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輸在記者太多”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六）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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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華戰爭》

（六）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印度認為這是一種威脅，同時也是暗示：如果印度放棄對阿克賽欽的要求，中國將放棄對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領土的要求。在印度看來，中國人是説：“如果你們不再追究我們偷來的東西，我們就不再偷了”；話裏還含有一種威脅，就是説如果印度堅持要奪回失去的西邊的領土，那麼，中國就要吞併東北邊境特區。　　 

       如果是發生了下面的情況，那麼，印度對邊界問題的態度還可以理解：假定一天早晨，發現中國軍隊在一次突然的偷襲中侵入沒有設防的邊境山口，湧進旁遮普邦，佔領了幾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並開始橫貫旁遮普邦築路行車。

       假定中國軍隊還在公路幹線上設下路障，把印度的旅客趕回去；在一次伏擊中，又打死了好幾名巡邏警察。新德里指責北京秘密入侵和侵略，而中國卻和氣地回答説，他們現在佔領的地區過去一直是在中國控制之下的，並且表示願意，甚至熱切希望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整個邊界問題，但首先雙方要約定遵守現狀。新德里當然會立即拒絕進行談判的意見，甚至會斥責那種認為可以拿現狀作基礎作出即便是臨時安排的建議；如果中國人不自動撤走，印度就決心使用武力把中國人趕走。

       如果真的出現了上述那種虛構的情景，印度作出那樣的反應不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勢所必然的。

       實際上，正如前面講過的，印度所作出的反應卻恰恰如上所述。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確信中國在阿克賽欽攫取的領土，就象旁遮普邦一樣，在道義上是印度的一部分。　　 

       鑑於尼赫魯在議會里承認過，西段的邊界還沒有劃定，阿克賽欽地區比麥克馬洪線更加含糊不清，從而可以推斷，尼赫魯自己最初並沒有採取上述觀點。但是後來由於他對印度公眾激忿情緒的共鳴，他對自己認為是中國的背信棄義、以勢壓人的態度感到憤慨，也許還有戈帕爾報告的影響，促使他轉到這種觀點上來了。

       由於印度的論點(即印度主張的邊界在哪裏，它就在那裏)是精心製造出來的，所以尼赫魯象印度或國際上的許多人一樣，就相信了這種觀點，從而也必然認為中國留在阿克賽欽是一種明顯的侵略行為，因此印度政府不能不拒絕默認讓這種行為繼續下去的任何安排。　　 

       尼赫魯也拒絕了周恩來提出的進行討論的建議。他説，“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構成本國領土這樣大塊的地區的前途問題進行討論。”他甚至進一步提出：討論邊界線的確切走向(不同於一般邊界談判)也必須以中國單方面撤退為條件。儘管印度採取了上述的立場，周恩來仍建議舉行高級會談，這表明中國人或者還沒有認識到印度的立場是何等頑固，或者是想把新德里置於一個公開拒絕談判的地位。　　 

       印度會拒絕周恩來的兩個建議，這本來早已成為定局；但是，印度在拒絕接受沿着全部邊界實行非軍事化的建議的同時，還提出一項反建議。尼赫魯在覆信中，首先把東段、中段同西段區別開來；他説只要雙方在東、中兩段停止派遣前沿巡邏隊(他説印度事實上已經這樣做了)，就可以避免發生衝突的危險。

       關於西段，他重申他的主張，説印度已經通過定期派遣巡邏隊對阿克賽欽實行管轄。

       他排除維持現狀的協議，他説，“關於現狀的事實本身就存在着爭論。”接着他就提出自己的建議：　　 

       因此，我建議在拉達克地區，我們兩國應就下述事項達成協議，作為一項過渡措施。印度政府應將其所有的人員撤退到據我們瞭解是中國政府最近的一九五六年地圖上所標明的國際邊界以西。同樣，中國政府應將其人員撤退到印度政府在以前的照會和信件中所描述的和官方地圖上所標明的國際邊界以東。由於這兩條線相隔很遠，兩方面的部隊之間就不會有發生邊境衝突的絲毫危險。這個地區幾乎是完全無人居住的。因此，無須在這一由東面和西面兩條線為界的地區內保持行政人員。　　 

       原來設想的這一套不過是一場外交把戲，並不是指望能為對方接受的建議。中國提出雙方共同撤出軍事力量的建議，使印度在外交上處於守勢。現在尼赫魯巧妙地進行回擊，靈活地使用了雙方共同撤退等一類詞藻，提出了其實就是印度過去提出過的要中國全部、並且實際上是單方面撤出西段爭議地區的要求。

       實施尼赫魯的建議，印度只需撤出一個哨所，即碟穆綽克，它位於爭議地區東南端，方圓約五十平方英里。而中國方面就要撤出大約兩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從新疆到西藏的陸路交通線就不復存在，只不過印度還準備讓中國的民用車輛使用阿克賽欽公路而已(對於原來建議的這項修改是尼赫魯在一次新德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來的)。　　 

       尼赫魯的反建議受到印度的政治評論家的廣泛歡迎。他們認為這個反建議是“十分合理和切合實際的”，給中國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適當保持體面的機會”。而政界人士卻並不那麼贊成。在議會休息室裏，議員們責備政府放棄原則，縱容侵略。

       阿查裏雅·克里帕拉尼説，“政府為了急於談判解決，為了報答中國從本來就是印度的領土上撤走，竟表示印度願意從那些從來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來。”他的話反映了議會兩派中很多人的共同感覺。阿索卡·梅達指責政府由於急於談判而削弱了印度的地位。一個人民同盟的議員説，把印度的一角劃出去作為無人地帶，這等於是“鼓勵侵略”。

       於是政府發言人和官員便通過報紙宣傳和直接的辦法，設法減少人們的疑慮，強調印度要撤出的只是一小塊地方，而且如果總理的建議能為對方接受，那麼，就可以實現把中國人從阿克賽欽地區趕出去的主要目的。他們還指出，即使中國答應完全照辦，也不意味着印度對邊界的主張是可以談判的。中國實施尼赫魯建議而撤退後可能進行的談判，只涉及對邊界作微小的調整，而不會涉及印度的“大片土地”。　　 

       另一方面，尼赫魯拒絕周恩來所提出的兩國總理立即舉行會談的建議，在印度幾乎受到普遍的歡迎。當時的輿論一致認為，在中國撤出阿克賽欽以前，決不應當同北京進行討論。

       報紙的社論反覆強調這種論點：

       “我們應該講明白，只要中國的挑釁存在一天，就不可能進行任何討論。”

       “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決不會姑息有擴張野心的鄰邦。他們決不會贊助任何侵蝕印度國家領土的妥協。……只要中國人還停留在印度的土地上，就不可能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

       “印度願意談判，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無條件的。只有當中國撤出侵略地區，從而表示對和平友好談判的絕對尊重時，才能進行談判。[新德里必須]寸步不讓，應該首先堅持要求中國軍隊全部撤出，作為進行談判的條件”。

       反對黨議員，包括克里帕拉尼，敦促説，“只有在中國首先接受我們的邊界線並立即撤出他們強行佔領的領土的基礎上，才能進行談判。”

       國大黨議員們也有同樣的看法。西孟加拉邦的國大黨頭目阿圖利亞·高希(Atulya Ghosh)，從道義觀點提出：“在中國繼續其侵略活動的情況下，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會考慮印中兩國總理進行會晤的建議。”　　 

