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輸在記者太多”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四）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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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華戰爭》

（四）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尼赫魯在會見毛澤東後感到似乎他“就象從中華帝國的屬國或附庸國來的臣民一樣，被引進謁見”。中印雙方對於誰應當更加尊重誰這種以老大自居的矛盾，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的表現。　　 

       雖則尼赫魯在印度內政方面是反共的，但他總是力圖把它同對待共產黨國家的態度區別開來。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民族主義的勝利，也是亞洲政治復興的表現，而不把它看作為共產主義的勝利。他相信到頭來中國文明將把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和共產黨的結構消化吸收，然後也許產生一種新的化合物。他深知由於中國和印度兩國制度不同，因而在廣闊的政治領域中必然會在亞洲和世界上成為競爭對手。可是他認為中印競爭不一定會搞壞兩國關係。尼赫魯對北京的友好政策以及他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代表權的主張，使他在國內以至在國際上捱了不少責罵。

       從一九五O年起，印度國內批評尼赫魯的人抨擊他的對華政策是姑息政策，並且爭論説，既然認為中國是入侵西藏，就不應該加以默許。他們警告尼赫魯説，中國出現在北部邊境，不可避免地會把印度暴露於中國擴張主義的威脅面前——後來，他們自然相信這些預言都已得到證實。但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印度對中國在西藏行使權力所引起的驚惶和憤恨業已平息，“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號，在印度又風行一時。周恩來一九五六年到印度回訪尼赫魯的時候，所到之處，都受到廣大羣眾的熱烈歡呼。　　 

       周恩來乘此機會提出了麥克馬洪線 [ 注：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同周恩來的會談中是尼赫魯先提出了麥克馬洪線的問題。這種看法對於印度對中印邊境爭端發展的理解是要害所在。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尼赫魯自己説得很清楚，他説是周恩來主動提出來的。 ] 的問題。當兩年前兩人在中國會談時，尼赫魯曾順便提到中國地圖標出了“一條錯誤的邊界線”。按照尼赫魯本人的説法，中國當時告訴他這些中國地圖是老地圖的再版，還沒有來得及加以修改。 [ 注：“印度總理卻沒有想到，中國有同樣的理由就他的一些地圖的問題向他提出責問，這些地圖也是把從前的帝國主義政府的領土要求照原樣畫上，而沒有同有關鄰國事先商量。”(見狄克·威爾遜(Dick Wilson)所著《亞洲覺醒了》(Asia Awakes)第83頁，倫敦Weidenfeld and Nicholson一九七O年出版。 ] 

       後來，尼赫魯説，他“憑着印度對中國友好關係”，曾就當時似乎已陷入僵局的中緬邊界談判問題寫信給周恩來。尼赫魯提醒周恩來説，緬甸對它的兩大鄰國都有所疑慮。他提議中國採取步驟以消除緬甸的不安，並建議可以邀請吳努到北京來討論邊界問題——後來中國也這樣辦了。一九五六年尼赫魯和周恩來的會晤是在尼赫魯上述信件發出後幾個月內舉行的。在談到中緬邊界談判時，周恩來提出了麥克馬洪線的問題。根據尼赫魯的説法，在這次談話中周恩來告訴他説，中國接受了麥克馬洪線作為中國同緬甸的邊界線，儘管“這條線是英帝國主義者確定的，是不公正的……然而由於這是一個既成事實，而且由於中國同有關國家——即印度和緬甸——之間存在着友好關係，中國政府認為它應該承認這條麥克馬洪線”。　　 

       周恩來採取了中國政府的既定方針來對待麥克馬洪線。中國對過去由其帝國主義鄰邦所劃的界線一旦變成有效控制線時，都採取同一方針。諸如在烏蘇里江和黑龍江的中俄邊界，有效控制線幾乎建立了有一個世紀之久。印度僅僅是在五年前才把麥克馬洪線作為事實上的邊界，可是中國人的態度還是一樣：接受“既成事實”，並以此為出發點。這的確是中國政府所能採取的唯一現實的方針。如果拒絕承認“既成事實”，並提出收復失地的要求，那將會同所有鄰國都發生難以解決的毒害國家關係的爭端。　　 

       從周恩來對尼赫魯所作的保證，可以得出一個自然的推論，但看來周恩來沒有把這點講清楚。中國雖然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的走向，但中國不願簡單確認麥克馬洪線。北京在這方面的態度是前後一貫的。只要存在着邊界條約，中國都是遵守這個條約的。但如需要進一步舉行談判以便劃定走向和解決爭端時，中國就會堅持必須締結新約。新條約一般會肯定舊的邊界走向；但是在中國看來，新條約既是兩個平等的國家之間協商的結果，那就消除了舊的“不平等條約”的污點。中國對中蘇邊界條約的態度就是這樣。

