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輸在記者太多”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七）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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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華戰爭》

（七）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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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赫魯向議會解釋説，就印度政府而言，“我們的士兵可以在這些地區完全自由活動，而不致引起衝突。”　　 

       高級會談失敗了，這是從一開始就很清楚的，但是任何一方都不願使會談破裂。因此會談還是進行了整整五天，但是會談結束時發表的聯合公報説，雙方的分歧並沒有得到解決。印度方面準備就這樣算了；但是中國方面希望使外交上的接觸繼續下去。

       因此，雙方才同意兩國政府官員進行會晤，核對歷史材料，並且準備一份報告，開列雙方共同點和分歧點。在印度的堅持下，雙方官員的工作限期四個月。對下一步的安排沒有達成協議；公報只是説，兩國官員的報告“應該有助於兩國政府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考慮。”　　 

       在訪問期間，印度政府不但履行了它對反對黨所作的諾言，不為客人舉辦公眾集會活動，而且還盡力不讓中國代表團與私人和新聞界接觸。在會談的最後一天，外國記者向外交部提出，能否給周恩來安排一次記者招待會(周恩來通常在這類訪問結束的時候是要同記者見面的)。他們的要求被拒絕了——但是，當天傍晚中國代表團自行宣佈：周恩來將在晚上十時三十分舉行記者招待會。　　 

       新德里的新聞記者們對印度的和來訪的政治家們向來敢於尖鋭提問，這是他們頗引為自豪的。印度記者甚至對尼赫魯(他在那些日子裏每月舉行一次正式記者招待會)也是毫無拘束，混得很熟的樣子。他們不但隨時質問他，還時時同他大聲辯論，對他進行規勸訓導。

       [ 注：除偶而發火以外，尼赫魯總是忍受這種態度的，因此造成了一個使他的繼任者會感到不好受的先例。拉·巴·夏斯特里一次在新德里舉行正式記者招待會，受到的對待十分無禮，以致他從那以後再也不舉行記者招待會了。英迪拉·甘地夫人最初也很少舉行記者招待會。 ] 

       因此，在邊界爭端中，幾乎全部是同政府站在同一立場的印度記者們，都指望着提出一大堆問題來刁難周恩來，以便暴露他們所認為的中國對印度赤裸裸的侵略；

       但是，從他進入大廳(總統府裏的一個圓柱廳，牆上掛着最後一任總督及其夫人的等身畫像 [ 注：這兩張油畫最有力地象徵着兩國政府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極大的距離。中國人不能理解為什麼自豪、愛國的印度人能夠讓這種使人回想起過去所受奴役的東西點綴他們總統府的重要廳堂。 ] )的那個時候起，周恩來就控制了整個記者招待會。　　 

       中國人一開始先散發周恩來的聲明。這個聲明扼要地重申了中國的立場：邊界從未劃定；問題能夠通過友好協商求得解決；在解決以前，“雙方應該維持邊界的現狀，不以片面行動，更不允許使用武力，來改變這種狀況”。在這樣做的時候，中印友誼不應該、也不可能因邊界問題而受到損害。

       聲明的要點歸納為六點，周恩來稱之為雙方間的“共同點或者接近之點”：　　 

       一、雙方邊界存在着爭議。　　 

       二、在兩國之間存在着一條各自行政管轄所及的實際控制線。　　 

       三、在確定兩國邊界時，某些地理原則，如分水嶺、河谷、山口等應該同樣適用於邊界各段。　　 

       四、兩國邊界問題的解決應該照顧到兩國人民對喜馬拉雅山和喀喇崑崙山的民族感情。　　 

       五、在兩國邊界問題經過商談得到解決之前，雙方應該各守實際控制線，不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但可進行個別調整。　　 

       六、為了保證邊界安寧，便於商談的進行，雙方在邊界各段應該繼續停止巡邏。　　 

       周恩來説，對以上六點，雙方仍然存在着一定距離，但繼續協商能夠縮短並消除這個距離。然後，他宣佈願意回答任何問題，只要求他的回答能全文報道。　　 

       記者招待會開了兩個半小時，

        [ 注：招待會是在我提請周恩來考慮報館截稿時間而制止發問後才結束的。翻譯人員翻譯得很慢，一百五十分鐘的招待會才回答了二十五個問題。其中包括一個美國女記者提出的兩個問題。她問周恩來是否考慮邀請艾森豪威爾訪問北京，“如果這個邀請並不牽涉到美國承認紅色中國問題”。她並且説，看來周恩來氣色極好，很不象是六十二歲的人，他是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的——是否有特別的飲食或是經常運動？周恩來回答説，“謝謝你，我是一個東方人，我是按東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

       但除人們關於雙方在會談中所採取的立場方面已知的情況外，它並未提供很多新的情況。

       一名記者問道，哪一個地段佔去總理的時間最多，周恩來説是西段，對那一段“存在着比較大的爭議”。他重申他的政府同中國曆屆政府一樣，絕對不能承認麥克馬洪線，因為它是“英帝國主義在它同中國西藏地方當局的秘密換文中非法畫出來的”。

       他接着説，雖然如此，中國把那條線當作邊界線，在談判時沒有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然後，他扼要説明了中國對西段的立場，並且説他曾要求印度政府對這個地區採取同中國政府在東段地區所採取的同樣態度，但他説：“印度政府對這個問題不完全同意。”　　 

       一位西方記者問印方在會談中是否提出了中國對印度進行了侵略的問題。周恩來回答説，會談中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且説如果印度政府提出這樣的問題，不僅不合乎客觀事實，而且是極不友好的。　　 

       印度政府對周恩來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做法和內容都感到十分不愉快。尼赫魯一等到中國人登上飛機前往加德滿都，飛機在東方的天空還沒有消失，就在機場上對記者談了他的看法。他提到周恩來在“目前的現實”的基礎上互讓的建議時説，“在邊界問題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問題。”他證實，就東段而言，中國人曾準備接受印度的主張，但説中國人“把它同西段聯在一起”。　　 

