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政治與晉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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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當太平軍在廣西揭竿而起時，已經在帝國縱橫了近500年的晉商沒有想到，屬於他們的黃金時代，到來了。

當時，從南方崛起、迅速掃蕩整個中國的太平軍，以及在北方差不多同時興起的捻軍，使得作為大清帝國財賦重地的江南地區遭到重創，由於各省餉銀和糧税都無法正常押解到帝都北京，這對於當時一年軍費耗費達到2900多萬兩白銀的咸豐皇帝來説，無疑是一場噩夢。

也就是在這時候，在全國經營票號金融業的晉商一躍而起，幫助大清帝國化解了這場危難。

當時，南方的餉銀和糧税無法押解到北京，於是，從山西開始發源的票號業開始為清廷辦理匯兑和異地存放款業務，使得清廷得以在全國範圍內解決了軍餉和現銀運輸的困難，從而得以在為時十多年的太平軍和捻軍之亂中，擁有源源不斷的財税解決軍事和財政危機，延續了大清帝國的生命。 

**▲**太平天國的崛起，意外促使晉商進入了巔峯時期

儘管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票號——山西日昇昌一直到道光四年（1824年）才創立，並且協同眾多山西票號鼎力襄助大清帝國，但其實，這並非晉商對清廷的首次助力。

能在全國呼風喚雨、興盛500年，晉商的起家，原本就是因政治而興。

1368年明朝建立後，為了對付逃入草原、仍然不時南下侵擾的蒙古人，大明帝國開始在北部邊疆設立了九座軍事重鎮，號稱“九邊”，由於各座邊鎮駐軍龐大，糧食運輸是個嚴重問題，於是，明朝政府規定商人只要把糧食運送到邊境糧倉，便可以向政府換取販賣食鹽的專利執照——鹽引，然後到指定的鹽場販鹽售賣。

在農業時代，販鹽是一個暴利行業，這就使得各路商人開始紛紛販運糧食到北方各個邊鎮，於是在北方，倚靠着各座邊鎮，開始形成了多個大規模的糧食市場，不僅如此，來自山西等地的商人們，還在做糧食、販鹽買賣的同時，將南方的棉布、草料等各種軍需品運到北方，然後再把皮毛等塞北的商品運回關內售賣，如此一舉多得。

於是，在繁盛的邊境貿易刺激下，一個嶄新的商幫——晉商，開始在大明帝國內部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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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邊境貿易而興的晉商，對政治並不滿足。

明朝末期，後金（清朝）逐漸崛起，並不斷侵擾明朝邊境，在明清拉鋸戰的過程中，山西商人們嗅到了政治的利益氣息。

當時，部分山西商人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於關內關外之間，並不斷為後金政權運輸物資和傳遞情報，在他們看來，只要誰付的價錢足夠豐厚，他們就為誰服務，至於什麼民族大義對於他們而言只是一句空話而已。

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當時，努爾哈赤就特別給在遼寧撫順經商的山西等16位商人“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不僅如此，山西商人王登庫、靳良玉、範永鬥、王大寧、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等八人還被後金政權封為“八大商人”，開始享受“皇商”的待遇。

1644年滿清入關後，當時，清朝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就向清廷建議説：“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

領兵入關的多爾袞明白山西商人的威力，於是在清廷的大力招撫下，晉商也開始大規模為滿清征討南明政權和各路義軍出人出力，從而為大清帝國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其中，山西富商範永鬥還在順治初年被賜封為內務府皇商，為清廷貿易往來出力甚巨。 