       但是，中國認為麥克馬洪線並沒有條約依據；因此，劃定邊界只能是以現狀為基礎。從實際的和政治的考慮出發，即使批准一條象麥克馬洪線這樣大家都知道的——雖然不是明確劃定了的——邊界，也需要經過談判協商。周恩來可能認為這是不言自明之理。因為他當時是聯繫到中緬談判的問題講了上面那番話，而且他接着還講到，他相信印度將和中國一樣，都不會認可舊時的帝國主義的條約。此外，前不久他還向尼赫魯保證過，中國不會利用談判來試圖變更邊界。　　 

       但下面的問題仍沒有解決：為什麼周恩來這時候沒有提出中印邊界西段的問題呢？當時尼赫魯似乎還沒有察覺：印度自一九五四年以來在地圖上對阿克賽欽這塊地方所提出的要求，正是中國認為屬於自己並作為自己的領土而加以使用的地區。但是中國政府必定了解不久以前印度地圖上曾明確地對阿克賽欽提出了要求。中國當時正在毗鄰的中段地區處理邊界爭端，因此可以假定有人會向周恩來彙報西段地區也有可能發生爭執。

       如上所述，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認為，如果讓中國方面根據它自己的地圖對被印度佔領的領土(麥克馬洪線南面的地區)提出要求，對印度最為有利；也許中國對於印度對阿克賽欽(中國認為是中國領土)在地圖上提出的領土要求，也採取了同樣的對策。　　 

       周恩來一九五六年和尼赫魯討論東段邊界時沒有提出西段邊界問題，不管這樣作的理由是什麼，這件事帶來了深遠影響和不良後果。當時周恩來肯定認為中國方面在麥克馬洪線問題上是作出了讓步，而尼赫魯大概也同意這種看法。在那種情況下，如果周恩來當時進而指出印度地圖在西段標出的邊界線是錯誤的，很可能這場中印邊界爭執就可以避免了。

       當時印中兄弟友誼正處於極盛時代，尼赫魯肯定會把對印度地圖作微小的修改(使其符合地面的現實情況)，看作是為了繼續中印友好而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價。的確，他也許會歡迎有這樣一個機會，使他能夠作出一些姿態，來與周恩來對麥克馬洪線所採取的實用主義態度相媲美。不過這個機會一下子錯過了。兩年後局勢完全改觀。彬彬有禮地指出你方的地圖與實際情況不符是一回事；發現了你的鄰國(連一個招呼都不打)已經修築了一條公路通過你的地圖標明是你國的領土，這又是另一回事。客觀現實也許是同樣的，但是感覺卻不一樣，而在這件事情上感覺就是一切。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印度政府交給北京一份備忘錄，就印度發現中國修築阿克賽欽公路作出反應。這份備忘錄聲稱：這條公路所通過的領土“若干世紀以來就是印度拉達克地區的一部分”，還説，“中國政府沒有首先獲得印度政府的准許，甚至沒有通知印度政府，就通過無可爭辯的印度領土建築一條公路，這是令人驚訝和遺憾的事。”備忘錄並詢問中國政府是否收到關於那個失蹤的巡邏隊的消息。中國在復照中進行了不禮貌的反指責。

       復照説，印度的武裝人員非法越境，進入中國領土，因而已被扣留。“本中印友好的精神”，這批印度武裝人員已被遞解出境， [ 注：就是説，把他們放在高達一萬八千英尺的喀喇崑崙山口外邊。印度軍隊當時在附近並無哨所，但這一小隊印軍總算幸運，終於被發現並脱險。 ] 

       但是北京形容他們的入侵是與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不相符合的，並要求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經過這一次外交交涉，圍繞阿克賽欽的領土要求的衝突終於公開化了。印度政府復照説，這一地區究竟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境內，是“一個爭執中的問題”。這是印度唯一的一次承認了存在着爭執，而在幾個星期之後，印度就推翻了這一立場。　　 

       印度政府一方面等待巡邏隊的報告，以便弄清阿克賽欽公路的位置，另一方面正式地提出了中國地圖的問題，在給北京的一份備忘錄中説，在一份最新出版的中國雜誌中有一張簡圖，把印度認為是印度領土的幾塊地方標成中國領土。在東段，中國地圖繼續不理睬麥克馬洪線，而沿着山麓標出中印邊界走向。尼赫魯在一九五O年曾經暗示了這一點，當時他説：“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所有地圖都把現在屬於印度的東北邊境的一部分領土，標成不屬於印度”。在西段，中國的地圖把邊界線標為從喀喇崑崙山口向東南方走，直到羌臣摩河谷。如上所述，這種標法和十九世紀英國當局對邊界的觀點正相吻合，只是後來英國對於俄國勢力向印度的挺進感到震驚，才開始對他們的邊界想法作出相應的修改。 [ 注：見歷史引言 ] 上述標法把整個阿克賽欽地區劃入中國境內。　

       印度的備忘錄追溯道，一九五四年尼赫魯曾經向周恩來提出過地圖的問題，並説周恩來的答覆是這樣的：現行出版的中國地圖是以老地圖為根據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還沒有來得及改正這些地圖。印度建議説，現在正是作出改正的時候了。中國的答覆又一次使印度感到倉惶失措。覆文證實了周恩來在一九五四年曾説過，現在發行的中國地圖是以解放前出版的老地圖為根據畫的，但又説周恩來曾解釋過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對中國的邊界還沒有進行勘察，也還沒有同有關各國商量”。

