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公知治國的悲劇”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十五）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

——

《印度對華戰爭》

（十五）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

——

　　 當公眾的注意力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塔格拉山脊底下的事態發展上面的時候，整個九月份裏西段的局勢也日趨緊張。前面講過陸軍總部也拒絕了西段的地區指揮官的一切警告和反對意見。西段的地區指揮官與第三十三軍的烏姆拉歐·辛格將軍一樣，也認為如果對中國部隊再迫近些，他們就會猛烈地進行報復，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軍事上沒有力量去對付中國的進攻。

       中國部隊在不久前開始佔領那些位於印度前沿哨所的防禦圈以外的空投區。九月二十二日，陸軍總部下令給西部軍區説，對方這種行動今後不能再予容忍；對企圖佔領空投區和插到空投區與哨所之間的中國部隊應當開槍。

       那年夏天，文官們和新德里的軍人們深信中國部隊是不會還擊的，可以説，印度只要象鎮壓老百姓那樣打一陣槍，就可以暴露出中國部隊對前沿哨所的威脅只是虛張聲勢而已。然而，趕走中國部隊的命令，對在前沿的印度部隊——經常只有一個排的兵力，有時只有一個班——來説，意味着什麼，是可以想象到的。在每一個場合，他們都是在數量上多五倍至十倍，裝備上好得多的中國部隊的炮口下面過日子的。　　 

       趕走中國部隊的命令經過肯定和下達之後，上面就一再催促下面執行。於是森命令普拉沙德從達旺前往推動。當時搞不到直升飛機，這位將軍只好長途跋涉趕到倫坡；即使對健壯的作戰士兵來講，走這一程也是夠受的，有個目睹者説，普拉沙德走到倫坡時，“看來夠狼狽的”。

       且不説身體上受折磨，命令一個師長到前線去，除了使那些軍事上一竅不通的人感到滿足——為了儘快實施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戰行動，一切能做的事都做了——之外，沒有別的用處。況且這樣做使他在三天的跋涉途中與全師失掉聯繫，離開師部的時間就更長了。　　 

       那時達爾維准將已經把旅部設在倫坡，九月二十五日普拉沙德將軍也到了倫坡。森曾下令要準備一份作戰行動方案。烏姆拉歐·辛格把這個命令傳達給普拉沙德，普拉沙德現在就叫達爾維準備這個方案。普拉沙德象達爾維一樣地知道要趕走中國部隊在軍事上是做不到的，而準備這樣一個方案只會加強最高指揮部對趕走中國部隊的幻想。然而，如果這個方案把戰術的與給養的問題提得足夠有力，可能會對東部軍區和陸軍總部起教育作用；況且不管怎樣，上面已經下令叫準備方案了。　　 

       姑且不説給養問題，印度軍隊所面臨的戰術問題就是夠嚇人的。克節朗河仍然不能徒涉，架在河上的狹窄而又滑溜的便橋，全在中國炮火的射程之內。塔格拉山脊由西向東傾斜，因此從東面向前推進要爬陡坡。從中央向前推進，過了河朝山脊的正面上去，也是很陡的，而且中國部隊的陣地處於居高臨下之勢。

       印度部隊沿着這個方向前進，會被交叉火力消滅掉。唯一可行的途徑是從西面去接近塔格拉這個目標，就是説，從一個叫章勒(Tsangle)的地方，到叫僧崇(Tsengjong)的山包，從這個山包可以從背後和側翼進攻中國沿河的陣地。但即使這樣一個紙面上的方案也全然是不現實的，因為它假定的前提是中國方面不會增援，也不會對印度的推進採取相應行動，而是守候在原地，最後不進行認真的戰鬥就後退。這就是新德里的設想，達爾維就得根據這種設想來制訂方案，而不是根據他自己的軍事素養所推斷的中國部隊的可能反應來制訂方案。　　 

       然而在達爾維和普拉沙德看來，在進攻方案中戰術上的明顯弱點還不是主要的，需要強調地、詳細地説明的是作戰行動前必須具備的各種條件。他們要使最高指揮部從這一方面看到裏窩那作戰行動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增派更多部隊之前，需要空投和儲存整個旅的三十天的口糧；要運來供一個旅進攻用的最低限度的大炮，即一個半中隊的野炮和炮彈；還要有小武器、迫擊炮和機關槍用的足夠的彈藥以及一個旅的全部的武器。要把這一切以及更多的物資在克節朗河儲存好以後，作戰行動才能開始。所需物資共計五百八十噸。要一個旅進攻一營裝備齊全、固守着居高臨下的陣地的敵人，要求這些物資決不是不合理的；然而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這又是根本辦不到的。哈東山口的陸路只能運送少量物資，況且腳伕也很少。

       一切物資都要空投到這個地區僅有的一塊平地上，它在名叫章多的地方，在河的南邊，比河面高出二千英尺。這個空投區很小，只有達科他式(Dakota)飛機才能發揮作用，因為這種飛機可以飛得很慢，有可能把載運的物資投到空投區裏。

       即使這個地方也不能成為一個好的補給點，因為它距離部隊的主要陣地太遠，一切物資都要由士兵自己從這裏經由陡峭難行的小道搬往前沿。可能空投給這個旅的炮，只有那些傘兵攜帶的小炮，它們的射程甚至抵不過中國步兵用的迫擊炮，所以沒有多少用處。更有甚者，這一切都有一個期限。除非所需物資在十月十日以前運到，否則就要在六個月以後才能行動。十月下旬就開始下雪，作戰行動必須在此以前完成。　　 

       烏姆拉歐·辛格將軍在九月二十六日乘直升飛機到倫坡。他看了達爾維的方案，建議把所需物資寫得再多些，並寫上應當更加審慎行事的意見。隨後他同意了經過修改的方案，並把它作為他自己的方案，在九月二十九日拿到東部軍區交給了森。　　 這時，在新德里的政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員、國大黨和反對黨，都感到不耐煩了。

       從一開始官方的評論和情況介紹就是滿懷信心的，趕走中國部隊的命令也沒有真想保密。關於這個命令，英國《泰晤士報》在九月二十三日的一條消息中作了報道，幾天以後《印度時報》在下述的報道中加以證實：　　 

       印度政府十天前作出必要時使用武力把中國的入侵者攆走的政策決定。據此，已對陸軍發出訓令説，如果中國部隊不在適當的時間內自行撤走，陸軍應採取必要步驟把中國部隊從塔格拉山脊這邊的印度領土上清除掉。陸軍當局受權自行選定最適合於實施這樣一個作戰行動的時間和戰術，這一行動的目的並不是把中國入侵者俘虜過來，或給予殺傷，而是逼使他們撤回到邊界的他們一邊去。　　 