**▲**通過勾結清廷，晉商在明末清初的戰亂中大發橫財，並傍上了清廷的政治大腿

到了康雍乾時期，從販鹽起家的晉商，此時業務已經拓展到了鹽、茶等各種境內外業務，並與徽商、粵商一起，成為當時國內的三大商幫。

與徽商、粵商在鹽業之外，還主打茶葉生意等海上貿易不同，晉商則在歐亞大陸上，開發出了一條內陸商道。

到清代，山西商人開闢出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北越長城，貫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再至恰克圖，進而深入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再通往俄國境內的彼得堡、莫斯科和歐洲大陸的國際商路，這也是繼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衰落後，由晉商開闢出的又一條陸上國際商路，其影響非同小可，這也成為了晉商在清代加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道光四年（1824年），由晉商首創的票號山西日昇昌正式設立，由於異地存取款方便、匯兑自由，這就大大促進了商品貿易的發展，而在太平天國和捻軍之亂的助力下，清廷也終於發現了山西票號這個好東西，在與清廷和政治的互動中，山西票號在帝國的危難之中卻飛速發展，太平軍平定後（1864年後），山西票號也開始進入了鼎盛時期，在全國30多個城市設立的票號高達400多家，並形成了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四大票莊中心，而晉商老闆們，則將各家票號的總號設在山西祁縣、太谷、平遙等地遙控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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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晉商因亂而興之時，也是中國各路傳統商幫的沒落之日。

太平軍興起時，同時也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時期（1856-1860），當時，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的衝擊下，中國傳統的出口創匯三寶“茶葉、陶瓷、生絲”已經開始沒落，當時，歐洲開始自產自銷陶瓷，而生絲的貿易中心則轉移到了日本等新興國家，茶葉方面，英國人不僅在印度大量種植茶葉取代中國，而且聯合其他國家洋商直接進入中國各個通商口岸進行買賣。

對於粵商、徽商、閩商、浙商等各路傳統商幫來説，以往他們盈利的最大來源，是源自對進出口貿易的壟斷，但1840年鴉片戰爭後，傳統商幫壟斷對外貿易的優勢已經不復存在，不僅如此，直接進入中國內地的洋商們還享有税費減半等各種優勢，而國內商人的税費不僅沒有減免，相反隨着白蓮教起義、太平軍、捻軍、陝甘回亂、平定新疆戰爭、甲午戰爭、庚子事變等一系列晚清時期持續不斷的動亂，清廷還加重了針對國內商人的逼税和逼捐，因此，與在戰爭中意外崛起的山西票號不同，1840年之後，粵商、徽商、閩商、浙商等各路傳統商幫逐步走上了衰落之路。

而在晉商內部，除了新崛起的金融業山西票號之外，與徽商、粵商等商幫一樣，茶葉等傳統生意，也不好做了。

1860年，是晉商傳統生意的轉折點。

説起來，自從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與俄國政府確定將蒙古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附近的恰克圖作為中俄商人貿易場地後，茶葉就成為了中俄貿易間最重要的商品，而在中俄茶葉貿易中，又以山西商人實力最強，到1860年，設在恰克圖的山西商號高達140多家，成為中俄貿易的壟斷者。

但隨着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趁虛而入的俄國逼迫清廷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在掠奪中國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約4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之外，俄國人還取得了特權，直接進入到了中國境內做生意。在1860年以前，俄國商人被規定只允許在恰克圖等邊境口岸才能做買賣，而且做生意還必須通過中國商人來轉接。

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商人尤其是山西商人的壟斷優勢，消失了。

1860年後，俄國商人不僅取得了進入張家口、天津、上海、漢口等口岸的通商權，而且還相繼獲得了中國海關茶葉免税權，以及在中國境內進行水路運輸貿易的特惠權。此後，俄國人避開了晉商等中國商幫的壟斷，直接進入到了中國的產茶腹地——長江流域的漢口等地直接購茶、製茶、販茶。

以天津海關為例，咸豐十一年（1861年）以前，湖南、湖北的茶葉貿易一直都由晉商壟斷，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年）開始，俄國商人開始直接進入兩湖地區收購和販運茶葉。

在税費方面，當時，俄國商人享有免除茶葉半税的特權，但與此相對，晉商等中國商人當時從湖北漢口販運茶葉到中俄邊境，中途要經過63個税收關卡，僅僅税金就要比俄國人高出10倍左右。