       到適當時候，通過這些協商將產生對中國邊界的新畫法，與此同時，中國將不會自行修改邊界。這份備忘錄在中國指責印度巡邏隊的同一天遞交給印方。它透露了中印雙方不僅在領土主張上有衝突，在對待整個邊界問題的態度上也存在根本的分歧。至少從一九五O年開始，印度的政策一直是説北部邊境不容談判。這項政策在最初主要是指麥克馬洪線，但在一九五四年，卻擴大到中印邊境全線。現在很明顯，北京對這個問題的方針是完全相反的，中國期望先討論邊界走向，然後再加以確認。　　 

       客觀上看，中國的態度聽起來合情合理。但是新德里卻認為中國的態度含有令人震驚的意圖，説明中國要在它所選定的時刻提出領土要求。“巴依、巴依”的氣氛已煙消雲散，説到底它不過是印度的和亞洲的民族主義的漂亮詞藻和表情而已。也許印度對中國的感情在骨子裏總是帶有幾分不信任。當中國對邊界問題的態度變得更加清楚的時候，這種不信任就發展成為公然的猜疑，隨即又變成憤懣的敵意。　　 

       尼赫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開始了兩國總理間的信件來往。這種信件來往成為貫串這場整個外交爭論的一根連結線。尼赫魯來信語調友好，一開始先讚揚中國的進步，然後轉入邊界問題。尼赫魯回顧了一九五六年他同周恩來討論麥克馬洪線的情況，他説當時周恩來曾經告訴他中國將承認麥克馬洪線，印度的“印象是在我們兩國之間不存在邊界爭端”，因此，中國政府最近的聲明，提到有必要進行勘測和談判的説法，使他迷惑不解。尼赫魯接着聲明瞭印度的立場，從此以後他就堅持這一立場，寸步不讓：“印度的這些大片土地[中國地圖標明是屬於中國的]只能是屬於印度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對這些土地不存在爭端”。　　 

       周恩來的覆信也同樣是熱誠的。他感謝尼赫魯來信中對中國建設成就的讚譽，他也向尼赫魯致敬，並且感謝印度政府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所作的努力。”在談到邊界問題時，周恩來聲明瞭中國的基本立場，對此立場，中國此後也不肯退讓。他寫道：“首先，我想指出，中印邊界是從未經過正式劃定的。在歷史上，中國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間從未訂立過有關中印邊界的任何條約或協定。”所以，印度和中國出版的地圖就有了出入，而且中印之間存在着邊界爭端。

       中國地圖對邊界的畫法是幾十年來(如果不是更久的話)中國地圖的一貫畫法，雖則“我們並不認為這種畫法的每一部分都有充分的根據”，但是沒有進行實地勘察，也沒有同有關鄰國商量就加以更改，也是不適當的。為了使已經發生過的此類細小的邊界事件得以避免，周恩來建議“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措施，雙方暫時保持邊界的現狀”。　　 

       中國的立場是：中印邊界從未劃定過，中印雙方存在爭端，只有通過共同協商和聯合勘察，才能解決爭端。周恩來説“邊界問題的存在，絕對不應該影響中印友好關係的發展”。經過適當的準備之後，這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一定可以通過友好商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得到合理的解決。　　 

       談到具體的爭執問題時，周恩來對阿克賽欽的態度斬釘截鐵。

       正如同尼赫魯對整個邊界所採取的態度一樣。周恩來説，位於新疆南部的這片地區“長期屬於中國管轄”。中國邊防部隊一直在這個地區進行巡邏，新藏公路也通過這個地區。周恩來對於東段邊界卻不那麼肯定，他相當詳細地説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　　 

       如你所知，“麥克馬洪線”是英國對中國西藏地方執行侵略政策的產物，曾經引起過中國人民的很大憤慨。從法律上講，它也不能認為是合法的。我曾經告訴過你，它從未為中國中央政府承認。當時中國西藏地方當局的代表雖然在有關文件上籤了字，但是西藏地方當局對這條片面劃定的界線實際上是不滿的，他們的這種不滿，我也正式地告訴過你。當然，也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些令人鼓舞的重大變化：這條線所關係到的印度、緬甸已經相繼獨立，成為同中國友好相處的國家。由於以上種種複雜原因，中國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對“麥克馬洪線”採取比較現實的態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審慎從事，並且需要一定的時間來處理這個問題，這都是我幾次向你説過了的。但是我們相信，基於中印友好關係，對這段邊界總可以找到友好解決的辦法。　　 

       這一段話在以後關於邊界問題的外交文件來往中又多次重複過，它是很關鍵的。印度方面把這一段話理解為中國拐彎抹角地拒絕了麥克馬洪線。後來，中國把阿克賽欽的那片有爭議的地區和麥克馬洪線南面的那片地區相提並論，印度認為這就證實了他們的上述理解。但是，這一段話想表達的意思果真如此嗎？　　 