       當天早晨各報刊載説，據周恩來講，印方在會談中並沒有譴責中國的侵略行為；這就證實了印度人士懷疑尼赫魯對中國人還不夠直截了當是有根據的。新聞記者在機場就這一點向他進行詰難，議員們在議會里也提出相同的指責。

       尼赫魯當時也滿口指責中國侵略，因為指責中國侵略在印度已成為表示忠於祖國和義憤填膺的口頭禪。他解釋説，他“不敢肯定……是不是用了侵略這個詞”，但説會談就是為着談中國侵略的問題；

       周恩來“來到這裏是因為發生了重要的事情，這件重要的事情照我們的説法，就是説中國人進入了我國領土……我們認為這就是侵略”。後來周恩來在加德滿都聽到以前的東道主講了這番話是不高興的。他説，“他當面不説，可是，我們一走，就攻擊中國政府是侵略。這不是對待客人的態度。這種態度使我們非常痛心，特別是因為尼赫魯總理是我們所尊敬的。”　　 

       尼赫魯從機場一出來就直奔人民院，報告會談的經過。他引述了周恩來所講的六個要點，説印度政府並沒有同意這些要點，然後對這些要點進行了草率的歪曲的分析：　　

       一、邊界存在着爭議……　　 尼赫魯：“當然存在着爭議。”　　

        (這是全部問題的核心。印度的立場是説整個邊界線的走向不存在爭議，而中國為了掩蓋其領土要求，製造了虛構的爭端。)　　

       二、……存在着一條各自行政管轄所及的實際控制線。　　 尼赫魯：“這是顯然的事，我不知道這句話的重要性在哪裏。”　　 

       (尼赫魯拒絕接受中國提出的維持現狀的建議，他所根據的論點是實際情況並不清楚。他早些時候告訴周恩來説：“當有關現狀的事實本身還存在爭議的時候，遵守現狀的協議是沒有意義的。”)　　 

       三、在確定邊界時，某些地理原則，如分水嶺[等等]應該同樣適用於邊界各段……　　 尼赫魯：“以分水嶺來劃界可以到處適用的，這是確定了的原則。我們自然同意分水嶺是很重要的因素；在山區、河谷等地區，分水嶺是最重要的因素。可是這條原則也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　　

        (印度把麥克馬洪線説成是一條根據分水嶺來畫線的邊界，並且堅持説，作為一條分水嶺邊界線，麥克馬洪線就是東段的恰當的邊界走向。但如果把分水嶺的原則應用到西段，就會形成一條沿着喀喇崑崙山山脈的邊界線，因為該山脈是中亞細亞水系同流入印度洋的水系之間的分水嶺。)　　

        四、……邊界問題的解決應該照顧到兩國人民對喜馬拉雅山和喀喇崑崙山的民族感情。　　 尼赫魯：“我認為這一條回答了喜馬拉雅山是印度、印度文化以及同所有這一切密切相關的組成部分這一事實……如果中國人對喀喇崑崙山也有強烈的感情，歡迎他們這樣做，我們並不反對。”　　

        (對西段的爭議主要是關於邊界究竟應該沿着喀喇崑崙山脊，還是如印度所堅持的從喀喇崑崙山口一下子跳到北面的崑崙山脊。針對尼赫魯反覆提出印度同喜馬拉雅山有着神秘的親密感情來為麥克馬洪線辯護，周恩來在這裏提出中國人和喀喇崑崙山也有同樣的聯繫。其含意是：作為中國接受麥克馬洪線的交換條件，印度應該放棄它在西段越過喀喇崑崙山劃定邊界的要求。)　　 

       五、……在問題得到解決之前，雙方應該各守實際控制線，不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　　 尼赫魯：“大概意思是説，如果中國對領土的要求沒有被接受，他們就不能討論任何問題；也許是這個意思……不很清楚。”　　

        (印度對於阿克賽欽有領土要求，並且堅持在中國接受他們的要求並從那塊領土上撤出去之前，對於邊界的實際走向不能進行實質性的討論。尼赫魯在這裏顛倒了中國的觀點，反而説中國堅持在印度接受中國的要求之前，不可能進行談判！在印度看來，假如實質性的談判當時已經開始，而中國仍然佔領着阿克賽欽，情況就可能會是那樣。)　　 

       六、……雙方在邊界各段應該繼續停止巡邏。　　 

       尼赫魯：“這不是我所同意的。”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這是中國為了消除邊界的危險局勢所作的嘗試，以便能夠將問題安然地留待日後去解決，而印度卻加以拒絕。尼赫魯當時還不準備公開宣佈印度政府打算進入阿克賽欽地區巡邏——他是在公開場合講話，好象聽眾裏面就有中國人一樣。因此，他就不能使議會里批評他的人放心。

       當有人就這個問題追問他時，他就感到狼狽：　　

        問：既然我們的總理已經説過我們同意避免衝突，這是不是意味着我們的人員不能到我們的領土上去巡邏？　　 

       尼赫魯：……公報是説，雙方應盡力設法使得邊境地區的磨擦和衝突得以避免。這是我們雙方都接受了的一般性的指示。我們覺得把這件事説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難的，也有點不必要。我認為我們不能讓我們的人坐在那裏，不向右邊走，也不向左邊走。我認為告訴他們不要採取任何顯然會將他們引向衝突的步驟，這總還是對的。　　 

       問：……如果因為我們的巡邏人員過去一到我們領土上去巡邏，就被中國人扣留，因而不讓我們的人在我們的領土上巡邏，情況將會是怎麼樣呢？　　 

       尼赫魯：我們的人完全可以在這些地區自由行動而不致發生衝突。　　

       問：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已經承允，在進行實際調查期間不採取任何步驟把中國人從印度的土地上趕出去呢？　　 

