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濟醫院424事件：關注公共精神視角下的情緒管理|圓桌論壇_風聞

仁濟醫院424事件：關注公共精神視角下的情緒管理

 貴州大學  靳永翥

背景提出

4月24日，上海仁濟醫院胸外科主任醫師趙曉菁被警方銬走，現場視頻在網絡上廣泛流傳。網傳，趙曉菁在接診過程中，因患者家屬多次插隊而拒絕為其診斷，與患者一方發生糾紛。相關視頻顯示，在警方到達醫院後，醫務人員也與民警產生了衝突。對此事件，網友展開激烈討論，上海浦東警方發佈公告，中國醫師協會發表聲明，隨後主流媒體相繼表達各自看法，輿論熱議持續擴大。

政治學人“迴歸生活的政治·圓桌論壇”注重公共生活中真實的治理場景，從具體的公共事件中探尋公共生活的良善治理之道。當“大醫精誠”遭遇“奉公執法”，如何在公共生活中找尋規則與價值的平衡？如何改善羣體間存在的不信任關係？如何免於機械的治理和過度的矯正？本期圓桌論壇以“規則意識與公共精神：仁濟醫院4.24事件的真實場景”為主題，邀請貴州大學靳永翥教授為此展開討論。

學者觀點

 424事件很簡單也很複雜，它折射了在目前醫患關係政社關係日趨緊張狀況下的一種“普遍性盲流”社會心理與“攻擊防衞型”人格。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其形成機理，當下矛盾交疊導致的多重社會壓力與狂躁情緒的一觸即發才是此次事件發生連鎖反應的關鍵因素。然而，公共場合不同於人性潑灑的私人領域（當下一些人的公共人格嚴重缺失的行為表現其實就與自我修養、家庭教育和私人場域過於任性的行為模式有着直接關係），有着對公共精神與市民社區品質的特定要求。因此，本人試圖從公共精神視角的情緒管理去淺析424事件。

    從管理學視角，肖漢仕教授認為情緒管理是指用心理科學的方法有意識地調適、緩解、激發情緒，以保持適當的情緒體驗與行為反應，避免或緩解不當情緒與行為反應的實踐活動，包括認知調適、合理宣泄、積極防禦、理智控制、及時求助等方式。當陷於苦惱、生氣等負性情緒，出現行為衝動時，使用4AS技術來自我管理情緒，以便改變情緒。

A：ASK即反問，反思。S，STEP即步驟：1.值得嗎？自我控制。2.為什麼？自我澄清。3.合理嗎？自我修正。 4.該怎樣？自我調適。

在醫患關係與警民關係的衝突中，從管理技術層面，4AS技術同樣適用於公共場域中患者、醫生和警察的情緒管理，另外，公共精神則對公共場域途中患者的規則意識、秩序遵守的社區品質，對醫生的忠誠執業精神、救死扶傷的人文情懷，對警察平衡好權威理性、行政強制與警民友善互動的職業倫理，可以同步融入情緒管理操作範式之中。簡述如下：

一、醫患關係中的患者與醫生

在醫患關係發生矛盾糾紛後，雙方總會將自己扮演成“弱勢者”，而據目前的資料，患者則更容易將自己扮演成“受害者”以此博得輿論對自己有利，當然，醫院一方也會通過公共媒體發生證明自己的“弱勢羣體”地位。傳統意義上，雙方所運用的工具，就是醫療事故後的“醫鬧”與醫院保安的訴諸武力排除威脅。當下，雙方掐頭去尾的視頻發佈自證明白與突發行人身攻擊則是雙方所採取的應急之策，由此導致醫患關係的惡性循環。要處理好醫患關係，雙方各自平衡好理性與情感，尤其醫生作為專家型的知識精英，更應以平和心態和人文關懷感召患者及其家屬，面對當下各種壓力，將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