       尼赫魯提醒周恩來，説他在一九五六年曾經講過，他將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中國同印度之間的邊界，周恩來的答覆是針對這個問題而發的。他也許有意用“這都是我幾次向你説過了的”這句話，示意他仍然堅持原來的立場。他把產生麥克馬洪線的協定的合法性(他否定了這個協定有任何合法性)和這條線本身區別開來。對這條線本身，他説，考慮到中國同印度存在着同緬甸一樣的友好關係，“中國政府……有必要……採取比較現實的態度”。從上下文來看，下面的假定是站得住腳的：周恩來是在暗示，中國和印度一旦坐下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中國會接受麥克馬洪線的走向作為那一段的邊界線。

       把產生這條線的協定的合法性同這條線本身區別開來的作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改變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歷屆中國政府的立場，承認英藏協定的合法性，就等於承認西藏當時是個主權國家，從而也等於是承認一九五O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是侵略行動，而不是重新樹立一度喪失的中央政府的權力。達賴喇嘛逃到印度以後，自己也從反面説出這個論點：他曾對新德里的聽眾説，“如果你否認西藏享有主權國家地位，你就否認了西姆拉條約的有效，因而也就否認了麥克馬洪線的有效”。　　 

       如果説中國準備接受麥克馬洪所畫的線作為邊界線，為什麼周恩來又沒有明明白白地這樣説出來呢？中國政府當時期望同印度就邊界的全線舉行談判，無疑是打算把中國暗示接受麥克馬洪線作為“有取有予”的交易中“予”的一項。鑑於印度對重要的新藏公路所通過的地區提出了斷然的要求，因此邊界爭論顯然必須經過一番艱苦的討價還價。

       在這種情況下，在談判開始前——事實上，在對方還根本沒有同意談判的時候——絕不可能指望任何政府正式表示接受麥克馬洪線，從而放棄一個主要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周恩來在兩年前已對此問題在口頭上作出了十分明確的保證，這次再度以書面形式向尼赫魯作出保證，他所能做的也不能超過這個地步了。　　 

       周恩來肯定中國政府願意把麥克馬洪線作為東段邊界線，這種理解可以從北京後來處理整個中印邊界爭端的作法中得到證實。那末，為什麼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卻不作這樣的理解呢？

       首先，也許是因為印度過去對中國的那種潛在的不信任，這時已變為猜疑。印度懷疑中國為了領土擴張或者僅僅是為了造成對印度的壓倒優勢，要攫取或要求那些被印度認為是屬於它的領土。更加現實的是，中緬談判這時恰好陷於某種僵局，而緬甸似乎告訴過印度，説中國人不講理、不妥協。如果這是一個因素，那麼，當兩年之後，中國同緬甸簽訂了邊界協定，接受了麥克馬洪線，並在進行了一些較小的修改後，也接受了緬甸所主張的其他地方的走向， [ 注：見第二章注 ] 這時候上述這種因素就應該消除了；

       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印度還是難以從周恩來的信件的字裏行間看出有什麼保證的含意。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中國當時要求印度政府改變它一貫遵循的邊界政策的中心前提(即麥克馬洪線不容重新談判)。為什麼印度政府把重新談判看作是等於放棄麥克馬洪線，這一點還是弄不清楚。雙方開始談判並不妨礙雙方堅持各自的立場，這是一切談判的必要條件。印度滿可以在談判中堅持他們在東北邊界線問題上的立場，就象他們就克什米爾問題同巴基斯坦舉行談判時所做的一樣。也許，中國堅持談判邊界問題這個事實本身，在印度看來，就使它不可能重新考慮它的基本立場。　　 

       印度的立場有它自己的邏輯：　　 

       (1)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領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割讓。　　

       (2)因此，對麥克馬洪線問題不容談判。　　 

       (3)因此，對邊界的任何地段也不容談判(因為中國不會同意只就邊界的一部分進行談判，而印度如果同意就邊界的一段進行談判，就會削弱它拒絕談判麥克馬洪線的立場)。　　 

       (4)因此印度在西段和中段的領土要求必須以斷然方式提出，就象它堅持麥克馬洪線那樣。　　 

       根據這一系列的推理就使它採取以下的立場：　　 

       (5)為了拒絕同鄰國談判邊界，唯一可以令人接受的理由，就是硬説邊界線早已存在。就麥克馬洪線而論，這種論點可以用一九一四年的協定和事實上的情況作為依據——因為該線自從一九五一年以來已成為印度有效的東北邊界。但是為了對西段邊界也提出同樣的主張，就需要進行一番推敲。　　 

       (6)即使這樣進行論辯，但任何政府如堅持拒絕談判總會令人產生惡感，對印度來説尤其是這樣。因為尼赫魯一貫鼓吹通過談判解決一切爭端，因此就要設法使它那種斬釘截鐵地從根本上拒絕談判的態度變得暖昧一些。　　 

       這不是説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就是按照這麼幾條來考慮他們的行動方針的。但是可以看出，他們是從麥克馬洪線不容重新談判這個最初決定開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這條道路。　　 

