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公知治國的悲劇”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十四）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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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華戰爭》

（十四）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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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邊境戰爭

——（印度“良心”公知治國的表演終於進入高潮）——

       一、山脊和河流

       二、兩個山口之間

以為印度這樣一個在軍事和經濟方面遠比中國軟弱的國家，真的會妄想對中國發動軍事進攻，進行侵略，那是完全不嚴肅的。

       ——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O年二月六日通知　　 

       許多文官政府對於本國的軍事潛力究竟有多大，幾乎是全然不瞭解的，對於他們所發動的戰爭在軍事上應具備哪些條件又幾乎是漠不關心的；而軍人們卻一次又一次地被這些文官政府的野心、衝動和失策投入戰爭中去。

       —— 艾爾弗雷德·瓦格茲：《軍國主義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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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脊和河流　 

       一九六二年夏天，印度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邊界的西段。印度政府對一些事件經過的説法顛倒是非，宣傳説中國蓄意在西段向前推進，企圖擴大其控制地區。這種説法雖然對外界達到了掩蓋事實真相的目的，卻使印度政府受到國內的指責，説它還沒有大膽地、斷然地迎接中國的挑戰。政府事實上是在執行一種孤注一擲的政策，而人家卻責怪它過於容忍，甚至是懦弱無能。這意味着尼赫魯已自行放棄了任何選擇的餘地。

       暫停執行前進政策以解除在西段受到的壓力，會被看作是投降和對於民族事業的背叛。而且，對於中國在地面上的任何行動，凡可以被解釋為新挑釁的，不論情況如何，都不能不採取明顯的、強有力的反措施。既然尼赫魯使公眾誤以為印度軍隊有力量對付中國，他就只能以動用軍事力量作為印度的對策，而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印度在西段推行前進政策的目標是把中國部隊從印度要求的領土上趕出去，於是就使西段邊境出現了劍拔弩張的形勢。在東段，中國是把麥克馬洪線當作事實上的邊界來遵守的，並沒有佔據任何印度所要求的領土；然而正是在東段，印度的小規模推進觸發了一場邊境戰爭。　　 

       自從一九五九年八月的朗久事件後，東段三年來一直平靜無事。朗久事件發生後不久，尼赫魯和周恩來協議雙方沿東部邊界停止巡邏。

       印度陸軍奉命不在距麥克馬洪線兩英里以內進行巡邏。然而，前進政策的指令把這些命令都推翻了，使麥克馬洪線再度出現緊張的局勢。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陸軍總部發出一項指示，命令東部軍區將哨所向前推進，要他們儘可能靠近麥克馬洪線建立新的哨所，以便有效佔領整個邊境，並在哨所之間的空隙地帶進行巡邏。

       這些命令使東段印軍面臨與西段印軍同樣的困難任務。他們有時要走上幾個星期才到達麥克馬洪線。而一旦駐守部隊按照上級指示把哨所建立起來後，如何供應他們就成了尖鋭的問題。同西段一樣，他們的全部必需品要靠空投。在西段，在河谷的平地上還容易找到良好的空投場所，可是在東北邊境特區險峻的、叢林密佈的山脊上卻很難找到這種合適的空投場所，氣候條件之壞也經常使空投任務接連幾個星期無法執行。在這種情況下，最邊遠的駐軍就有斷糧餓死的現實危險。　　 

       象他們在西段的同僚一樣，負責麥克馬洪線地段的高級軍官指出：把部隊派駐在得不到給養的地方是不切實際的。也象在西段的情況那樣，上級把他們的意見都撇在一邊。

       一九六二年二月，考爾將軍親自到阿薩姆處理那裏的軍長烏姆拉歐·辛格(Umrao Singh)中將提出的反對意見，正如一位有關的軍人後來説的，“其目的是嚇唬那些對設立前沿哨所的整個想法表示不安和懷疑的將軍們”。考爾在情報局長馬立克及其副手的協助下，根據陸軍總部的地圖具體規定了新的哨所應設立在哪些地方。結果不是派正規部隊就是派了阿薩姆步槍隊去執行這項任務。

       在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印軍沿麥克馬洪線建立了大約二十四個新哨所。　　 

       上述部隊在東段推行前進政策時困難固然很大，但沒有遇到中國方面的對抗行動。只要印度軍隊還是在麥克馬洪線的印度一邊，中國就沒有作出反應。成為爆發點的是象朗久那樣雙方對確切的邊界走向還有爭議的地方。

       一九六二年，印度方面沒有企圖重新佔領朗久(一九六O年間中國方面就已經從這個村子撤出)。但是當印度軍隊在麥克馬洪線西端的狹長爭議地區裏建立新哨所時，就點燃了邊界戰爭的星火。　　 

       根據英國和西藏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德里簽署的那份地圖，麥克馬洪線的終點是在北緯二十七度四十四分三十秒與不丹交界處。這一地區無分水嶺可依循，因此麥克馬洪就沿着他的地圖上所畫的顯著的山脊地形來劃線。

       可是當印度人在五十年代踏勘東北邊境特區這一西北角的時候，他們發現如果要把麥克馬洪線的地圖上的座標移到地面上來，它的位置就不是在附近的最高的山脊上。

       靠近邊界的西端的最高的地形是塔格拉山脊 [ 譯者注：“塔格拉山脊”又譯“塘格拉山嶺”。 ] ，位於麥克馬洪劃線以北三、四英里處。有證據説明，印度方面至少從一九五九年初起就已經決定把塔格拉山脊作為邊界， [注：見第二章第一節注 ] 但是一直到該年八月，他們才採取具體行動。

       當時他們在兼則馬尼設立了一個哨所，這個地方無論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或其他的地圖都標明是在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地方。這就是説，印度對地圖上所標明的麥克馬洪線以北的一塊成直角的三角形地區提出了領土要求，並推進到了那裏。這一地區的南面大致長十二英里，西面大致長四英里，共計約二十五平方英里。　　 

       中國方面立即作出反應。尼赫魯在當月稍晚一些時候告訴人民院：中國派出一支約二百人的隊伍，把阿薩姆步槍隊的十至十二人“用武力推了回去”兩英里。接着中國部隊就撤走了；兩天後，印度軍隊又回到兼則馬尼。

       中國人打算再次把他們推回去，但這次印度軍隊顯然明白表示他們將進行抵抗，於是中國人就讓他們留在兼則馬尼。新德里在八月十一日照會北京，就這一事件提出抗議，聲稱兼則馬尼是在印度境內，“按照傳統和條約地圖”，邊界是沿塔格拉山脊的。印度的所謂“傳統”，指的是南面一個村子裏的牧民習慣於在這個地區進行季節性的放牧。然而北面村子裏的人也同樣使用這塊地方。

       印度聲稱條約地圖表明邊界在塔格拉山脊上，而兼則馬尼在印度境內，這純屬虛構。條約地圖上根本沒有畫出塔格拉山脊或兼則馬尼。但是印度政府在上述抗議照會中卻説兼則馬尼是在北緯二十七度四十六分，而地圖上標明的邊界則是在北緯二十七度四十四分三十秒處從東向西走的。　　 

       中國也對此事件提出了抗議，宣稱兼則馬尼“無可置疑地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指責印度的行動“嚴重地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警告説，如果印度哨所不撤出兼則馬尼，新德里應對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負責。