       尼赫魯並不感謝人們對他拒絕同周恩來會晤所作的讚揚；的確，在他對國內的講話中，他堅持不懈地表示不但準備而且渴望同中國人會晤，並且決心繼續爭取談判！

       他在一九五九年底説，“就我個人來説，就我國政府來説，我們願意談判、談判、再談判，一直談判到底。我堅決反對那種在任何階段都停止談判的主張。我認為這不僅是根本錯誤的主張，也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反甘地主義的主張。……只要這個政府存在一天，談判就將一直繼續下去。”他總是同反對黨辯論説，不談判，就只有選擇戰爭；雖然他決不排除有可能為邊界而戰，他仍然堅持有必要進行會談。——“雖然，這並不意味着不採取任何必要的行動。”

       尼赫魯總是拒絕那種認為他不應同周恩來會晤的主張。一九六O年一月，他在每月定期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對記者説：“就我個人來説，我準備同這個廣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人會晤。”“沒有什麼人是我不願意會晤的……[但是]不能因為談到會晤就匆忙去會晤，這樣去會晤就可能因時機不合或判斷錯誤，而產生不良的後果。”　　 

       尼赫魯一面重新肯定他個人堅決主張談判的態度，一面又多次重申印度的邊界是不容談判的。因此，他的立場使新德里的人士感到某種程度的迷惑不解。當時，他在致周恩來的信件上似乎已經完全拒絕高級會談，但是就在那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新聞記者就印度總理關於他願意談判的那一番話追問他：“印度的立場是否仍然是：我們的邊界是不容談判的？”尼赫魯回答説，“那是我們的立場”，“同時，天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談判的東西。”他發現自己講了一句前後矛盾的話，於是他就解釋道：“這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對於[邊界]這件事不存在談判或討價還價的問題。不過，通過信件和會談來處理邊界事宜，卻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拒絕同另一個國家會談。”　　 

       尼赫魯對“談判”這個詞的解釋有兩種不同含義；看到這點，那末，尼赫魯多次講話中談到“談判”時出現的明顯矛盾，就迎刃而解了。當他好象是説：“我們準備舉行邊界談判，但是我們決不談判邊界”時，他的意思是説：“對我國的邊界，我們決不妥協，但我們準備考慮對我們的邊界作微小的調整，並就此事同對方會談。”

       後來他把這個實質性的區別明朗化了：　　 

       談判(negotiations)和會談(talks)是有區別的，這裏有天壤之別。……只要有可能，就要經常鼓勵會談。談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個非常合適的背景；這樣的背景不具備時，就不應該舉行談判……會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會談也許得不到什麼結果，也許能夠有收穫；但不管怎樣，它總是有助於瞭解和探明別人的想法。　　 

       “談判”一詞按詞典的解釋是“為了取得協議而舉行會談”，而尼赫魯的意思則是“為了説服對方同意印度立場是正確的而進行討論”。這個區別從此就成為印度國內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表達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 [ 注：例如：印度政府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對巴基斯坦戰爭之後，還時常表示願意就克什米爾問題同巴基斯坦會談，但與此同時，又向本國輿論保證説，克什米爾問題無論現在和將來都“不容談判”。 ]

        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之交，新德里人士還沒有理解它的奧妙所在。人們當時的突出印象還是認為尼赫魯將拒絕同周恩來會晤，除非中國撤退到印度主張的邊界線以外，或“撤除侵略”，以此表示接受印度主張的邊界線。在國際上，當尼赫魯保證他本人和他的政府要進行談判時，人家對他的含糊其詞的講話的含義就不能領會，這就説明為什麼幾乎全世界都相信拒絕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是中國而不是印度。　　 

       周恩來催促印方考慮他的建議而遭到輕率的拒絕之後，印度國內就更加相信尼赫魯不會同意舉行高級會談。十二月間周恩來又給尼赫魯一封信，重申他的關於兩國武裝部隊各自從邊境全線後撤的建議，並且指出這種措施絲毫不會約束任何一方提出的主張。

       他對尼赫魯提出的雙方政府命令各自的邊境哨所停止派出巡邏隊以避免衝突的建議表示歡迎，並且説事實上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後，中國已經採取了這種預防措施。但是，他要求印度政府在這件事情上澄清它的意圖，即尼赫魯的建議是否適用於全部中印邊境？(這一點在尼赫魯的信上是含糊其詞的；但是信的上下文——事實真相也是這樣——表明，他的停止派出巡邏隊的建議只適用於麥克馬洪線。當時以及後來，印度政府對邊界爭端的主張的核心是它們可以自由進入西段爭議地區巡邏。)　　 

       周恩來對尼赫魯提出的雙方撤退到對方主張的邊界線的後面的建議，作出了詳盡的駁斥。

       第一，把西段邊境特殊化是沒有理由的，這段邊境的雙方實際控制線，同中印邊境其他地段的雙方實際控制線一樣，都是很清楚的；

       第二，尼赫魯的建議同“兩國早已同意的”暫時維持邊界實際存在的狀況的原則正相違背(如前所述，印度實際上並不同意，而且也無意這樣做)；

       第三，雖則“對於不明真相的人們説來，這個建議似乎是‘平等’的”，其實那是不公平的。按照印度的方案，印度的後撤只是理論上的，而中國則需要撤出三萬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領土。“這一地區長期屬於中國管轄，並且對於中國具有重大意義……是聯結新疆和西藏西部廣大地區的交通命脈。”

       周恩來問道，如果印度政府仍然堅持尼赫魯的建議，它是否準備把同樣的原則實施於東段邊境？在那種情況下，中國將同樣從麥克馬洪線作理論上的撤退(事實上他們已經在麥克馬洪線的後面了)，而印度則應該從東北邊境特區這塊大片土地上撤出，撤到中國地圖標明的邊界後面。　　 

       周恩來這封信的口氣同上一封一樣，不再是威脅性的，而是勸説性的和友好的。尼赫魯曾經解釋過他為什麼拒絕會晤。他説，不事先達成協議，“我們就會迷失在一大堆材料當中”。周恩來回答説，高級會談是很重要的，可以就原則性問題達成協議；“沒有這種指導，雙方對於邊界問題的具體討論，就有陷入無休止的、無結果的爭論的危險”。

       接着，他建議他和尼赫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發信後九天)會談。他説：中國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作為會談的場所，“因為在中國沒有仇視中印友好的活動”(這是影射印度很多城市有反華示威遊行)；或者，如果在中國會談對尼赫魯不便，那麼只要緬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　　 

       周恩來提出關於會談時間和地點的建議，也許是希望使兩國總理來往信件所陷入的對於是非曲直的爭辯從而告一段落，使之不再象過去那樣不斷地交換連篇累牘的外交照會和備忘錄。通知舉行高級會談，只有九天時間是不夠的，但周恩來請尼赫魯另提日期，如果他不同意那個日期的話，這樣，他就不能用是否方便或切實可行作為拒絕會談的理由。

       尼赫魯的回答是迅速的、粗暴的和冷淡的。他對於他提出的雙方共同從西段撤退的“很合理的建議”未被接受，深表遺憾。他再次提到，由於對事實存在着這種全然不同的看法，就不可能達成原則協議。他接着説，不管怎樣，在以後幾天內他完全不可能到仰光或任何其他地方去。　

