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開放與文明的復興_風聞

發佈/2019年5月14日 3:30 AM

文/鄭永年

來自/聯合早報

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近年來，中國高層針對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思想“滿天飛”、盲目崇拜西方的現象提出了“四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這“四個自信”中，最後一個自信“文化自信”無疑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很簡單，沒有“文化自信”，其他的自信都提不到議事日程上來；甚至可以説，其他三個自信的根源就在於文化。中國之所以能夠找到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理論和自己的制度，其根源就在於文化。

的確，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免不了需要向西方學習，因為西方走在中國的前面，有很多好的經驗可以借鑑；但學習西方並非要把中國變成西方，而是使得自己變得更好。如果西方有什麼中國就要學什麼、西方怎麼做中國就怎麼做，那麼就大錯特錯了。儘管中國和西方都屬於人類社會，享有共同的價值，即普世價值，但並不是説中國可以用西方的方式來實現這些普世價值。即使在西方範圍內，不同的國家都是使用自身不同的方式來實現這些價值的。

二戰以來，有太多的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國家“東施效顰”，結果不僅實現不了這些價值，反而使得自己的社會陷於貧困落後，甚至無政府狀態。而那些學習西方但沒有簡單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經驗的國家和地區，反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這方面，西方學術界有很多的經驗教訓總結，反而是發展中國家本身（包括中國）的知識界對此沒有什麼共識，因為在發展中國家，是否學習西方往往成為一個政治問題，而非學術問題。

從經驗層面看，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的。中國向西方或者外國學習是晚清以來的事情，因為之前中國認為自己是最先進和文明的。被西方列強打敗之後，尤其是被中國昔日的“學生”日本打敗之後，中國才走上了學習外國的道路。但每次經驗都表明，凡是做外國的原教旨主義者，失敗是必然的；凡是能夠根據中國現實的需要來學習，或者能夠把外國經驗“中國化”的，成功的機會就大。

這個經驗從孫中山到今天都是如此。這裏只討論政治方面的學習，因為政治是核心問題。孫中山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中國不能原原本本照抄照搬西方制度，因此他和他的同仁創造出了一個“五權憲法”，即把西方的三權（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和中國的傳統兩權（即考試權和監察權）結合起來。但即便如此，他試圖引入的基於多黨政治之上的西方議會制度很快就失敗了。之後，他開始主張和轉向學習蘇俄。孫中山之後，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是向蘇俄學習的。但不同的學習方法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改變“敵視”西方觀念

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可以説是最痛恨、最反對原教旨主義的。在革命期間，他是通過反對照抄照搬西方經驗而確立其領袖地位的。他竭力反對王明等為代表的“教條主義”，也就是反對原教旨主義版“馬克思主義”，通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的。建國之後，蘇聯視自己為“原版”馬克思列寧主義，試圖把自己版本的制度強加於其他共產主義國家。

同樣，毛澤東在此扮演了反對原教旨主義的角色。當蘇聯進行大規模集權的時候，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實行大規模的分權運動。所以，儘管蘇聯和中國都實行所謂的計劃經濟，但兩種經濟體的運作方式全然不同。回溯歷史，這也使得蘇共和中共在日後具有了不同的命運。

鄧小平的成功也是這個路徑。在共產主義陣營中，鄧小平首先改變了“敵視”西方、視西方制度為“敵人”的傳統思維和意識形態，而毅然向西方開放，向西方學習。鄧小平及其之後的中共領導人始終沒有照抄照搬西方制度，儘管中國在很多方面已經深度融入西方體系。這也使得中國各方面的發展包括道理、理論和制度具有了“自主性”。

所有經驗都表明，成功取決於創新，即以自己文化為主體的創新。也就是説，照抄照搬外國經驗不行，固守傳統也不行。從這個角度來説，今天人們提倡“文化自信”不可以是“復古”，更不是庸俗文化的迴歸。但很可惜的是，在“文明覆興”和“文化自信”的表象下，優質傳統沒有迴歸，而那些劣質傳統已經快速流傳開來，成為了一些人的“實踐”，例如盲目的兒童讀經班、女德班和唐裝和漢服之爭等等。而這些在毛澤東時代都是被稱為“牛鬼蛇神”而被清理，很多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命”目標。

更為嚴重的是，有些“復古”並非真正的迴歸中國；相反，所謂的“復古”也是照抄照搬西方或者被西方思想“殖民”的結果。“唐裝”和“漢服”之爭便是一例。對一些人來説，“漢服”比“唐裝”更能代表中國。但問題是，“漢服”能代表中國嗎？在中國文化中，直到近代和西方接觸之前，“漢”不是民族，而只代表一種文化。用今天的話來説，到漢代，中國早已經是“多民族融合”了。種族意義的“族”的概念在中國是不存在的，是近代從西方進口的。當時的很多歷史學家就反對使用這個概念，但被大量傾向西方思想的學者所接受。很顯然，這種包含種族主義的“民族”概念，直到今天仍然對中國產生着巨大的負面影響。