       印度在語氣緩和的復照中，建議雙方討論在兼則馬尼和其他爭議地點的邊界線的確切走向， [ 注：見第三章注 ] 並要求中國的人員不要越出塔格拉山脊的北面，使兼則馬尼的現狀不受干擾。與此同時，印度方面保證不改變這一地區的狀況，“以待進一步討論”。中國提出印度方面如不撤出將產生“嚴重後果”的含蓄的威脅後，並沒有採取行動。

       以後三年裏，印度哨所繼續不受干擾地留在兼則馬尼。直到印度違背自己的含蓄的保證而建立了另一個哨所之後，中國部隊才越過了塔格拉山脊。　　 

       一九六O年雙方官員會晤時，印度方面在口頭上和他們提出的地圖上都主張塔格拉山脊是邊界的標誌，並把印度、中國、不丹的三國交界處定在北緯二十七度四十八分的地方。雖然印度政府自己對東北邊境特區西北角的邊界位置看法是明確的、前後一致的，可是，陸軍方面卻不知道在製圖上的變動，或者是陸軍總部沒有把這事傳達下去。

       在設立兼則馬尼哨所時，阿薩姆步槍隊是歸文官系統指揮，通過阿薩姆邦長來領導的。因此，西端的邊界與他們的地圖有出入這件事，沒有引起陸軍方面的注意，至少是沒有引起新德里陸軍總部下屬單位的注意。但是，陸軍方面還是奉命不要在兼則馬尼以西的麥克馬洪線上進行巡邏的。　　 

       由於本文現在必須比較詳細地談到印度陸軍的編制和各級指揮官，因此需要先説明一下一九六二年夏季時印軍的指揮系統。陸軍總部當然設在新德里。普·恩·塔帕爾上將任陸軍參謀長，考爾中將是他的參謀局長。考爾有一幫他親自挑選的參謀人員，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副手喬·辛·迪隆(J.S.Dhillon)少將和作戰處長帕利特(Palit)准將。

       東部軍區司令部設在勒克瑙(Lucknow)，負責從北方邦起，經過麥克馬洪線，到緬甸和東巴基斯坦邊境這一段漫長的弧形邊界，並負責對那加叛亂分子的討伐。

       軍區司令由前任參謀局長萊·普·森中將擔任。下屬第三十三軍，軍部在西隆(距勒克瑙六百英里)，負責整個東部軍區防地，軍長是烏姆拉歐·辛格中將。該軍下轄第四師，師部在距西隆二百英里的提斯浦爾，由尼蘭詹·普拉沙德(Niranjan Prasad)少將指揮。該師當時有兩個步兵旅。

       第七旅旅部在達旺，旅長是約翰·達爾維准將。該旅有一個營駐守達旺，另一營駐守德讓宗，還有一營駐守邦迪拉。

       第五旅旅部設在北拉金普爾(North Lakhimpur)。下轄三個營分散駐守東北邊境特區的其餘地區。原由第四師指揮的第十一旅當時在那加地區執行任務，不屬該師建制。　　 

       一九六二年頭六個月裏，陸軍總部為了執行前進政策而下令在麥克馬洪線上建立的二十四個新哨所，都不在兼則馬尼地區。這大概反映陸軍總部瞭解政府已作出保證：如果中國不破壞該地區現狀的話，印度也將不予破壞。

       假使事情果真是如此，總部卻沒有把兼則馬尼三國交界地區的特殊情況下達給第三十三軍。因此，一九六二年五月，那個不準在兼則馬尼以西進行巡邏的禁令剛撤銷後，該軍顯然是自作主張，下令建立幾個哨所，其中之一就在印度、中國、不丹的交界處。(同時下令在麥克馬洪線的另一端的印度、中國、緬甸三國交界處建立一個哨所，但那裏的地形條件太困難，因而巡邏隊無法接近。)　　 

       當阿薩姆步槍隊一個排的巡邏隊在六月份到達西面的三國交界處時，他們也沒有理睬自己地圖上所標明的麥克馬洪線，而是把在該線以北三、四英里的塔格拉山脊當作邊界。於是，他們就在六月四日建立了一個哨所，該哨所不是設在三國交界處(因為他們覺得那裏地勢太高，地形困難，無法上去，不是個設哨所的地方)，而是建立在地圖上所標出的邊界以北的河谷的平地上。

       設立哨所的地方叫扯冬(Che Dong)，在一條叫南卡曲(Namka Chu) [ 譯者注：南卡曲即克節朗河，以下均譯克節朗河。 ] 的小河南岸。但是那位巡邏隊長可能由於對哨所的位置有所疑慮，因此他就用地圖上所標出的麥克馬洪線以南兩、三英里的一個山口的名字“多拉”(Dhola)來稱呼該哨所所在的地方，從此就引起了許多混亂。　　 

       巡邏隊派出的偵察小組到達了塔格拉山口，站在山口上看到了一個叫做“勒”(Le)的相當大的西藏村莊，卻沒有發現中國部隊，這證實了中國人所説的他們在東段一直遵守着一九五九年協議，不在實際邊界進行巡邏。這也許可以説明為什麼要隔那麼久他們才對印度建立多拉哨所作出反應，雖然看來在這一哨所建立後，他們不見得不是馬上就知道的。　　 

       那位巡邏隊長(一名陸軍上尉)把這個新建立的哨所留給一個下級軍官指揮，自己回到提斯浦爾，直接向師長普拉沙德將軍(就是他的叔父)報告。多拉哨所在達爾維准將管轄地區之內。達爾維對建立一個必然會引起中國的反應的哨所是否明智曾提出疑問。

       但是上級叫他“不要管”，因為建立新哨所事關國家政策——這是加勒萬河谷事件的重演。普拉沙德將軍鑑於三國交界地區的性質特殊，對多拉哨所的位置選擇提出了意見。他建議，如果要把塔格拉山脊當作邊界的話，哨所應該移至塔格拉山口。軍部把他的報告和建議轉了上去，終於送到了外交部。

       至少從一九五九年起外交部就很清楚關於麥克馬洪線西端的一切情況，並一直主張塔格拉山脊是邊界的標誌。現在印度外交部不顧印度在一九五九年向北京所作的不改變這一地區狀況的保證，答覆説，陸軍如果還沒有把印度管轄權推進到塔格拉山脊的山頂的話，現在它可以這樣做了。　　 

       如果説印度由於向中國作過保證，因而起先並沒有打算在兼則馬尼地區設立另一個哨所，那麼印度外交部事後批准設立多拉哨所，就標誌着事情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假使官員們那時建議説鑑於印度已保證不改變塔格拉山脊下面的現狀，因此應撤銷新的哨所，那末哨所本來可以悄悄地撤走，而不致有什麼困難。陸軍方面肯定不會反對。

       多拉哨所從戰術上看是個負擔，如果設在南面幾英里處會更好一些。既然中國到那個時候還沒有對多拉哨所的建立作出反應，那麼把它遷到另一個地方去，也用不着害怕有人會指責政府屈服於中國的壓力。也許外交部是忘記了它早先向中國作過的保證。 

       [ 注：説印度外交部會乾脆忘掉這樣重要的一件大事，並非無稽之談。一九六五年，印度政府極力否認庫奇-蘭恩(Rann of Kutch)地區的印巴邊界存在任何爭端。外交部簡直忘掉了大約八年前，在與巴基斯坦訂立的一個協議裏，它曾經明確承認這樣的爭端是存在的。後來有一名記者提醒政府原來有過協議。 ] 