       很明顯，不管向記者介紹情況的人是誰，他仍然希望只要印度“噓”一聲，就可以把中國人嚇回塔格拉山脊那邊去。這種認為印度的目標能很快地、輕而易舉地達到的樂觀想法，開始時激起了公眾翹首期待的興奮心情；但是，隨着時間的消逝，政府所作的保證並未見諸行動，已經泄露出來的要發動進攻的諾言也沒有兑現，公眾原先對政府表示的決心所感到滿意的心情冷了下來，轉而懷疑政府是在虛張聲勢。　　 

       塔格拉地區發生小衝突的報道，使人們更加失去耐心。九月上半月，克節朗河沿岸還平靜無事。在雙方對峙的初期，對方還隔河小心翼翼地表示過一番友好，中國兵向沒有煙抽的印度兵贈煙，甚至把一些誤投到中國地區內的印度空投物資交還給印度方面。中國部隊通過擴音器告訴印度部隊説，兩國政府即將舉行會談來解決邊界問題，並且要求他們審慎行事，不要開火，以免使局勢惡化。

       在這個時候，中國方面繼續進行防禦準備，挖掘壕溝，清除射線內的障礙物。達爾維准將回憶道，“有時，中國人還很大方地通知我們説，他們要砍倒一棵樹，如果我們聽到樹倒下來的聲響，不要受驚。”然而，兩軍對峙，劍拔弩張，又近在咫尺，發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次開火發生在九月二十日。中國部隊從一開始就在第二號橋的南端設立了一個警戒哨所，印度部隊企圖把他們趕回去。中國對九月十七日發生的一次事件的敍述如下：　　 兩個中國哨兵在值勤時……六十多名印度士兵從三面向他們逼近。那兩個中國士兵立刻向他們高喊，要他們停止。

       但是印度軍隊卻以更快的速度逼近他們。有幾個印度士兵在約十公尺的地方圍着他們，有幾個士兵還在三公尺處逼近一箇中國哨兵，印軍還舉着英制步槍和加拿大制輕機槍對準中國哨兵，大叫大吼，肆意挑釁。　　 

       這個哨所看來又與九月二十日發生的事件有關。關於後一事件，雙方都指控對方首先開槍，可是在這次事件中兩名中國士兵死亡，五名印度士兵受傷。　　 

       北京提出抗議，要求“印度方面立即停止進攻，立即……撤出”，並警告説，如果印度部隊開槍射擊，中國方面將進行自衞，予以還擊。照會説，該“……地區的勢態極為險惡，戰火可能在那裏發生。”(《人民日報》用同樣的語調寫道：“局勢是險惡的，後果是嚴重的，我們要正告印度當局，勿謂言之不預也。”

       印度的答覆和反抗議使用了幾乎與北京相同的語言，要中國“停止在印度境內的侵略活動”，退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否則“要對一切後果負責”。雙方都在拔刀——但印度的刀鞘裏卻是空的。　　 

       印度官方指責中國方面挑起塔格拉山脊下的互相射擊，這就使記者和政界人士提出更為迫切的問題——陸軍什麼時候才能完成交給它的任務呢？印度政府重要成員和官員們則加以搪塞，説是前方指揮官們辦事拖拉，甚至比拖拉還要糟糕。

       內政部長夏斯特里十月初向我介紹背景情況時説，陸軍由於長期處於和平狀態已經失去戰鬥精神，不過正在更換一些指揮官加以補救，必要的行動即將開始。一些官員在向記者介紹情況時則更加直截了當，他們毫不隱諱地把上述情況歸咎於前方的軍官，歸咎於烏姆拉歐·辛格將軍。　　 

       九月二十九日烏姆拉歐·辛格從倫坡到了勒克瑙東部軍區，向森將軍遞交了書面意見和行動方案。森拒絕接受烏姆拉歐·辛格所開列的作戰行動所需物資清單。前面説過，事實上這顯然是不可能辦到的。烏姆拉歐·辛格在他的方案被否定後，就書面提出抗議，指出命令他採取的行動是不切實際的，森對局勢的處理也是不恰當的。東部軍區正在直接指揮連、排的行動，他問道：是否可以請他們履行自己的正當職責，只給下面規定任務，而把方法問題留給在現場的人去處理。　　 

       烏姆拉歐·辛格的抵抗使森和塔帕爾將軍掉進他們自己設置的陷井中。他們一開始就向文官們保證：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戰行動是可行的，是可以立即而又迅速完成的。

       (他們擔心的是在邊界的其他地方的反響，而文官們保證説，中國不會作出全面的反應，所以這一點也就解決了。)

       可是三個星期過去了還沒有采取行動，而現在烏姆拉歐提出的意見、方案和要求，把問題擺得很清楚：如果還讓他負責，裏窩那作戰行動根本不會開始。這種進退兩難的局面看來很尖鋭。但事實上對森和塔帕爾來説，解決辦法很簡單——把烏姆拉歐·辛格免職就是了。森提請陸軍總部注意烏姆拉歐·辛格的書面抗議並説這證明辛格脾氣很大，採取不合作態度。十月二日，塔帕爾和森請梅農批准撤掉辛格第三十三軍軍長的職務。梅農同意。據森講，他請梅農委派馬內克肖少將去接任——就是那個一年前因為對國防部長及其親信出言不遜而受到指控的山姆·馬內克肖。照森的講法，梅農“蹦了起來”，斷然拒絕。雖然馬內克肖受到控告後已被宣佈為無罪，但是梅農卻一直阻撓他晉升為中將。

       梅農顯然已經決定：不能僅僅因為需要馬內克肖來負責對付中國部隊的軍事行動，而起用這個批評過他的人。這又是一個轉折點。假如梅農不念舊惡，假如塔帕爾或森以辭職相要挾堅持馬內克肖的任命，那麼，馬內克肖毫無疑問會採取同烏姆拉歐·辛格一模一樣的立場。也許正是估計到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梅農的決心就更大，森也就更容易接受梅農的決定了。　　 

       由誰來接替烏姆拉歐·辛格的問題暫時掛了起來。不過，梅農、塔帕爾和森商定，不能簡單地撤掉烏姆拉歐·辛格的第三十三軍軍長的職務，而應當成立另外一個軍去負責東北邊界的作戰行動。

