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開打了！開打了”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十六）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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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華戰爭》

（十六）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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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崇這場小戰鬥確實有嚴重的含義。中國第一次強有力地抵抗印度向前推進的行動；他們以重大兵力和堅定的決心進攻了印度建立的一個陣地。對僧崇的進攻，説明印度前進政策的根本信念——中國部隊決不會蓄意地堅決進攻印度部隊，倒是會在攤牌時自行退卻——是虛妄的，而這種信念就是印度軍隊之所以出現在克節朗河和西段的各孤立哨所的理論根據。　　 

       考爾在哈東山口下面輾轉不安地過了一夜。他象部隊裏的許多人一樣，由於在他所未能適應的高地上過分勞累，現在肺部有了毛病。這次又不得不把他背過山口。在最近的降落點上有一架直升飛機在等着把他送到提斯浦爾去。他在當天，即十月十一日晚上約八點鐘到達新德里，剛好趕上參加在印度總理官邸舉行的會議。　　 

       這次會議似乎是迄今為止在新德里舉行關於邊界危機會議中出席人員最全的一次。會議由尼赫魯主持，到會的文官有梅農、內閣秘書、外事秘書和國防秘書以及其他官員，軍方出席的有塔帕爾、森、考爾以及參謀局的軍官們。空軍參謀長也到會。印度現在顯然面臨着險惡的危機，但是尼赫魯仍然不同內閣成員進行磋商，甚至也不同內閣的國防委員會進行磋商。　　 

       會議開始聽取了考爾關於僧崇戰鬥情況的報告。大家都認為他的報告是繪聲繪色的，富於主觀想象的。在他第一個發言後，會議究竟是怎樣進行的，就不清楚了。

       幾乎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説法，即使想把這次關鍵性的會議實況作片斷性的描述，也需要把各種不同説法中的共同點湊在一起。考爾描述了克節朗河的局勢之後，會議請他提出建議，他並沒有主張把第七旅撤回，反而提議印度應當請求美國給予迅速的、大量的軍事援助。

       尼赫魯顯得有點生氣地拒絕了這個意見。考爾接着提議推遲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戰行動。據考爾自己講，他當時的確曾建議把第七旅從克節朗河撤回到戰術上較有利的位置。但是別的與會者都説情況恰恰相反。例如當時的內閣秘書S.S.凱拉説：考爾建議“守住克節朗河的陣線，並固守章勒”，考爾還接着講，“如果以後有機會能過河去幹一傢伙，我將提出報告。”

       看來會上出現的一致的意見是要推遲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戰行動，但即使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發出明確的指示，當然更沒有正式撤銷這個命令。討論接着集中在第七旅到底應當留在克節朗河還是應撤回過冬的問題上。

       軍人們的意見似乎有分歧。塔帕爾和森主張部隊仍留原處。

       考爾説他提出了三種方案：第一，不管中國部隊所佔的優勢，繼續集結力量，發動進攻；第二，撤銷進攻的命令，但第七旅仍留在沿河岸的陣線不動；第三，撤退到比較有利的位置。

       事實上，採納讓部隊留在沿河一帶的第二個方案是勢所必然的。現在，裏窩那作戰行動的成敗已關係到許多文武官員們的聲譽。所以不能把部隊的主力撤回來，那樣就會明顯地表示放棄這一行動。根據許多人的敍述，尼赫魯對在場的軍人説，這樣的決定應當由他們來做，叫他們把意見統一後向政府建議該怎麼辦；塔帕爾和森第二天早晨對梅農講，第七旅應留在原地。這種説法也可以從尼赫魯本人的講話裏得到證實。

       印度慘敗之後，尼赫魯對議會説，軍事上的重大決定是“在政府同[陸軍]參謀長以及其他有關的高級軍官進行充分磋商並根據他們的內行的意見作出的。

       關於陸軍在一九六二年十至十一月間不從東北邊境特區的前沿陣地撤出的決定，更是如此。”總理在另一處也提到，有人告訴他，前方指揮官們希望把第七旅留在克節朗河。尼赫魯告訴議會説，文官當局並沒有命令軍人們“在情況不很有利的地方固守下去”，“但我們的軍隊自己不那麼願意撤退，他們堅守到底使他們受到相當大的損失。”　　 

       就印度處理邊界爭端的軍事方面而言，看來尼赫魯一直是很注意讓軍人們自己作決定，至少他一定自認為他是在讓他們自己作決定的。但是，由於尼赫魯本人長期以來公開寵信考爾，因此助長了陸軍最高指揮部的歪風邪氣。