       不過，看來更可能的是官員們把建立多拉哨所看作是執行要在印度提出要求的所有領土上行使印度的全部權利的前進政策的組成部分。據後來透露，在新德里的軍人們也給文官們造成了一種印象，以為陸軍在東北邊境特區是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一有機會，就能把中國人狠揍一頓。根據那種看法，在麥克馬洪線上取得一個局部的勝利，就可以向中國顯示印度是真正説到做到的，從而便於在西段向前推進。　　 

       總之，設立多拉哨所是被批准了的。但上級卻沒有對第四師澄清邊界的位置，也沒有批准把哨所移到塔格拉山脊的主要山口上去的建議。但第四師師部從一開始就認識到多拉哨所的建立很可能引起同中國的糾紛。

       不僅印度陸軍自己的地圖上都標明該哨所的位置是在中國境內，而且五月間還在該哨所附近發現一塊用中文寫的木牌，七月份在提斯浦爾譯出，原來是宣告：“這是我國山河”。印軍為了防範起見，從達旺派了一個步兵連進駐多拉南面的倫坡(Lumpu)，當時估計從倫坡到多拉是一天的路程。　　 

       多拉哨所設立後，過了三個月，中國沒有采取行動。這段時間裏，印度在西段推行前進政策使那裏的形勢變得十分緊張，雙方經常開火，互有傷亡。東段一直還是平靜的。

       到了九月八日上午，中國軍隊用對付印度在西段的前沿哨所同樣的辦法，來對付多拉哨所。一支中國部隊突然從塔格拉山脊開下來，逼近了哨所。哨所的指揮官已經擔心了好幾天，因為他派出的一個分隊曾與中國部隊遭遇，中國部隊叫他們馬上離開這一地區，否則就把他們攆走。

       他起初認為朝他的哨所開來的中國部隊就是為了實現上述威脅的，後來他承認他向師部報告時誇大了中國部隊的人數。第一支中國分隊顯然只有六十人左右，而他卻報告説有六百人左右。他盤算着如果他把比較實在的數字報上去，上級就會叫他用他手頭的小部隊應付局面；而如果報告説他受到幾百名中國部隊的威脅，上級就肯定會派陸軍來支援他。　　 

       多拉哨所沒有被包圍。中國軍隊沒有跡象要進攻它。但他們在靠近和可以控制這個哨所的地方駐紮下來。他們重複使用了在西段對付印度向前推進的那套戰術。　　 

       北京在地面上採取行動後，接着在九月十六日在外交上提出抗議。北京的照會回顧了印度軍隊“一九五九年侵入了所謂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兼則馬尼，“賴在那裏不走”。北京指責印度方面現在更侵入了扯冬。“這種步步蠶食的行動充分暴露印方侵略野心之大，也表明印方正積極擴大緊張局勢到中印邊境全線。”照會最後提出當時人們聽慣了的警告，如果印度一意孤行，必須對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負責。　　 

       印度想單方面對麥克馬洪線作局部調整，中國對此的態度是始終一貫的。中國雖願把麥克馬洪線當作事實上的邊界來遵守，但是這必須是麥克馬洪所劃的那條線，而不是印度企圖加以修改的線。

       這條線沒有經過聯合勘測(在印度還沒有同意舉行全面談判邊界問題前，也不可能進行聯合勘測)，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的英藏換文，沒有對該線作文字敍述；

       因此，在任何一個地點，那條線的位置只能由查看雙方都保存有的條約原圖上的經緯度並且把那些經緯度移到地面上來加以確定。按照這個辦法，多拉哨所和塔格拉山脊，與兼則馬尼一樣，明明白白是在麥克馬洪線以北，是在中國境內。

       在把麥克馬洪線確切地移到地面時，如果為了適應地形狀況需要作一些修正，那也只能由雙方聯合進行新的勘測來進行；在這之前，雙方應當遵守原圖上的邊界線的經緯度。如果可以允許一方任意改變邊界，北京問道：“中印之間還有什麼邊界可言呢？”　　 

       北京這種態度，無論在實際上和法律上，看來都是正確的。任何一方為了適合地形和自己的方便而單方面地對麥克馬洪線進行調整，不可避免地是着眼於使這一方得到好處的。印度所作的一切調整也的確都是把邊界線向北推進，擴大了印度行政管轄的範圍或增加了印度提出的領土要求。

       單是為了政治上的原因，印度政府就不可能把邊界往南移而使自己被指控為把印度領土割讓出去。由於同樣的理由，假使中國從它自己的觀點出發，開始單方面地修正麥克馬洪線，其結果也只能是把邊界推向南面。　　 

       然而印度政府卻堅持説，大家都知道麥克馬洪的原意是要沿着山脊劃定邊界線，而塔格拉山脊又是在地圖標界線稍北處一個明顯的特徵，因此邊界線就一定是沿着塔克拉山脊的。印度政府一向堅決認為，麥克馬洪線，也只有麥克馬洪線，是印度的東北邊界；現在更進一步地堅決認為麥克馬洪線的確切位置只能由印度單獨決定。

       三年前，尼赫魯曾建議同中國進行討論來決定有關東北邊界走向的一些細小的問題。隨着多拉哨所的對峙局面日趨嚴重，駐在當地的中國人員建議印度派出代表同他們的政治官員會晤，商定各方在當地的管轄的界限。這一建議從多拉哨所地區一直上報到當時在倫敦的尼赫魯那裏；他卻斷然加以拒絕。 [ 注：見下文 ]　　 

       在印度政府看來，塔格拉山脊已成為確定的、絕對的邊界，多拉哨所象新德里一樣，無可爭辯地屬於印度。對西段的加勒萬河哨所或印度已設立的任何其他前沿陣地——這些哨所和前沿陣地都是設立在中國佔有、而為印度所主張的領土上，——在理論上也都同樣可以這樣説。

       然而由於政治上和心理上的理由，印度政府對中國包圍多拉哨所的反應，與它對中國針對西段的印度哨所所採取的同樣行動的反應，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段，只是命令受到包圍或威脅的哨所堅守下去，問題是看部隊的毅力和後勤供應如何。可是政府對多拉哨所的決定卻是不但應即予解圍，而且應該把中國部隊趕到塔格拉山脊以北。　　 

       新德里沒有去考慮，沿着塔格拉山脊的這段邊界線是印度單方面定下來的。新德里也忘掉了，中國派出部隊越過了這條線，是對印度的行動的反應——雖然是為時稍晚的反應。新德里只看到中國部隊現在已經越過麥克馬洪線，其它就不管了。

       中國是公開的、有意地這樣做，而且(新德里認為)是出動了大部隊。對印度政府來説，這隻能意味着北京已經開始實現它長期以來提出的警告，即如果印度方面堅持企圖以武力來實現它在西段的領土要求，中國就可以按照同樣的邏輯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東北邊境特區。如果中國部隊越過塔格拉山脊的行動是中國執行它自己的“前進政策”的第一步，那麼聽任它這樣做就會招致中國沿麥克馬洪線進一步入侵，中國的哨所也就會在東北邊境特區建立起來，正象印度的哨所已在西段建立起來一樣。

       由於東部邊境線很長，而且印度陸軍人力物力已捉襟見肘，一旦中國真正開始逐步入侵，印度將無法加以阻止。所以回答是顯而易見的。必須對付塔格拉山脊的挑戰，要給中國一次有力打擊使他們不僅縮回到山脊那邊去，而且放棄越過麥克馬洪線進一步侵犯的念頭。　　 