作為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中國的傳統自然不能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封建專制落後”來形容。中國文明具有很多好的基本制度傳統，例如“三層資本”的經濟結構（頂層的國有資本、底層的民營資本和政府與民間合作的中間層）和“內部三權分工合作制度”（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兩千多年裏，皇帝來來去去，但這些基本制度都生存下來了。越應當明確指出的是，這些制度的生存和發展也大多是通過“內部革命”而實現的。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政治革命，消滅了歐洲和日本意義上的“封建”，確立了統一的政治制度。因此，美籍日裔作家福山説，秦王朝是歷史上第一個近代國家（modern state）。這是確切的，因為歐洲到了近代才出現類似中國那樣的官僚體制。更應當指出的是，西方近代官僚制度的確立，深受中國傳統文官制度的影響。中國的世俗文化（主要是沒有宗教的道德）在蒙古人打通歐亞大陸通道之後，就開始傳向西方，對西方的啓蒙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的文官制度先是通過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引入英國，後來也影響了美國的制度。

到了宋朝，中國進行了第二次政治革命，即基於客觀考試成績之上的科舉制度的正式確立。18世紀法國啓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批評中國，認為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貴族，導致了政治專制。但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中國的漢唐都是大家族統治，唐之後的大家族更導致了門閥制度，導致了國家的分裂。唐朝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改革自漢以來的舉薦制度，實行考試製度，但不徹底。宋朝競爭性科舉制度的引入便是第二次政治革命。它徹底消除了政治大家族。儘管皇權是壟斷的，但政權（執行權或者相權）則向全社會開放。中國也不存在像印度那樣的種性制度，各個社會階層都可以通過科舉制度進入政權。

這裏就導致了一個什麼是民主的問題。歷史學家錢穆曾經認為中國有“中國式”的民主，當時被很多人批評。但錢穆的這個説法很有道理，只不過應當説得更清楚一些。在西方，民主大部分時間裏都是政治家族的統治。很多國家，直到今天還是由政治家族統治，幾個大家族之間的競爭或者它們之間的輪流執政就叫民主。不過，政治家族的概念，並不出現在西方的民主教科書裏面。

亞洲的日本也一樣，自明治維新到今天，日本的家族政治從未間斷過。政治家族統治意味着什麼？很明顯，意味着政治過程被這幾個家族所控制，多數人很難參與進去。民眾表面上的投票權，並不意味着他們享有實質性意義的參政權。

中國傳統的優良制度

因此，如果從量化的角度看，中國因為沒有家族統治，能夠參與到政治過程的人數會遠遠多於西方。

中國傳統的優良制度遠遠不止這些。就基本制度來説，除了“三層資本”制度和“內部三權”制度之外，還至少應當包括如下幾項重要的制度：

一、政教分離，即“敬鬼神而遠之”。中國文化承認宗教生活，但認為宗教是個人的私生活，不能用來影響政治，用來執政。在西方，早期政教不分。政教分離是一個漫長且充滿血腥暴力的過程。而在廣大的穆斯林世界，直到今天仍然實行政教合一的制度。

二、政商分離，即“士、農、工、商”。“商”或者金錢不能直接轉化成為政治權力。儘管商人不能自己參與政權管理，但商人的後代是容許和鼓勵參加科舉考試而進入政權的。商人也經常可以“購買”一些不那麼重要的政府職位。

三、“有教無類”，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中國文化一方面承認社會事實上的不平等，但同時又強調通過制度設計可以實現平等，或者接近平等。科舉考試製度是建立在“有教無類”基礎之上的。對人的認識，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基於種族、膚色、宗教等之上的分類方法，而只是把人分為“文明的”和“野蠻的”，而這兩者之間的差別也只決定於是否接受了教育。

四、經濟管理和發展作為政府的內在責任。近代之前，中西方對政府和經濟關係的看法大致一致，但近代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崛起，資本變成社會的主導因素，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就變成了資本的專利。今天，在西方，如果有人提倡政府幹預經濟，那就會被視為“不正常”。這也正是今天西方所遇到的最大的問題：政府知道經濟出現了問題，但沒有權利來干預。

在中國文明裏，管理經濟和發展經濟一直被視為是政府的內在責任。二戰以來，在亞洲，只有日本和“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在這些經濟體之後，中國大陸和越南也迅速崛起。而這些國家都屬於儒家文明圈，都享有“發展經濟是政府的責任”的經濟哲學。

也應當強調的是，所有這些優良制度，之所以成為“優良”，是因為它們都能與時俱進，不斷更新自己，不僅適應新時代的需要，更要引領新時代。而“更新”就是制度的自我革命。

如此看來，在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迫切需要一場新的“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既非“復古”，也非“西化”，更非拒絕現代化。它應當是文明的、進步的、先進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如果“文化自信”演變成了“復古”、排斥其他先進的文化、拒絕人類社會現代化所需要的共享價值，只會導向國家的封閉和落後。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捱打。這是中國以往的歷史教訓，也會是今天的歷史教訓。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