       印度拒絕了中國提出先行舉行高級會談的這步棋，從而使外交鬥爭陷入僵局。當時中印邊界也是平靜的。中國繼續把麥克馬洪線當作東段的實際的邊界線，而且儘管中國方面向兼則馬尼哨所指揮官提出了一連串的“最後的嚴重警告”要印方撤出，這個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北、印度所要求的領土上的哨所，所受到的壓力還只是口頭上的。

       印度曾企圖在越過地圖標明的邊界線以外保持的另一個哨所朗久，已在中國控制之下，但是尼赫魯曾建議要把朗久變為非軍事地區，於是不久中國就從那裏撤走。雙方在鄰近麥克馬洪線的地區都停止了巡邏。空喀山口事件後，西段一直也是平靜的。中國在那裏暫時停止了巡邏；印度由於在那裏面臨着嚴冬和極大的後勤困難，也停止了巡邏。　　 

       邊境上的平靜和外交上的僵局使中國得以安然無事地佔有印度主張的西段領土。這種狀況在印度人看來，就等於默認中國的侵略；等於在一方缺席的情況下，按照中國的條件接受邊境問題事實上的解決。人們認為中國會利用這個機會鞏固，也許還要擴大他們對阿克賽欽的佔領，以便為其下一個步驟作好準備；印度政府深信這樣的一個步驟必將是損害印度的長期擴張的計劃。

       從印度政府一開始把中國進入印度所要求的領土説成是“侵略”的時候起，它就承擔了對此要採取某種行動的責任。當人們催促尼赫魯答應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時，他總是給人這樣的暗示：如果一旦到了需要那樣做的時候，政府就準備採取行動。十月間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説，“當我們正在從政治上處理這些[被中國人佔領的]地方的時候，我們不打算對這些地方採取軍事行動”。由於外交交涉已陷入僵局，那就很難説印度政府仍然是在政治上處理這個問題了。但是兩國高級會談還沒有實現，因此也不能説一切外交途徑都已試過。所以，一九六O年初，印度政府就開始重新考慮周恩來敦促早日同尼赫魯會晤的問題。　　 

       還有其他因素使印度重新考慮問題。當時冷戰的寒氣已退，赫魯曉夫訪問美國產生了“戴維營精神”，雖然這種精神由於巴黎首腦會議的破裂而受挫，但是這種挫折僅僅是暫時的。對於這種普遍的解凍，新德里和尼赫魯本人都認為自己有些功勞。

       多年以來，尼赫魯統治下的印度曾堅持不懈地鼓吹以講理的、文明的態度來處理國際爭端，鼓吹用談判桌子作為國際風暴的避雷針。現在正在形成中的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和解局面就被用來證明世界大國終於接受了印度所開的處方，並且已經開始把它付諸實施。

       當尼赫魯的外交政策受到攻擊的時候，他會舉出大國似乎在仿效印度的事實來證明他的主張是正確的，並且提醒批評他的人説，印度到處都享有崇高的聲譽。國際上對印度的尊重，在印度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一九五六年印度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我們在國際交往中享有的崇高聲譽，顯然是我們對國際問題採取無私態度的結果，也是我們採取淵源於我國文化遺產的容忍和和平共處這種獨特觀點的結果。這一切是我國領導人對待國際問題一貫採取的立場的特點所在。”

       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魯告訴人民院説，“不論是在聯合國或是其他地方，我們在世界上到處都受到尊敬”，並且感到有些茫然不解。　　 自從印度獨立以來，在最近幾年裏，在世界性的會議上，印度的聲音受到如此重視，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們也許對此感到自負——我承認我們有可以自負的地方——但是，事實是這樣：在當代世界中一個國家按它的物質力量是不能同大國或同許多武裝起來的國家相比的……。它是貧窮的，而且，正在為擺脱貧困而艱苦奮鬥……而在最近幾年中它在世界上卻受到了如此的重視。　　 

       尼赫魯認為：這可能一則是由於印度外交的高明，一則是由於世界人士仍然懷念甘地的光輝形象，但是更多是由於　　 我們一直懷着篤信、熱忱和真誠來談論和平，談論我們希望和平和……容忍，而當我們談論和平共處和所有這一切的時候，並不是掛在口頭的現成話——而是發自心靈深處的深刻的感情和出於對今日這個世界的深刻理解。　　

       這種自我欣賞毫無疑問部分地反映出，印度自命具有歷來屬於亞洲、特別是印度的民族主義(猶如一度是屬於歐洲、特別是英國的民族主義一樣)的那種獨特智慧和道義地位。但是這種自我欣賞是有事實作依據的。五十年代末期，印度在世界事務中享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從加沙、剛果到朝鮮，被邀去當裁判，當和事佬，或者當仲裁者，人們對它洗耳恭聽，求得諒解。

       作為國際關係動力的不結盟概念的主要定調人，作為不結盟國家公認的發言人，以尼赫魯為化身的印度，曾經為緩和冷戰的衝突多方奔走。正當這個時候，美國總統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以及後來赫魯曉夫接連訪問新德里。從印度為華盛頓及莫斯科雙方所接受這一點來看，印度外交的成功得到了證明。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爾總統訪問印度，正式宣告了美國對不結盟國家特別是對印度政策有了顯著的轉變。過去對“不道德的中立主義”的指責隨着杜勒斯的去世而消逝，取代它的是誠摯的同情，有時簡直接近於求愛者那樣的熱情——艾森豪威爾對印度議會説，印度這個國家“懷着偉大的信念同世界其他國家講話，而人家則懷着極大的崇敬傾聽印度。印度的勝利把過去十年來世界的失敗都抵銷了，這種勝利……在今後的一個世紀中也許能把世界上所有失敗都抵銷掉”。

       美國對印度的支持，在物質上表現為經濟援助的突然增加：在一九五九年年中以前的十二年裏，美國已經給印度約值十七億美元的援助；在後來的四年裏，美國對印度的經濟援助總數達到約四十億美元。美國對印度態度變化的因素之一，是印度同中國不和。

       在中印不和公開化之前，美國就已從印方獲悉了有關情況。一九五九年五月，參議員威利·史密斯(Wiley Smith)訪問印度回國後告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説，尼赫魯和他的親密的顧問們曾表示了對中國的憂慮。他説：“從美國的觀點看，印度政府對赤色中國在邊境的活動”以及中國工業化的速度超過印度等情況，“感到有些驚慌，這是一個有希望的徵兆”。　　 一九六O年初，外界對於中蘇裂痕的嚴重程度還是不瞭解的。

       印度人擔心由於蘇聯支持它的共產黨大夥伴，因而印度同中國日益激化的爭吵就可能使得印度同莫斯科疏遠，結果將損害印度的不結盟地位。此外，也將損及物質上的利益。雖然蘇聯對印度的經濟援助相對來説是比較小的，然而隨着比萊鋼鐵廠(Bhilai Steel Plant)的建立，人們已經可以開始感覺到蘇聯對印度經濟的援助。可是，到頭來印度的這些擔心不過是杞人憂天而已。