       按照印度對局勢的看法，這樣做的邏輯是很清楚的，然而這種做法卻把前進政策推到一個更具有爆炸性的階段。印度起初的想法只是派巡邏隊滲入西段中國佔領的領土，中國不會進行報復；後來的想法變為印度設立哨所以切斷中國哨所的後路，逼使它們撤退，而中國不會進行報復；現在的想法則是印度向中國部隊進攻，迫使他們從已經建立的陣地後撤，而中國也不會進行報復。　　 

       即使新德里政界、官方和軍方的想法有所不同，然而中國部隊越過塔格拉山脊兩天後印度報紙就報道説這是越過麥克馬洪線的入侵，這就意味着，除非印度政府立即作出強有力的反應，否則就要遭受政界和公眾一次新的強烈的批評。雖然議會還在休會期間，但是如果讓中國軍隊留在麥克馬洪線以南，就不難想象反對黨和國大黨的後排議員們將會如何利用這次事件。

       自從人們攻擊政府説它允許中國進入阿克賽欽是失職以來，政府的發言人為了部分地開脱責任，就説政府對麥克馬洪線沿線保持着戒備狀態。他們表示，如果中國膽敢在東段進行侵犯，就會發現印度是象最激烈地批評政府的人所盼望的那樣警惕果敢。政府一直堅持麥克馬洪線是絕對的、明確的、不可侵犯的，這就使公眾相信即使中國進行很小的入侵也是不會被容忍的。

       再者，官方發言人雖然有意渲染印度軍隊在西段對付中國部隊時所遇到的自然條件和後勤支援上的困難；同時又唱另一個調子來進行辯解，表示沿麥克馬洪線的情況剛好相反。他們説，在那裏，一切不利因素全是在中國一邊，相形之下，印度軍隊是處在有利於防守邊境的地位。　　 

       事實恰好相反。在西藏高原上，調動部隊和修築道路相對地説來是容易的，中國已經在雅魯藏布江河谷修了一些東西走向的公路，往南又修了一些支線，有幾處通到距麥克馬洪線只有幾英里的地方。這些公路都是全天候公路——在山北的西藏那一邊，雪也下得小——能夠行駛最大的軍用車輛。適應氣候條件，對中國部隊來説，是不成問題的。大批部隊在西藏已經駐紮了多年，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蔘加過平定康巴叛亂的戰役；中國士兵在體力上已經適應於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居住和作戰，而且他們穿着暖和，裝備充分。

       沿着山峯的印度這一邊的情況，則迥然不同。布拉馬普特拉河河谷和麥克馬洪線之間的地形是山巒起伏、崎嶇難行、叢林密佈的地帶。當地降水量很大，雨季大雨傾盆，冬季積雪很厚。河谷大都是南北走向，因而給東西走向的運動造成極大困難，甚至沿河谷上行也很吃力費時。那裏的河流雨季漲水，冬天積雪，激湍傾瀉，一年裏大部分時間不能徒涉。

       有的地方，象在洛希特河和達旺河上，河水把兩岸切成深達三百英尺的懸崖絕壁。一九六二年在這些深澗上曾架過橋，那只是一些用窄木搭起的八字橋或者是用繩索、竹子搭成的吊橋。騾子根本不能過吊橋，過木橋也是十分勉強，而且有危險。要修築通過這樣地帶的公路，必須付出巨大的勞動，而且即使修成，也會被經常發生的山崩和雨季的大雨沖刷所破壞。

       在整個東北邊境特區，條件對印度方面就是這樣地不利的，而印度政府決定要對中國進行直接軍事挑戰的地方條件最為不利。有一條中國公路通到距離塔格拉山脊只需步行三小時的地方，公路可以行駛載重七噸的車輛。

       但印度的公路只通到達旺，從達旺到塔格拉地區，要步行六天；而從山麓到達旺，即便道路的情況許可，車輛也經得起顛簸，也還需要五天。這條路，沿着山脊的凹處蜿蜒而行，時而陡然上升，時而急劇下降。它是一年前才修好的——只能通到達旺——完全沒有大部隊迅速調動所必需的兵站設備和組織。聳峻的山口常有山崩和積雪，經常使這條路無法通行。

       因此剛從平原調來的部隊，就不得不在一萬三千多英尺高的地帶，攜帶着他們所能夠帶的一切裝備，徒步行軍。他們到達達旺時已經精疲力竭，而且常常由於高原反應和用勁過度而得了肺水腫病。 [ 注：這種病常被誤認為肺炎。如不把患者送到地勢較低的地方去，進行治療，很快就會喪命。 ]　　 

       那麼，尼赫魯和外交部的官員們怎麼會到最後還認為東北邊境特區的有利條件都在印軍一面，認為可以利用這些條件把中國部隊好好打一頓呢？考爾和陸軍參謀長塔帕爾將軍在去年十一月間曾由公路前往達旺，因此，他們應當領會在麥克馬洪線上作戰所面臨的後勤上的困難非常大。

       但遲至一九六二年十月，尼赫魯還在告訴記者們説，東北邊境特區的有利條件在印度方面。很清楚，總有人是在搞欺騙。不是尼赫魯蓄意哄騙公眾，就是他的高級軍事顧問們蓄意哄騙他。梅農也必定是不幸被人哄騙，或者是他故意哄騙別人。但不論是誰在進行欺騙，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它在印度已被公認為是事實。因而公眾期望政府迅速採取堅決行動把中國部隊從塔格拉山脊趕回去的心情，就更加迫切，更加不可動搖。　　 

       政府並不需要公眾的或政界的壓力來推着它採取行動。甚至在關於中國部隊越過塔格拉山脊的消息發表之前，政府就已經作出了要在該山脊之下打擊中國部隊的決定。九月九日上午新德里國防部舉行會議，決定立即以武力把中國部隊趕出去。但是，這是“政府”在作決定嗎？“印度政府”倒底算什麼呢？　　 

       那次會議是由梅農主持的，塔帕爾將軍和東部軍區的森將軍參加了會議。當時考爾還在克什米爾休假。內閣秘書凱拉(S.S.Khera)和國防部一位聯合秘書施·克·薩林(S.C.Sarin)，大概還有包括馬立克在內的一、兩位其他官員也參加了會議。

       尼赫魯已經在九月八日前往倫敦出席英聯邦總理會議。他的習慣做法是當他離開印度時，對於應由誰實際代他主持政府的工作，一向很小心不作任何表示。倘若他作出表示，從當時的環境來看，會被當作是他對那個老問題——“誰是尼赫魯的繼承人？”——的各種答案表示傾向性的意見，而尼赫魯一直到最後是不願意作任何這種表示的。

       如果內閣在他不在時開會，通常是由財政部長德賽主持的。但是，這次德賽同總理一起在倫敦。拉爾·巴哈杜爾·夏斯特里，當時的內政部長，是內閣國防委員會留在德里的資歷最高的成員。可是梅農不打算召開國防委員會會議或是同夏斯特里商量；他自行作出了必要時使用武力把中國部隊趕走的重大決定。　　 

       這是尼赫魯作風的自然結果。尼赫魯習慣於不同內閣商量而作出重大決定。其他部長有時也如法炮製，處理自己主管範圍內的事務。梅農同尼赫魯關係最為密切，在這個問題上他斷定印度作出強有力的反應的必要性是如此明顯，甚至沒有理由要同尼赫魯商量。事實也表明他這個推斷是對的。