       作出這一決定的理由是什麼，在檔案裏查不到，但這是明擺着的。首先是要使事情看起來不那麼突然。如果簡單地撤掉烏姆拉歐·辛格的職務，人們必然會提出問題。假使真相透露出來，他之所以被免職是由於他對政府已答應的對付中國部隊的作戰行動是否切合實際的問題，同上級有意見分歧，那就泄露了內部秘密，公眾和政界就會鼓譟起來，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因此，應當悄悄地把他換掉，而最不露痕跡的做法是讓他繼續當一個軍的軍長，但解除他指揮裏窩那作戰行動的責任。要這樣做，最實際的辦法是把第三十三軍的任務分成兩部分：對那加人和對東巴的邊界上的作戰行動，移交給一個新成立的軍負責，由烏姆拉歐·辛格指揮以保持連續性，第三十三軍繼續負責東北邊境特區和裏窩那作戰行動，但由一位新軍長指揮。

       可是這樣做會產生另一個難題——第三十三軍的參謀人員怎麼辦呢？可以假定，他們研究了下級單位的看法後曾向烏姆拉歐·辛格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同意烏姆拉歐·辛格的判斷，也認為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戰行動是不切實際的。派一個新軍長去領導一箇舊參謀班底不會有好結果的。他的部下對情況比他要熟悉得多；而他一上任就得否定他們的一致意見，這隻有一個極其執拗的人才可以辦到。　　 

       於是就決定成立一個新的軍，由一位新的軍長指揮，這個軍應負責立即實施裏窩那作戰行動。梅農、塔帕爾和森既要不動聲色地把烏姆拉歐·辛格弄掉，又要使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戰行動立即開始，這就促使他們集中了所有可以採取的辦法中的最不利的因素。如果按照通常的建制調整進行這種變動，那麼就會給予幾個星期，最好是一、兩個月的時間，來組成一個新的軍，並使它把任務擔負起來。

       而在一夜之間白手起家組成一個軍，並且一組成就要擔負一項重大的作戰行動，這在軍事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當然，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個新的軍，番號叫第四軍，起初只是一個空架子，是使梅農、塔帕爾和森所允諾的行動能夠很快兑現的一種對外聯繫的政治工具。他們要能夠很快實施裏窩那作戰行動而又要避免在諸如敵我的力量對比、彈藥和食物的供應之類的瑣碎枝節上繼續扯皮下去，這樣做是唯一的辦法。　　 

       他們想出成立一個新的軍的主意後，就物色一個能對作戰計劃不抱懷疑的人擔任指揮。這樣的人倒是現成的：考爾將軍從九月三日起就在克什米爾休假。梅農本來是反對這位參謀局長在邊界形勢如此緊張的時候度假的。但考爾指出，尼赫魯、莫拉爾吉·德賽以及梅農本人都擬於九月份裏離開印度；他又講到，形勢不會真是那麼危急，並堅持要休假。

       在陸軍奉命要把塔格拉山口下面的中國部隊趕走的時候，塔帕爾雖然擔心中國會作出劇烈的反應，也沒有把他的參謀局長找回來。考爾也認為沒有必要在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候縮短假期。

       不過尼赫魯十月二日要從國外回來的消息似乎使他感到有必要打斷他在山裏的假期，到首都來呆幾天。十月一日，他回到新德里。第二天，塔帕爾就抓住他，叫他重新管起參謀局長的工作來。到了十月三日深夜，又決定由考爾去負責新成立的第四軍。　　 

       在這樣的時刻派參謀局長去當軍長，是不尋常的。如果重大的作戰行動即將開始，作為陸軍總部關鍵人物的參謀局長，是起着與軍長一樣的決定性作用的。只有在參謀局長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出色指揮官的情況下，這種措施才合乎道理，而前面説過，考爾的情況決非如此。可是他自己一定是把指揮一個新的軍看成是一舉成名的機會。

       作為前進政策的創始人，考爾也深信中國不會對印度的挑戰作出大規模的反應。當他剛回到參謀局，森和參謀們向他介紹情況時，一定把裏窩那作戰行動説成是極為簡單的事，只是因為烏姆拉歐·辛格及其下屬在前方的軍官作事拖拉和膽小怕事才沒有必要地被耽擱下來。

       考爾從未親自指揮過部隊作戰，這是他的經歷中的一個缺陷。他手下的聯絡處的人員為他所做的掩飾，雖然在政界人士和公眾眼裏可以矇混過去，卻絕對騙不了陸軍裏的任何人。眼下他有機會去負責一項關係重大而又痛痛快快的作戰行動；這個行動可以迅速地、戲劇性地完成，使他能滿載勝利，回到對他深表感激的首都。這真是考爾得意洋洋的時刻。 

       [ 注：考爾自己在敍述這些事情的經過時説，他接受第四軍軍長的任命是有疑慮的，不過作為一個盡職的軍人，他同意了。塔帕爾將軍和森將軍告訴作者説，考爾是自告奮勇的。當作者問梅農為什麼要任命考爾時，他回答道，“只有他一人自告奮勇”。 ]　　 

       尼赫魯和梅農一定是把考爾看成救星。有了考爾擔任指揮，他們就可以指望在議會復會時或者復會後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戰行動。他們兩人都深信這將是個痛痛快快的行動，因為中國不會進行反擊。一邊是尼赫魯和梅農，一邊是塔帕爾和森，他們一起表演着幻想四重奏。

       這兩位將軍深信，如果中國不作出反應，裏窩那作戰行動可以迅速地勝利完成；尼赫魯和梅農則深信中國人不會作出反應。

       這兩種幻想融合成一個信念：只要物色到適當的指揮官，很快將大功告成。尼赫魯從國外歸來(從倫敦返國途中訪問了加納和埃及)，仍一如既往深信不必擔心中國會進行重大的報復。當塔帕爾向尼赫魯表示他擔心中國可能在西段進行反擊時，據考爾説，尼赫魯回答道，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國不會對我們採取什麼強烈的行動”。　　 

       考爾在被指派為第四軍軍長的當晚去見尼赫魯。

       對尼赫魯當時的想法，他是這樣敍述的：　　 

       [他説]他同意外交部的一些顧問的看法，即我們容忍中國部隊入侵我國領土實在太久了，現在已經到了我們必須採取——或者顯得是在採取——強硬立場而不計後果的階段了。

       他認為，中國用進入多拉的方式來實現對東北邊境特區的領土要求，我們就必須用盡一切辦法爭奪多拉。他希望中國能明白事理，撤出多拉；如果不撤，我們就只能把他們從我們領土上趕走，或者至少是盡我們最大力量試圖這樣去做。尼赫魯説，如果我們不去採取這樣的行動，政府就會完全喪失公眾的信任。　　 

       考爾在這些事情上講話不一定可靠，不過他對尼赫魯的觀點作的這一概括聽起來象是真的。尼赫魯又一次被當時的事態牽着鼻子走。如果事態按照原定的方向發展下去，就可能導致軍事的災難；但也可以肯定，如果尼赫魯這時企圖改變方向，“政府會喪失公眾的信任”。　　 