另外在交通運輸上，當時俄國商人先是將從湖南湖北收購的茶葉，用小船運到漢口裝載大船，然後再從漢口沿着長江運到上海，再從上海海運到天津，然後從天津運到蒙古恰克圖，然後進入俄國和歐洲大陸販賣。

與此相對，晉商卻只能從漢口北上走到湖北的老河口，然後再到河南賒店（今社旗縣）上岸，然後手牽駱駝過河南、上太行山、穿過太原、越過雁門關，然後再走出西口，穿過草原，最後才能抵達中俄邊境的蒙古恰克圖，因此運輸成本之高也就不難想象。

由於俄國商人享有特權、税負成本很低，並且茶葉運輸選擇走水路運輸便捷、運輸量大、成本低廉，這也使得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進入中國市場的俄國商人迅速搶佔了中俄茶葉貿易市場，對此，時任兩廣總督劉坤一就上奏清廷説：

“自（武漢漢口）江海關通商以後，俄商在漢口開設洋行，將紅茶、磚茶裝入輪船，自（長）江（天）津，由（天）津運俄（國），運費儉省，遂將山西商人生意佔去三分之二。”

面對俄國商人的關税和交通優勢，晉商茶幫緊急向清廷提出，希望也能學習俄國人走水路運輸，但清廷對此的回答是，走水路可以，但厘金等税收卻一分錢也不能少。

税收成本要高出俄國商人10倍，運輸又處於劣勢，最終，成本高昂的晉商在中俄茶葉貿易上節節敗退。以1865年為例，當年由俄國商人販運到俄羅斯的茶葉為135萬斤，兩年後的1867年，這個數字飆漲到了710萬斤，至此，在茶葉貿易等中俄傳統貿易商品上，已經基本沒有晉商的什麼事兒了。

在傳統實業生意上，晉商茶幫與粵商、徽商、閩商、浙商一樣，幾乎是全線潰退。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晉商中的茶幫率先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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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茶葉等傳統生意難以為繼，但票號金融業的意外崛起，卻讓晉商們對傳統生意的沒落不以為然。

在晉商們看來，賺取匯兑差價、利用存款放高利貸等金融業務如此暴利，錢來得又輕鬆，金融業這麼好乾，那還要幹實業幹什麼呢？

儘管在1840年之後，中國的洋務運動等近代工業開始大規模興起，但在眼裏只有金融暴利的晉商們看來，當初爬山涉水的中俄貿易等生意賺錢實在太艱辛，而他們對清廷和李鴻章、左宗棠等人興辦近代工業又看不懂，或者説因為金融行業賺錢太輕鬆不想去懂，也因此，晉商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中，開始跟不上時代的節奏了。

但倚靠着滿清朝廷這棵政治的大樹，晉商們還是活得很滋潤。

對於清廷來説，晉商們是最好的提款機和保險櫃：一旦發生戰爭動盪，第一時間就可以讓經濟實力雄厚的晉商們捐錢出銀“支援朝廷”，僅僅在天平天國之亂（1851-1864）期間，晉商們就向清廷“捐納”白銀“數逾千萬”。

而官員們賺了錢，第一個想到的也是存在信用卓著的山西票號。

例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就將自己搜刮得來的10萬兩白銀存到了山西票號蔚豐厚匯回重慶，並約定每年支取1萬兩，分十年取完但不計利息。在當時，官員們存款在山西票號普遍是沒有利息的，對於官員們來説，政治上得來的很多贓款難以對外言説，因此這些鉅款只要能找個安全的地方存放、不損失本金就行；而對山西票號來説，有了各種免去利息的政治贓款來做生意放高利貸，這實在是天大的好事。 

在此情況下，除了與清廷官方的匯兑業務往來之外，山西各大票號也成了當時大清帝國上上下下各級官員們心中最為安全的“保險櫃”，只要賺了錢，大家都喜歡往票號裏存款。

當然，晉商們也非常“識做”。當時，晉商們對於清廷上至中央的各部尚書、郎中，下至各個部委的門房、庫房士兵乃至管事的老媽子，不僅在辦事的時候有打點，而且每逢年節必有贈款，把各條門路搞得妥妥的。