       到了一九六二年，他所打交道的不再是職業軍人，而是一班阿諛奉承的人。因此，當他希望得到從軍事角度作出的決定時，他所聽到的只是他的軍事顧問們認為他願意聽到的意見；而他又向他們保證中國不會“大幹”，這也就給了軍人們所希望得到的政治指導。這種互相欺騙的行徑就使得十月十一日的會議作出了第七旅應留在原地的決定。　　 

​       第二天早晨，尼赫魯去錫蘭作三天訪問——一切如常。他特別注意不暗示在邊界上正在發生很富有戲劇性的或危急的情況。他一向是願意同記者接觸的。所以他在機場上同記者們説了幾句，當然這就成了一個臨時記者招待會。到那時，政府證實中國部隊越過麥克馬洪線的消息已有一個月了，半個多月前報紙就報道了陸軍已奉命把他們趕走的消息。

       報紙不斷報道塔格拉山脊下發生的小衝突，總是説印度部隊打退了中國的進攻。前一天報道過僧崇的戰鬥，説是戰鬥激烈，是中國部隊進攻了印度的一個陣地。人們越來越懷疑政府是否真已命令陸軍採取攻勢。所以，在機場上向尼赫魯提出的頭一個問題就是：給東北邊境特區的部隊下達了什麼命令？　　 

       尼赫魯回答説，“我們的指令是要解放我們的領土。”記者接着問：“什麼時候？”尼赫魯説，“我不能定個日期，這完全是陸軍的事。”隨後他指出“寒冷的冬季在[塔格拉]地區早已開始。中國部隊陣地很堅固，因為他們人數眾多，還處於更高的地勢。

       再者，他們在邊界的中國那邊的主要基地距離他們的陣地也很近”。記者然後又問到大家關心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想讓尼赫魯保證政府無意同中國開始會談。尼赫魯説，“只要這次侵略[即中國部隊呆在塔格拉山脊的南坡]繼續存在，看來就沒有進行會談的機會。”　　 

       印度慘敗之後，人們批評尼赫魯公開肯定了趕走中國部隊的命令，並且指責他蓄意誤國。他的話確實是給人們造成了錯覺；毫無疑問，他是知道這一點的。只有叫他在答覆時發誓，他才會説：因為趕走中國部隊的命令是印軍力所不及的，因而已經暫停執行，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局勢才會改變。

       可是，如果尼赫魯承認這種種事實，那他過去所談的關於邊界問題的軍事方面的情況就全都是虛假的。

       此外，人們也還有理由相信，考爾在前一天晚上曾慫恿尼赫魯告訴公眾：在適當時候是會把中國部隊趕走的；有一個參加過那次會議的人聲稱他聽到考爾這樣講過。

       尼赫魯後來為他的機場講話進行辯護時也説，這不是他個人作出的決定，“這也是軍人們的看法。他們要那樣做。否則我決不敢説那樣的話。”尼赫魯提到了冬季的寒冷氣候和中國在地勢與給養方面的有利條件，這就很清楚暗示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印度軍隊所面臨的不利條件，通過這些話，他確實也企圖使他的回答包含一定清醒的看法。　　 

       假如尼赫魯的意圖是要強調不利形勢，要公眾注意到軍隊在塔格拉下面所面臨的困難，公眾是不會聽的。官方發言人一直保證説，東北邊境特區的一切都在印度控制之下，所以尼赫魯警告公眾的言詞現在就沒有什麼分量。就在那天早晨，報界把前一天晚上的會議描述成是印度總理同文武顧問們進行“令人寬慰的磋商”。

       其實尼赫魯本人也並不真正相信印度軍隊面臨的種種困難，這表現在僅僅幾個小時之後，他在科侖坡向記者介紹情況時，又回過頭來使用欺騙的政策，説在東北邊境特區一切物質上的有利條件都在印度一邊。　　 

       所以，無怪印度公眾從尼赫魯的機場講話裏只聽到他們所想聽到的——戰鬥的號召。報界興高采烈。《政治家》第二天寫道：“尼赫魯先生……清楚地、堅定地把全國人們所盼望聽到的事告訴了大家，那就是，武裝部隊已奉命把中國侵略者從東北邊境特區趕走，而在把他們從這一片印度領土清除掉之前，不可能同中國會談。”在南方，《印度教徒報》的想法完全一樣：“全國將歡迎尼赫魯的聲明……。”另外還有許多類似的贊成尼赫魯講話的表態。

        [ 注：尼赫魯的政治生涯中——因此也就是在印度現代史上——有這樣一個特點：他顯然未經縝密思考而作的聲明，多次產生了重大的、有時是災難性的後果。也許最出名的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事件。當時國大黨和伊斯蘭教聯盟(Muslim League)之間就內閣代表團關於建立統一的、獨立的印度的計劃已達成一項微妙的協議，而尼赫魯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卻把它破壞了。