       尼赫魯立即得到了關於事態發展的報告，他把趕走中國部隊的決定就作為他自己的決定。梅農起初並不贊成前進政策(考爾在一九六二年告訴作者和其他人説，這個政策是他想出來的，並且超越過梅農，“兜售”給尼赫魯)，他傾向於同中國談判解決問題。可是，他在這些問題上沒有能夠影響尼赫魯，反而跟着前進政策走，並且逐漸成為這一政策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現在他在必須把中國部隊從塔格拉山脊趕走的問題上，採取了強硬的、公開的路線。　　 

       出席九月九日梅農召開的會議的一些軍官，提出與麥克馬洪線有聯繫的多拉哨所的位置問題。他們指出在他們自己的地圖上，這一哨所是在中國境內(第四師最先提出這個問題，他們向陸軍總部提出的詢問沒有得到回答)。

       梅農交代他們不要去管他們的地圖，把塔格拉山脊的山峯作為邊界。塔帕爾將軍接受了趕走中國部隊的命令，顯然沒有表示異議。

       於是，電報就打到第三十三軍：命令第九旁遮普聯隊(9 Punjab)(即最靠近多拉哨所的那個營，其中一個連早已在倫坡)立即進駐多拉哨所，第七旅的其餘部分也應在四十八小時內趕到，所有部隊都要準備好投入戰鬥，“不應示弱”；如有可能應對圍困多拉哨所的中國部隊進行包圍。

       趕走中國部隊的軍事行動的密碼代號是“裏窩那”(Leghorn)。 [ 注：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歐洲服役過的一個印度參謀人員，聯想起意大利港口裏窩那(即利伏諾Livorno)，所以如此命名。看來這一軍事行動不是用Leghorn這個詞的另一義(一種白色的雞)來命名的。 ]　　 

       這一命令是許多類似的命令的第一個，是陸軍總部自始至終所採取的做法的典型。它響應政府的政治要求，盡其職守，但忽視了最基本的軍事考慮。它不經事先偵察，也不考慮部隊的補給問題，就命令一個旅進駐地形險阻、情況不明的地區。

       它表現了任何軍隊中最糟糕的參謀人員所特有的一種疑慮，即認為如果不是自上而下嚴厲地轟着前方的官兵們向前走，他們就會“表現懦弱”，不去打仗。而且，他們沒有獲得有關多拉哨所附近中國兵力的可靠情報，就命令印度軍隊在到達多拉哨所後立即主動出擊。

       這第一道命令還包含了一項警告：在這種軍事行動中，政治因素始終是要壓倒軍事因素的；這一點後來得到了充分的貫徹。在新德里的決策人士中，沒有人出來闡釋真正的軍事上的各種考慮，或者，至少沒有人能夠使得別人聽取他對這方面的意見，並且自己有決心一定要使會議在考慮到軍事上的因素後再作出決定。

       後來有一位與塔帕爾共事的文官這樣評論他當時所扮演的角色：“他簡直是隨波逐流，把他的興趣隨時轉向別的方面；他不時讓他的部下，特別是那些他認為可以緩和梅農的脾氣的部下，充當他自己和國防部長之間的緩衝。”當時考爾將軍固然休假不在場，但參謀局的其他人員也象文職的領導人一樣，對軍事上的前景一直是抱着一種不在行的、過分樂觀的、根本不合理的觀點。東部軍區司令森將軍馴服地把命令接過來，又傳下去。部下提出的反對意見，他一概置之不理或斷然拒絕。他還使自己成為新德里的打手，被用來對付那些被認為在前方貫徹命令不力的軍官。　　 

       隨着東部軍區和第三十三軍關係的破裂，指揮系統中的裂縫不可避免地逐漸擴大。上面的軍官隨時聽從文職領導人及其政治要求，而且相信文職人員提出的中國不會作出激烈反應的保證。而下面的軍官卻對於後勤的和戰術的因素、中國部隊的能力以及印度軍隊的命運，給予較為充分的估量。森將軍和第三十三軍烏姆拉歐·辛格將軍之間長期以來的個人怨恨，又加深了這種軍事上的分歧。　　 

       九月十二日烏姆拉歐·辛格提交了一份關於當時情況的意見書，把看法上的尖鋭分歧擺了出來。他向上級軍官保證他決心採取迅速的行動，但他提出，這種行動的性質應當根據他的部隊的能力來決定。他指出，中國方面能在達旺以北很快地集結一個師的兵力，因此，不管印度能夠投入塔格拉地區的增援兵力有多大，中國總是能夠超過的。

       印度給多拉哨所附近的部隊的一切補給都要空投，而中國的公路則到達了塔格拉山脊後面僅僅幾英里的地方。他的部隊要在海拔一萬三千至一萬六千英尺的高地作戰；

       冬天就要來臨，因此需要厚衣服和帳篷。烏姆拉歐·辛格最後提出建議：多拉哨所應當乾脆往南撤三英里左右，撤到地圖上所標的邊界線上(如同印度在一九五九年撤出了在塔馬頓的哨所那樣 [ 注：見第一章第一節 ] )；

       如果由於政治上的原因不能這樣做，那麼陸軍承擔的任務應當只限於兩個營，部署在多拉哨所以南和地圖上所標的麥克馬洪線以南，以對付中國軍隊進一步的推進。　　 

       九月十二日，森將軍前往提斯浦爾，親自向烏姆拉歐·辛格、普拉沙德將軍(第四師師長)以及其他軍官重述了上級的命令：必須把中國軍隊趕回到塔格拉山脊那邊去，因為政府不允許越過麥克馬洪線的任何侵犯。不要再去懷疑塔格拉地區的邊界走向，也不要去管陸軍地圖所提供的證據——邊界就是沿着塔格拉山脊的。如有中國武裝人員進入印度境內，軍隊可以伺機開槍。為了備案存查，烏姆拉歐·辛格再次説明他自己的以及師長、旅長們關於趕走中國部隊的任務是他們力所不能及的看法，並且指出，如果企圖這樣做，只能使達旺失去掩護。然而森將軍重申了上級的命令。　　 

       與此同時，第九旁遮普聯隊已在倫坡集中，並於九月十四日凌晨出發前往多拉哨所。新德里在九月八日發出命令後，只有這個營能夠迅速依令行動——該營當時實際兵力也只有半個營，編制是八百名步兵，而當時只有四百名。這些旁遮普士兵是在去年冬季進駐達旺的；雖然他們由於缺乏供應過着艱苦的生活，但卻已適應了當地的氣候。

       這個旅的第二個營，即第一錫克聯隊(1 Sikhs)，駐在色拉(山口)以東的德讓宗，因為如果它也駐紮在達旺，補給問題就不好解決。第三個營駐在平原上的米薩馬裏(Misamari)，正準備上火車到旁遮普去駐防。這個營，即第九廓爾喀聯隊(第一營)(1/9 Gorkha Rifles)是一支有赫赫戰功的精鋭部隊。不過他們在東北邊境特區過了艱苦的三年，已經疲勞不堪，盼望着住到營房裏，能夠心安理得地休息一番。然而，他們卻掉過頭來並且奉命開往塔格拉地區。　　 

       所以，當第七旅奉命在四十八小時內進駐多拉哨所時，實際上只有一個營，而且兵額只有半數。如果塔帕爾和森兩人對此一無所知，那麼，不是他們就是參謀局沒有盡到他們的責任，或者是雙方都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　　 

       九月十四日旁遮普部隊開始從倫坡前往多拉哨所時，陸軍總部接到報告説，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國部隊的數目，比最初估計的要少得多，實際上只有五、六十人。多拉哨所的指揮官把中國部隊最初行動的人數説成是六百人，這是決定印度的反應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假如報告的數字比較符合實際，説是六十人左右，印度的反應很可能就不會是那樣的強烈。