       從一開始，莫斯科對中印爭端就採取冷眼旁觀的態度，不讓中印之間的敵對影響到莫斯科同新德里的關係。朗久事件發生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俄國人對之似乎採取了審慎的中立態度，他們只不過遺憾地表示有人正利用這次事件“破壞和平共處的思想”。

       俄國人對中印爭端採取中立態度——印度政府所能夠希望的也不過如此，而且已超出了它的預料之外。尼赫魯提醒人們注意俄國人的聲明。他在人民院講到：“發表這一聲明本身就表明蘇聯政府對局勢採取了冷靜的和無所偏袒的態度”。事實上，蘇聯在一個共產黨國家和一個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嚴重爭端中保持明確的中立，就是在國際關係和意識形態上逃避兄弟般的團結的責任。正如北京後來所説的，莫斯科對中印兩國不加區別，而對朗久事件表示漠然的遺憾，凡是能夠從字裏行間看問題的人都能夠看得出來，莫斯科這種做法“實際上指責中國的立場”。　　 

       俄國所給予的這種心照不宣的支持，對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可以指望西方國家毫無疑問地接受印度對中印爭端的説法，並且同新德里一起，甚至走在新德里前面，譴責中國。但是，印度不那麼容易取得不結盟國家，特別是其他亞洲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因為並不是所有這些國家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那種説中國是全盤錯誤的論點。因此，俄國一如既往地認為印度是有誠意的，就成為新德里手中很強的一張牌，印度政府制訂它的行動計劃時，必須把俄國的反應考慮在內。　　 

       邀請赫魯曉夫回訪印度，已經有一個時期，一直沒有兑現(一九五六年他同布爾加寧的印度之行已開始了印俄積極友好的新篇章)。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蘇聯通知印度政府説，赫魯曉夫即將訪問印尼，並將順道訪問印度。

       同赫魯曉夫會晤的前景給印度提供了一個機會：通過私下交談，可以使赫魯曉夫更加清楚地瞭解印度對邊界爭議的態度是正確的，而且還可以利用莫斯科對北京的影響(印度認為這種影響是很大的)，促使中國接受印度的主張。但是，俄國人已經明白表示，他們認為談判是解決邊界爭端的唯一道路； [ 注：雖然以後輪到俄國人處理同中國之間的邊界問題時，他們也是同印度一樣地拒絕進行全面談判。(見第三章)同樣，印度也曾勸過緬甸政府同中國談判解決邊界問題，雖然他們自己並無意這樣做。 ] 而印度卻兩次拒絕中國提出的關於兩國總理舉行會談的建議，從而堵塞了唯一看得見的通向談判解決的道路；這就無法同莫斯科的友好勸告相協調。　　 

       這就是必須要對尼赫魯拒絕會晤周恩來的決定作出重新估計的充分理由之一。另一條理由是新德里在十二月底收到了一份中國的長照會，這份照會似乎是中國外交部為預期在北京舉行兩國總理會談而準備的一份提要。

       這份照會的基本內容一方面是對印度所謂邊界早已按照印度所主張的界線劃定的説法，進行了詳盡的、有分寸的駁斥；另一方面重申了中國的立場——即這場英國遺留下來的糾紛能夠“考慮到歷史背景和當前的實際情況”，通過友好協商加以解決。

       從這份照會中一點也看不出中國的主張已經改變，但是照會的語調卻始終一貫地令人寬慰，它不象中國過去的照會那樣粗暴地拒絕印度關於“侵略”的指責，而是心平氣和地對印度的指責加以分析，並且提出合情合理的保證：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仍然十分落後，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克服這種落後現象；中國土地遼闊，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地區人口稀少，中國資源豐富，國內市場廣大——它為什麼要向外擴張呢？北京為照會寫得太長而致歉意，並且解釋説，它的本意“不是爭論，而是爭論的結束”；不是“用攻擊答覆攻擊”，而是設想“印度政府對於中國的意圖的確有某種誤解”。

       照會最後表示中國“熱烈願望：兩國將停止爭吵，迅速地使邊界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並且在這個基礎上鞏固和發展兩國人民在共同事業中的偉大友誼”。　　 

       新德里研究這份照會時，感到中國提出的停止爭論的主張是真誠的，這就加強了同周恩來會談可能會有好處的那種看法。沒有跡象表明，兩國總理的會晤會產生具體的結果；印度無意改變它的主張，同時也沒有任何暗示表明中國將同意印度的主張。雖然如此，人們開始感覺到，如果同意舉行高級會談，將對印度有利。

       會談將使注視着事態發展的世界各國看到，印度還是言行一致地主張一切爭端必須通過談判解決的，尼赫魯本人在對待印度自身的問題上也毫不猶疑地採取同樣的態度。因此，到了一九六O年一月底，印度政府終於決定應該邀請周恩來前來新德里，同尼赫魯一道探索“可能導致和平解決的各個途徑”。　　 

       印度不再繼續堅持中國後撤作為高級會談的先決條件，這個政策上的轉變顯然將加劇印度國內對政府的持續不斷的批評。自八月以後，尼赫魯一直處於防禦地位。

       他採取比較慎重的語調反對批評者中的主戰論；他申斥那些要求給中國下最後通牒，並採取迅速軍事行動“趕走侵略者”的人；他重申他將致力於“談判”的態度；這些使得人們強烈地懷疑他是想同中國妥協。從堅持中國必須在談判開始之前撤出的立場後退，將不可避免地加深這種懷疑，並招致人們對姑息行為的譴責。由於面臨着必須在圍攻下改變方針的局面，印度政府開始施放玩弄文字的煙幕。　　 

       這個煙幕就是尼赫魯對“會談”和“談判”兩者之間所定下的意義上的區別。按照尼赫魯自己所下的定義，既然預定要舉行的高級會談並不是談判，那末，即使他邀請周恩來訪問新德里的信件正在遞交，尼赫魯認為他還可以繼續説，現在仍然沒有同中國談判的前景。那封信是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遞交的。 [ 注：邀請周恩來訪問印度的決定是一月底作出的；邀請信大概是二月三日草擬的，但為了讓當時的印度駐華大使高·帕塔薩拉蒂(G.Parthasarathi)面交該信，因而耽擱了一些時日。 ]

        赫魯曉夫在前一天就到達了新德里。尼赫魯在同赫魯曉夫會談了一個上午以後，直接前往議會。他在議會講話中再一次排除了同中國進行談判的任何可能性。

       他説：“在目前時刻，我看不出中印雙方立場有任何共同的基礎和溝通的橋樑。就是説，在雙方現有立場的基礎上沒有進行任何談判的餘地，因此目前也沒有什麼可談判的。”當時人們一直認為，赫魯曉夫將進行勸説，促成印度和中國的談判，因而尼赫魯在這個時刻重申印中之間沒有談判的基礎，似乎使人們聽起來覺得更無迴旋的餘地。

       當然，誰也沒有想到尼赫魯事實上已經邀請周恩來訪問新德里。 [ 注：我在寫給《泰晤士報》的報道中，反映了政府態度的變化，並且提到目前高級會談似乎就要舉行，但承認尼赫魯的聲明是個矛盾：“總理發表斷然聲明似乎使那些確信他同周恩來先生將在不遠的將來進行會晤的人們出醜，同時，他又使那些指望赫魯曉夫充當斡旋者的人們的希望幻滅”。 ] 