1.白衣天使的形象維護

作為白衣天使，當憤怒的情緒一觸即發，最需要冷靜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問自己：這樣做是否值得？想一想自己救死扶傷的社會形象和忠於職守的職業精神，只因為一時衝動，醫生整體形象毀於一旦，就需要保持克制、冷靜。當不能自我控制，就要問問自己：為何這樣激動？只有通過“動手”才能消解“憤怒”嗎？第三，問問自己：這樣做合理嗎？真的就只有這種暴力手段才能解決嗎？第四，（事件發生後，）問問自己：有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情？醫生是從事公益服務的公職人員，其救死扶傷的執業品格就是公共精神的集中體現。只要醫生提高職業倫理的自省、自律與人格成長，這種內在化機制將大大降低醫患衝突中的醫生過激行為或者對於患者的“漠視”行為。

2.患者不僅是患者，也應是遵從公序良俗的守法公民

“公民公共精神教育”，應該是當下（社會）教育的一大硬傷。高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旗之下，應該有具體可操作的公共精神教育與公民人格成長的有效運作機制。對患者自身而言，也應該有自律意識的逐步強化，在醫患矛盾一觸即發之際，儘可能保持冷靜剋制，自覺形成“情緒管理”的基本操作規範。問問自己：這樣做是否值得？為何這樣激動？為“我”服務醫生就真的很壞嗎？想一想自己住院時護士的精心照料或者醫生的人文關懷，或者替他人着想，想想醫生整天不厭其煩的忙碌的人生，遇到一點小坎坷，有什麼大不了的情緒需要在醫護人員面前通過暴力去發泄情緒。理性思考應明白，粗魯的行為不僅是人身傷害也許是對他人生命權的剝奪，這樣做的後果將是觸犯刑法，自己要將牢底坐穿，沒有後悔藥。再者，患者更應自省，“我的”修養與公民人格何在？為了自己方便和節省時間，就一定要通過插隊而擾亂看病次序嗎？社區互惠機制的養成，就是當私人需求與公共利益發生衝突時，每一位參與者都需要做出妥協和退讓，才能在行為交換模式中求得帕累托最優，也就是各自做好情緒管理，保持自己基本的社區精神和個人行為倫理操守。

二、警民關係中的警察與“行政相對人”

1.警察可以是冰冷的鐐銬，也可以是笑臉相迎的正義化身

從職業角度，警察代表着國家公權力形象，是合法的暴力的受託者和直接行駛者。但冰冷的鐐銬是鎖壞人而保護好人的，在人身強制與柔性執法中尋找恰當平衡點，是每一位警察的必修課。當一個社會都只能暴力控制、通過警車、防爆器具、鐐銬和監獄維持社會穩定的時候，那也説明政社關係警民關係真的進入冰凍期，而真正的代表社會正義形象則不復存在了。因此，從公共精神角度做好情緒管理，每一位警察在行使強制執行之前，都必須思考這一連續問題：我是誰？作為警察的職權與社會責任應該如何平衡？這樣暴力執法的後果？在沒有發生到非常嚴重的地步時，有沒有柔性執法與人文關懷的折衷選擇？如何在出警之時冷靜思考了解更多真實信息和情勢，首先剋制職業的暴力衝動且通過採取醫患雙方冷靜下來協商達成互諒的方式更好解決醫患矛盾問題，既完成了任務，又樹立了警察的“行業標杆”？

2. 醫生看病執業期間不受阻撓，但面臨醫患衝突之時，你的身份將轉化為“行政相對人”

    醫生的錯誤就在於沒有意識到患者報警後，他已經不僅僅是一位正在看病的醫生，而是與患者一起成為了警察執法的行政相對人。對角色認知的錯位，還是因為醫生缺乏對於公共精神內核的理解以及對於社會網絡中個人的多種角色的轉換與調適，以此做好自我情緒控制與管理。當面對警察執法而準備做出反抗的舉動時，冷靜想一想：警察為何出現在我面前？我成了什麼角色？當下是藉助眾多證人證言，將醫患衝突事件解釋清楚，還是以專業看病為由，拒絕警察的訊問？主次問題必須分清，後果才可以預判，否則任由情緒發泄，必然被扳倒在地“強制傳喚”，醫師形象斯文掃地。因此，此時的醫師不能依仗“專家權力”，而應該感受到法律的威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兒戲，知識精英更應該起到帶頭和示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