       然而，即使現在報來的中國部隊的數目大為減少，新德里仍然無意取消趕走中國部隊的行動。

       相反地，陸軍總部直接向旁遮普聯隊發出命令，要他們在九月十九日以前佔領塔格拉，並在山脊上海拔一萬六千英尺的兩個山口上修築工事！這項命令在九月十九日那天才下達到旁遮普聯隊，當時他們已在沿克節朗河的幾英里長的前沿陣地上展開。克節朗河是一條水流湍急、河牀很深的山溪，多拉哨所就建立在這裏。他們可以看到，沿河的中國部隊得到山脊後面大部隊的支援。

       他們完全沒有能力來執行上級的命令。如果部隊要進攻固守的陣地並獲得勝利，那麼進攻的部隊就應當至少有三比一的優勢兵力，當然還要有充足的彈藥和一些火力支援。旁遮普聯隊在人數上並沒有超過他們可以看得見的中國部隊——很明顯，中國軍隊的主力還在山脊後面——而且他們只有子彈帶裏每人約五十發的子彈。達爾維准將那時剛到多拉哨所地區，他後來説，他“直截了當地拒絕服從這個命令，而且就這樣上報師部。師長同意他的意見，並向第三十三軍提出了抗議，三十三軍則要求東部軍區撤回這項命令”。　　 

       旁遮普聯隊在九月十五日一早就到達了克節朗河。從倫坡到克節朗河有兩條路。一條比較短，要經過海拔一萬三千五百英尺的哈東山口(Hathung La)，有時要爬陡坡(有些地方要用繩子拉腳伕上去)，或沿着長滿青苔、很容易滑倒的大圓石的陡坡提心吊膽地往下走。 [ 注：通過這種困難地段的部隊感到惱火的是非但靴子不夠，而且用於加固鞋底的平頭釘和小鐵片也很缺乏，揹着很多東西的士兵不可避免地要經常摔下來，而且摔得很重。 ] 

       旁遮普聯隊揹着很少的口糧和子彈帶裏的彈藥向前運動，把重武器、炮彈和挖工事的工具都留在倫坡，經過二十四個多小時的強行軍，才到達了前沿。

       那些還不能適應氣候條件的部隊，要花兩整天才能到達河邊，再有一天才到多拉哨所。揹着東西的腳伕也要花上三天的白天時間才能趕到。(在東北邊境特區的深谷裏，太陽落得很早，在那個季節下午四點過後不久天就黑了。)這條經過哈東山口的路線的不利之處是：部隊向克節朗河運動時，中國部隊能夠觀察得清清楚楚。

       另一條路是從背後繞到多拉哨所去。但是這條路要通過更高、更難攀登的海拔一萬六千英尺的嘎坡第一山口(Karpo La 1)。與其説行軍，不如説是危險的爬山。這兩條路上當然都沒有蔽身之處。部隊要在曠野露宿。旁遮普聯隊還算有冬衣——雖然不是供下雪天和零度的天氣穿的——而其他各營是穿着布軍衣在十月裏越過那些山口的，擋風的只有薄薄的毛衣，每人只帶了一條毯子。　　 

       克節朗河因雨季漲水，河面寬達二十到五十英尺，無法涉水而過。象這一地區大部分高山裏的溪流一樣，河牀很深，陡峭的河岸有二、三十英尺高。有幾處用兩、三根圓木捆在一起架了橋。印度部隊溯河而上時，自東至西，把橋編了號。九月十五日，旁遮普聯隊在第二號橋處，在河流的兩岸碰上一個連的中國部隊。　　 

       中國部隊裏有一箇中國文職官員。他們用印地語喊道：印度部隊應當從南卡曲(照他們的叫法是克節朗)地區撤走，因為這是中國的領土。他們説，印中人民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誼，這種友誼不應當被小小的邊界事件所破壞。他們問道……為什麼[印度方面]調來了正規部隊？他們聲稱他們只是中國的邊防戰士，不是人民解放軍的士兵。最後他們要求[印度方面]派[他們的]當地文職官員來討論邊界的確切位置，以便友好地解決問題，避免開槍和流血。　　 

       為了響應中國方面的最後那項要求，負責該地區的印度政務官出發前往會晤他的中國對手。但是他到達倫坡時，卻接到不要同中國人進行討論的命令。這就是前面所述的上報給尼赫魯的那個建議。　　 

       旁遮普聯隊奉命到達河邊去為多拉哨所解圍；如果通往哨所的補給線被切斷，就要設法打通，並防止中國進一步入侵。因此印度指揮官就把一營人沿着河散開——兩個連在下游的各橋旁，還有一個連在靠近第三號橋的多拉哨所附近。他派了一個排去到海拔一萬四千五百英尺的居高臨下的章多(Tsangdhar)，那裏有一塊平地適於安放大炮或重迫擊炮——假如這種武器能夠運到這裏來的話。

       旁遮普聯隊的各個陣地並不是互相呼應的，而且實際上在將近七英里地段鋪開，走路就要化兩天。守住這些陣地的目的不是為了防禦，更不是為了進攻，而是為了防止越界。　　 

       在九月十三日晚上達爾維准將得到命令，要他從駐達旺的旅部前往克節朗河。普拉沙德將軍從提斯浦爾打電話給他，狠狠地訓斥他沒有“到前方去”，命令他“立刻”前往。對於命令的後面一點，達爾維置之不理。當時早已天黑，他對師長説，由於靜電雜聲的干擾，聽不清楚普拉沙德的命令。據後來透露，是森將軍叫普拉沙德好好訓達爾維一頓，命令他到前面去的。

       這種非要高級軍官到前方去不可的固執做法，貫穿在整個塔格拉山脊戰役的軍事集結中。普拉沙德以後也受到同達爾維一樣的屈辱。後來竟從軍部派了一名負責禮儀、薪金、年金、福利和軍紀的高級參謀在戰鬥前夕來第七旅報到，這是上述做法荒謬到了極點的表現。

       達爾維對叫他到克節朗河去的命令有很恰當的評語：“我‘到前面去’幹什麼呢？旅長的任務不光是趕往‘發生情況的現場’，應當要求他們在一定的距離以外指揮和掌握整個部隊，否則他們只會在戰鬥的混亂中迷失方向，對戰術形勢不能有正確的瞭解。當然，他們應當經常到前線去，熟悉地形和戰鬥形勢，如果情況需要也可親自擔任指揮。這完全要由他們自己來決定，而不是由他們的上級來決定。”他在幾個月之前，曾親自到兼則馬尼-克節朗河地區進行過視察。　　 

       達爾維從一九六二年初起指揮第七旅。他當時四十二歲，畢業於印度軍事學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曾參加步兵在緬甸服役，受過表揚。大戰以後，他的經歷是廣泛的，提升是正常的；他曾任駐西段軍部的參謀，對前進政策在西段所造成的後勤供應上的困難有切身的體會。後來，他自告奮勇提出願負責指揮第七旅。　　 

       當印度軍隊十分吃力地在克節朗河集結時，在這條小河另一邊的中國部隊卻毫不費力地與他們齊頭並進。九月十五日旁遮普聯隊同原駐在多拉哨所的阿薩姆步槍隊那個排會合時，在這條小河與塔格拉山脊之間似乎只有兩個中國步兵連。但是第二天又有一個連從塔格拉那邊下來了。