       尼赫魯：我認為這個問題是非常清楚的……要末你就得進行戰爭，要末你就得進行會談或叫做採取某種步驟；沒有什麼介乎兩者之間的辦法。我們不能一面為邊界問題宣戰，一面又談論如何商談或派出官方代表團。兩者不能並存。)　　 

       議會里和報刊上對會談及其結果的評論一般地是否定的，這些評論集中地提出兩項相互關聯的指責。

       第一，由於同意雙方官員進行磋商，尼赫魯就給了中國以鞏固其地位的時間；在進行毫無結果的商談的同時，中國卻“佔據着我們神聖祖國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人民同盟的頭目蘭加在人民院講道：“他們用骯髒的手指玷污我們祖國的土地。”

       第二，政府沒有發表有意迫使中國“撤除其侵略”的聲明。即便有些人贊成印度政府對高級會談所採取的做法，那也如某些國大黨議員所説的一樣，是由於他們認為尼赫魯的態度“堅如磐石”。一家報紙還提出，“亞洲輿論是不會忘記印度沒有被中國嚇倒這個事實的。”　　 

       這個顯然為中國所十分重視的高級會談失敗了。尼赫魯説，這是由於會談在“雙方各有一套截然不同的事實的岩石上”碰碎了。其實關鍵是由於印度堅持其拒絕放棄、修改或者暫緩提出它對阿克賽欽領土的要求。周恩來這次南亞之行，有兩處成功，一處失敗。他在緬甸和尼泊爾成功地簽訂了友好條約和邊界協定，這兩個小鄰國並未感到它們的強大鄰國欺凌它們或對它們施加壓力。在緬甸的問題上，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作為邊界的基礎；而對尼泊爾，中國則同意凡是有爭議的地區，應該“根據平等互利、友好互讓的原則進行調整”。

       中國地圖曾把埃佛勒斯峯(Mount Everest) [ 投筆從戎注：即珠穆朗瑪峯 ] 劃入中國境內，引起了山峯歸屬問題的爭論，但是中國接受了尼泊爾的(和普遍的)觀點，即以頂峯作為邊界的標誌。中國和尼泊爾同意在雙方邊界兩側四十公里內不派駐武裝人員。　　

       就中印爭端而言，雖然周恩來堅持説會談並沒有失敗，説它“進一步增進了瞭解”，但是高級會談只是為邊境局勢的惡化掃清了道路。兩國官員的磋商，正如尼赫魯所預料的，只不過是提出了兩個互相對立的報告。中印爭端只依靠尼赫魯稱之為“事實”的東西是不可能解決的，它需要的是政治妥協。而印度已經拒絕了就停止西段巡邏問題達成任何協議，目的是使他們可以自由地向中國控制的阿克賽欽領土推進，對這種推進尼赫魯和印度政府雖未明説，但早已做了許諾。　　 

       高級會談失敗以後，中國的立場強硬了。再也聽不到會談以前中國所説也許印度真正誤解了中國意圖的提法了。在加德滿都記者招待會上，陳毅聽完美國和印度記者向周恩來提問後，插話説，“我要提醒你們注意，中國是一個受損害的國家。我要強調地説，中國是一個受損害的國家。”此後，中國對邊界爭端的評論也都反映了陳毅所表現的這種滿腔義憤。

       （第一部分轉載到此結束，通宵幹活電腦已罷工，明天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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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前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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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去以為這不過是一場遊戲。他們建立一個哨所，我們也建立一個哨所。如此而已。

       —— 某印度陸軍軍官　　 

       這是一種俄國左輪槍遊戲。 [ 譯者注：俄國左輪槍遊戲是一種野蠻的賭博。賭博的用具是六響左輪手槍，其中有一個彈巢先已裝好子彈，其餘的五個彈巢則是空的。參加者手持該槍，轉動左輪，然後瞄準自己的太陽穴，扣動扳機。如他轉到的彈巢是空的，參加者就算勝利了。但如碰巧他轉到的彈巢裝有子彈，就形同自殺。 ] 

       印度最高當局似乎認為，他們要打的那一發的彈巢裏並沒有子彈。但對他們自己以及對整個國家都不幸的是，情況並不是這樣。那個彈巢裏恰好是裝上了子彈的。

       —— 喬·納·喬杜裏(J.N.Chaudhur)將軍　　 

       當大門被關起之後，你怎麼辦？要麼就象個老太婆那樣，愁眉苦臉地坐在那裏，無所作為；要麼就操起一把刀，或是你所有的任何其他武器，衝出去，進行戰鬥。除此以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西段的互相沖突的主張）

       談判解決邊界爭端的大門並不是因德里高級會談的失敗而關閉的。印度在很早以前就關上了大門。事實上，獨立後的印度新政府在執政的最初年代研究邊界政策的時候，就已經把大門堵死。周恩來離開後，政府直接面臨的問題是“下一步該怎麼辦？”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來就沒有任何疑問，它已經包含在從爭端開始以來印度所持的立場中。　　 

       那就是説，阿克賽欽一直是、而且不容爭辯地是印度領土。中國的主張是虛構的，是為了掩飾非法地和偷偷摸摸地奪取這塊土地而炮製出來的。如果中國被發覺並且受到斥責後，仍拒絕從這一地區撤走，印度將不得不採取爭論以外的其他手段去收復失地，否則這個局面就會永久化，變成是在印度方面不在場的情況下的事實上的解決。因此，從周恩來的第一次信件起到他在高級會談中要尼赫魯接受共同停止巡邏的方案止，印度都回避或拒絕了中國要達成一項維持一九五九年現狀的協議的企圖。　　 

       政府把中國部隊出現在印度主張的領土上描繪成為侵略行動，這就把要對此採取措施的責任加在自己頭上。如果外交方式失敗，那就得使用武力。尼赫魯抗拒反對黨要求使用炸彈、傘兵或步兵把中國部隊從印度土地上攆走的叫嚷；但又象他慣常所做的那樣，在拒絕打仗的同時，又作出一種許諾，説如外交和談判失敗的話，政府將不會俯首接受那種局面。如直接使用軍事力量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法會引起戰爭，因而被排除；默認邊界現狀的作法等於承認失敗，因而也被排除；那麼，在印度人面前很早就提出了第三條道路。