對此，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中介紹説：“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其中最著名者，如蔚盛長票號交好慶親王，百川通票號交好張之洞，協同慶票號交好董福祥，大德通票號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票號交結岑春煊，日升昌票號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

不僅如此，對於一些可能在政治上有所發展的官員，晉商們還不惜一擲千金，在他們還未顯達時就“給力投資”：

當時，張之洞因為母親去世守制三年，回京後他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疏通關節，張之洞親自拜訪了當時山西協同慶票號，提出借銀10萬兩，對此協同慶票號的經理隨即應承下來。張之洞後來出任兩廣總督開始“知恩回報”，將兩廣地區的財糧國税全部交給協同慶解交匯兑，協同慶票號也因此在三四年間，就盈利上百萬兩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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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00年的庚子事變，則讓晉商登上了巔峯之路。

1900年，在義和團之亂後，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慈禧帶着光緒帝倉惶逃竄，在逃入山西境內後，山西祁縣喬致庸家族所屬的大德通票號在得到密報後，立馬設法將“老佛爺”慈禧一行迎入了大德通票號留宿一夜，並且獻上了30萬兩白銀作為“孝敬”，隨後，山西各家票號又集體進貢了10萬兩白銀作為“奉獻”，這讓倉惶逃奔的慈禧非常感動，認為晉商們都是大清帝國的“大忠臣”。

庚子事變平定後，返回北京的慈禧立馬下令，讓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票號，後來，清廷與各國簽下《辛丑條約》，慈禧下令將規定的庚子賠款本息共10億兩白銀也交給了各家山西票號匯兑，此後從1901年開始，各省每年都把應交的庚子賠款先解付給各家山西票號，然後再由各家山西票號匯給滙豐銀行。

擁有了慈禧的諭旨保護這把無上的政治尚方寶劍，晉商們從1901年開始一直到清朝滅亡前，也步入了最後十年的“黃金時代”。

但危機，已經步步逼近。

就在山西票號開始進入“巔峯鼎盛”的同時，一種更為先進的金融機構——銀行，開始進入中國了。

1845年，英國的麗如銀行成為第一家進入中國的外國銀行，到1890年，僅僅英國人就在中國開辦了30多家銀行；另外，日本、法國、德國、俄國人也紛紛在大清帝國境內設立銀行。

外國銀行的到來，使得不僅在華外國人的錢都被吸走了，而且就連中國人也開始將錢存入到了外國銀行。這就使得山西票號的業務越來越少。

以天津為例，當時天津對上海每年的棉紗款項匯兑1000萬兩白銀，以往都是由山西票號匯兑，但外國銀行進入天津後，立馬搶去了500萬兩業務，新成立的國內銀行又搶去了300萬兩業務，最終票號的業務只萎縮剩下200萬兩。

在外國銀行的大舉入侵下，以往由山西票號壟斷的中國金融市場開始迅速分解，這就使得晉商繼在茶葉市場失守後、最後一塊殘留的金融業務也節節敗退，市場份額開始急劇縮小。

儘管擁有大清帝國的政治保護，但面對銀行這個新生事物在中國的迅速崛起，晉商卻由於自身的保守，以致多次失去了將票號轉型成為銀行的機會。

光緒三十年（1904年），大清帝國計劃籌備成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官辦國家銀行“户部銀行”，户部銀行，就是後來中國銀行的前身。當時，清廷鑑於山西票號實力雄厚，以及1900年庚子事變時山西票號對慈禧和清廷的傾力支持，因此特別頒旨由山西票號來舉辦“户部銀行”。

沒想到當清廷時任户部尚書鹿仲霖奉旨邀請各家山西票號入股時，山西票號各家蝸居在山西祁縣、太谷、平遙等大本營醉生夢死的財東們卻死活都不同意，財東們的意見是，一旦跟清朝政府合作，他們擔心資金會被清廷控制，自己無利可圖。為此，當時清朝政府經過多番協商，甚至表示如果山西各家票號擔心錢的問題，那就只出人不出錢也可以，只要用管理技術來入股就行，但山西票號的財東們死活就是不願意。