       十月三日，考爾通宵忙於挑選軍部的工作人員，半夜裏把他們叫起來。第二天早晨，他就飛往提斯浦爾，這也是他一生命運的轉折關頭。他的同伴後來在作證時説，他在飛機上告訴他們：各家報紙第二天早晨會把他的任命登作頭條新聞；他還説：假如他的使命失敗了，政府也就難免要垮台。　　 

       當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勢向着高潮發展的時候，印度同中國進行着外交交涉的最後一個回合。在邊界的小衝突發展成為戰爭之前，他們是否會再次進行會談？如果要會談，他們討論問題的範圍將是什麼？象以前一樣，中國建議舉行會晤；象以前一樣，印度加以拒絕。　　 

       八月份，印度通知北京説，他們樂意在新德里接待一名中國代表來討論雙方共同從西段有爭議的地區撤出的問題。這就是一九五九年印度所建議的雙方撤至對方所主張的邊界線以外，而且，如同尼赫魯現在再次向議會保證的那樣，“很顯然，這包含[中國人]撤出一個很大的地區，我們撤出一個很小的地區”。

       按照印度照會中的用詞，這個建議所提出的措施可以“恢復近五年來被武力更改的該地區的邊界狀況和消除該地區目前的緊張局勢，以便為舉行和平的討論造成適當的氣候”。 [ 注：見第二章 ]　　 

       所以印度的立場是首先討論在西段共同撤出的方式，就是中國從印度提出要求的一切領土上撤出，而印度僅僅從最近設立的前沿哨所和早些時候在碟穆綽克設立的哨所撤出。一旦上述撤退完成後，印度準備在一九六O年雙方官員報告的基礎上進行會談。不過會談將不涉及全面的邊界的解決，只涉及“國際邊界”——即印度所主張的邊界線——的次要的、細微的調整。　　 

       北京在九月十三日的復照中指責印度在“尋找藉口拒絕……討論邊界問題”，指出印度在西段的軍事行動變本加厲，印度的政策，即尼赫魯所説的雙重政策，等於“假談真打”。如果真想談判，中國是歡迎的；但是“打，中國是要抵抗的”。

       北京再次提出周恩來在一九五九年首次提出的建議，即雙方的武裝部隊沿邊境全線各自後撤二十公里，並極力主張兩國政府應該迅速在雙方官員報告的基礎上作進一步討論。“中國政府正式建議，兩國政府指派代表輪流先在北京，後在德里從十月十五日起開始進行這種討論。有關細節，通過外交途徑商定。”　　 

       雙方看來在再次進行討論問題上有所接近。然而雙方所建議的討論內容是不同的，這種差異是關鍵性的。　　 

       九月十九日，新德里表示同意按中國提議的日期在北京開始會談——不過要進行的是印度所建議的會談，而不是中國所建議的會談。新德里的復照説，“印度政府準備在適當的級別舉行進一步的討論來制定恢復近年來被武力改變了的西段狀況的措施，並且消除該地區目前的緊張局勢。”如果中國表示接受印度的提法，就可以安排在十月十五日舉行會談。這時，旁遮普聯隊已進入沿克節朗河的陣地。但印度的建議只是談西段問題；印度根本拒絕討論東段問題。　　 

       十月三日中國答覆時，克節朗河一帶的形勢變得象西段一樣緊張。中國認為印度的建議，即“中國從自己的大片地區撤退，然後才能討論中印邊界問題”，是絕對不能同意的。中國方面説，他們反對會談有任何先決條件，但是並不反對討論印度方面可能提出來的任何問題。他們因此建議印度代表在已經協議的十月十五日到達北京，各方都同意討論對方願意提出的邊界問題的任何一個方面，並且明白表示中國會提出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勢問題。這樣，如果中國的建議被接受的話，兩種迥然不同的會談可以並在一起。　　

       印度政府原來同意討論從西段互相撤退的問題，然而它在十月六日的復照中甚至連這一點也翻悔了。照會宣稱，“不在脅迫下或在不斷的武力威脅下進行任何會談和討論”。只有在中國部隊撤出塔格拉，而且北京明確同意只談雙方從西段撤退的問題之後，印度才能談判。中國把印度這種態度描述為“終於……斷然關閉了談判的大門。”　　 

       在印度看來，中國是利用對東部邊界進行一次新的蓄意的入侵，使麥克馬洪線列入會談的範圍，從而導致成為全面談判。印度立場的核心是它堅決認為麥克馬洪線絕不能重新談判，所以，他們拒絕討論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勢是理有必至，甚至事有必然的。

       印度的公眾對政府遲遲不能使麥克馬洪線不容侵犯的諾言兑現越來越感到不滿；由於這種不滿，輿論更加堅決反對同中國舉行任何會談，而且政府如果同中國重新會談，不管新德里的説法如何，輿論肯定會把這事看作是對中國的姑息，從而對政府進行猛烈抨擊。

       八月間，北京曾撇開印度提出的先決條件，而採納新德里關於雙方進行討論的想法， [ 注：見第二章 ] 這就使印度政府陷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但印度政府在十月六日的照會里翻悔了原議，使自己擺脱了這種窘境。　　 

       印度斷然地、毫不含糊地拒絕了會談，可是它在照會中卻又譴責中國阻撓會談，硬説拒絕談判的是北京。這樣，印度翻悔了暫行同意舉行會談十天之後，又在一個照會里指責説，“中國政府不僅拒絕舉行會談和討論……而且在東段……製造進一步的緊張和衝突。”這裏説的東段就是指塔格拉山脊下面。象往常一樣，大多數旁觀者接受印度的説法，特別是因為尼赫魯到最後還表示他是願意並且隨時準備會談的。他在返回印度後説，“不管發生什麼事，我總是準備舉行會談的，只要對方是正經的，對我們是合乎自尊的。我從來不拒絕同任何人談。”　

       考爾離開新德里的第二天，報紙的大標題很靈地應驗了他在飛機上所作的預言。

       “成立特種部隊趕走中國軍隊，考爾將軍親赴東北邊境特區指揮，印度陸軍待命大舉出擊”　　 

       有兩家報紙的報道説，考爾受政府的特別委託去執行把中國部隊趕回塔格拉山脊另一邊去的任務。《印度時報》把考爾描繪為“一位有非凡的勇氣和幹勁的軍人”。那兩篇報道都用了“特種部隊”的字眼。考爾本人或是他的部下在他的指示下，根本不顧考爾的任命和新軍的組成是最高軍事機密，向兩家主要報紙的政治記者介紹了情況。