       在議會內外，尼赫魯的聲明證實了人們認為他無意同周恩來會晤的印象。

       印度在北京遞交了邀請信，將其關鍵性的做法付諸實施，在這個時候，放出的掩護煙幕就最濃厚，最難看穿。　　 

       但在短短四天以後就宣佈邀請周恩來訪問新德里，難怪這在印度引起了憤怒和震驚。

       尼赫魯的邀請信寫得誠摯，甚至熱情，同六個星期以前發出的那一封冷冰冰的信，成為鮮明的對比——他甚至恢復使用“親愛的總理”這樣的稱呼以代替“親愛的總理先生”這種比較冷淡的稱呼，這是他一九五八年八月的第一封信之後，頭一次恢復這樣的稱呼。

       他寫道：“使我深為痛心的是，過去這樣友好的、我們曾作了這麼多努力去加強的印中關係，竟已迅速惡化，並且引起了惡意和憤恨。”他又一次拒絕了中國提出的中印邊界從未劃定的前提，他説：“在這個基礎上，不可能談判。”

       他重複説不可能談判(他的信當然是要發表的)，但是他接着説：“我仍然認為我們進行會晤可能是有幫助的。”他説，在今後的幾個月中他不可能離開印度，他要求周恩來到新德里來；

       為了預防中國方面可能因新德里公眾的情緒而提出異議，尼赫魯保證説，“你來這裏，將是我們的上賓。”在遞交這封簡短而友好的信件的同時，印度遞交了一份冗長的照會，駁斥中國從前的論點並重申了印度立場。　　 

       二月十六日印度議員們從報紙上獲悉邀請中國總理的消息，於是反對黨的議員們就怒氣衝衝地跑到議會，提出緊急動議，要求討論政府“突然地、毫無理由地”改變政策的問題。幾天以後，對這個問題展開了充分的辯論。米努·馬薩尼把這個邀請説成是“國家的恥辱”，他的講話受到反對黨議員強烈的支持。人們譴責尼赫魯和印度政府失信，克里帕拉尼甚至説印度“被本屆政府的領導人出賣了……我國的名譽掌握在這批不名譽的人手裏是不安全的”。報界對所謂“尼赫魯先生的翻斤斗”或“退讓”也提出批評。

       尼赫魯當然早就作好了辯護的準備。他堅持説他邀請周恩來訪印並不涉及印度政策的改變，再一次強調會晤不是談判，並且指出他在許多場合説過，他一直準備同對方進行會談。尼赫魯的批評者就在這兩個字的區別上扯開了。馬薩尼指出，“很清楚，這次會晤就是談判，決不會是什麼別的。”《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評論説，總理正在“提出一個不十分誠實的區別，因為[他自己]同周恩來之間的會晤，無論從那個意義上講，只能是一次最為重要的談判”。

       在後來幾個星期裏，對於尼赫魯是否已經一反過去的做法，以及對於“會談”和“談判”之間是否有實質性差別等這類爭論，佔去議會大量的時間。反對黨的首領們帶頭批評總理，但是這一次，當尼赫魯爭辯説同周恩來會談不但沒有壞處也許還有好處的時候，他得到了國大黨和很多反對黨後排議員的支持。前國大黨議員和總督、後來改任自由黨首領的拉遮果帕拉查裏(Rajagopalachari)代表這一派發言説，邀請周恩來來印度並沒有什麼錯誤；“只要意志堅定，同對方會晤的任何嘗試都是好的。”三月一日，當尼赫魯在人民院站起來證實説，周恩來已經接受了他的邀請時，國大黨議員發出了歡呼。　　 

       周恩來接受了邀請，並表示“深切的感謝”。雙方在進一步通信中商定他將於四月十九日訪印，並停留七天——其實如果只停留兩天，印度政府也許會更為高興一些。

       訪問日期商定後，那些懷疑尼赫魯有意利用這次會晤同中國妥協的政界人士，開始集中全力阻止他這樣做。各反對黨派宣佈將在周恩來訪問的同一時間組織“不投降周”，計劃在新德里和其他城市舉行示威遊行，而且還議論如何給中國代表團製造一種“使人呆不下去的”氣氛。尼赫魯和他的同僚總算説服了反對黨首領們在周恩來訪問新德里期間不搞遊行示威；

​       雙方取得了彼此滿意的妥協，反對黨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來來訪的前一天為止。作為交換，印度政府答應不為周恩來舉辦例行的羣眾歡迎集會。非共產黨反對黨領導人在一封致尼赫魯總理的信件中，自稱代表了公眾的情緒，再次申述他們的觀點説，在“中國人撤除侵略”之前，不應該進行會談，並且敦促“不得削弱邊界，不得做任何被認為放棄印度領土的事情”。人民同盟在周恩來到達前兩天對這一點叫得更兇。他們糾合幾千人以摩托車隊為先導到總理官邸示威。遊行隊伍揮動着密密麻麻的標語牌和桔紅色的旗幟。上面寫着：“侵略者滾出印度去”；

       “決不放棄印度領土”；“打倒中國帝國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字句。人羣擁到大門口，被大批警察擋住，只讓他們的一個頭目到裏面去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要求尼赫魯親自作出保證：“不放棄我們對於印度任何部分領土的要求，不管它是我們佔有的，還是目前在中國非法佔領下的”；

       並且還要保證，“不做任何限制我們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國佔領的地區的權利的事”。根據官方的敍述，在尼赫魯同人民同盟代表的對話中，印度總理只是告訴對方説，除了他在議會里講過的話以外，沒有別的可講。但是，人民同盟的頭目同印度總理交談後回來時，叫激動的人羣安靜下來，然後宣佈説，尼赫魯已經答應“印度決不會讓給中國一寸土地”。　　

        印度政界輿論這個時候找到了另一條拒絕同北京談判的國際理由。反對同中國解決問題的人們認為印度是非共產黨國家的領袖和堡壘，指出同中國妥協會在亞洲其他地區產生惡劣的影響，正如人民同盟的備忘錄中所説的那樣，會“挫傷所有那些……希望用民主的方式獨立自主地進行建設的國家的士氣”。在印度，和解被看成是在中國手下遭到丟臉的失敗，所以人們希望日益逼近的會談以失敗告終，認為這才是印度的勝利。在周恩來到達前夕，一家報紙的社論這樣評述道：如果會談成功，“在亞洲小國的心目中，將會提高中國的力量和威望，而印度的行動將被認為是默認和屈從於中國的態度。” 

       [注：美國也出現了相同的論調。《華盛頓明星晚報》(Washington Evening Star)説：“印度方面的堅決抵抗是對其所有鄰邦精神上的支持。不姑息在新德里的北京客人，對於尼赫魯在本國的領導地位以及印度在亞洲的未來地位都是重要的。” ] 

       如果會談破裂，“印度將被指責為不講道理，[但寧可]暫時被視為不講道理，總比被視為軟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言論都催促政府不要謀求解決，例外的是極少數。印度共產黨鼓吹和平解決；一家著名的地方報紙《國民先驅報》(National Herald)指出，克里帕拉尼和他那些吵吵嚷嚷的反對黨的同僚們無權自封代表印度説話。

       幾家穆斯林小型期刊，為了反擊他們在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會(Hindu Mahasabha)——這班人採取了最極端的好戰方針——的教派敵人的戰爭叫囂，建議進行有意義的談判。但是它們的言論是與眾不同的，也受不到重視。　　 