       當時有人對尼赫魯一九四六年事件評論説：“歷史上有的時刻，應該崇尚慎重行事。保持緘默，將得益非淺。印度的命運正處在危急關頭，走錯一步就會牽動全局。”上述評語也同樣適用於尼赫魯一九六二年的機場聲明。 ]　　 

       公眾對印度陸軍的英勇善戰，有極大的信心，所以似乎沒有一個印度人想到要懷疑塔格拉山脊下面的軍隊是否能夠執行尼赫魯已經證實了的命令。

       本書作者在發給《泰晤士報》的報道中提到印度有一種把陸軍看成是所向無敵的傾向——果阿戰役助長了這種傾向——並且提到了陸軍對於要他們採取匆促而又缺乏準備的行動的那種政治要求正在進行抵抗。

       一位同官方有密切聯繫的新德里的報紙編輯不贊成我的那些報道。他向我傳達了一個旨在糾正那些報道的內部消息：據瞭解，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國部隊是“第三流的邊防部隊”，一旦印度軍隊發動進攻，他們不會構成什麼問題。

       這個情報大概來源於馬立克情報局裏的占卜式的推測。這項情報也發給了第七旅，他們倒可以親自核對它的真實性。達爾維談到同中國部隊的首次接觸時説，“我必須承認，中國士兵給我的印象不錯。這些人不是蹩腳的邊防戰士；看來他們是身體結實、穿戴暖和、裝備精良、意志堅決的部隊。”　　 

       然而，印度普遍感覺：克節朗河的印度軍隊是一支強大的、裝備不錯的、信心堅定的特種部隊，只是由於政府過分的容忍和怯懦，才攔阻了他們去打垮蹩腳的中國部隊。尼赫魯在機場那一番話被認為是宣佈讓印度軍隊放手去幹，印度正翹首期待它的軍隊奪回塔格拉的消息。　　 

       在其他國家，尼赫魯的講話也被看作是一個準備打仗的正面聲明。

       《紐約先驅論壇報》(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社論的標題是《尼赫魯對中國宣戰》；

       《衞報》(Guardian)把這一聲明説成是最後通牒。中國得出相同的結論。

       《人民日報》寫道：“尼赫魯已經公然以印度政府總理的身分，正式宣佈授權印度軍方隨時可以發動對中國的西藏地方的進攻。”社論得出的結論是：“看來，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東段向中國領土的大舉進犯迫在眉睫了。”社論要“在中印邊界上守衞着的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百倍提高警惕，因為“印度軍隊隨時可能執行尼赫魯的命令，來‘清除掉’你們”。

       中國人也忠告尼赫魯：“懸崖勒馬吧，不要拿印度軍隊的生命作你的賭注了。”　　 

       中國部隊當時穿着厚棉衣，他們很舒服，對自己的力量和武器也充滿着信心。他們在塔格拉山脊上的堅固的工事裏俯瞰着下面河岸上的不幸的印度軍隊在挨餓受凍，無法抵禦冰天雪地和優勢敵軍。他們必定認為北京對他們的警告是多餘的。

       很顯然，中國沒有任何理由要害怕印度發動進攻，但是它有一切理由預料到這一着。印度政府對它的意圖並沒有保密；中國駐新德里的大使館無疑地象印度本國人一樣仔細閲讀關於要把中國部隊趕走的作戰行動的準備工作的新聞報道。

       印軍在克節朗地區所作的部署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他們守住橋樑是為了要過河，並企圖在河的北岸建立居高臨下的陣地，以便在最後發動進攻時掩護自己的部隊。假如印度的目的是防禦性的，他們的主要陣地就應設在他們後面的山脊上，在那上面可以組織有效的火力網阻止中國部隊過河，而且他們會把橋樑炸燬，象中國部隊已經炸掉過幾座那樣。中國情報機關看來已經聽到裏窩那作戰行動要在十月十日開始的風聲。

       十月八日，北京外交部召見蘇聯代辦，告訴他印度即將發動大規模進攻。據中國方面講，幾天之後，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對中國大使説，蘇聯政府得到了類似的情報，而且説，如果中國受到進攻，中國進行反擊是自然的事。中國方面表示：印度在準備發動進攻時使用了俄國的直升飛機和運輸機，這種情況損害了中國邊防部隊對中蘇友好的感情。　　 