       尼赫魯給周恩來的覆信闡述和引伸了他在第一封信裏所採取的基本立場：即邊界是已明白地和牢固地定下來了的，不應再有什麼問題。他爭辯説，在三個地段，印度所要求的邊界都是以地理和傳統為根據，而且在大多數地段是由“當時的印度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專門的國際協定加以確認的”。他舉出了一八四二年古拉布·辛格同西藏之間簽訂的一項條約作為國際協定的例子， [ 注：見歷史引言] 並堅持説麥克馬洪線是正常地合法地產生於西姆拉條約的。他認為這些因素應該使周恩來相信：印度的地圖關於邊界的畫法“不僅是根據天然的和地理的特點，而且也符合傳統，並且一大部分是為國際協定所肯定了的”。他指出：獨立的印度“決不會在它已確定的疆界以外進行任何侵略。”　　 

       關於周恩來所提出的在簽訂邊界協議前雙方應該維持現狀的建議，尼赫魯説：“我同意雙方應該尊重在最近的那些爭執發生之前所存在的情況，雙方都不應該試圖採取片面行動去行使自認為屬於它的權利。再則，如果有任何土地系最近所取得的話，這種情況應予糾正。”這是印度第一次運用辯論術，後來隨着中印邊界爭端的發展，印度時常運用這種辯論術——本意是拒絕，卻又説得好象是同意。

       維持邊界現狀的問題，以後在整個爭端中是一個關鍵問題，而在這裏這個問題已經從根本上被混淆了。周恩來提議雙方共同維持現狀，尼赫魯答覆説，“我同意”，但是他接着又提議恢復原來的狀況而不是保持目前的狀況(“應該尊重在最近的那些爭執發生之前所存在的情況……如果有任何土地系最近所取得的話，這種情況應予糾正”。)這樣一來，尼赫魯就沒有同意周恩來關於維持現狀的建議，而是在實際上提議恢復印度所認為的原狀。他在這裏預示着印度將要求中國撤出阿克賽欽，後來變得更加強硬，竟把它作為舉行邊界談判的絕對的先決條件。　　 

       在中印邊界爭端公開化並引起印度政界騷動之前一年，尼赫魯在給周恩來的最初幾封信中，已經採取了他以後一貫堅持的立場：印度和中國之間不存在邊界爭端，這就是説，對印度的邊界走向不容有任何疑問。印度政府説邊界線在哪裏，就在那裏，因此，是不容談判的。其次，必須恢復原狀(印度一直把它稱為“現狀”)，換句話説，凡是印度聲稱屬它所有的領土上的中國人必須撤出。　　 

       這是一個對撞的方針，這個方針是由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根據自己的判斷確定的，而不是後來在激動起來的輿論的壓力下制定的。後來的政治壓力，使得尼赫魯極難改弦易轍，但是，這個方針的形成是既不能歸咎於也不能歸功於上述的政治壓力。尼赫魯必須對此承擔責任。　　 

       中印兩國總理的信件來往，中斷了六個月之久，當週恩來在一九五九年九月答覆尼赫魯的第二封信時，中印兩國之間的關係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九五六年春季在西藏東北部開始發生康巴族(Khampa)叛亂，到一九五九年初擴大到西藏中部和南部，而且變成了規模更大的暴亂。成千的西藏難民越過邊界進入印度境內。

       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薩爆發了戰鬥，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同叛亂分子串通起來，宣佈了西藏獨立。北京通知印度，説西藏地方政府發動了武裝叛亂，並保證對西藏的印度僑民提供保護。達賴喇嘛逃離拉薩，取道前往印度，他沿着古時的商路越過麥克馬洪線到了達旺，在那裏受到印度政府的庇護。這些事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它對中印關係馬上起了直接的破壞作用。

       印度國內對中國潛在的猜疑再度出現。一九五O年當中國軍隊開進西藏時就已產生的種種疑慮不安，現在表現得更加強烈了。當初，人們就曾大肆批評印度政府的政策，認為它默許中國軍隊開進西藏；這時，反對印度政府政策的呼聲又甚囂塵上。印度各城市舉行了聲援西藏叛亂集團的反華示威遊行。四月間在孟買達到高潮。印度的社會黨在該市組織了一羣人，將毛澤東的肖像貼在中國總領事館的牆上，向肖像上亂擲雞蛋和西紅柿。中國對之提出了憤怒的抗議説，這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元首……的莫大侮辱”。　　 

       尼赫魯當時進退兩難。幾年來對於西藏傳來的抵抗中國人的消息，印度政府總是儘量沖淡，如可能就不予發表，現在人們就可以指責他故意裝聾作啞。印度政界普遍同情西藏人，特別是同情達賴喇嘛。尼赫魯對此也有同感。