       《印度時報》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的一篇社論中提出：　　 

       新德里必須派遣有適當裝備的巡邏隊進入目前為中國人所佔領的地區，以維護其權利，因為長期拖延下去意味着對中國佔領的默認，意味着屈服於北京發出的威脅：即如果印度巡邏隊膽敢進入拉達克爭議地區，中國將大舉越過麥克馬洪線。　　 

       周恩來離開新德里的時候，印度政府已得出同樣的結論。他動身的那天，一名重要官員告訴我説，不要指望邊界會恢復平靜了，因為印度巡邏隊就要開始搜索中國佔領的地區。印度巡邏隊不會進攻中國陣地(在高級會談公報中，雙方承擔義務“盡一切努力……避免摩擦和衝突”)，但將插入中國據點之間的空隙地帶。　　 

       後來，這就被稱為“前進政策”。這項政策不是按政府的正常程序制訂出來，而是在印度政府一九六O年初所面臨的處境下異乎尋常地誕生的。這項政策的制訂者究竟是誰，後來有各種各樣的説法：有些人在它帶來災難之前，吹噓自己是它的創造者；在出籠之後，又加以抵賴。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當時的參謀局長考爾將軍還對我説，前進政策是他本人想出來，“繞過克里希納·梅農，直接兜售給尼赫魯”的；但在他後期的談論中，又把制訂這項政策的責任推給了尼赫魯、梅農和他自己在軍隊中的上司們。梅農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比較誠實些，也比較前後一致；他承認這項政策產生於局勢本身，並且堅持説，如能象“下棋”那樣走下去，這項政策不一定會遭受失敗。　　 

       前進政策的目標是，第一，堵住中國人進一步向前推進的可能路線；第二，使阿克賽欽有印度人在場，這樣印度方面將不僅只是在理論上參加實施尼赫魯所建議的共同後撤方案，而且通過外交交涉把中國人趕出這一地區的手段，也就得到實力的支持。

       除此之外，它從一開始就包含有破壞中國人對爭議地區控制的意圖，其辦法是在中國各據點之間建立印度哨所和派出巡邏隊，切斷中國的供應線，最後迫使中國部隊撤走。不過上述這些目標都是在前進政策制訂後才出現的，而且更多是屬於原則的推論；前進政策的確是產生於印度別無其他途徑可循的這個結論。　　 

       新德里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這個政策的全部含義。前進政策是從這樣的一個法理出發的：它假定佔有本身就構成了十分之九的法律根據，因此印度只要向前走並且賴在阿克賽欽的儘可能多的地方，就會扭轉它對中國的劣勢，或至少取得同中國的平等地位。這個政策又是魯莽的，因為中國人曾多次提出警告：印度如果堅持推行它在西段的主張，中國人就將跨越麥克馬洪線進行報復，但印度完全置之不理。歸根結蒂，這個政策是荒唐的，因為它的基本前提是：只要印度不對中國的陣地發動進攻，那末，無論印度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邏隊進入中國主張和佔據的領土，中國也不會進行武力的干預。

       從一九五四年爭端一開始，印度邊界哨所在中段向前推進並同中國部隊接觸之後，印度就準備好對要在印度主張線內保持陣地的中國部隊進行武力威脅； [ 注：例如，印度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照會中通知北京説，在印度主張的領土上一旦發現中國武裝人員即將被認為是侵略行為，並將予以抵抗。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印度警告中國説，印度邊防部隊將“對越境者使用武力”。北京評論説，由於兩國對邊界和地圖的看法存在分歧，印度又把大片北京認為是中國領土的土地視為印度所有，那末，印度就會把那裏的中國部隊和居民稱為“越境者”。這樣做，新德里就賦予印度部隊以“比較自由地使用武力”的權利。北京方面指出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的發生，正是這種“全權委任”的後果。 ] 

       但是尼赫魯和他的同僚都絕對相信中國人不會採取同樣作法。當我們回想到印度曾經在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中指控中國好戰和侵略成性，那麼，印度相信中國不會對侵入阿克賽欽的印度部隊使用武力就更顯得離奇——除非這表明，新德里心裏明白：中國指控印度人在上述事件中首先進行攻擊的説法是真實的。　　 

       前進政策帶有過去印度人反對英國時所採取的不合作主義的味道。不過這一次的不合作主義的成員都是武裝部隊，在受到攻擊時能夠進行還擊。印度人相信自己道義上無懈可擊，它能夠使中國人打消進攻的念頭。這種信念使人回想起他們過去也曾相信英國人不肯對他們使用武力，否則就會自己遭殃的那類想法。這似乎反映了尼赫魯的一種看法，就是認為印度的和平天性是舉世無雙的，並且深信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都同意這種看法。印度在全世界享有的聲譽會給派往阿克賽欽的印度巡邏隊披上一層道義的甲冑。　　 

       上述這些看法都不過是空想，尤其荒唐的是：前進政策的目標之一是企圖改變阿克賽欽的軍事力量對比，使得印度能夠用武力趕走中國人。尼赫魯常常説，“我的整個靈魂對任何地方出現戰爭都有反感。”但當他把這種聖徒式的情緒收起時，也能夠對戰爭的前景採取相當實用主義的態度。一九六一年，那時前進政策已開始推行，尼赫魯在印度人民院講到：“在我國的領土上發生了某種侵略。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呢？首先，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很明顯，我們的目標只能是設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採用外交的方式，採用各種手段，最後，如果你們願意這樣説的話，就採用戰爭的手段……我們要不斷加強我們的陣地，以便在我們認為自己有足夠力量的時候，而不是在處於劣勢的時候，來應付局面。”