       據情報説，還有一營中國軍隊駐在塔格拉後面的勒村；

       到了九月二十日，又有情報説中國方面在該地有兩個團(相當印度的兩個旅)，師的炮兵和師的其餘部分在錯那宗，該宗在塔格拉北邊，距塔格拉只約二十英里，有一條公路幾乎可以直通塔格拉。此外，還有人看到，中國在棒山口(Bum-La)集結部隊，達旺的古時商路即通過該山口。

       新德里的陸軍總部收到了這些情報，但在十天至兩個星期後才轉到前方各級指揮部，如果要對制訂計劃和採取行動起什麼作用的話，就太晚了。前方各級指揮部得到的情報是支離破碎的、沒有加以適當評價的，也是不及時的。陸軍本身的情報系統已經萎縮，而政府的情報局又不起作用。　　 

       印度的軍事情報機關(簡稱M.I.)的衰落可以追溯到英國統治的末期。一九四七年以前，印度軍事情報機關裏沒有印度人，因此一九四七年後，它的全部人員都是新手。而且，許多事都由警官組成的情報局(簡稱I.B.)來處理。軍事情報機關的作用也縮小了。情報局的影響和作用日益增長，而軍事情報機關則逐漸萎縮，它的一些高級職位漸漸變成閒職或是往上爬的墊腳石。

       前面講過，在現任局長馬立克的領導下，情報局在政府舉行核心會議時講話很有分量。這種影響，歸根結蒂來自馬立克同尼赫魯的關係。在那些年代裏，同總理接近和得到總理的信任，是在政府中具有影響的先決條件，而馬立克充分具備這兩方面的條件。他原先是一個警官，能説會道，機敏過人。他掌握尼赫魯的許多同僚和對手的檔案材料，而情報工作在印度國內政治鬥爭中又很重要，這也使他同尼赫魯關係密切起來。　　 

       到了六十年代，馬立克對印度國內政治的某些方面的意見愈來愈受到重視，而他對中國的行動的預言也幾乎被當作事實一般而為人們欣然接受。他曾判斷——還不如説他曾預卜——印度哨所一經設立，中國不會加以干涉；這是建立前進政策的信心基石。

       現在他又認為，如果印度對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國部隊使用武力，中國不會進行大規模的報復；這種看法同樣地加強了文職領導人和新德里的軍人們貫徹裏窩那作戰行動的決心。

       奇怪的是，這種無需擔心中國方面會有強烈反應的信念，甚至否定了情報局本身提出的關於中國部隊在麥克馬洪線北面的一些地方加緊集結的報告，而且，這種信念也當然使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充耳不聞北京在外交照會中明確地、反覆地提出的警告：中國將作出反應，而且會作出最強烈的反應。馬立克所依靠的顯然是他的感官以外的知覺，而不是依靠蒐集與分析情報的正規的工作規則。

       而尼赫魯及其同僚們之所以那麼過分地、不合情理地相信他的預言，其原因之一無疑的是他專揀尼赫魯及其同僚們所要聽的話講。　　 

       尼赫魯及其同僚們是多麼地相信這種認為可以不費很多周折就能把中國部隊趕回塔格拉山脊那邊去的看法，這可以從麥克馬洪線已被越過這條消息所引起政治反應的強烈程度來測量。這則從提斯浦爾發來的消息，由一家通訊社在九月十日加以傳播。印度政府起初想説服那家通訊社撤回這個報道。官員們對企圖證實這一報道的新德里記者們説，這一報道是沒有根據的。

       可是，那家通訊社支持它的記者；而且從印度東北部接着又發來別的報道，充實了最初的那個報道的內容；到九月十三日，一位官方發言人證實“有一些中國部隊出現於不丹三國交界地區……”。即使在那個時候以及後來幾天裏，外交部的發言人在例行的晚間介紹情況時，對記者們還是閃爍其詞，避免直截了當地説中國軍隊蓄意越過麥克馬洪線。他在九月十四日説，“有一些中國部隊看來是到了我們這一邊。”　　 

       關於中國部隊越過塔格拉山脊的消息，印度政府要掩蓋或捂住，其企圖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政府可以不受激動的政治輿論的牽制，那麼不管應當怎麼辦，政府總能更方便地處理當時的局勢。但這種企圖自然是註定要失敗的。不僅是因為有新聞自由，首都的印度政治記者也有本事，而且政府就象篩子一樣把消息泄漏出去。無論什麼時候，首都的記者總是能夠打聽到發生了什麼事情的：總是知道得快些，而不是慢些。但這次政府最機密的決定在報上出現的速度之快是驚人的；關於這一點，後面還將講到。　　 

       因此，官方企圖縮小塔格拉山脊所發生的事情的嚴重性就象企圖用滅火器去撲滅燎原大火一樣。批評政府的人認為，即使只有一名中國兵越過了麥克馬洪線，而沒有把他立刻驅逐出去，那麼政府就違背了它向全國承擔的責任；如果中國部隊大舉越過這條線，那麼政府所採取的行動當然就應該激烈得多。自由黨很快提出要尼赫魯辭職，因為他“完全不能保護印度的邊界”，人民社會黨則要求政府對中國發出最後通牒。

       議會正在休會，但即使沒有這個講壇，一場政治風暴也顯然正在刮起來，而這場風暴會比政府所曾經歷過的更為猛烈。議會里的反對黨當然是一片狂呼，然而危險的是國大黨人對所謂中國再次無端的、橫蠻的侵略同樣地表示憤慨，對政府所採取的對策也同樣地越來越感到不耐煩。　　 

       政府的發言人和官員後來同記者們的私下談話又作繭自縛。他們在介紹背景情況時表示，在政府看來，印度不能對中國的挑戰不聞不問，因為如果讓中國部隊在塔格拉山脊下修築工事，駐紮下來，那麼，中國部隊就會沿麥克馬洪線全線進行一系列的這種試探和滲透活動。

       向記者介紹背景情況的發言人和官員們就這樣含蓄地表示政府將採取行動。之後，他們還表示印度完全能應付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勢，從而使他們自己處於更加為難的境地。他們就助長了那種主張採取激烈行動的政治要求，也更促使人們指望政府會很快採取行動。　　 

       文職官員們的上述表示，只不過是反映了高級將官們，尤其是東部軍區的森將軍所作的保證。他對第七旅在塔格拉山脊下集中所需時間的估計，一直是盲目樂觀的。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他本人和某些參謀人員對東北邊境特區情況的無知。

       地圖上只有幾英里路，那些在旁遮普平原呆慣的軍官們估計部隊在幾個鐘頭內就可走到，而實際上部隊可能要疲乏不堪地在高山中走上幾天。不管如何解釋，森將軍起初告訴過文職官員，在九月二十一日前，在克節朗河地區將集中一個整旅的部隊準備出動迎擊中國部隊。事實上，一直到十月初，才只有一個連的部隊到達克節朗河增援那半營旁遮普部隊。　　 

       那位替部下撐腰的烏姆拉歐·辛格將軍在第三十三軍裏必定是在進行拖延，換句話説，他不讓陸軍總部和東部軍區逼着他把部隊擺到他不能加以接濟的地方，去發動一場他和他的下屬指揮官們明知是不可能的戰鬥。　　 

       塔帕爾將軍雖然不接受前方指揮官們的看法，即認為要用能夠在這個地區展開的兵力，把中國部隊從塔格拉山脊下清除掉在軍事上是辦不到的；然而他對中國對印度的進攻可能作出的反應也感到不安。在九月二十二日國防部的會議上，塔帕爾説他覺得中國大概會對西段的印度前沿哨所進行報復，或許會把中國的主張線以東的所有印度哨所都打掉。他以前也曾表示過這種擔心，但是文官們總是作出老一套的保證，強調申明中國不會發動全面攻擊。