       但是，既然尼赫魯至少是從一九五O年中國在西藏重新行使權力以來就已承認中國對西藏享有主權，他也得承認：不管他和他的同胞們對西藏人怎樣同情，西藏所發生的一切乃是中國的事情——這肯定同印度官方毫不相干。所以，他對中國採取照章辦事的姿態，並試圖以此來平衡對達賴喇嘛的殷勤款待；他又斥責那些上街示威遊行和發表憤怒演説的印度人把他希望維持的印中友好關係搞緊張了，以此來平衡他對西藏人所表達的同情。毫不奇怪，他這種做法討好不了任何人。他拒絕隨聲附和地譴責中國，印度國內批評者就責備他對中國姑息；而中國卻攻擊他干預了中國的內政，甚至指責他策動了西藏的叛亂。　　 

       北京多年來一直指責印度利用噶倫堡(Kalimpong，它是穿過春丕谷(Chumbi Valley)通向印度的一條商路的終點)作為基地來煽動西藏的叛亂。這個指責是很有道理的。早在一九五三年尼赫魯曾經承認噶倫堡是“一個特務窩子”。他説，那兒什麼國家的特務都有，“而且有時候我都懷疑噶倫堡的大部分居民是不是由外國特務所組成的”。

       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和尼赫魯會談時對此提出不滿。他説美國特務和其他特務利用噶倫堡從事破壞中國在西藏的影響的活動。一九五八年初，北京再度提出不滿。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時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政府隨後又發出照會，詳盡地敍述了噶倫堡的西藏逃亡分子、美國和國民黨特務分子的“加緊活動”。中國説，這些分子正準備在西藏舉行武裝叛亂，企圖使西藏脱離中國。印度政府答覆説，中國必定是依據不正確的情報，沒有證據説明外國利用噶倫堡進行活動。

       然而，到了八月初，“在印度的所有著名西藏官員，包括達賴喇嘛的哥哥和噶廈的成員，以及作為叛亂分子代表的游擊隊頭目，一道在噶倫堡召開會議，起草了一份向印度和聯合國的呼籲書”。北京又提出抗議。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國宣稱：最近在拉薩爆發的叛亂，是由噶倫堡的“指揮中心”策動的。　　 

       對西藏叛亂分子的支援和指揮顯然是通過噶倫堡來的，而印度政府卻裝作沒看見。有證據説明印度所起的作用比這更積極一些。當時有個叫喬治·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的英國人住在噶倫堡，和西藏人有密切接觸，他後來寫道：一九五四年有名印度官員找他，要他把一名叛亂頭子帶到噶倫堡，“為西藏的獨立進行工作”。　　 

       西藏叛亂爆發，達賴喇嘛逃到了印度。當時印度政府通知北京説，達賴喇嘛要求政治避難，印度已經同意。但新德里也保證不容許達賴喇嘛在印度進行政治活動。周恩來後來也認為對達賴喇嘛提供政治避難是“通常的國際慣例”，並説中國對此並不反對。然而，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後，就開始發表許多聲明，提出他自己對西藏事件的説法，並攻擊了中國。這些聲明最初通過印度政府的宣傳機構發表，後來又由印度駐外使館散發——對此中國表示了強烈反對。 

       [ 注：有一個名叫喬基姆·阿爾瓦(Joachim Alva)的印度議員想到，如果當時被囚禁的克什米爾領袖謝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逃到中國，並且受到達賴在印度的那種接待，那末，印度的反應也一定會是同樣激動的。這個印度議員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人民院發言時作了這個比喻。 ] (中國懷疑印度事實上是替達賴喇嘛寫了他抵達印度後的第一個聲明，而且從聲明內容提供的證據來判斷，可以證實中國的這種懷疑。) 

       [ 注：例如，這個聲明仔細説明了達賴喇嘛穿過麥克馬洪線進入印度的地點。他説這個地點是在兼則馬尼(Khinzemane)。(這件事情的意義，見本書第五章)西藏人對這條線的態度至少是模稜兩可的。如果説達賴喇嘛在剛從拉薩逃出後發表的第一項聲明中竟煞費苦心地具體説明麥克馬洪線的確切走向——而且要照印度方面的畫法來説——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 

       當時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在開會，代表們發言憤怒地提到了“印度反動分子”，指控他們對叛亂的封建勢力提供援助和進行鼓勵，“繼承了英帝國主義的衣缽，對西藏懷有擴張野心”。雙方都恢復了舊時的猜疑。　　 

​       中國政府也象尼赫魯一樣感到左右為難：一面感到憤慨，一面又承認同一個龐大的鄰國保持友好關係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這一點可以從當時中國大使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所作的一篇精彩的書面談話中看出。為了答覆並駁回印度指責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攻擊印度一事，中國大使在書面談話中認為中印兩國關係中出現的“令人遺憾的不正常現象”來源於印度對西藏叛亂的叫囂所反映的“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和破壞中印友誼”的行動，來源於印度政府對於達賴喇嘛的隆重歡迎。

       在重申了中國感到憤慨的理由並聲明中國政府希望“一時籠罩着中印關係的陰雲將會迅速消散”之後，中國大使就講到了他的書面談話的核心。這就是提醒印度，中國的敵人是在東方，“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在東方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他接着説，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　　 

       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友人。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民主改革，絲毫也不會威脅印度。……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印度朋友們！你們的心意如何呢？你們會同意我們的這種想法嗎？關於中國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國的東方，而不能也沒有必要放在中國的西南方這樣一個觀點……朋友們，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裏。請你們考慮一下吧。　　 