       事已至此，國防部只得予以彌補，在當晚證實這些事實，但是指出：成立新軍是一種通常的行政性的改組，並不存在成立特種部隊的問題。他們説，麥克馬洪線上的形勢完全在印度掌握之下。人們原來樂觀地期待着陸軍會很快從東北邊境特區的印度土地上把中國部隊趕走。當然，國防部的這種搪塞的説法一點也沒有減低這種期待的心情。　　 

       考爾和他親自挑選的一批軍官在十月四日快傍晚的時候抵達提斯浦爾。森將軍在機場迎接他，這種把部隊禮儀規格顛倒過來的作法正説明了當時存在的實際情況。名義上，森是考爾的上司，但是事實上考爾卻是統帥，他是受尼赫魯本人的委託來執行一項重大的作戰行動，並直接向新德里報告。從這時起，森和他的東部軍區就退居次要地位，只是在考爾因病暫時離開前線時才重新露頭。　　 

       考爾一到提斯浦爾，就正式通知陸軍總部他已經就任。雖然當時考爾手下只有少數骨幹，第四軍本身也只是個空名，但烏姆拉歐·辛格提出要借給考爾一些熟悉情況的第三十三軍的參謀人員時，考爾卻謝絕了。對考爾來説，大概對陸軍總部來説也是如此，這證實了成立第四軍僅僅是為了使考爾能直接指揮裏窩那作戰行動的一種手段。

       考爾的任務是在這次作戰行動中指揮第七旅，任務完成後就返回新德里擔任原職。在考爾回去前，參謀局長職務由他的副手代理，並沒有指派新的參謀局長。裏窩那作戰行動完成後，第四軍就可以結束，或者在一名新的軍長領導下正規地建立起來。　　 

       考爾、森和烏姆拉歐·辛格的會面一定是一個難堪的場面。森和烏姆拉歐·辛格長期來是敵對的，現在森又把烏姆拉歐·辛格換掉，這隻能使他們的關係更僵。另一方面，烏姆拉歐·辛格和考爾自早期在陸軍時就是老朋友。烏姆拉歐·辛格重述了不可能早日實行裏窩那作戰行動的看法。考爾當然是把他的前任的意見當作耳邊風。　　 

       東北邊境特區的軍事部署在前幾個星期裏已起了一些變化。從印度中部調來了另一個步兵旅(第六十二旅)，但馬上就拆散了，它的三個營分派到三個地方，然後又進一步分散。情報局局長馬立克在陸軍總部的地圖上把中國部隊可能滲入的地點標了出來，於是印度部隊就被派往他挑選出來的這些地點，而對全面的軍事部署卻絲毫不加考慮。

       馬立克認為有的地方是漏洞，於是就把兩個新來的營派去堵塞漏洞。另一個營——第四高爾瓦爾步槍聯隊(4 Garhwal Rifles)則被派往達旺加強第一錫克聯隊的防務。(達旺現在成為一個單獨的旅管區，臨時旅部由一個炮兵軍官領導。)第六十二旅旅部設在米薩馬裏平原上，旅部下面沒有部隊，旅長不久也撤換了。　　 

       在森的直接命令下有兩個營開往塔格拉地區，一個是第九廓爾喀步槍聯隊(第一營)，即在東北邊境特區呆了三年準備前往旁遮普和平駐地的那支部隊，另一個是第二拉加普特聯隊(2 Rajput)。拉加普特士兵們也是剛結束在東北邊境特區的三年巡行任務，正在平原準備開往北方邦。他們原來是在邊界東端的瓦弄一帶活動的；如果真的考慮到在東北邊境特區進行全面作戰的可能性，那麼就應當把他們派回瓦弄地區去，但是他們卻被劃歸第七旅指揮，奉令進駐倫坡。

       由於公路不通，只能用卡車把他們運到德讓宗；從那裏他們就要步行翻越色拉山口到達旺。他們不能適應那樣高的地方。他們穿着夏季的單衣，在連綿不斷的霪雨中行軍，在野外宿營。他們在達旺休息一天後，九月二十四日才到達倫坡，在路上足足走了兩個星期。廓爾喀士兵在九月二十六日左右開抵倫坡。

       這樣，第七旅名義上有了三個營的兵力。可是新來的兩個營在長距離強行軍後已精疲力竭，嚴重減員，而且只攜帶輕武器和子彈帶裏能裝下的子彈。拉加普特士兵到達倫坡的第二天，達爾維准將就派他們的一個連去克節朗河增援旁遮普部隊。　　 

       當考爾就任時，印軍的部署如下：　　 

       在克節朗河：第九旁遮普聯隊，加上第二拉加普特聯隊的一個連，還有一箇中型機槍排(兩挺機槍)。　　 

       在倫坡：第七旅旅部，第二拉加普特聯隊的另外兩個連，第九廓爾喀步兵聯隊(第一營)，一隊重迫擊炮，一個機槍連的剩餘部分和幾名工兵。還有一個步兵營，即第四近衞軍聯隊(4 Grenadiers)，正在開赴倫坡的途中，十月九日才到達。　　 

       在達旺：第四炮兵旅所屬的兩個步兵營(第一錫克聯隊和第四高爾瓦爾步槍聯隊)，第七旅調走後，由該旅負責達旺的防務；他們有幾門山炮和重迫擊炮。　　 

       在東北邊境特區其餘地方：在第五步兵旅管轄下的五個營，但分佈得很散，實際上每營一般不超過兩個連。還有一個營正在去瓦弄途中。　　 

       再細看一下克節朗河地區部隊的分佈：四個步兵連分佈在長達七英里左右的沿河前線上，要三天時間才能從一側走到另一側。十月初，森下令佔領塔格拉山脊最西端的章勒。這個地方控制着通往西面的主要山口的通道，達爾維和烏姆拉歐·辛格都説在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戰行動開始之前，不應占領章勒。他們認為，過早地佔領章勒，就會暴露印度的意圖，使中國部隊預先提防。森否定了他們的意見，在十月四日把旁遮普部隊一個連派往章勒，從他們當時的陣地前往章勒要走兩天。森還下令説，第七旅在開始行動前儲備十五天的給養，而不是烏姆拉歐·辛格規定的三十天的給養。烏姆拉歐·辛格對這項他稱之為軍事上錯誤的命令提出了抗議。這大概是他被調往那加和巴基斯坦前線去之前發出的最後一次電報。　　 