       但是，怎麼能夠設想，在印度堅持不懈地逐步加強自己的陣地以進攻對方的時候，中國人會坐視不顧呢？這是難以理解的。而尼赫魯和他的同僚們卻真的這麼相信，這不僅從西段、而且也從東段的塔格拉(Thag La)山脊下發生的情況中可以得到證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這種信念才被無情地糾正過來。　　 

       在這一期間中，尼赫魯關於戰爭問題的發言通常都是為反對黨議員們的好戰言論所鼓動起來的。除了共產黨以外，各反對黨在要求政府以武力趕走不願從印度主張的地區撤走的中國部隊問題上是一致的。在國大黨方面也有不少人對這種觀點給予強烈的——雖然一般是沉默的——同情。

       他們否認採取上述行動等於戰爭。

       馬薩尼説“保衞自己的領土不等於進行戰爭”；“我從來沒有聽説過，從自己的領土上趕走土匪是戰爭行動。這只不過是在自己領土上進行的警察行動而已。”政府的批評者們一貫地採用“警察行動”這個字眼來描繪他們打算對中國人採取的行動。

       這個字眼在印度第一次是用來描繪一九四八年對海德拉巴邦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當時海德拉巴邦的大君(Nizam of Hyderabad)對邦的歸屬問題左右搖擺，印度的進軍結束了這種狀態。這個字眼後來在奪取果阿時又使用了。

       它意味着進行攻擊或採取“警察行動”的一方不僅具有壓倒一切的實力，而且具有道義上的權威，因此對於印度人的感情是雙重的安慰——當然，在其他國家裏提出要使用武力實現自己的目的時，也會出現同樣情況。

       一九五九年底某獨立人士議員在印度人民院中概括地説，“我們是個和平的國家，是聯合國的成員，我們不相信戰爭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唯一的途徑就是採取警察行動，把中國人從我們的領土上趕出去，建立邊界的原狀，消除侵略，創造談判的基礎。”

       這種玩弄名詞的荒唐見解，即認為改換一個名詞就可以改變一個行動的性質的説法，一直遭到尼赫魯不耐煩地拒絕；在這種情況下，反對黨就改變作法，聲稱戰爭無論如何並不一定帶來最後的災難，也不一定純屬壞事。

       克里帕拉尼爭辯説，小的局部戰爭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由於全世界的智慧，這樣的戰爭打響之後，往往都被局部化了，而且過了一陣子就會找到解決問題的可行辦法……因此，我們無需拿那種認為抵抗中國侵略就會導致世界大戰和全人類的毀滅的想法來嚇唬自己。世界各國會設法不讓這種情況發生的”。　　 

       反對黨的議員們喜歡提到，戰爭的陰雲還有它光明的一面，指出戰爭的經驗將能團結和錘鍊印度的人民。——克里帕拉尼説，“鬥爭能使一個國家裏最好的東西涌現出來，它能帶來團結”，甚至戰爭的危險也能產生好的效果。

       “必須而且能夠利用[對我國邊界的]威脅，促成全國的團結，激發全民的幹勁。”阿索卡·梅達向政府獻策説：“侵略者的腳步踏上了我國的傳統屏障。面臨着這種情況，全國人民將願意忍受更大的犧牲。”

       一幅全國同仇敵愾的幻景，對尼赫魯也並不是沒有一種浮士德式的魅力的。他幻想着，如果印度一旦面臨戰爭，就會變成一個“軍隊的國家”，“我們所做的每一項活動，每一件事，以及計劃等等，都服從於一項主要的事實——因為這將是一場生與死的鬥爭”。但更經常地，他是強調了戰爭對於印度、印度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危險性。

       一九六一年底他在上院講話中説，“印度同中國如發生戰爭，那將成為世界的大災難……因為它將意味着世界大戰，意味着一場無止境的戰爭。我們將無法在時間上對這場戰爭給予限制，因為中國既不可能打垮我們，我們也不可能跨過西藏進軍北京。”這個一旦在喜馬拉雅山發動戰爭就將把全世界捲進去的警告，遭到那些要求印度採取軍事行動把中國人趕走的人的憤怒駁斥。

       一九六一年底，一家報紙在社論中寫道：“一種荒唐的想法麻醉了新德里，使它變得無所作為，這種荒唐的想法就是認為中印在邊界問題上的衝突會使全世界陷入一場核子大毀滅。”　　 

       尼赫魯在戰爭問題上講話的調門是搖擺不定的。

       一開始，針對着反對黨議員們的戰爭叫囂，他講到世界末日到來的大戰，講到戰爭的恐怖；

       後來，他又逐步後退，害怕人家説他對由於邊界爭端而激發起來的愛國熱忱潑冷水，同時他承認他自己對於這種愛國熱忱也感到自豪(雖然他也説過，他希望那些給他寄送用自己的鮮血寫成宣誓書的青年們，能把自己的精力用於更有建設作用的方面)，因此他又重申一旦戰爭來臨，印度決心戰鬥。

       他一方面説，擂鼓吶喊和粗暴的語言都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戰爭是個危險的政策；如果戰爭被強加到我們頭上，我們將進行戰鬥，全力以赴地進行戰鬥。但是，我將避免戰爭，盡一切可能的力量設法制止戰爭，因為戰爭是一件壞東西，是一樁危險的事情……。”

       另一方面，他又説，“有些事情是任何國家都不能容忍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容忍對它的榮譽、正直品格和領土完整所進行的攻擊，為了保衞這一切，就需要承擔風險，甚至是嚴重的風險。”　　 

      雖然尼赫魯在戰爭問題上講話的調門時高時低，但這些講話在總體上傾向於散播一種想法，甚至給這種想法塗上一層體面的色彩：這就是，如果中國不交出阿克賽欽，印度就將同它打仗。在尼赫魯拒絕反對黨的狂熱叫囂的同時，他還是被他們牽着鼻子跑。在邊界爭端成為印度的一個政治問題之後不久，尼赫魯就開始把同中國作戰説成是一種可能性(他甚至在新德里歡迎周恩來的國宴講話中還閃爍其詞地提到這點)。而在這些閃爍提到最終可能爆發戰爭的詞藻當中，字裏行間所包含的一個思想總是：印度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和取得了實力地位之後，將進行戰爭來收復它所主張的領土。