萬般無奈之下，清廷轉而向江浙一帶的綢緞商人募資籌辦户部銀行，而這，也成為了清末和民國時期，江浙財團最終後來居上，壓倒晉商、成為中國最大財團的根本原因。

因為誰控制了金融，誰就掌握了帝國的命脈。

面對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明白一旦失去重組銀行機遇，將使晉商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山西各家票號的職業經理人們，也憂心如焚。

當時，在一線經營的北京票號經理們已經察覺到銀行對票號的致命衝擊，他們意識到，“現在風氣大開，銀行林立，各處設立甚多，我幫等隱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轍，將有不堪立足之勢，此處時局，非立銀行不可。”

在建議參與組建清廷中央的户部銀行失敗後，山西票號的職業經理人們退而求其次，1908年，以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為首的各家山西票號的職業經理人們，決定集體向各家山西票號的財東們建議——成立山西人自己的銀行，進而組建晉省滙業銀行和三晉銀行。

但山西各家票號的財東們意見很一致，就是三個字：不同意。

當時，作為山西票號的龍頭老大，蔚豐厚的總經理毛鴻翰不僅不同意，反而還懷疑污衊李宏齡作為職業經理人另有野心“自謀發財”，最終，此事也是不了了之。 

**▲**各家山西票號的財東們困守大院，最終坐井觀天

而在連續兩次錯失轉型的絕佳機遇後，在思想上遠遠落後於時代的山西票號和晉商們，已經註定將被時代拋棄了。

對此，作為票號職業經理人的李宏齡非常痛心，為了促進票號的財東們轉變思想、出來學習看看外面的世界，李宏齡特地給長期蝸居在山西老家的財東們寫信，對他們説：

“現在時局日新月異，從官方到學界，都在爭相派人出國考察，但是作為商界的我們卻無動於衷，現在你們長期居住在老家，連北京、天津、上海、漢口這些地方也不願意去看看，現在火車、輪船這麼方便，往返也不過就是幾天的事，為什麼不能出來看看呢？”

但是對於已經累代鉅富、作為富N代、完全喪失了奮鬥動力的各家票號的財東們來説，蝸居在山西祁縣、太谷、平遙等老家的日子這麼舒服，他們只知道收錢，才懶得出來外面看看呢，在他們看來，山西就是大清帝國的金融中心、乃至世界和宇宙的金融中心，他們對於外部的世界，早已完全喪失了了解的興趣，更不要説對自己的商業模式做出任何改變了。

不僅如此，在各家票號的財東們看來，他們不僅不放心自己的職業經理人，而且容不得跟別人合股成立銀行，完全不懂得聯合做大的道理，“只能我當老大，別人不允許來染指”，就在這種墨守成規、夜郎自大、狹隘保守的自我感覺良好中，山西票號和晉商們，最終逐漸迎來了晉商商幫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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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坐井觀天中，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了。

隨着辛亥革命的爆發，遍及全國的劫亂開始了。當時，以山西日升昌票號為例，該票號在四川、陝西各省，“總計損失白銀 300 萬兩以上”。而山西天成亨票號在漢口、西安、成都3處，即被土匪搶劫現銀100多萬兩，待大局稍定，共計損失200多萬兩。

比被搶劫更慘的，是給清廷的借款成了徹底的死賬。當時，在庚子事變後，清廷的戰爭賠款很多都是先向各家山西票號借錢來還的，以宣統三年（1911年）為例，僅僅這一年清廷就向山西各家票號前後借款達1200萬兩白銀，但是，隨着清廷在1912年初的退位和覆滅，這些借款也都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因政治而興的晉商，最終也迎來了政治的末日。