       十月四日，當考爾、森和烏姆拉歐·辛格在提斯浦爾商談的時候，第四師師長普拉沙德又一次到倫坡去見達爾維。達爾維問到：他們和烏姆拉歐·辛格提出的關於實施裏窩那作戰行動的意見和方案的下落如何？據達爾維説，普拉沙德當時回答説：“你聽着，老兄，沒有人對你們那個亂彈琴的意見發生興趣。他們關心的只是你們發動趕走中國部隊總攻勢的日期。”接着他告訴達爾維説，考爾接替了烏姆拉歐·辛格，並命令達爾維立刻前往克節朗河。達爾維提出抗議：“我對他説，高級軍官在夜裏象小偷一樣跑掉，太不體面了。我們怕誰，是怕中國人，還是怕我們自己的上司？”不過他當然還是走了。　　 

       考爾本人第二天來到倫坡。他離開提斯浦爾是為了去會見在赴克節朗河途中的普拉沙德的。他告訴他的部下，在裏窩那作戰行動完成之前，他是不會回去的。但是在起飛之後他又決定去倫坡。他在中午到達。

       當時達爾維已赴克節朗河，代理他職務的旅參謀長與別的軍官一起去看究竟是誰突然乘直升飛機來了，結果這個旅參謀長第一個捱到了考爾的訓斥。

       考爾告訴他，新德里的印象是這個旅不大願意執行目前的任務，並説凡不能堅決執行上級命令的軍官都要撤職，他命令當時在倫坡的部隊馬上開拔，前往塔格拉地區。旅參謀長提出異議説，該旅在克節朗河沒有辦法搞到給養。考爾卻草率地加以否定，並説，成噸成噸的物資正空投到章多 (事實上由於氣候關係，那裏的空投區已經關閉五天了)。

       旅參謀長又提醒他説，空投到章多的物資可以找回來的大約只有百分之三十。考爾駁斥道：“我的命令是：要末找回來，要末餓肚子。”他後來所作的唯一讓步是答應部隊可以在第二天拂曉開拔，而不是馬上開拔——當時離開天黑，只有一個鐘頭了。

       於是，廓爾喀聯隊和拉加普特聯隊在十月六日開拔了。他們仍舊穿着單軍衣，每人只攜帶一條毯子，五十發子彈和輕武器，其他武器有的留在倫坡，有的從平原到倫坡的強行軍途中就丟下了。通克節朗河有兩條路，他們奉命走的是更艱險的那一條，要翻過一萬六千英尺高的嘎坡第一山口，然後下到一萬四千五百英尺高的章多，在那裏待命。行軍的條件非常惡劣，當時士兵們已疲憊不堪，據達爾維講，有些人就死在山口上或死在章多。　　 

       考爾接着飛往色基姆(Serkhim)，那裏連夜為他開闢了直升飛機降落點。在那裏，他見到普拉沙德。

       第二天，即十月六日，他向陸軍總部發了一個很長的電報。這份電報反映了他從普拉沙德那裏瞭解到的情況，或許也反映了烏姆拉歐·辛格在提斯浦爾帶警告口吻向他強調指出的問題。電報裏他強調面臨的困難。他報告中國部隊在塔格拉山脊下增兵很多，顯然配有大炮、重迫擊炮和中型機槍，“他們還擁有無後座力炮和自動步槍以及其他危險的 [ 注：選用這個形容詞暴露了考爾的老底。對作戰的士兵來説，“危險的”武器只是那些保險拴有毛病的武器。 ] 武器”。

       目前看來，在塔格拉山脊下的那個中國營的後面，有一個團作為後盾。不過，考爾説，他正根據這一情況加速集結印度部隊，並答應在十月十日開始裏窩那作戰行動。他在“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機智克敵，以實現我們的目標”。但是他警告説，中國部隊是有可能擊潰印度部隊的。因此他建議空軍應保持戒備狀態，以便必要時能迅速地在空中展開攻勢進行支援，以挽回局勢。　　 

       烏姆拉歐·辛格曾在他的意見書中提出，如果到那時能集中足夠的給養，才可於十月十日開始行動。現在考爾卻在沒有所規定的補給基地的情況下，把十月十日這個日期定為開始行動的限期。

       考爾答應在四天內開始趕走中國人的作戰行動，所以時間一刻也不能放鬆。在克節朗河附近，沒有降落直升飛機的地方，唯一平坦和沒有障礙的地區是處於中國的那一邊。

​       因此，十月六日一早考爾一行前往多拉哨所時，只能步行翻過哈東山口。考爾走得很急，超過他體力所能支持的程度——他並不比他的士兵們更能適應這樣高的地勢。有一段路他讓一個健壯的西藏腳伕揹着他爬上山口。許多士兵也是很吃力地爬上這條山路，他們看到他們的軍長騎在人背上從身邊過去。　　

       十月七日午後不久考爾到達多拉哨所，然後把剩下來的時間全用來研究地形。地形是不可能鼓舞人心的。克節朗河仍然是水深流急，河谷裏叢林密佈，部隊離開小道就很難運動，能夠開展火力的射界也很有限。在印度一邊，從河邊開始，地勢逐漸升高，約達五百碼左右，然後陡然直上哈東山脊，山脊高於河牀約四千英尺。

       章多的空投區位於該山脊的頂峯。在北部中國佔有的一邊，徐徐升高的地方更窄，上升到險峻的塔格拉山脊的地勢更陡，大部分地方几乎是懸崖峭壁。不過河的北岸有一處通向一個平坦的牧場，長約一千碼，然後升高到一個叫僧崇的山頭。這個山頭可控制並可從側翼迂迴多拉哨所正對面的中國陣地。所以佔領僧崇是達爾維最初的進攻方案中的第一階段目標。　　 

       印度的陣地和交通線是在中國部隊的控制之下。中國部隊除使用步兵以及挖掘和清除樹木的工具外，還有不少民工協助。他們修築了堅固的工事，工事間有交通壕並組成了難以接近的火力網。然而印度部隊卻連挖掘工具和斧子都很少，不能很有效地挖掘工事。他們企圖用挖掘工具和鐵鏟砍伐樹木，遭到了中國部隊的嘲笑。　　 

       十月七日晚上，考爾巡視現場後，又給新德里發了電報。他的電報很不尋常，電報是繞過正常的途徑直接發給陸軍總部的，只抄送東部軍區。不僅如此，電報長得要命，東拉西扯，漫無邊際，甚至如談軼聞趣事一般，象是從前線寫給家中一位疼愛自己的叔叔的信件，而不大象一份軍事電報。電報是由考爾口授給隨從軍官的，當隨從軍官累得記不下去時，就口授給達爾維准將。

       達爾維後來説，“記錄員的差使安在心煩意亂的老資格的准將身上，可有點不大相稱。”電報由通訊兵送往倫坡；從倫坡再用電話口傳到一個無線電站，然後譯成密碼，經由提斯浦爾發往新德里。考爾的電報太長，有時要發上八個鐘頭，堵住了無線電路，使其他電報都發不成。即使是最優先拍發，考爾從克節朗河發出的第一份電報，也要三天後才到達新德里。　　 

