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從不瞭解人行道上的生活_風聞

今天的 Editor’s Pick，單讀編輯劉婧給大家帶來了米切爾·鄧奈爾的《人行道王國》——在紐約曼哈頓城區的格林尼治村，人行道商販們試圖通過工作來定義自身的存在，卻屢屢遭受來自其他社會階層的誤解和排斥。這本書“並非要指責任何一個羣體的道德瑕疵”，而是在儘可能更真實地呈現不同個體對於生活困境的回應，“他們正努力着，不放棄希望。我們應該向他們致以敬意“。

《人行道王國》

 [美] 米切爾·鄧奈爾 著

馬景超 / 劉冉 / 王一凡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

（點擊上圖直接購買）

我看着樓下的小攤主們，

第一次想要了解他們的生活

 文｜劉婧

從寬泛的城市研究來看，《人行道王國》不能説是一本奪目的作品，相反，它平實、規範、因襲了強大而成熟的研究傳統。在它 1999 年首次出版時，距離《街角社會》（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William. F. Whyte）的誕生已有半個多世紀，而《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American Cities, Jane Jacobs）出版也近四十年。

在浩若煙海的專著中提及這兩本，僅僅是因為作者米切爾·鄧奈爾（MitchellDuneier）多次談論簡·雅各布森的《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對他本人研究的影響，而《街角社會》的作者、參與式觀察法的開山鼻祖威廉·懷特，則對鄧奈爾的研究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前者是城市規劃研究的典範，後者則開創了田野調查的新模式，而《人行道王國》是將這兩者完美結合的經典之作。

《街角社會》

[美] 威廉·富特·懷特 著

商務印書館 出版

不論從一個粗略讀點民族誌的讀者角度，還是從一名對“下田野”心嚮往之的學習者角度，《人行道王國》毫無疑問都是一本教科書式的讀物。它具備了我認可、期待和想要習得的諸多民族誌書寫的特徵：生動的故事，細緻的考據，清晰的結構，以及最重要的兩點——強大的思辨與深刻的關懷。

“對當下城市規劃和重建理論的抨擊”，是雅各布森書寫的直接宗旨。這種直接性帶來了顯著的現實效果，不僅影響了美國五六十年代的城市改造政策，還使“人行道生活”從此成為城市理論學家們所強調的必要存在。直至四十年後，在本書成書之時，雅各布森筆下的街道生活依舊保留了下來。

但是，致力於美國城市的族羣關係、種族及貧困問題研究的鄧奈爾，將焦點投到新出現的街道人羣——在人行道上謀生的貧窮黑人男性身上。書販、雜誌攤販、銀行自動取款機門前的乞討者，他們構成了人行道非正式生活中被描述的主體對象；通過深度觀察、參與、體驗他們的生活，鄧奈爾深化了人行道生活的意義，反思了正式社會控制的後果及非正式社會控制的侷限。在這樣一片流動、狹促、隱匿的世界裏，階級、種族、身份問題在不斷碰撞，日常生活的繁複冗雜在不斷交匯。

我們的故事從一名街道書販開始。書販哈基姆·哈桑不僅熟讀雅各布森的書籍，專賣“黑人書籍”，定位自己為“公眾人物”，對於教導和影響年輕人很有一套，而且追溯其個人歷史，他還是主動選擇如今的生活方式的。結識哈桑之後，鄧奈爾將他請到自己的課堂上，共同開設了一門“街頭生活與美國黑人的思想生活”的本科生研討課。課後，哈桑主動提議引薦他認識更多樣的在街道生活的人，馬爾文、羅恩、穆德里克、喬、利奧、蘭迪……他們逐個走入我們的視野。這些隨着交往深入而逐漸浮現的人物故事令人驚訝，也有力地擊碎了我在打開書之前的許多想象。

對於一個民族誌的完成度，我通常有一個基礎但有效的判斷方法，即文本最終是否公正地完成了某種去陌生和去污名。在讀完羅恩和馬爾文的部分故事時，這個判斷得到了印證。

馬爾文的前半生幾乎是照着一個被污名化的底層黑人男性的人設劇本走的：酗酒、孩子夭折、妻子早亡，生活像脱繮的馬一路向下狂奔，嗑藥、自殘，以及最可怕的自我放棄的心態。根據一句常常出現在受訪者口中的話，鄧奈爾將這種精神危機提煉為“‘去他媽的！’心態”。“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抑鬱，感到‘處於人生低谷’，對任何事情都毫無興趣。儘管一蹶不振是某種選擇——沒人強迫他們這麼做——但這種選擇並不是他們通過穩定的理性做出的；這並不是一個人想要做出的選擇”。至於從低谷裏爬出來的方式，“中產階級們習慣了在得抑鬱症時去看心理醫生，但許多像羅恩這樣的貧窮黑人與他們不同，都沒有途徑得到百憂解之類的藥物，只能試着自助”。哪怕這種自助只能一時自我麻痹，並最終將他們拉入更可怕的深淵。