       中國人對印度的行動所作的反應，或者中國人為了防止印度的行動而採取的措施，都可能導致戰爭；這些，在新德里文職官員的頭腦中從來沒有想到過。尼赫魯和他的同僚們自始至終都堅信不疑地認為，無論印度在邊界上幹些什麼事，中國都不會進行攻擊。這就是前進政策的基本設想。它是對一個在軍事上比自己強大得多的鄰國所進行的一場軍事挑戰。　　 

       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是印度武裝力量受到忽視的年代。特別是陸軍，遭受到獨立後國大黨政府的繼母一般的對待。這種情況的產生，可能部分地是由於國大黨人對於過去曾為外國統治服務過的人有所不滿，因為國大黨人自己曾因從事推翻外來統治的活動而被投入監獄或受到更惡劣的待遇。無論如何，上述繼母式的態度可以從新政府的兩項主要決策中得到證實。第一點就是認為不存在印度遭受任何進攻的危險性。　　 

       這種信念遠在獨立之前，甚至遠在一九二八年尼赫魯的講話中就已形成，當時他在一次對國大黨的講話中，列舉了被認為可能對印度造成威脅的國家，又把這些可能性一一地排除掉，結論是“對印度不存在來自任何方面的威脅，即便出現任何危險，我們也能夠應付”。

       最先，英國的防衞戰略是以次大陸西北方向的入口為重心。自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人吞併了中亞細亞的各小汗國，並推進到阿富汗邊界以後，英國人就擔心來自莫斯科方面的挑戰。這種擔心持續到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雖然此後不久英國人曾一度把這種想法放在一邊，轉而關注到同阿富汗作戰的更為局部性質的可能性。

       尼赫魯把這個俄國魔影説成“大抵是假想的”，他認為來自阿富汗的危險至多隻是一些小規模偷襲。至於中國，那末，喜馬拉雅山構成了“有效的屏障，即便是飛行大隊也不能從那個方向過來”。在尼赫魯看來，印度的面積、印度的地理戰略位置、加上各大國不願看到印度再次受到外國統治等因素，將使印度免於遭受任何大規模的外來進攻。“沒有哪一個大國會容忍另一個大國取得英國過去長期享有的統治地位。如果哪一個大國竟敢作這種嘗試，其他各大國就會聯合起來予以嚴懲。大國間的相互競爭是使印度免於遭受進攻的最有效保證”。

       從印度獨立後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國部隊進行重大進攻的時候，尼赫魯對於印度的外來威脅一直保持着這種唯理主義的和實用主義的觀點。　　

       在獨立後最初幾年裏，印度並不擔心來自巴基斯坦的軍事威脅——相反，擔心威脅的倒是巴基斯坦。從分治前的舊印度陸軍中，巴基斯坦所分得的部分，自然要小於印度分得的部分。巴基斯坦這個新國家又是資源不足，組織不全，相形之下，印度的軍事優勢就顯得更大了。

       當時印度教徒反巴基斯坦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公開宣稱要為一九四七年時所受到的“損害報仇雪恥”，要取消分治。尼赫魯當時是斷然反對這種情緒的，但要抑制這種情緒需要時間。

       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克什米爾戰爭期間，在一九五O年東、西孟加拉邦的部族屠殺重新爆發的時候，以及一九五一年克什米爾爭端再度達到危急關頭的時刻，印巴兩國之間的戰爭都有一觸即發之勢。在以上幾次事件中，印度都在旁遮普邦邊界地帶集結重兵，威脅拉合爾。

       一九五一年，巴基斯坦把印度對它的軍事威脅通知了安理會，多少由於美國的外交干涉才使這次危機得以度過。　　 

       巴基斯坦人這時認識到，他們必須要建設自己的軍事力量，至少要達到能夠制止對方進攻的水平，否則就要不斷受到印度人進攻的威脅。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締結條約的本領，使這一點在一九五四年變成了可能。 

       [ 注：巴基斯坦參加“巴格達條約組織”(後更名為“中央條約組織”)和“東南亞條約組織”之後，就得到美國的軍事援助；美國給予軍援的本意是反對共產黨侵略。但看來華盛頓也可能認為削弱印度對巴基斯坦的軍事優勢會有利於穩定南亞局勢。 ] 

       由於巴基斯坦的武裝力量得到了美國的裝備和訓練，印度再想打垮巴基斯坦就不那末容易了——也不會再出現一面倒的軍事對峙。印度進攻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消除了，而另一種可能出現了：就是巴基斯坦因擁有美國裝備的武裝力量而壯了膽，也許會試圖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同印度決一勝負。(這種地位的變化，表現在雙方對待“非戰公約”問題上態度的變化。開始，巴基斯坦總理列雅格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竭力主張簽訂公約，而為尼赫魯所拒絕；五十年代的中期以後，印度亟力主張簽訂公約，而為巴基斯坦所拒絕。)　　 

       在整個的五十年代中，印度軍隊是單一地根據同巴基斯坦作戰的可能性佈署戰略和訓練的，其戰略思想開始是進攻，後來又轉變為防禦。陸軍方面，由於具有職業性的審慎態度，曾建議應該對毗鄰中國的北部邊界的防務給予考慮，但得到的回答是這樣一個政治性的判斷：沒有必要進行針對中國的軍事準備。軍方在五十年代初期還曾提出建議，要求根據美國和英國在朝鮮作戰的經驗，編寫一本關於中國人戰術思想的步兵手冊，但這個建議也遭到拒絕。一位印度軍官説，“使印度陸軍感到十分驚訝的”是，甚至到了一九五八年，一個高級中國軍事代表團還被帶領去參觀印度的主要軍事設施。 