       考爾在十月七日的電報中敍述了他所面臨的困難。他現在才説，中國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兵力已增至一個團；印度部隊的供應情況瀕於絕境，印軍所有的彈藥仍然只限於裝在子彈帶裏的那些(每人五十發)，從那天開始不得不扣緊口糧定量；冬衣也缺乏，三個營中有兩個營穿着夏天的軍衣，每人只有一條毯子，而當晚要在一萬五千英尺的高處露宿(考爾沒有説明這是他自己的命令所造成的結果)。

       自從印軍進駐克節朗河以來，部隊所報回的情況一直是這樣説的，考爾這時也無非是用自己的語言重新加以描述而已，所不同的是自從他命令第七旅的其餘部分進駐該地以後，局勢更形危急。

       然而，他在電報中接着寫道：　　 

       雖然有這一切困難，我正在採取各種可能的步驟來執行政府和你[指塔帕爾將軍]給我的命令。但是我必須指出，儘管我們在即將開始的作戰行動的最初階段能夠獲勝，但中國部隊勢必進行有力的反擊……把我們從已奪到的陣地上趕走。我沒有力量對付這種威脅。鑑於這一地區的作戰行動的重要意義，我建議現在就集結陸軍和空軍所有的力量，以便於恢復有利於我方的形勢。　　 

       考爾説，他自己要與第七旅呆在一起，直到整個作戰行動結束為止。　　 

       考爾原來認為中國不會還擊，因此，他自告奮勇去指揮的作戰行動將能輕而易舉地完成。現在這種信念顯然受到嚴重的考驗。下級所作的關於中國陣地上的兵力、武器威力以及對方增援的方便條件等方面的報告，他再也不能視為怕打仗的軍官們的誇張説法而置之不理了。

       他可以親眼看到他自己所描述的全部情況，因為中國部隊並沒有企圖隱蔽自己的武器和兵力。但是，“雖然有這一切困難”，他還是要照樣進行裏窩那作戰行動，而且要按照他原定的日期，即十月十日，開始行動。他將命令第七旅去進攻的敵人，在人數上至少與印度方面相等，又可以很快得到增援；武器配備上要強得多，而且佔有鞏固的防禦陣地。而他卻要他的這個旅在取得當時要發動進攻所必需的火力支援、彈藥和後備給養之前就發動進攻。

       這就象是要手中沒有拿着彈弓的大衞去打戈裏阿斯 [ 譯者注：大衞(David)是公元前一世紀的以色列國王。傳説他當國王前，曾用彈弓和石塊殺死腓力斯坦(Philistine)國的巨人戈裏阿斯(Goliath)。 ] ，或者象是第七旅的衝鋒 

       [ 譯者注：1854年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輕騎兵旅向俄國的炮兵陣地發起衝鋒，因指揮錯誤，造成重大傷亡。後來英國詩人泰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寫了《輕騎兵旅的衝鋒》一詩。作者在此處把印軍第七旅向中國部隊發動進攻比作輕騎兵旅的衝鋒。 ] 。

       災難是不可避免的了；從考爾發出的電報中可以看出他已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他兩次警告新德里説，他固然擔保作戰行動開始時能夠取勝，但是他缺乏足以抵擋反攻的後備力量，所以要求“集結陸軍和空軍的力量”以便挽回局勢。

       (沒有誰比他這位參謀局長更清楚：陸軍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集結，至少附近沒有什麼兵力可以用以扭轉克節朗河地區不利的局面。他自己也很瞭解：空軍的戰術支援在這種地形條件下不起什麼作用。)

       如果中國部隊真的作出反應——考爾似乎仍然寄託希望於他們不會這樣做——印度部隊初步向前推進後被擊潰或趕回，那麼他就可以説，他事先已警告過新德里可能出現這種萬一的情況，而且具體建議過應當採取哪些措施去支持他。如果他們沒有聽從他的建議，那麼過錯在於陸軍總部和政府，而不在於他本人。　　 

       也是在十月七日，考爾接到陸軍總部轉來印度駐拉薩總領事的報告。總領事的情報員告訴他：在塔格拉後面麥克馬洪線的中國一邊，看到有一個師規模的重迫擊炮和大炮在集結，中國部隊正在談論進攻達旺。這個情報未加任何評語就轉到克節朗河考爾的指揮部，絲毫沒有説明情報局、參謀局或政府對這個情報是否重視。

       如果説考爾為了備案起見在兩頭押了寶以便在發生災難時推諉責任，那麼新德里的軍政官員在這方面並不落後。假如中國用上述那些大炮和迫擊炮進攻達旺，考爾怎麼也不能埋怨新德里沒有提醒過他。從拉薩來的報告沒有附任何評語，也可能是反映了新德里的有關人士這時象孤注一擲的賭徒那樣，意志甚至連頭腦都處於癱瘓狀態。　　 

       第二天，十月八日，考爾揭開了裏窩那作戰行動的序幕。他命令拉加普特聯隊和廓爾喀聯隊從章多開下來，加入沿河的其他部隊。章多是一個很好的防禦陣地，空投區就在那裏。所以，如果第七旅留在章多不動，至少該旅的大部分可以就地得到給養而不須從很遠的地方運到下面的河邊去。

       正如考爾後來形容的，克節朗河對印度部隊來説，是“一個危險的、低窪的陷阱”，但他還是把更多的部隊送進這個陷阱。十月九日，那兩個營到達河邊一線(從章多到河邊雖是下山也要走一整天)，並在第三和第四號橋的周圍進入陣地。　　 

       十月九日，考爾透露了他的意圖。他對普拉沙德、達爾維和其他軍官説，儘管存在着他現已親眼看到的困難，但他也還是隻好不惜任何代價在十月十日採取一些行動，因為十日是內閣可以接受的最後的期限。接着他命令拉加普特聯隊第二天開往擁錯山口(Yumtso La)，該山口在塔格拉西面約一英里，高達一萬六千英尺，比塔格拉還高。他還命令他們到達那裏後要在中國部隊背後建立控制對方的陣地。　　 

       印度部隊採取這一行動將能佔據塔格拉山脊的頂峯。如果在那裏有一支強大的、並得到充分給養的部隊，就將使在山脊南面的中國陣地無法防守。但在事實上拉加普特聯隊行軍的路線在中國部隊火力線之內，因此可能在中途就被消滅，即使他們終於達到了目的地，也一定要餓死或凍死在那裏，因為給養根本送不上去。