       北京認為，印度十月六日的照會“終於斷然關閉了談判之門”，因為印度堅持在會晤之前，中國部隊必須從塔格拉山脊撤回，而且即使進行會晤，雙方的討論也只能涉及中國部隊從西段印度提出要求的領土上撤退的方式問題。

       幾個月來，中國政府一直在最強烈、最明確地警告印度：如果印度堅持其前進政策，中國將進行報復；然而印度對中國的警告卻置若罔聞，或者頂了回去，印度軍隊仍繼續步步進逼。

       早在七月，中國就斷定印度政府把中國未對其前進政策作出強有力的反應，當成是中國軟弱可欺的表現。中國這種判斷是正確的。中國儘管不斷在外交上提出抗議，並調動部隊，但並沒有進攻西段的印度前沿哨所。於是新德里就把這種情況看成是進一步肯定了前進政策的基本前提，這也鼓勵了印度政府把前進政策堅持下去。　　 

       印度不但漠視中國要它在西段停止逐步推進的一切警告，而且在六月裏建立了多拉哨所，看來是把他們在西段採取過的同樣戰術開始運用於東段，去佔據它所要求的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地區。而現在印度陸軍又準備在中國部隊對建立多拉哨所作出了反應的地方，向他們發動進攻。

       印度十月十日在僧崇的第一次進攻，被中國部隊輕而易舉地擊退了，不過中國方面傷亡也不少。印度方面沒有從這次挫敗中吸取教訓，而是企圖在準備就緒後立即發動新的進攻，這已由尼赫魯本人公開地加以證實；而沿克節朗河的部隊仍然擺開進攻的陣勢，並且還得到了增援，表明尼赫魯的講話並非虛張聲勢。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該怎麼辦呢？

        [ 注：除了公開發表的文件聲明之外，本書作者沒有其他途徑獲得關於中國的想法或中國是如何制訂政策的材料。那些公開的文件聲明以及本書前面講到的關於中印爭吵的演變，為人們作出判斷提供了一個基礎。下面的一節完全是作者自己的推論。 ] 

       中國可以堅持一貫奉行的政策，威脅使用武力以阻止印度的前進行動；如果不能奏效，就以局部性的行動作出強烈反應。毫無疑問，在西段，如果印度的哨所或巡邏隊同中國部隊交鋒，印度部隊就會被殲或是被俘；在塔格拉地區，中國的陣地很堅固，很容易得到支援，印度軍隊在可以預見到的情況下發動的進攻，會被挫敗和擊退。中國在堅守陣地頂住印度軍事壓力的同時，可以繼續設法勸説印度，使印度認識到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是唯一的途徑，並且可以設法使其他國家深信中國的立場是合理的；如果在邊界上發生衝突，那是印度的行為造成的。

       可是，事到如今，北京有理由懷疑執行這種政策是否划得來。印度態度的好轉看來是談不到的。在爭端開始時，北京就説，“決不認為，那些並無惡意的人們對於中國的誤解……會……長久地繼續下去。因為，中國如果真是在侵略和威脅印度或其他國家，否認一萬次也不能改變事實；如果事實不是這樣，那麼，即使有一萬個宣傳機器在全世界宣傳中國的‘侵略’和‘威脅’，也只能使那些宣傳家自己喪失信用。”然而，這種期望落空了。

       西方國家當然是支持印度的，可是蘇聯還有大多數兄弟黨也同情印度，許多亞非國家看來也傾向印度方面。情況證明，比起中國來，印度更易令人置信。

       因此，在中印邊界上不斷髮生小的衝突，而印度又無休止地指責中國挑起事端，進行侵略，那隻能更加損害中國的國際聲譽。印度早在大做文章，指控中國使用暴力；如果讓大家知道中國果真使用暴力會發生些什麼事——人們對中國除了反感(假使真有什麼反感的話)之外，還可能對中國有所尊重——這倒也不無好處。　　 

       邊界局勢無限期地拖下去，在軍事上對中國也是有害的。印度的壓力雖然在事到臨頭時是容易抵擋的，然而這種壓力還是使中印邊界全線的廣大地區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部隊要隨時準備投入戰鬥，後勤方面的負擔很重，並且使維持西藏治安的問題複雜化。

       使部隊長期保持防禦的態勢，只有當印度在其所選擇的時間和地點進行挑戰時才作出反應，這在任何一個戰略家看來都是毫無道理的，而且這樣做也必然是背離毛澤東的軍事學説的。

        [ 注：有些關於邊境爭端的敍述，雖然最強烈地批評中國，也不能不承認“中國軍隊與其在印度陸軍按照它的打法進行蠶食麪前被迫採取守勢來保護中國的哨所，還不如按照他們自己的打法在全線發動總攻勢”。 ] 