      在周恩來到達前一個月，印度最高法院的一項判決使印度政府對北部邊界的態度更加僵化。一九五八年，尼赫魯同巴基斯坦就一項雖小但卻棘手的邊界爭端取得妥協，即同意由雙方分割一小塊介乎西孟加拉邦和東巴基斯坦之間叫做貝魯巴里地區(Berubari Union)的有爭議的領土。這裏牽涉到要把幾平方英里土地包括一些村落移交給巴基斯坦，而法院對政府是否有權這樣出讓領土提出異議。最高法院支持了這項異議。

       一九六O年三月十四日，最高法院判決説，印度政府試圖“在特定的基礎上就(貝魯巴里地區)邊界爭端取得友好解決”，牽涉到割讓領土的問題，因此在這一解決付諸實施之前，尼赫魯同巴基斯坦總理達成的協議必須通過修改印度憲法才能予以批准。

        [ 注：印度的憲法中沒有賦予政府以割讓或獲取領土權力的條款。由於憲法中已規定了印度聯邦的領土界限，因此，要對印度領土作任何改變，都必須通過修正案。 ]

        印度政府為了要知道最高法院判決書對處理同中國邊境爭端問題有何影響，就去徵詢法律方面的意見，得到的答覆是説，按照上述判決，如果政府要割讓領土，或甚至更改任何邊界主張，都需要修改憲法。換句話説，如果尼赫魯同周恩來就西段的邊界達成協議，就必須使這個協議得到議會三分之二的多數贊成和當時全國十四個邦的過半數邦立法議會的通過，方能生效。　　 

       要做到這一點肯定是困難的。然而，尼赫魯在國大黨內的統治地位當時還是鞏固的。國大黨不僅以壓倒多數控制印度議會，而且控制各邦的立法議會。那一年貝魯巴里修正案獲得通過。 [ 注：然而，在寫此書之時(一九七O年)，印度政府仍未能執行一九五八年協議中關於貝魯巴里地區問題的條款。 ] 在這個階段，如果尼赫魯全力支持同中國取得妥協和解決，他是可以使之在憲法上通過的。但事實上他已下定決心不想妥協，因而貝魯巴里案的判決也只是被用來加強這一決心罷了。　　 

       憲法的因素加上政治的壓力，把尼赫魯緊緊拴在他自己所採取的立場上。他對印度的全部邊界要求進而採取了不留餘地的態度，拋棄了當初談論西段時使用的那種不肯定、甚至是帶有探討性的口氣。他談到印度的榮譽和尊嚴，譴責中國的傲慢和侵略，這樣他就親自幫着在邊界問題上去煽動他在幾個月前還曾敦促他的同胞要加以避免的那種激動情緒。

       由於他使用了一套近似詭辯的玩弄詞句的手法，甚至在他的支持者中間也對他對待爭端的真實態度產生了疑慮，並使他的批評者對他更加不信任。他自己的言行使得他和他的政府失去了一切迴旋餘地：除非中國無條件默認印度對阿克賽欽的要求，而且正式接受麥克馬洪線——換句話説，除非中國屈從於印度的要求——他就無法轉圜。如果周恩來不準備把他的新德里訪問變為卡諾薩(Canossa) [ 譯者注：卡諾薩是意大利中古一城堡。十一世紀時，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前往該地向教皇格里戈裏七世表示屈服和懺悔，遭到教皇的羞辱。此後卡諾薩就成為世俗力量屈從於羅馬天主教會神權的比喻。 ] 之行，那末在中國代表團踏上新德里飛機場之前，他們的使命就已註定要失敗了。這就是尼赫魯向公眾保證他同周恩來的會晤不是談判所造成的結果。　　 

       在高級會談之前，印度政府用同樣冗長的篇幅答辯了北京十二月份就中國主張所作的全面聲明，再一次肯定了印度的立場。新德里再次爭辯説，中印邊界線長期以來就為習慣和傳統所確定，這條邊界的大部分也是為條約和協定所確認的；因此，“不能夠在所謂談判新的協議來重新確定整個中印邊界的基礎上來達到友好的解決”。但是，印度準備“就有關邊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體爭論進行討論，並且在認為必要的地方通過協議對邊界作微小的修正”。　　 

       中國發出另一份照會，結束了這一個回合的外交交涉的信件往來。中國照會解釋説，它的目的不是為了爭論，而是“希望促進印度政府的瞭解，縮小雙方的分歧，從而有助於兩國總理的會晤”。照會重申邊界從未劃定，因此應該舉行“全面談判”。接着，北京提出一項新的重要建議：“至於兩國間的未定界問題，在未獲解決以前，只要雙方願意維持邊境的現狀，也並不妨礙雙方正常關係的建立”。

       換句話説，如果印度不準備通過談判就邊界問題取得全面協議，邊界也可以暫不劃定，雙方可以遵守目前的實際控制線，把它作為事實上的邊界線。鑑於尼赫魯明確地、公開地表示不肯通過談判取得協議，北京似乎在這裏指明瞭一條出路：目前暫且讓它這樣，到了適當的時候，等到在這個問題上的火氣和緊張狀態緩和下來，兩國之間通常的友好關係恢復了，他們就會冷靜地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到了一九六O年初，新德里對來訪的政治家們的活動安排早已有了一定的規格，他們訪問的禮賓待遇和日程安排是人們所熟知的。冬天是他們來訪的最好季節。這時候白天陽光和煦，夜晚清爽宜人，百花盛開，細雨壓塵；在這個時候來訪的客人聽到當地人士對記憶猶新的夏天的抱怨，感到難以相信。每到冬季，首都總是披上迎接來訪者的盛裝，在貴賓們的官方車隊通過的馬路上豎起了旗杆，坑坑窪窪的路面也填平了，在馬路的邊緣和人行道上重新鋪上了發亮的橙黃色的砂礫——等到夏天的熱風一來這些砂礫就逐漸散掉，終於完全吹走。

       如果政府提示某一貴賓的身分重要，市政當局也就跟着忙碌起來。卡車運載着人羣到沿途各處去揮手歡迎，鄰近的村民在金錢和實物的引誘下，手持發給他們的紙製國旗，趕着牛車或騎着駱駝到機場附近。

       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O年初的冬天，是一個繁忙的官方訪問季節。雖然周恩來到達的時候已是冬末，太陽已有夏天的氣息，風沙飛揚，可是，首都看起來仍然披着新裝，對於中國總理應給予的禮賓儀式都遵守了。從機場起沿途交叉地懸掛着中印兩國的國旗。警察在管制人羣時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讓一些舉着黑旗的示威者走近大路。　　 

       一九六O年四月十九日將近傍晚的時分，周恩來在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和大批隨行人員的陪同下，分乘三架專機從仰光飛抵新德里。在機場的大帳篷下面，歡迎的人羣基本上是外交使團，再加上僅餘的幾個板着面孔的主人。而在一年以前那些印度主人會全部出動迎接中國客人。當週恩來走下飛機的時候，其中有人用尖細的聲音喊出了前一年的“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號；此外，就是外交官們為表示禮貌而鼓了幾下掌。