       國防部和外交部一致估計：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給中國部隊一次猛烈的打擊，以顯示印度力量，不僅會使他們在那個地區後退，而且會使他們以後對印度在其他地區的行動採取更為默認的方針。他們認為，中國為了保持威信，可能不得不在西段採取一些局部性的小行動，來挽回在塔格拉山脊下面所遭到的失敗。一、兩個印度哨所，大概包括在加勒萬的哨所，也許會丟掉；但為了把中國部隊趕回麥克馬洪線的另一邊去，付出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這種看法是在外交部研究了中國政府的語調和態度後形成的，並且為馬立克作出的估計所肯定。

       此外，與這種看法相吻合的是在新德里有一種普遍的信念，認為誰也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公開襲擊象印度這樣孜孜於和平事業的國家。中國尤其不會這樣做，因為北京對印度在聯合國和其他場合對它的支持是感激不盡的。　　 

       因此，九月二十二日的國防部會議拒絕了塔帕爾關於如果印度堅持在東段執行趕走中國人的計劃中國就會在西段進行報復的警告，並重申要陸軍把中國部隊從塔格拉山脊南面趕出去的命令。塔帕爾乃請求把這項命令寫成文字。　　 

       在當時情況下，這一請求意味着抗議。梅農兩天前已離開新德里去參加聯合國大會，所以這位陸軍參謀長滿可以把他的疑慮講出來而不必擔心捱罵。但實際上塔帕爾提出上述請求只不過是要求按通常的慣例辦事而已。按照政府正常的工作程序，這樣一項事關重大的命令理應寫成文字。

       而且，在這項命令中，應當聯繫到參謀局對情況的估計，應當申明採取這一作戰行動所根據的國家政策是什麼；這項命令應當是高屋建瓴地來談這一作戰行動，以便陸軍參謀長瞭解他可以在其他地區進行什麼部署(在這方面的關鍵問題是萬一同中國發生戰事，估計巴基斯坦會採取什麼行動)。

​       可是，非但趕走中國部隊的命令始終沒有寫成文字，而且自從緊急局面開始出現後，在新德里很少用筆頭來肯定一項命令或作會議記錄。從討論中國部隊越過塔格拉山脊的第一次會議起，梅農就規定不得作會議記錄。他表示，這樣更有利於保密。這種措施對保密其實並沒有多少好處；不過，到要追查誰應該對會議所作的決定負責的時候，就使得真相難於查明瞭。　　 

       軍人們也跟着照這樣辦事。陸軍總部常常是用電話給東部軍區下達命令，由塔帕爾打給森，一般不再補發電報予以肯定；森事實上常到新德里參加會議，因此可以當面給他下命令，自然也是口頭的命令。

       當時，只有軍部和軍以下的單位才按正常的工作程序辦事，但後來即使在這些單位也不這樣做了，也許軍官們認為叫他們傳達下去的命令是不妥當的或是無法執行的，因此不肯寫成文字。這不能説成是改革軍隊的官僚主義來應付緊急情況。

       當時機緊迫，生命和國家的安全取決於指揮官們所作的決定的時候，書面記錄的必要性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川流不息的軍事電報和報告打成一式雙份或三份，抄送給下級和上級單位互通情況，可以最有效地保證一個政府及其軍隊能根據已經瞭解的各種因素，經過全面考慮來作出決定，並使作出決定的人承擔責任。　　 

       塔帕爾將軍到九月二十二日才請求把趕走中國部隊的命令寫成文字，時間已經過晚了。這項命令下達給陸軍事實上已有十天了。可是塔帕爾的請求仍然使文職官員們一時感到很為難。

       當時梅農在紐約，由國防部副部長科·拉古拉邁雅(K.Raguramaiah)代理他的職務。他認為肯定一項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的命令，超出他正常的職權範圍(平時他是管國防生產的，不過問部長的事)，但他總算是給梅農掛了電話。即使到了這個時候——陸軍參謀長對於發出對中國採取作戰行動的命令是否妥當提出了疑問，總理和國防部長又都在國外——也沒有同國防委員會或者是它的留在新德里的委員商量。　　 

       不過，塔帕爾用不着等多久就接到了書面的命令。幾個鐘頭之後，命令來了，措辭如下：　　 

       通盤的決定與前幾次會議所討論的相同，即陸軍應作好準備，並儘速將中國部隊趕走。據此，指示陸軍參謀長一俟準備就緒，就應採取行動，趕走在東北邊境特區的卡門邊區(Kameng Frontier Division) [ 注：卡門是東北邊境特區的五個區中最西面的一個區，塔格拉地區算是該區的一部分。 ] 的中國部隊。　　 

       命令是由國防部一個地位不很高的官員施·克·薩林簽署的。　　 

       對塔帕爾將軍來説，這是經受考驗的時刻。根據他軍事上的判斷，趕走中國部隊的軍事行動會引起中國的反應，而他的部隊是沒有能力對付的，他這種判斷已遭到否定。他根據一生的軍事經歷和受過的訓練而提出的警告，被當時在西半球正忙於聯合國大會事務的部長撇在一邊。塔帕爾的這種處境並不新奇，自從人類有戰爭以來，就出現過這種情況；他的出路也是很清楚的。

       拿破崙曾經簡單明瞭地講過：　　 

       當總司令的人由於執行君主或大臣的命令而在作戰中犯了錯誤，並不能免罪，因為發佈命令的人離開戰場很遠，對最新的形勢發展很少了解，或者是完全不瞭解。所以，任何一個總司令如果執行了他自己都認為是錯誤的計劃，是有罪的。他應當説明理由，堅持改變計劃，最後寧可提出辭職，也不要成為毀滅軍隊的工具。　　 

       但是，就印度的情況而言，至少就塔帕爾而言，前例並不能使人感到寬慰。就在三年前，他的前任由於同梅農發生了一場衝突而提出辭職，結果是在維護“文官最高權威”的名義下受了屈辱，丟了面子。塔帕爾比不上蒂邁雅，而且即使蒂邁雅也沒有膽量來對抗尼赫魯。塔帕爾於是接受了上述命令，並把它傳達給東部軍區。　　 

       如果説，蒂邁雅在一九五九年辭職未成是印度陸軍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走向被中國軍隊徹底打垮的道路的一個標誌，那麼塔帕爾在這時未能提出辭職就是另一個標誌。他所作關於趕走中國部隊的軍事行動可能引起的後果的判斷被文官當局輕率地否定後，他只有一條路可以繼續反抗。

       在指揮系統中地位比塔帕爾低得多的達爾維准將，當時處境與塔帕爾相同，最後提出辭職來抗議。達爾維後來説得好：“辭職在一個民主體制中是部隊長官所能採取的符合憲法規定的最後手段。這樣做可以使全國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個根本性的爭端上去，讓全國對文官當局和軍事當局之間不同的意見進行辯論。在一個民主國家裏，這是對付不稱職的、不擇手段的、或野心勃勃的政客們的唯一保證。”可是塔帕爾並不這樣看。　　 

       陸軍總部向西部軍區傳達了經過肯定的趕走中國部隊的命令後，告誡他們：即將開始的作戰行動會促使中國人進攻一些印度的前沿哨所。因此，部隊應處於戒備狀態，如有可能，哨所的防衞應予加強。如果受到進攻，應堅持戰鬥。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