馬爾文的人生故事既不是悲慘敍事，也不是奇觀呈現，它為作者接下來深刻描畫“逃避主義”這一普遍存在的心理狀態做了例證。吸食毒品、酗酒，甚至犯罪（這些行為往往與特定階層和族羣掛鈎，並被視為他們應當被規訓、被管制甚至被隔絕的理由），是它們造成了逃避心理，還是逃避心理的無可解決（其背後是更重大的階級、種族原因）導致了惡劣行為？作者解釋到，“這種極端的‘我不在乎’心態並不是濫用毒品所自然或自動產生的後果，它是逃避主義繼發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遭遇了特定境遇的個體的一種特徵”。

在理解之同情的基礎上，鄧奈爾繼續從馬爾文獲得“拯救”的後半段故事中，生髮出他的觀點——“人行道上的康復力量”，“當拾荒和擺攤等有限的經濟機會帶來積極的自我指引和人際關係，它們也可以讓一個人的生活產生更加深遠的積極轉變”。研究觀點與事實材料實現了邏輯鏈條的紮實咬合。沒有任何一種説理，能夠比一個活生生個體的生命經驗，更加打動人心、不容輕視。

不過，倘若僅止於此，《人行道王國》就還談不上具有“示範意義”。在《街角社會》1955 年的版本中，懷特加入了自己的實地研究經歷，因為他意識到，“我們找不到任何揭示一名實地工作者必然經歷的錯誤、困惑或本人身不由己被捲進去的真實的説明”，而這個填補空白的嘗試直接使書獲得了新生。

在前人有效嘗試的基礎上，鄧奈爾無需掩蓋自己顯著的在場狀態。在附錄-研究方法陳述部分，他對於研究者融入和民族誌謬誤的思辨，讓這本書的深刻性實現了飛躍。令我印象極為深刻的一幕，是鄧奈爾的錄音機無意間記錄的兩位受訪者（作者隱去了他們的名字）的對話。對話中，他們給鄧奈爾的白人猶太人身份貼上的標籤，不比他們自己承受的刻板成見好上分毫。鄧奈爾在這裏坦誠地交待，“如果我把表面上的親近等同於事實上的信任，或是以為我所描寫的黑人窮人會在我面前無所顧忌地卸下面具，我就會犯下方法論上的錯誤”。

“在場”並不需要完全的信任，也不意味着全然的真相，這種不完整和不確定既是研究的常態，也是生活的本質。而應對它的對策，既不能是沉溺於個人敍事的細枝末節，也不能是拿宏觀結構性力量當決定因素。在兩者間尋找平衡並承認失衡的可能，是田野調查永恆的樂趣。

2019 年的簡體中文版《人行道王國》有一個巨大的遺憾，書中的攝影作品太過模糊不清。實際上，本書的攝影作者奧維·卡特（Ovie Carter）是 1975 年的普利策獎獲得者，長期關注芝加哥的貧困街區。鄧奈爾在書中多次表示，他的照片幫助自己看到了“未曾注意到的東西”。對於人行道這樣一個司空見慣而我們熟視無睹的獨特場域，精良的影像呈現反而更顯重要。

或許，優質的社會學/人類學作品，往往能產生一些附加的效應，落地在我們真實的生活裏。那天的下班路上，我惦記着馬爾文後來的命運轉折，像往常一樣走向常光顧的一個水果攤，它位於我家樓下一條不長的街道上，紮在許多蔬菜攤、糕點攤中間，它們曾在不久前的某個重要會議期間被清退過。我看着這些小攤主們，第一次萌生了一種衝動，想要問問他們正在過着怎樣的生活。

《人行道王國》 節選

在談論羅恩和他自己時，馬爾文常常使用“康復” 這一術語；我有時也會從匿名戒酒者互助會的朋友那裏聽到這個詞。這似乎是他為羅恩、穆德里克和街道上其他人提供幫助時，得來的詞。“要我説，如果人們能與更高層面的力量打交道，他們總能找到辦法，”他繼續説道，“我有個讓自己安心的好辦法，能與上帝建立聯繫。我知道我犯了錯，現在我已經六年滴酒不沾了；我 47 歲，但在保持清醒的世界裏，我還是個嬰兒。