       [ 注：中國代表團團長葉劍英元帥參觀了南印度威靈吞的參謀學院，當時校方贈送給他一個該校校徽的銀質模型——圖案是一隻貓頭鷹。當他仔細觀察這件禮品的時候，臉上出現了一股陰影，他感謝主人的好意，同時解釋説，在中國貓頭鷹是一種不祥之鳥，朋友之間不拿它作為吉祥的禮品相互贈送！實際上，在印度，貓頭鷹也不是吉祥的東西，貓頭鷹這個字眼通常是用來罵人的，意思是説對方愚蠢。但當英國人選擇這個西方的智慧之鳥作為學院的校徽時，更多考慮到它的古典含義而不是當地對它的態度。 ]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人在旁遮普邦參觀了一次由第四師表演的對步兵進攻的火力支援，當時第四師就是由考爾少將指揮的；四年之後，正是這個師和它當時的指揮官在同中國所進行的邊界戰爭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　　 

       政府的第二點政策考慮，是從第一點考慮(即認為除巴基斯坦外，印度沒有同其他國家發生敵對行動的危險)引伸出來的：那就是認為國防力量的經費必須保持在僅僅能過得去的最低水平上，這樣，可以供發展之用的資源就不會不必要地花費在非生產方面。　　 

       在巴基斯坦成立時，印度從舊印度軍隊中分到的部分大約有二十八萬名官兵。新政府在開始時就有意圖要削減陸軍的定額——尼赫魯説過，一支高度機械化的、人員比較精幹的部隊，比一支龐大的但是裝備低劣“用腿走路”的部隊更為可取——但是這個計劃沒有實施，陸軍兵員反而慢慢地擴大了。

       到了一九五三年，陸軍官兵總數接近三十五萬人，組成七個師，其中六個是步兵師——這六個師的編制以及裝備、訓練的標準各不相同——一個是裝甲師。 [ 注：第四、第五、第十、第十九、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步兵師和第一裝甲師。此外，在旁遮普邦巴地阿拉(Patiala)駐有一個獨立裝甲旅，在亞格拉(Agra)駐有一個傘兵旅。 ]

       陸軍的平時部署，反映了印度軍事計劃人員同前任的英國同行們相類似的考慮，就是在對巴基斯坦作戰的可能和內部安全需要之間保持平衡。有三個步兵師部署在克什米爾，其中的一個營在拉達克的列城佈防——而這個營當時也是面向南方，針對巴基斯坦人，而不是面向北方。在克什米爾戰爭中，巴基斯坦人險些佔領了列城，印度軍隊開進拉達克正是為了對巴基斯坦人的向北運動進行抵制。印度已下定決心，如果巴基斯坦再一次用武力佔領克什米爾，印度就將作出反應，進攻拉合爾；為此目的，有兩個師佈防在旁遮普邦作為反擊力量。那個裝甲師則駐紮在中印度的佔西(Jhansi)。　　 

       上述的部署狀況持續到一九五六年，在此期間陸軍的數量和裝備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一九五六年那加族人發生叛亂，這就須要不斷加強東北地區的軍事力量；到了五十年代的後期，已經有一個整師被牽制在那加山區的游擊戰爭中。

       當時東巴並不構成任何戰略上的威脅；巴基斯坦軍隊的絕大部分都部署在西巴，其中的大部分又佈防在旁遮普邦，面對印度；另外一部分佈防在西北邊境地區，以應付部族騷亂和可能來自阿富汗方面的騷擾——印巴分治使印度擺脱了這個來自西北方向長期存在的威脅。因為那加戰役本身的要求增加，於是就把更多的印度陸軍部隊從旁遮普邦調到了東北地區；同時又成立起新的部隊以維持印度在旁遮普的軍事實力，結果陸軍又開始慢慢地擴充起來。　　 

       在一九五九年底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發生後，由於意識到邊界問題可能發展為難於解決的爭端，陸軍的擴充變得更有目的性，也更迅速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間，第四師從旁遮普倉促奉調到東北地區；與此同時，建立了一個新的步兵師——第十七師。在東北地區，第四師劃歸新的編制——第十三軍領導，軍部設在西隆(Shillong)，負責錫金、印度同不丹邊境、東北邊境特區、麥克馬洪線、東巴基斯坦以及那加的防務。第四師負責麥克馬洪線的防務，從不丹到緬甸一線，全長約三百六十英里；而該師的一個旅又很快奉調參加那加戰鬥。　　 

       第四師的調防，對印度在東北地區的防禦形勢沒有立即產生很大的變化。當時，從平原地帶通向山麓地帶的公路，沒有超過幾英里長的；同時在東北邊境特區，根本沒有一條橫行的公路——從喜馬拉雅山傾斜下來的高山峻嶺都是南北走向，這就使得橫行運動幾乎不可能；要到達麥克馬洪線各段，只能沿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前進。第四師開進東北邊境特區的行動慢得出奇。一九六O年一月，一個步兵連進駐邦迪拉(Bomdi La)；到了三月，另一個連開進達旺；到了同年八月份，一個營部在達旺建立起來，另外兩個營才抵達東北邊境特區，第七步兵旅的旅部也在邦迪拉設立起來。軍隊的佈防這時才慢吞吞地完成，而尼赫魯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就已宣佈麥克馬洪線的防務要由陸軍直接負責。　　

       一直到五十年代後期，印度政界輿論始終反對增加國防開支。克里帕拉尼一九五八年在人民院講到：　　 我們一直認為，在非暴力的印度，政府決不會考慮增加軍事預算；但是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我想這一點也會使我們的國父[甘地]在天之靈感到不安，就是最近幾年的軍事預算逐年增加了大約[十億印度盧比]；而在補充要求方面的預算又增加了[一億四千萬印度盧比]……請問我們為什麼要增加軍事設施？　　 