       然後致歡迎辭和答辭。尼赫魯的歡迎辭是用印地文寫成，是事先準備好的，這對尼赫魯是極不尋常的， [ 注：尼赫魯在這種場合總是講英語的，而且是不用講話稿的。 ] 是為了着重説明印度的歡迎儀式是冷淡的。他回顧了在周恩來前幾次訪問時(這是第四次訪問)中印兩國之間存在的善意，但是他接着説，“不幸，自從那時以來，發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使得這種友好聯繫受到很大的壓力，並且使得我們全體人民感到震驚。兩國關係不僅在目前已受到危害，並且將危及未來，兩國關係賴以建立的基礎已被動搖。”要恢復兩國之間的信任和友誼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但是兩國要全力以赴去彌補那些已經發生了的事情。

       周恩來在答辭中提到兩國的共同利益：“我們都需要和平，我們都需要朋友”，並且提到了五項原則：“我們之間的一切問題沒有理由不可以根據這些原則，通過友好協商，求得合理的解決。”他最後説：“我是抱着解決問題的真誠願望前來的。”然後，他同尼赫魯坐在一部汽車上，汽車飛快地開往中國代表團下榻的總統府(以前的總督府)，沿途空空蕩蕩，只看到有的路口因下班時間車輛擁擠而堵在那裏，但那些地方的人羣也都默不作聲。　　 

       第二天早晨，中國代表團按照慣例到甘地火化處獻花圈，然後兩國總理舉行了首次正式會談——由於印度的堅持，所有會談都是在尼赫魯的官邸進行。在六天的訪問中，兩國總理的談話時間超過二十個小時，即使把翻譯的時間也計算在內，雙方發言也是很長的了，而且雙方在下面各級官員之間也重複了首腦之間對話的內容。　　 

       印方事先早計劃好要中國代表團成員會見儘可能多的印度內閣成員，其用意是讓他們親自領教事先佈置好的堅強一致的態度。印度要想使來訪的客人對於印度在邊界爭端上所感到的強烈憤慨沒有懷疑的餘地，並且安排好讓每個會見中國官員的人都儘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徑講話。(尼赫魯曾經因他把邊界爭端的最初發展情況秘而不宣而受到批評，因此現在他可能有個次要的動機，即只要辦得到，就把儘可能多的同僚們拉入他同周恩來的會談之中，那麼，不論將來出現什麼情況，大家都要分擔責任。)

       於是，周恩來和陳毅便挨家訪問了印度的各個部長。內政部長(除尼赫魯外，印度政府中最有影響的人)潘特已經作好準備要為印度的立場進行詳盡辯護；副總統拉達克裏希南向周恩來宣講了印度立場的哲學基礎；財政部長莫拉爾吉·德賽直率到了粗魯的地步，其他的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複了印度的立場。　　 

       在安排官員拜訪的名單中有一個明顯的遺漏——初步日程並沒有安排他們個別會見克里希納·梅農。印度政界輿論仍然懷疑尼赫魯有同周恩來進行交易之意，雖然尼赫魯表白他完全不想這樣做。但由於他反覆重申和平解決的諾言，表示他從道義上就厭惡戰爭，並且聲稱他隨時準備去談判，這就加強了人們對他的懷疑。

       在新德里很多人幾乎預測到尼赫魯有一天在他同周恩來會見後走了出來，手裏搖晃着一紙文書，向大家宣佈：“我們時代的和平”——人們經常把這種情況同慕尼黑相比擬，任何妥協肯定會被指斥為荒唐透頂的姑息。假如説人們懷疑尼赫魯是在不惜任何代價地追求解決，那末，可以説梅農早已因為這個罪名而被“審訊”和“定罪”了。

       事實上，梅農在公開談話中一般地講是同尼赫魯一樣強烈地，甚至比尼赫魯更強烈地譴責中國；但是，人們都知道他認為對印度的主要軍事威脅是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國，所以右翼人士一般都把他看作是隱蔽的共產黨人。他同尼赫魯的私人關係很密切，被認為是對尼赫魯起了壞影響，推動着尼赫魯去同中國和解的。為了使他在周恩來訪問期間不會影響尼赫魯，印度內閣和外交部都竭力設法不讓他參加會談，而尼赫魯看來也是默許他們這樣做的。　　 

       但是，梅農本人並不甘心。由於周恩來在機場同他説了一句話，同時由於他指望同周恩來進一步談話，他就在會談的第一天直截了當地前往總統府周恩來的住處拜會了他，並同周恩來進行了私下談話。當時輿論為之譁然。秘書長納·拉·皮萊(N.R.Pillai)就梅農事先未經安排而擅自插手一事向尼赫魯提出抗議，第二天報紙對梅農的“無法解釋的不可饒恕的闖入舞台中心的行為”，發表了憤怒的評論。這種大驚小怪是不合情理的。印度政府不會讓步的地方，國防部長也難以作出讓步。但是，這件事不僅表示人們對梅農深惡痛絕的不信任，而且反映出害怕中國會利用印度暴露出來的弱點而以智謀取勝的心理。　　 

       這種害怕是毫無根據的；印度政府採取了它的那些最激烈的批評者所希望的強硬態度。尼赫魯和他的官員們毫不動搖地堅持不容進行全面邊界談判的立場。他們堅持邊界已經劃定，邊界走向就是印度所説的那樣，堅持中國軍隊首先必須撤退，然後才可能就“微小的修正”進行商談，而他們所可能同意的也只是做這類微小的修正。他們拒絕了中國的解決方案，他們拒絕接受中國提出的建議，即凍結邊界現狀直到雙方能較為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時為止。他們已把文章做絕。中國代表團成員對東歐國家的外交官説，他們對尼赫魯的那種僵硬態度，對他那種完全不肯瞭解對方觀點的態度感到大為吃驚。　　 

       中國人的觀點是什麼呢？當時是很清楚的(雖然從那時起有人認為中國人並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建議)。中國的一般主張已經在外交文件中反覆闡述了，而且周恩來在第二天晚上新德里的國宴上又曾加以重申。他説，中印邊界問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是兩國政府中任何一方製造出來的；這“僅僅是一個局部的暫時的問題”，雖然它是複雜的，有其困難的方面，但是它是“完全能夠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決的”。在全面解決時，對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要一併加以考慮。　　 

       中國提出的解決邊界爭端的具體建議，在會談開始後幾天內就在報紙上刊登出來(當然這些建議原來是打算保密的，但是新德里對於新聞記者來説是個很好的首都)。中國建議“雙方相互接受東西兩段的現狀，並且組織一個邊界委員會”。這就是意味着，中國在東段接受麥克馬洪線的走向，而印度在西段則接受當時實際存在的地位——在西段雙方的前沿哨所仍然相距很遠。這就不會涉及撤出什麼具體地方的問題，但印度將放棄對阿克賽欽的要求，而中國則要通過談判劃定一條沿着麥克馬洪線的邊界。然後，邊界委員會就可按照在新德里會談中、或以後更為詳盡的談判中取得協議的邊界線，在現場豎立標柱、石標或其他界標。這樣由印中雙方官員和勘查人員組成的邊界委員會，就能解決對於諸如朗久、兼則馬尼等地歸屬問題的微小爭端。這是劃界和標界的正常程序。中國和它的其他鄰邦以後都照此辦理，而且中國和緬甸也已經一致同意這樣辦理。　　