       再者，雖然當前印度軍隊很脆弱，但也許不會總是如此。美國有多餘的武器。長期以來，華盛頓就在拉攏印度，印度也早已靠上去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認為中國不能再讓當時的局面拖下去的那種主張顯得更有道理了。難道説舍此還有什麼別的途徑可供選擇嗎？按照印度的條件解決爭端，仍然是不可想象的。

       且不説印度的條件完全無法接受，這樣做將意味着低聲下氣地屈服於壓力，而已經在革命中“站起來了”的中國是永遠也不會再這樣乾的。“解放了的新中國決不能再容許被推回到受損害的舊中國的地位上去。”因此，另一個做法就是對印度的挑戰進行一次反擊，這一反擊要很強大、很堅決，足以終止印度的挑戰。　　

       軍事行動的政治目標在於一勞永逸地證明，印度開進中國佔有的領土以便按照它的條件來解決爭端的企圖，完全是徒勞的，從而就可以把印度帶到談判桌上來。萬一做不到這一點，如果能使印度在同意進行全面的邊界談判之前承認現狀應予以保持，那也就行了。　　 

       看來，上述的利害權衡，使北京的決策者轉而決定採取斷然的行動。不過還有一些因素雖然大概都是次要的，但這些因素也許可以用來證實採取這種行動的正確性和必然性。

       西方有一種看法，這在美國特別流行——中國認為它應當“打擊印度氣焰，從而攫取亞洲的領導權”，“強使印度進行擴充軍備，從而阻撓印度的發展”。這種看法似乎沒有抓住要害，事實也未必如此。作為中國人，北京政府領導人似乎從未設想過除了中國以外，還有哪個國家可以指望取得亞洲的領導權；

       作為共產黨人，他們一定從未設想過存在着資本主義制度和民族資產階級政府的印度能在經濟發展的競賽中與中國抗衡。即使在一九六二年，當時大躍進已經失敗，中國的經濟遇到困難，對北京的純正的共產主義者們來説，這種想法也是荒謬的。

       然而印度人，尤其尼赫魯，卻顯然認為他們的國家應該同中國平起平坐，甚至要高出中國一頭。——尼赫魯説過印度同中國作戰要震撼全世界，印中兩國誰也不能“把對方打翻在地”。也許中國覺得，讓印度和全世界看到印度這種妄自尊大是謬誤的，這隻有好處，沒有壞處。　　 

       看來中國還感到，在邊界上對印度進行反擊，在另外一個方面也可以得到好處。中印爭端已成為中蘇之間重大爭執的一個因素。

       對印度進行打擊，就可以把中國所認為的尼赫魯與美國共同反華的隱蔽聯盟公開出來，從而揭露莫斯科支持印度在意識形態上所犯的錯誤。這樣勢必在印度國內削弱了尼赫魯政府，從而也就支援了印度的被壓迫階級和革命力量。

       這兩種結果，都證明北京在反對莫斯科方面所持的立場是正確的。此外，還有戰爭本身的問題。莫斯科竭力主張：甚至連局部戰爭都必須避免，否則就會升級為大國核對峙的局面。中印爭端是一個理想的測驗。美國把自己與印度拴在一起，這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打在奴才的身上，就會痛在主子的心裏。對印度採取果斷的軍事行動，象外科手術那樣的精確，為一貫的政治目標服務，不但可以表明戰爭仍然是貫徹政策的一種必要的手段，而且可以表明，如同毛澤東所説的，有理由輕視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只要充分重視他們戰術上的長處和短處，並且“集中全力作戰”。因此，對印度進行有效的軍事打擊，就能在兩盤不同的棋局裏將對方的軍。　　 

       不過要使這種打擊奏效，就應該是大規模的行動。對中國説來，僅僅拔除印度按照其前進政策在西段設立的四十個左右的小哨所，是無濟於事的。這樣做不能指望印度政府改變它對談判的態度，而且在印度一旦感到有力量再次向前推進時，西段又會遭到騷擾。印度對中國的真正挑釁是在西段。然而，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進行聲勢浩大的、毀滅性的報復的機會，只存在於東段，在於強有力地推進到麥克馬洪線南面的爭議地區裏去。

       所以，印度在塔格拉山脊下采取的行動，絕妙地適合中國的需要，因為是印度的行動挑起了中國的報復，而印度尋釁的地點又恰好選擇在中國若進行有效的報復就必須來個全線出擊的地方。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九月八日中國對多拉哨所的包圍是不是一個圈套，有意要把印度軍隊引到他們後來所採取的那條道路上去呢？　　