在各地的兵亂、搶劫、清廷的賴賬不還等疊加打擊下，辛亥革命開始後出現的大規模擠兑風潮，最終將各家山西票號逼入了徹底的絕境。

晚清時，當時國內的達官貴人都喜歡將錢存放在山西票號，由於政治中心在北方、經濟中心在南方，因此就出現了北方存錢比較多、南方貸款比較多的現象，這就是所謂的“北存南放”，但隨着武昌起義的爆發，北京等北方的達官貴人由於擔心清廷要倒台，紛紛向山西票號擠兑提現，剛開始，山西票號大多照兑不誤，但隨着辛亥革命的迅速擴大，由於擔心清廷倒台、需要擠兑現銀趕緊逃命的清朝達官貴人也越來越多。

由於山西各家票號的放款遠多於存款，而放款一時半會又收不回來，加上很多人趁着時代動盪故意不還錢，但擠兑提現的人潮又蜂擁而來，最終，晉商徹底走上了末路。

當時，由於各家票號對外的貸款完全沒有抵押物品，這就使得一旦發生壞賬，根本無法進行平賬；另外，與現代銀行實行的是有限責任制不同，票號實行的是無限連帶責任，因此當面對擠兑風潮無法兑現時，票號股東連家底、老本都得被清算掉。

以山西合盛元票號為例，到1920年時，該票號還有放款1170858兩，而需要支付的存款則為1113731兩，兩者相對仍有餘款57127兩，但由於放款收不回來，存款也就支付不了，最終該票號只能歇業倒斃。

而到了1931年，前清甘肅提督董福祥的三夫人，甚至親自從甘肅跑到山西平遙，向當時存錢的協同慶票號討債100多萬兩，眼看無法兑現存款，協同慶號的股東和經理人只能連夜潛逃。

在改朝換代和擠兑風潮的巨大打擊下，依靠政治而生的山西票號的財東和大小掌櫃們，只能紛紛歇業倒斃，並且四處逃匿躲藏。當時，很多經營票號的晉商為此官司纏身、債務纏身，有的被捕入獄，有的倉惶潛逃，有的甚至弄到家破人亡，最終只能淪落成沿街乞討的乞丐。

到1921年，曾經在中國顯赫一時的山西票號只剩下了5家，到1932年，山西票號最終倒斃到只剩下大德通和大德恆兩家在勉力維持經營，而當時，這兩家最後殘存的票號實際上已經改組成了銀號之類的信用機構，早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票號了。

自此，從道光三年（1823年）中國最早的票號平遙日昇昌票號創立，歷經百年風雨後，到1932年，曾經顯赫中國達百年之久的山西票號，終於徹底衰落、轟然倒塌。 

▲武昌起義敲響了晉商隕落的喪鐘

而就在改朝換代的辛亥革命之前，1906年，晉商的傑出代表喬致庸也開始了對祖傳的喬家大院進行翻修擴建，1912年清廷覆滅後，喬家大院的擴建仍在進行，但對於早已經放棄實業經營、又失去金融業支撐的喬家子孫來説，家族的沒落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了。

由於賺錢後的資本不能流入實業經營，因此在失去金融業和清廷的政治支撐後，晉商開始轟然倒塌，但晉商子孫後代們的奢侈並沒有因此減弱。

以山西太谷的曹氏家族為例，當時曹家上下光傭人就有300多人，並且曹家上下通行吸食鴉片，平時家中光鴉片存儲就達萬兩以上，1912年後，曹氏家族最終在揮霍無度中，虧空了最後的家財。

而赫赫有名的喬致庸在1907年去世後，他的11個孫子中至少有三人也在吸食鴉片中敗光了家產，其中喬致庸的孫子喬映南不僅和妻子一起吸，而且喬映南的七個子女中也有五個人吸鴉片，到了1939年，風光一時的喬映南最終在窮困潦倒中去世，至此，喬致庸家族也在吞雲吐霧的自甘墮落中，和那個曾經風光無限的晉商羣體一起，慢慢被歷史的煙雲所覆沒。

至此，那個曾經在明清兩代、縱橫中國達500多年的晉商商幫，最終悄然隕落。 

參考文獻： 

龐利民：《晉商與徽商》

容和平 韓芸 王鳴：《官商經濟與晉商興衰》

張麗 駱昭東：《從全球經濟發展看明清商幫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