       當時聽到這個命令的軍官認為這簡直是難以置信的。象他們一樣，考爾這時對印度部隊的狀況也是一清二楚的，對中國陣地上的雄厚力量也是能夠看到的。然而他竟然把一個營的兵力投進一項中國部隊勢必對之作出強烈反應的行動中去——中國部隊一再警告説，他們不允許任何印度部隊過河。事後，達爾維回憶説，“大家聽了考爾宣佈的命令後，都目瞪口呆”；“……考爾將軍先是露出一個提着兔子耳朵的魔術師那付沾沾自喜的神情，接着顯出輕蔑的神態，似乎是要看一看哪一個敢於懷疑他的命令。”　　 

       達爾維和普拉沙德提出了異議。他們指出，部隊沒有冬衣，在一萬六千英尺高的地方，無法生存下去，也得不到給養；而且印軍如不給以一定的炮火掩護，拉加普特聯隊在中途就會遭到殲滅。考爾完全漠視他們的意見。但他同意在整個營行動之前，先派出偵察隊，偵察隊應立即出發，找好最合適的渡河點，並於第二天拂曉掩護整個營的行動。偵察隊的目的地是僧崇。　　 

       於是約五十名旁遮普士兵組成的偵察隊在十月九日中午前後過了河，天黑前到達僧崇。偵察隊長派一個班帶着一挺輕機槍去到山脊，從側翼進行掩護。旁遮普士兵去僧崇的途中，中國部隊沒有進行干預，當晚也沒有攻擊他們。

       當天考爾接到塔帕爾發來的一份電報，重申政府對他的充分信任，考爾自然是趾高氣揚，而那些曾經警告説中國一定要作出反應的軍人，卻象普拉沙德以後説的那樣，當時感到自己是“大笨蛋”。那天晚上，考爾又口授了一份很長的電報，其中説，他“以果敢和機智的戰術”，出敵不意，彌補了他的部隊所面臨的困難重重的不利條件，並在執行把敵人從塔格拉山脊清除掉的任務方面作出了良好的開端。

       他報告説，他的部隊事實上已經佔領山峯——這裏指的是從僧崇派去的那個班。這份電報裏完全沒有提到不祥的預兆。考爾描繪了現場的情況，説到他能多麼清楚地看到敵人；説他同下屬指揮官們開會時，河對面的一箇中國陣地上打過來兩發自動步槍的子彈，他揣摩着這也許意味着挑釁，也許只是為了擾亂印軍，再不然也許是對方胡亂打槍。

       他接着敍述道，不管怎樣，有一個錫克士兵從離發射子彈處最近的印度陣地上站了起來，他揹着輕機槍，抹一抹鬍子，向中國部隊挑戰，看他們敢不敢向他開槍？考爾報告説，當天他曾召集軍官們，給他們打氣，發現他們全都情緒很高，他向他們保證他將同他們呆在一起，一直到作戰行動結束。　　 

       第二天早晨，拉加普德士兵們集合起來，開始向通往擁錯山口的路上的幾座橋樑移動。這是十月十日，考爾遵守他自己規定的期限。

       但是，在這時候中國部隊終於反擊了，不僅一舉粉碎了他要趕走中國部隊的計劃，而且粉碎了印度制訂前進政策和對邊界爭端的整個處理方針的前提。

       考爾描繪了當時的情景：“在世界的這個角落，天亮得很早。四點半左右，我已起牀，我的勤務兵正在燒水沖茶。我把鏡子掛在第四號橋上面靠近我的掩體的樹叉上，正在刮臉，這時，我聽到河對面猛烈的射擊聲。”整整一個營的中國部隊走出陣地，根本不把沿河的印度部從放在眼裏，迅速地衝下山脊，形成對僧崇進攻的陣勢。與此同時，重迫擊炮也開始向印度陣地轟擊。　　 

       如果説考爾有點沃爾特·米蒂 [ 譯者注：見第二章注 ] 的味道，這該是他的黃粱美夢轉變為夢魘般的現實的時刻了。黃粱美夢是指揮軍隊打勝仗。

       可是現實是：只有一小股印軍在僅僅一英里以外的山包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到中國部隊的數目遠遠超過印度部隊，將近二十比一；兇猛的迫擊炮構成了火網。達爾維事後説考爾當時對他驚呼道：“我的天啊！你説對了，他們真的幹起來了。”

       考爾後來追溯這個時刻説道：“説老實話，我那時才完全理解我們陷入困境的全部含義……我想我們應重新考慮我們在這一戰區所面臨的整個局勢。”　　 

       考爾把戰鬥的指揮權交給了達爾維。他同達爾維和普拉沙德商量後，決定他應當親自去向尼赫魯彙報，並堅持要普拉沙德與他同行，離開克節朗河一道前往新德里。他同意普拉沙德和達爾維的看法：趕走中國部隊是妄想，第七旅應當從克節朗河撤到它能夠守得住和得到給養的陣地。

       但是，他並沒有授權下級把這種戰術性的行動付諸實施，以便使大部分部隊得以脱身，只在印度的主要哨所周圍留下少數掩護部隊。相反，他下令説，在新德里作出決定之前，趕走中國部隊的作戰行動暫緩，但第七旅仍應堅守沿克節朗河和在章勒的陣地。　　 

       中國軍隊對在僧崇的印度部隊的第一次進攻此時已被擊退。中國部隊顯然沒有察覺有一個班的印度士兵從側翼掩護着僧崇的陣地，因此他們集中兵力進攻時，遭到正面的射擊，傷亡很大。如果中國人原來還有懷疑的話，那末現在他們一定很快就認識到：這些印度兵雖然服裝襤褸，裝備不足，他們仍然是熟練的、果敢的士兵。

       接着，在僧崇的旁遮普聯隊的指揮官請求在河邊的迫擊炮和機槍給以火力掩護，以便使他的部隊從絕境中脱身，但是為達爾維所拒絕。當時達爾維的處境是痛苦的。在河畔指揮機槍手的軍官一再請求他准許他們向中國部隊射擊；旁遮普聯隊要撤到河邊來需要火力掩護。但是如果把主力投入僧崇這場小戰鬥，中國部隊就會把它全部消滅。達爾維不能冒丟掉全部兵力的危險去援助在僧崇的小分隊。　　 

       當中國部隊加緊進攻時，達爾維命令旁遮普聯隊脱離戰鬥，撤到河邊。中國部隊讓他們撤離，在這些倖存者過橋去南岸時也沒有對他們開火。這次行動中，印度方面七名死亡，七名失蹤，十一名受傷；中國方面説他們自己傷亡三十三名。中國部隊以正式的軍禮埋葬印度的死者，死者的戰友在河岸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考爾在途中又拍電報給新德里説局勢嚴重，要求准許他親自回首都彙報“新的突然變化”。他要求必須在尼赫魯預定十月十二日去錫蘭之前見到總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