       按照中國的觀點，他們對多拉哨所採取的行動，與他們在西段對他們認為是設在自己境內的印度哨所所採取的行動，並無不同。他們在多拉哨所面前擺開優勢兵力——雖然只有大約六十人，而不是印度所説的五、六百人——催促人數不多的哨所駐軍撤走，同時就印度“新的入侵”，將會引起的嚴重後果對新德里發出了警告。

       多拉哨所無疑地是在麥克馬洪線以北。假如中國軍隊是在該線以南同印度軍隊進行這種對峙，那顯然是一個圈套；但是當時即使印度方面也沒有指控中國越過了該線本身，東段的衝突是印度單方面修改該線，將該線往北移動而引起的。當西段的印度哨所被圍困時，印度並沒有作出強烈的反應。既然如此，中國怎麼能估計到他們對多拉哨所施加壓力就會引起印度軍隊在當地大規模的集結以發動進攻呢？印度的這種反應是不合理的，因此，看來並不是中國所能預料到的。　　 

       最接近實際的結論是：中國對多拉哨所的包圍十之八九並不是圈套。不過還有一點疑問：從印度設立這個哨所到中國作出反應之間，相隔有十個星期之久，這是很奇怪的。中國方面沒有馬上得悉這個新哨所的設立，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如此。那麼，遲遲不作出反應，在九月份裏對多拉哨所遲遲不採取行動，是不是有意的？這個問題只能作為懸案。　　 

       不管怎樣，當印度把在多拉哨所的對峙局面升級為雙方的意志與力量的較量時，北京一定看到這種做法給中國提供了大好機會。印度以自己的行動把緊張局勢擴大到東段(在此以前東段在表面上還是安靜的)，從而給中國提供了越過麥克馬洪線採取軍事行動的時機。　　

       北京到底在什麼時候作出發動進攻的最後決定，不得而知。根據印度駐拉薩總領事的報告來判斷，中國軍隊起碼從十月初起就在集結。但這不一定説明那時北京已下了攻擊令。作出決定的日子看來很可能是在十月中旬，在十月六日到十七日之間：十月六日，新德里突然停止交換關於雙方會談討論邊界形勢的照會；十七日，印度方面看到在塔格拉山脊上的中國軍隊開始為發動進攻積極進行準備。　　 

       十月十一日在尼赫魯官邸舉行的會議議而不決，這種狀況也反映在對下一步該怎麼做的問題出現了混亂和矛盾。是要為立即重新執行裏窩那作戰行動繼續進行準備呢？還是説可以把第七旅的大部分從克節朗河地區撤回，在他們可以得到給養的陣地上過冬呢？十月十三日考爾回到提斯浦爾的軍部時，告訴部下説：他沒有能夠使政府認識克節朗河地區局勢的實際情況，因而趕走中國部隊的命令仍然有效，必須執行。然而，塔帕爾將軍的理解則是裏窩那作戰行動要推遲，因為幾天之後他叫東部軍區估計一下：來年春天開始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戰行動時需要多少部隊和給養。　　 

       隨後的九天裏，爭論不休，無所適從。有關的檔案記載十分混亂，事實上使人感到，事到如今，人們故意要把紀錄搞得含糊費解，以便一旦災難降臨，可以有所推諉。梅農、考爾和參謀局仍然希望能夠設法把中國部隊趕回去，而且下了決心不從克節朗河撤退。

       自從中國包圍多拉哨所以來，梅農一直堅持採取迅速行動把中國部隊趕回到山脊的另一邊去。趕走中國部隊的行動的真正勁頭大部分始終是來自梅農和文職官員，由塔帕爾不算熱心地而森比較熱心地傳達下去，由考爾接過去並予以大力支持。這時，梅農關於及早採取堅決行動趕走中國部隊的公開諾言甚至比尼赫魯的諾言還要明確。

       十月十四日，他宣稱：“印度政府的政策是要把中國部隊從東北邊境特區趕出去，不管是要用一天、一百天、還是一千天的時間”，而且在拉達克要堅持打下去，“打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支槍。”如果讓大部分軍隊從克節朗河撤下來，就會暴露這些諾言原來不過是吹牛皮，説大話；當議會復會時，公眾的失望必然首先會集中發泄在梅農身上。由於同樣的原因，考爾也許諾過把部隊留在沿河一線。

       想當初，他擔任指揮裏窩那作戰行動想把中國部隊趕回去，大吹大擂，何等威風；而如今，如果政界人士、新聞界和公眾聽到的不是期待已久的來自塔格拉山脊的凱歌，而是部隊撤退時的啜泣，那就會重新掀起一陣要他滾蛋的強烈呼聲。至於參謀局，考爾是他們的局長，他們是繼續同他合作的。