       甘地主義者從一個方面批評政府；而軍方則抱怨預算限制使他們難以對現有的設施給予適當的維持，更不要説實現現代化了。克里希納·梅農和莫拉爾吉·德賽之間的相互傾軋，加劇了軍方的困難，也影響到他們主管部門之間的相互扯皮。一個美國駐新德里的記者在一九六一年寫道：“如果印度真的存在近似內閣制的政府的話，那麼，梅農和德賽二人之間，以及他們主管部門的顧問之間，早已鬧得不可開交了。”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陸軍方面的抱怨更加厲害了。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間，陸軍總部多次上書國防部長，列舉了裝備和供應方面的缺陷，並且提出警告説，一旦戰爭發生，這些缺陷將削弱部隊的作戰力。

       這些信件是當時已擔任參謀局長的考爾將軍所草擬的，他在最後也是最緊急的一次上書中，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如何使陸軍處於困境：“一方面，要求我們儘快地擴充部隊，並且説，不這樣做我國領土就有被外來侵略者佔領的危險；

       另一方面，發給我們的武器、裝備、彈藥又是這樣微不足道，使得我們不可能用以裝備募集的新兵。”他還要求把他這封信提交給內閣國防委員會，這説明軍人們認為克里希納·梅農過去沒有把他們的緊急警告向上反映。

       但這次上書，同歷次上書一樣，並沒有產生增加軍事預算撥款的效果。考爾又利用他同尼赫魯私人接近的機會，把陸軍的要求向他提出。

       根據他本人的敍述，尼赫魯的答覆是這樣的：　　 如果從國外進口部隊所需要的武器和裝備，就必須動用外匯，而現在外匯已感到十分短絀。國防開支過大，將使國家在經濟上遭受重大挫折，這種情況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説，鑑於上述原因和某些政治上的考慮，我們必須主要地依靠本國生產武器和裝備，這從長遠來看是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他最後説，我們必須依靠自己，因為別的國家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撤銷或改變對我們的支持。　　 

       這就是政府政策的有力概括。發展要受到優先考慮；外國的軍事援助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將會損害印度的不結盟地位，而且也是不可靠的。解決軍隊的困難處境的唯一辦法，是在印度境內不斷建立國防工業的長遠計劃。這樣國家的工業資源就會增加，同時軍隊的需求也能得到滿足。在這個期間裏，尼赫魯針對着軍方所提出或別人為軍方所提出的申訴和警告，反覆地論證了這一點。　　 

       這種思想本來是無可非議的，只不過它無法適應前進政策所承擔的風險。不管前進政策本身，或者按照印度人的看法，前進政策的正當性，是由哪樣的政治考慮所促成的，這樣一個政策卻意味着對一個比自己在軍事上強大得多的鄰邦進行軍事挑戰。

       當時，印度同巴基斯坦的爭端還沒有解決的前景，或甚至根本沒有想去解決它。印度政府的政策又加給陸軍一項繁重的新任務，就是在沒有削減陸軍在其他方面所承擔的義務或在軍事預算沒有重大增加的情況下，要使它同世界上擁有最強大的陸軍大國之一進行對抗。

       一九六一年春天，印度已派遣了一個旅團參加聯合國的軍事活動，鎮壓在剛果發生的加丹加的分裂運動；此外，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印度還有一個營參加聯合國在加沙地帶的行動。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印度陸軍的有限資源已消耗得相當大；但它又很難於表達它對這一問題的不安。印度獨立以後，陸軍同文職領導之間的關係是不利於前者的。政府對於國際問題所採取的和平的，甚至是和平主義的態度，對於經濟發展問題的強調，對於不結盟的堅持，所有這一切都加深了國大黨歷來對軍人們所持有的那種不大買賬的甘地主義的態度。

       一九五七年，梅農出任國防部長，一開始受到軍方的熱烈歡迎，因為他們感覺這是第一次派給了他們一位精力充沛而且在政治上適宜的部長。但好景不長。不久，雙方互不信任和互不滿意的情緒就開始影響到高級軍官和他們的文職上司之間的日常接觸。

       梅農曆來不是個易與共事的人：他講話尖酸刻薄，脾氣暴躁；對待同僚和下屬時而怒氣衝衝，表現不耐煩，時而又感到後悔，表示親近。他對於他認為是愚蠢的人公開表示輕蔑；他又自命不凡，因此就不時地把大多數人都看作蠢人。他的這些特性使他難於同高級軍官和睦相處，並且很快地結束了人們對他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普遍歡迎。

       除了梅農同蒂邁雅將軍——後者在梅農出任國防部長的同時，被任命為陸軍參謀長 [ 注：一九五五年，撤銷了總司令的頭銜改稱陸軍參謀長，這就使陸軍同其他兩個軍種處於同等地位。卡維克斯(L.J.Kavics)在他對這一時期的印度陸軍史所做的全面研究的著述中指出，撤銷總司令，而代之以“三個獨立軍種，各軍種自行制定自己的政策，競相從主張節儉和態度十分冷淡的政治領導方面爭取預算撥款，並且各自根據嚴格的平等原則保持平行的機構”，結果就損害了軍事領導的參謀作用。 ] ——之間個人摩擦之外，軍方還感到日益擔心的是，他們認為這位部長對傳統上應由軍人們自行處理的事務進行了不恰當的、持續不斷的、因而也可以推斷是別有用心的干預。

       蒂邁雅和他的某些同僚只是懷疑梅農沒有把他們的建議和不滿的意見轉達給總理或內閣國防委員會；但他們卻清楚地看到，梅農在提拔哪些人擔任高級軍官的重大問題上，對軍方的建議置之不理；而正是這一點促使蒂邁雅將軍提出了辭呈，引起了一九五九年的軒然大波。　　 

       軍方對梅農在提拔軍官問題上進行干預感到憂慮已有一個時期，後來是集中在布里吉·莫漢·考爾(Brij Mohan Kaul)被不斷提升的問題上，這個軍人在以後邊界戰爭及其前奏中扮演了一箇中心的、也是災難性的角色。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