        北京對上述主張從未背離也從未更改。自從尼赫魯和周恩來第一次討論邊界問題時起，中國的主張中就已包含了這個建議。周恩來當時説，鑑於中國同緬甸和印度有着友好關係，所以，雖然麥克馬洪線是不公正的，然而中國政府還將予以接受。周恩來就邊界問題致尼赫魯的第一封信中也曾隱約地重申了這個立場。當印度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照會中第一次書面提出阿克賽欽的要求以後，中國一貫把印度到達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同中國自己到達阿克賽欽相提並論。有的時候是以反問形式提出的，例如北京在評論空喀山口事件時指出，如果印度堅持有權在西面中國佔有的領土上進行巡邏，那麼中國也可以要求在東面有對等的權利；有的時候這個提法是在北京建議按照“目前實際情況”解決爭端中表現出來的。中國外交文件提到有關問題時也有同樣的含義；例如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國對邊界問題作全面闡述的照會，將印度地圖在西段的畫法描述為“深入中國領土”，而對東段則只是説，“邊界線全線被向北推移，把原屬中國的九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入印度境內”——兩處使用了不同的時態，這是個關鍵。　　 

       在高級會談中中國方面曾明白表示，如果印度接受中國在西段的控制線，中國就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這個結論為親身與會者所證實。會談後，周恩來在新德里對新聞記者説：　　 我們要求印度政府對西段地區採取同中國政府在東段地區所採取的同樣態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場，同意從事談判，並且不越過中國地圖上所標出的中國行政管轄線。　　 

       周恩來剛剛離開印度，尼赫魯就在飛機場臨時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一名記者指出説，周恩來説過就東段來説，“只有某些個別地區需要討論”，這可以説他已經接受了印度的立場。尼赫魯回答説，“是的”，“但是現在他們把東段同西段聯在一起”。一小時以後，尼赫魯告訴人民院説，他們“試圖把東段同西段相提並論，這就是説，按照中國的説法，雖然我們沒有權利留在東段，可是我們在過去幾年中已經逐步推進到……麥克馬洪線”。周恩來同印中友好協會會長潘迪特·森德拉爾(Pandit Sunder Lal，他是該會創始人，也是會見了中國代表團的極少數的印度非官方人士之一)談話的時候，據説曾經扼要説明他稱之為“有予有取”的主張如下：“你們保留你們所掌握的地方，你們也可取得存在爭議而又未被雙方佔領的地方，而我們則保留我們所掌握的地方。”　　 

       中國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除高級會談中講過的或報道過的話以及會談前後的外交信件來往中講過的內容外，還有更為有力的證據。周恩來和他的代表團是直接從仰光來的。他們在那裏同緬甸政府簽訂了一項邊界協定，在該協定中，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的走向。 [ 注：中緬邊界協議詳見第二章注 ] 在這樣做了以後，中國同印度劃定邊界時如果再要拒絕接受這條線，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在地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中國人也許認為，中緬邊界條約的簽訂已如此清楚地表明他們是誠心誠意地肯定了印度所要求的東段邊界線，因此，印度政府也許就會放棄他們那種露骨的頑固不化的態度。所有跡象表明，他們來新德里確實是期望能同印度象他們同緬甸一樣地達成協議——緊接着再同尼泊爾達成協議。然而，他們發現，對印度來説，麥克馬洪線並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印度看來，解決邊界爭端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中國不僅要接受麥克馬洪線，而且還必須承認阿克賽欽是印度的領土。

       從一九五九年底起，印度人就已看出中國建議以承認麥克馬洪的劃線來換取印度放棄對阿克賽欽的要求；而這被印度看作是，中國試圖以它無理要求的東西去“換取”它非法佔有的東西——“只要你寬恕我最後的一次偷竊行為，我就從此不再偷竊。”印度輿論一旦理解了中國的態度，就堅決反對任何這樣的解決辦法。

       一九六O年初，《印度時報》寫道：“現狀是中國侵略的產物，要以現狀作為最後解決的指導原則，這是我國完全不能接受的。”同往常一樣，尼赫魯對公眾的態度是非常——也可能是過分——重視的。在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O年初舉行了一次會議，有尼赫魯、潘特、皮萊(秘書長)和另一人蔘加，會上討論了中國的“物物交換”的建議，據説尼赫魯在結束討論時這樣説：“如果我把那塊地方給他們，我就不是印度總理了——我決不會這樣乾的。”　　 

       所以，周恩來要在這個基礎上達成協議的嘗試，已事先註定要遭到印度方面直截了當的拒絕。印度官員當時解釋説，印度之所以不能接受中國提出的“在對等的基礎上接受東西兩段邊界的現實”的建議，是因為這個建議“有損我國北部邊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損害國家領土的完整”。　　 

       中國發現印度頑固地主張不能以承認“目前的現實”作為解決的基礎，於是他們試圖貫徹會談前夕提出的一項建議，即：如果爭端不能得到解決，雙方應同意維持現狀。要實現這樣的協議只要雙方在邊界全線停止巡邏就行，這顯然是更為侷限的做法，而對尼赫魯來説是更不易招怨的做法。在會談的後半段，中國人就設法爭取印度同意這一點，可是他們又失敗了。

       印度的拒絕有些含糊其詞。自從邊界爭端在印度成為政治問題以後，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壓力，要它把中國人趕出阿克賽欽，或者最低限度自己把軍隊開進那個地區，以貫徹印度的要求。議會一直警惕不讓尼赫魯作出任何足以杜絕採取這種行動的讓步——因此，在會談前夕人民同盟才向他提出，“不做任何限制我們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國佔領地區的權利的事”。印度應該在這方面保持行動自由，這是印度方面在會談中所要關心的首要問題。　　

       在這個時候，印度對邊境巡邏的立場不很明朗。中國已經在邊境各段停止巡邏。印度只是在東段停止了巡邏。印度對西段巡邏的立場在外交文件中是暖昧的。至少根據有案可查的記載，中國曾假定印度在西段也停止了巡邏，但要求印方對此加以澄清和正式確認。事實上，印度在西段並沒有停止巡邏；他們沒有派出任何巡邏隊，是因為他們不能在後勤上給予支援。然而，印度政府的立場是決不能喪失向其西部領土(即中國佔有的那塊有爭議的領土)派出巡邏隊的權利；除非中國軍隊自動撤出，否則印度到適當時候就要行使這種權利。　　 

       但是，如果把這一切都向周恩來説明，就會被認為是一種公然的威脅，必然要招來對方的反駁，這就是在北京的聲明裏早就講過的：萬一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將保留採取同樣行動以體現其對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要求。

       因此，正如尼赫魯在會談結束後明白告訴議會的那樣——印度不得不轉彎抹角地、含糊地拒絕接受停止邊界巡邏的建議。他説：“我們覺得對於[巡邏]問題，如果説得太精確是有困難的，也是不適宜的。”中國建議：“為了保證邊界安寧，便於商談的進行，雙方在邊界各段應該繼續停止巡邏”；由於印度的反對，在公報中就改成為：“在進一步審查事實材料期間，雙方應該作出一切努力來避免在邊境地區發生磨擦和衝突。”按照印度的解釋，這只是意味着，當他們的軍隊開進西段中國主張的領土時，他們將不去攻擊中國的陣地和巡邏隊。尼赫魯向議會解釋説，就印度政府而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