       所有有關人員自然很瞭解，假如從克節朗河撤下來，外界馬上就會知道。即使北京不首先宣佈這件事，在新德里消息也會泄露出去。　　 

       後方的人員大叫“前進！”前方的人員則大叫“後退！”達爾維准將和普拉沙德將軍都知道，從後勤支援來看，第七旅留在克節朗河過冬，是辦不到的。儘管如此，還是派了增援部隊給第七旅，從而使得給養的問題更加嚴重。十月十二至十四日間，另一個營——第四近衞軍聯隊抵達克節朗河，他們是從新德里調來的，因此既不能適應當地氣候，又疲憊不堪，而且裝備也跟別的營一樣糟。

       後來幾天裏，又來了四百五十名左右腳伕。他們都沒有帶口糧和冬衣，因此就要給更多的人開飯、發衣服。到那時，印度這邊共有約三千人，其中二千五百人是軍隊的官兵。冬衣和帳篷只夠供應二、三百人，其他人依舊穿着夏天的軍裝，斧子和挖掘工具也很缺乏，只好用樹枝或降落傘的材料勉強搭成住處。十月十七日，河谷裏下了第一次雪。

       接着有一些迫擊炮從山口那邊運到這裏來，還用降落傘投下了四門傘兵用的野戰炮，不過弄到手後只有兩門能用。炮手是從亞格拉的傘兵旅直接調來的，他們行軍爬過一萬六千英尺高的嘎坡第一山口，一路上由於不習慣高山地勢和捱了凍，死亡不少。　　 

       十月九日以後，開始壓縮部隊的口糧，但儘管如此，口糧也只剩下了兩天的儲備。糖、鹽、火柴都沒有。上面派來更多的較大型飛機給部隊空投物資，但供應情況並沒有顯著改善。

       較大的美製包裹式運輸機(Fairchild Packets) [ 投筆從戎注：飛行車廂，美國費爾柴爾德C-119軍用運輸機。 ] 不能飛得很低很慢，所以物資能投中章多那塊狹小的空投場的機會不多。這種飛機每天能夠空投的時間也有限制，只是從拂曉到大約九點半為止，九點半以後空投場就被濃雲遮住。

       許多投下的東西找不到，或者由於降落傘未能打開而墜毀了——為了節省外匯，陸軍多年來都把用過的降落傘回收修理和重新裝置，所以出現了這種情況。投下的物資只能找回百分之三十。當然，第七旅所面臨的問題還不止是找回空投的物資。

       這些物資找到後還要用人力從空投場背下三千英尺的陡坡，運送給沿河的部隊，而那時部隊的陣地已經大大延長，從一頭到另一頭，要走七天之久。當腳伕的老百姓不斷逃跑；軍隊本身的工兵如果不發給他們食物和冬衣也拒絕運送物資。

　　把部隊置於這種境地，讓他們與在軍事力量的各個方面都佔優勢的敵人對陣，這是荒謬的、有罪的；把他們留在原地渡過大雪紛飛、氣候在零度以下的冬季，簡直就是叫他們一直受風雪和疾病的嚴酷的折磨，而不要多久就會捱餓至死。在戰爭時士兵也能忍受這些而去作戰的；但這不是戰爭，這是一場政治遊戲。　　 

       十月十二日，第七旅接到考爾的命令，重申部隊應留駐原地。同日他們從新聞廣播中聽到尼赫魯肯定他們仍應執行把中國部隊從塔格拉山脊清除掉的命令；據達爾維講，十月十六日上面告訴他説，國防部長已向軍隊交代：十一月一日是內閣可以同意的完成作戰行動的最後期限。

        [ 注：在陸軍關於這些事件的報告中，沒有提到這個新的期限。可是，調查委員會並沒有要達爾維提供證據，而且第七旅的檔案材料也已毀掉，或者是在潰敗時喪失了。由於當時命令是口頭傳下去的，沒有用書面形式加以重申，因此關於這一指示沒有檔案可查，是不足為奇的。拿達爾維寫的書《喜馬拉雅的失策》中的敍述與陸軍的報告裏蒐集的材料來對照，表明達爾維的紀事是細心的、準確的。 ]　　 

       前方的軍官認為第七旅的大部人員應當撤回來，這種主張得到了第四軍一位舉足輕重的參謀官員的大力支持。軍參謀長K.K.辛格准將在書面意見裏有力地指出，把這個旅留在克節朗河地區是辦不到的。他極力主張把克節朗河地區的部隊減少到一個營，並且集中到在戰術上能接應多拉哨所的陣地上。其餘三個營應當撤回到倫坡過冬和重新裝備。這種意見與烏姆拉歐·辛格將軍六個星期前的建議幾乎完全一樣。　　 