       中國大使最後向尼赫魯問候。　　 在中印兩國關於邊界爭端的全部來往文件中，這篇書面談話的措詞是獨一無二的，既是迫切陳辭，又是直截了當，甚至毫無官樣文章。這篇談話確實是非外交的，這就是説，它拋棄了通常慣用的那些外交辭令，結尾也許可以理解為帶有一種威脅的暗示。這也可以理解為中國把自己全部的牌都攤開在桌上，力圖解除印度政府的顧慮。 [ 注：一名研究中國政策的學者哈羅德·欣頓(Harold C.Hinton)，對這段中國聲明的含義並不感到有任何疑問。他寫道：“儘管這一段英文很奇特，但大意是清楚的。……[中國政府]明顯感到擔心的是它可能面臨着來自西藏邊境和台灣海峽兩個方面幾乎是協調一致的壓力，於是它呼籲印度退出或者不要參加進去。”(見《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倫敦麥克米倫公司一九六六年出版，第288頁。) ] 

       如果説中國的意圖就是這樣，那麼，它所作的姿態失敗了。一個星期以後，中國大使被叫到印度外交部來聽取一項憤怒的答覆。印方斥責他使用了“不禮貌和不適當的語言”。印度外事秘書向他指出，印度對一切國家都以朋友相待，“這是和印度過去的文化、背景和聖雄甘地的教導相符合的”。　　 

       一九五九年夏季，中印兩國的外交交涉反映了並加劇了由於西藏叛亂而引起的兩國邦交的惡化，同時，雙方沿着中印邊界調兵遣將，使得兩國走向迎面對撞的局面。在東段，康巴族叛亂分子在西藏南部雅魯藏布江和麥克馬洪線之間進行集結，使得中國也在這個地區派駐重兵，把軍隊開到邊界上，防止叛亂分子越境進入印度尋求庇護，並切斷西藏難民的外流。在邊界的另一面，印度軍隊把他們的前沿哨所推進到麥克馬洪線，在有些地方甚至越過了麥克馬洪線。　　 

       當然，麥克馬洪線從來沒有標定過(一九一四年英國同西藏當局互換照會是否就算得上在法律上劃定界線，印度和中國對此有爭執；但是，雙方都一致認為：麥克馬洪線從來沒有標定過，就是説，沒有在地面上標界)。麥克馬洪線大部分走向是沿着一條明白無誤的，不易攀登的頂峯線，但其餘部分卻是按照模糊不清的地形特徵來畫的。在這種地方要確定邊界線的位置，唯一的辦法是把麥克馬洪的原圖上的經緯度在地面上標出來。按照這套工作程序，時常會造成一條不方便的或荒謬的邊界線。而且由於麥克馬洪的原圖的比例是一英寸等於八英里，那末畫在原圖上的那條粗線就相當於四分之一英里那末寬，因而這條線移到地面上來也不能產生一條精確的界線。但中印雙方既未聯合標界，就沒有別的辦法能把麥克馬洪線在地面上確定下來。　　 

       麥克馬洪畫的線在幾個地點偏離了他原圖所標出的最高山脊，其中有一處是靠近一個名叫馬及墩(Migyitun)的村莊，它位於西藏人所重視的一條香客朝聖的道路上。為了把馬及墩留在西藏境內，這條線拐了一個約二十英里的彎，這一段沒有沿着什麼地形特徵，然後又同主要的山脊會合。 [ 注：麥克馬洪當初畫他的線的原始地圖複印在印度政府的《一九六O年印度北部邊境地圖集》(1960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India)、《中印邊界問題》(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增訂版，北京一九六三年出版)以及多蘿西·伍德曼的《喜馬拉雅邊疆》各書中。馬及墩角是在東經93°15’到93°30’之間。 ] 當一九五九年印度在這個地帶踏勘時，他們發現根據當地地形，把邊界線劃在緊靠馬及墩的南側，要比地圖上所畫的距該地以南約兩英里的那條線，更為切實可行，於是印度就在該處建立了哨所。

       印度沒有講清楚它為什麼要在這裏把邊界線進行調整，但看來印度可能是認為貼着馬及墩南面的由西流向東的察裏河(Tsari River)可以作為邊界的特徵。印度把邊界推進到察裏河邊，就把距離馬及墩不遠的山谷對面的一個叫朗久的小村莊劃入印度境內，從而為印度的邊境哨所提供了一個更加實用的位置。　　 

       這種推理是無可非議的。當把地圖線標定到地面時，總是需要對邊界線做某些細微的調整。但是標定邊界必須由雙方聯合進行，而印度在這一場合卻是單方面行動，事先沒有徵得中國政府的同意，甚至沒有把自己的意圖告訴中國，就在印度地圖上標明是中國領土的地點設置了哨所。後來印度對此也不諱言。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魯對人民院 [ 注：人民院是印度議會的下議院，上議院是聯邦院。 ] 説：雖然麥克馬洪線大體上是固定的，但“在某些地區，在蘇班西里河地區， [ 注：馬及墩是與東北邊境特區蘇班西里分區毗鄰的。 ] 或者在那一帶地方，我們認為這條線劃得並不好，隨後我們，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變動”。