“我 22 歲退伍，24 歲結婚。我以為自己已經得到了一切；我曾有一個完美的妻子和一切。但在那之後，我沒有好好思考。因為我自己做了錯事，一切都開始以錯誤的方式來打擊我。壓力也開始打擊我。那時起，我開始喝很多酒。但並不完全是我造成了一切。因為我妻子失去了一個孩子，而我又開始喝得更多。然後她得了子宮癌。然後我差不多崩潰了。”

“發生了什麼？”

“癌症痊癒了，但我慢慢地越喝越多，”他解釋道，“就像大便扔到了吊扇上，我惹上了大麻煩。我們深愛彼此。一切都很好，除了我的酒癮。”

“我失去了家人，失去了一切。我的酒癮讓我無路可退。十二年前我來到紐約時，我發現不管你喝酒還是做什麼都沒人管，於是我開始瘋狂地喝酒和嗑藥。在喝酒之外的時間裏，我開始賣書和別的東西，儘可能地賺錢。”

“你是怎麼戒酒的？”

“我去了退伍軍人管理局，因為我的腿出了毛病。我每次喝醉之後都會踢自己的腿。因為這個，我的腿受傷感染了，我不得不去醫院拿青黴素。

“我説，‘去他媽的！’我服用青黴素的時候還在喝酒。下一次見醫生的時候，我説，‘醫生，下一次會發生什麼？’他説，‘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下一次。’我説，‘醫生，你在説什麼呢？’他説，‘説實話，我覺得你下次就死了。’從那時起，我看到了光。不管你信不信，就像我是羅恩的贊助人一樣，賈曼〔一個賣精油和薰香的小販，他戒酒成功，在同一街區上工作〕是我的贊助人。他讓我住在他家。他總是給我好建議。他説，‘馬爾文，如果你需要幫助，我會一直在你身邊。’”

“我幾乎毀掉了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賈曼的支持和上帝，我是説，要不是我回到了上帝身邊，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裏了。我的內心可能仍然在説，‘去他媽的！’我已經不再説這句話了，因為這種心態就像在説‘你活該深陷地獄’。就像在説，‘一切都下地獄吧。去他媽的。’而不是説，‘好吧，事情已經這樣了，我得繼續向前，去過我想要過的生活。’”

已經午夜了，自從九點之後，我們就一直待在第六大道上。羅恩沒有回來。馬爾文推測，他會徹夜飲酒和嗑藥。第二天早晨，他可能會惹很多麻煩，所以出攤是不可能的。馬爾文説他感到很沮喪，但他接受這一切。

我們默默地收攤裝箱，走過漫長的八個街區，來到瓦利克街上的曼哈頓迷你倉。他和其他小販在這裏租用存儲空間，每月支付 45 美元。收攤時，馬爾文堅持自己把四個板條箱搬到平板推車上，在第六大道的車水馬龍中穿行了好幾次。我則待在人行道上等着。走到迷你倉後，我們站在一個鐵梯子上，把箱子搬進馬爾文的櫃子裏；這時，馬爾文對接下來的安排做好了決定。“羅恩會鬧騰一番的。我們後天早上八點見面吧。”

​

第二天早晨，我出發去找賈曼，想知道他是否認為自己是馬爾文的“贊助人”，以及他對此怎麼看。我曾聽説賈曼幫助了第六大道上其他許多人，其中包括一個海洛因和霹靂可卡因上癮的傢伙，他名叫格雷迪，在公交車站亭附近賣雜誌，常常睡在地鐵車廂旁邊被稱為蝙蝠洞的區域。

賈曼在百老匯大街和休斯頓街的拐角處販賣精油和薰香。“我十分相信榜樣的作用，並試圖做出表率。”他告訴我。他如此形容自己與馬爾文的關係：“他戒酒之後，我把他帶回了家，這種人有不少，他是其中一個。我在他們背後支持他們，我們可以坐下來談心。格雷迪會哭個不停，讓我陪着他。他總是會説，‘賈曼，撐着我。’”

賈曼解釋道，他們也會支持他。“我的兩個孩子都是跟我在街頭長大的，我得揹着他們。以前我工作的時候，他們會睡在我的攤子下面。我因為做生意被逮捕的時候〔因為在不允許擺攤的區域擺攤〕，警察沒收了我的精油。我説我有兩個孩子在街頭，我不知道他們在哪兒。能等等嗎？他逮捕了我，説，‘讓你的兩個孩子去死吧。’”賈曼被帶去警察局的時候，格雷迪和馬爾文會照看他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