勝。

問題是，他的目標根本不是高句麗，而是被隋朝的戰略據點營州與高句麗隔開的東突厥汗國。

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見《資治通鑑》卷181：

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施、帶方、襄平等道，駱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饋運者倍之。

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亙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一衞、三台、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亙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另見**《資治通鑑》卷180：**

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

上一條，是隋軍第一次徵高句麗的軍隊佈置，與大業三年隋煬帝北巡突厥時，元壽所提出的對東突厥耀武揚威的編成，幾乎完全一樣，只是把相去30裏改成了40裏，旌旗千里不絕，完全一致，等於是將當年因為防衞需要而不得不放棄的“耀武”之法，用在了高句麗戰爭中，到底是給誰看的呢？

另有一種解釋説，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的戰爭目的是為了截斷內亞延伸至草原再到東北平原和朝鮮半島的貿易路線。

問題是，從草原進入東北平原的交通樞紐就是營州，這個樞紐，被隋唐兩代牢牢地控制在手中，突厥與高句麗勢力溝通的路徑，不但被其阻隔，還被長期遊牧在遼西的契丹人所阻隔。

無論是隋煬帝，還是唐太宗、唐高宗徵遼時，契丹人，都已經脱離了突厥、高句麗的控制，轉而服屬於中原王朝，也就是説，遼東和草原的溝通，在戰爭發起前，就已經被隔斷。

這也是三者之間的第一個共同點。

第二個共同點就是，這三位皇帝發起徵遼戰爭時，草原帝國都已經是中原帝國的臣屬，也就是説，不再成為公開的邊患。

所以，説徵遼戰爭是為了截斷某個現實存在的聯繫，本身屬於臆測，但是，一個比較虛幻，卻極為重要的問題，也就擺在了隋唐帝王的面前。

那就是，如何讓草原人長久地臣服於“聖人可汗”、“天可汗”？

既然不能動刀兵，對方又是畏威不懷德的蠻夷，那麼，超大規模的“軍事示威”，又可以順道“復中國舊疆”、“報中國子弟之仇”，何樂而不為呢？

況且，只要跨越了山海屏障，高句麗的國力和戰力遠遠不能和東突厥相提並論，摧毀它遠比再滅亡一次東突厥更容易，可以説是最合適的“開刀”對象，更何況除了隋煬帝時代之外，唐太宗和唐高宗所面對的，都是一個內亂分裂的高句麗，處於最虛弱的狀態，征服它正是時機。

至於隋煬帝為什麼拼了命也要征服高句麗，根子就在這個“服”上，隋煬帝三次出師，最終滿足的，也不過就是“臣服”，而非消滅，也就是説，他對高句麗的態度，與隋文帝並沒有什麼不同，這也就否定了當下很多關於“統一”的解釋，或是那些將高句麗視同於遼、金、後金的奇談怪論，試問，如果只是高句麗只是誠心臣服，而不上版籍，又算哪門子統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