       在第七旅應當留在克節朗河地區，還是應當撤走這個壓倒一切的問題裏面，還包含着章勒的問題。這個地方是在克節朗河的河源(一個小湖)，有一個牧羊人的草棚作為標誌。

       軍部僅有一份根據不按比例的草圖畫出來的關於這個地區的詳圖。在這份地圖上，章勒距離多拉哨所約兩、三英里，而事實上走路要走兩天多。印度測量局出版的關於這一地區的地圖把章勒畫在不丹境內。然而印度陸軍奉命不去理睬印度、不丹那一段邊界，就如他們早先不去理睬地圖上所標的麥克馬洪線一樣。

       (不丹統治者的一位代表及時拜訪了第四軍軍部，對印度軍隊越境表示不滿。 [ 注：不丹是一個主權國家，國王一再拒絕印度要在該國駐軍以資防禦的建議。不丹和印度之間並沒有防禦條約。關於不-印關係的條約只規定不丹的對外事務受印度指導。 ] )

       章勒具有戰術上的重要性，因為經過那裏可以從側翼迂迴到塔格拉下面的中國陣地，達爾維為趕走中國部隊的局部作戰行動而制訂的臨時方案中規定，印軍出擊時應經過章勒開到僧崇。

       他在烏姆拉歐·辛格的支持下，強調指出在真正開始作戰行動之前，暫不要對章勒採取行動，以免失掉出敵不意的效果。可是森將軍否定了下級的意見，在十月初他下令派一個連去佔領該地。中國方面就很快派出部隊控制了這一通道。　　 

       當考爾離開克節朗河去向尼赫魯彙報時，他命令要守住章勒的陣地，除非是中國對該地施加壓力，如果那樣，普拉沙德將軍可以相機行事，把部隊撤走。然而幾天後考爾變了卦，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固守章勒。但達爾維、第四軍的K.K.辛格准將和普拉沙德卻都極力主張從章勒撤退，因為要維持這個陣地，會給總的補給問題增加嚴重的額外負擔。達爾維是這樣描寫給章勒運送給養的困難情況的：　　 

       從第四號橋去章勒，有無法通過的懸崖峭壁，因此沒有直達的路。我們被迫經由章多繞道前往。到十月中旬，要在結冰的小道和很滑的斜坡上走，這樣往返一次的時間增加到五天，要在這條路線上運送給養是划不來的，因為運送的人自己就要帶上十天干糧……大多數腳伕在途中把運去的物品陸續扔掉，而比較剛強的腳伕所運去的物品數量也很少，根本不值得派他們去走這一遭……由於天氣奇冷，章勒高達一萬五千五百英尺，往返章多與章勒之間的所有腳伕都要發給能在下雪天穿的服裝。要設法使那裏的部隊和腳伕能防禦嚴寒，否則他們就會凍死。

       唯一的辦法是讓克節朗河地區的守兵脱下衣服來，送給章勒的守兵，使他們能穿上最低限度的禦寒服裝。這是最糟糕的解決辦法。　　 

       但是考爾固執己見。梅農、文官們和陸軍總部看來也都認為守住章勒的陣地具有很重要的政治和戰略意義。十月十七日，梅農、森和考爾在提斯浦爾舉行會議，重申必須守住章勒。他們命令達爾維再派一個連去增援已經在那裏的一個連。固守章勒並增派駐軍的做法，終於使第七旅後來非垮不可，因為這種做法使供應能力負擔過度，無法支持下去，並且使沿河的兵力空虛，沿河一線就暴露出致命的弱點，不堪一擊。　　 

       第七旅的處境就這樣越來越壞。與此同時，考爾在克節朗河所得的肺部毛病並無起色。到十月十七日他發燒了，呼吸困難，全身不適。第四軍軍部的軍醫診斷是呼吸道感染和操勞過度而加重了支氣管過敏症。當晚考爾的病情似乎不斷惡化，就通知了陸軍總部。

       印度政府的首席醫務顧問立即從新德里前往提斯浦爾為他治療。這位醫官在十八日清晨趕到，經他診斷考爾的病情比所説的還嚴重，雖然提斯浦爾有一所設備很好的軍醫院，病人還是要馬上乘飛機去新德里治療。

       考爾親自打電話給塔帕爾將軍後獲准再次返回首都。據考爾説，森將軍也准許他離開作戰地區，但森卻堅持説，當他獲悉考爾已到達新德里後，他才知道他的這位軍長因病離開了前線——這兩人的説法完全相反；這類情況是屢見不鮮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