       尼赫魯在同年九月致周恩來的信中拒絕了中國的指責——中國指出印度已越過了麥克馬洪線；但是與此同時，尼赫魯也承認，印度在馬及墩地區所標的“中印邊界同條約附圖稍有不同”。他辯解説，印度的修改“只不過是根據確實的地形來體現這個地區的條約附圖”。他還爭辯説，這樣做是符合既定的國際慣例的。如果印度同中國商量過，這樣做本來會是符合國際慣例的。　　

       雖然印度政府拒絕把整個麥克馬洪線提交談判，但它這時卻建議討論這條線在某些具體地點(包括朗久在內)的確切走向。尼赫魯甚至宣稱他願意把這類問題提交仲裁；但是印度這些建議都是在它堅持下述立場的情況下提出來的：即中國不僅應該首先正式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且也應該承認印度所主張的西段邊界。後來，中國也同意對有爭執的一些特定地點進行臨時性會談，但中國要求把這種會談作為就邊界問題進行全面談判的第一步。就邊界走向的細小問題舉行臨時性會談的道路，也這樣被兩頭堵塞了。　　 

       印度在馬及墩調整麥克馬洪線以合乎他們的需要的同時，在其他地點也同樣越出地圖上標明的界線：一處是位於馬及墩以東的塔馬頓(Tamaden)；特別是在該線最西端的兼則馬尼，該地三年後成為中印邊境戰爭的導火線。但當前爆發的是朗久問題。北京抗議印度的這些向前推進的行動，接着指責印度武裝部隊於八月二十五日侵入馬及墩南側地帶並向中國邊防部隊開火，中國邊防部隊給予了還擊。次日，印度提出抗議，聲稱是中國軍隊侵犯印度領土並開火射擊，迫使印度部隊撤出朗久。印方照會指責中國“蓄意侵略”，企圖使用武力來實現其領土要求；並警告説，印度邊境哨所已奉命“在必要時對侵越者使用武力”。實際上這種威脅只不過是虛聲恫嚇——印度部隊不久之後就接到命令，在未遭到對方射擊前不得開火——但是看起來象是要同中國在朗久問題上攤牌。北京指出：由於中印兩國政府對於邊界線的確切位置存在分歧，印度就可能把駐紮在中國認為是本國領土上的中國人員視為越境者，並隨意開槍射擊。　　 在這種情形下，印度威脅説要使用武力，這在國際法上並沒有充分理由。正如一位國際法權威所説，雖然各國都有守衞邊境不受侵犯和維護本國領土完整的固有權利，但是，“如果對某國所要維護的那塊土地的主權有爭議時——在邊界爭端中情況肯定是這樣的——自衞權就失去它所依據的基礎了。”這裏的問題是：怎樣才算邊界爭端，怎樣就不算邊界爭端？虛構或偽造的邊界領土要求往往是侵略的藉口；印度以為他們在麥克馬洪線所面臨的、以及後來在西段所面臨的，正是這種局面。但否認真正的邊界爭端的存在，同樣可以成為不肯讓步的藉口，而中國這時就開始感到他們正面臨着這樣的局面。　　 

       關於朗久事件，中國的説法同印度的説法完全相反。中國否認曾對印度軍隊所進行的無端挑釁發動反攻，堅持説中國邊防部隊只不過對印軍進行了還擊，印度軍隊是自行從朗久撤走的。究竟誰的説法更加接近事實真相，現在無法判斷，很可能中印兩國政府有一方誤信其邊防部隊的報告。對於印度越過麥克馬洪線在兼則馬尼和塔馬頓設置的哨所，中國軍隊並沒有發動進攻，這個事實使印度關於中國蓄意進攻挑起朗久事件的指責失去依據(而且印度軍隊在朗久事件發生後不久就撤出了塔馬頓哨所，承認該哨所是在中國領土以內)。最穩當的解釋是：朗久事件是一次偶然的衝突。當雙方對峙的武裝部隊逼近一條尚未標定的邊界時，可以預料到會發生這一類的衝突。　　 

       然而，印度國內卻毫不懷疑朗久事件起因於中國的侵略。《印度時報》揣測中國“邊界攻勢”的動機是旨在“降低印度邊境居民的士氣，並挑釁性地炫耀它顯然佔優勢的軍事實力，以便在錫金、不丹、尼泊爾和緬甸等國更為廣泛地造成印度確實無法保護它們的印象”。印度人民社會黨的決議譴責中國的“擴張主義”和“它對友誼、容忍、共處等崇高概念採取了滿不在乎的蔑視態度”。該黨的決議最後説：“印度人民面臨着新的危險和新的挑戰——但是一個國家只有正視這種危險和迎接這種挑戰，才能發揚它的尚武精神和民族個性”。一位報紙專欄作家還認為中國軍隊是在試探印度在東北邊境特區的防禦能力。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