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思考：中國製勝的終極因素是什麼？_風聞

✪ 楊光斌 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導讀】近年來，伴隨綜合國力的增長和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參與，中國不可避免地被深度捲入到激烈的國際競爭之中，近期的貿易摩擦即是典型。本文作者認為，拋開國家規模、戰略導向等關鍵變量不講，決定國家興衰的終極因素應該是一個國家是否建成“有組織的活力型社會”，面對持續升級的國際競爭，中國製勝的關鍵在於，組織化和如何保障組織化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近代以來，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第一次成為“有組織的活力型社會”，而中國的國家規模決定了，我們更需要組織化力量將國家組織起來。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國家興衰歷來是熱門話題，圍繞這個話題產生了很多神話般的理論，有的已經破產，有的依然在流傳並影響着人們的思維方式。帶有種族歧視的“白人優越論”和“文化優越論”早已進了歷史博物館，“歷史終結論”正在被中國模式所終結，解釋西方為什麼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似乎還餘波未了。凡此種種，都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也是非全球史意義上的教條。

拋開國家規模、戰略導向等關鍵變量不講，決定國家興衰的終極因素應該是一個國家是否建成“有組織的活力型社會”，這是基於歷時性經驗和共時性經驗的一種高度抽象。

▍三次國家興衰浪潮

第一波競逐富強的國家無疑是英國和法國，為什麼是英國勝出而法國失利？應該説，兩國的經濟制度並沒有多大的區別，都是海外貿易導向的市場經濟，都具有社會活力。差別在哪呢？並非傳説中的所謂“光榮革命”之後的代議制民主比法國的君主專制制度更優越，當時議會集權的程度其實高於法國中央政府；也不是英國的税負要比法國低，事實正好相反。

根本原因在於，英國的組織化程度遠遠高於法國。而英國能組織得起來，在於其社會結構的商業化趨同；法國的中央集權制不能把社會組織起來，是因為社會結構過於碎片化，各地方的自治權力太大，其中農民也是馬克思説的“一麻袋土豆”，稱不上一個階級。法國大革命之後，表面上中央集權更甚一步，但碎片化社會結構依舊。

第二波競逐富強的國家，有19世紀60年代開始起步的美國(內戰)、德國(統一戰爭)、俄國(廢除農奴制改革)、中國(同治中興)和日本(明治維新)。在這波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中，只有中國是大輸家，因為太平天國之後的滿清政府已經毫無權威感，權力散落於地方，現代化進程中最需要中央集權的時候權力集中不起來，結果中日甲午戰爭不是國家間的，而是日本一個國家對“北洋海軍”的戰爭，其他地方勢力甚至盼望藉此削弱李鴻章的力量。

其他國家算是不同程度的贏家，其中美國是大贏家。箇中原因在於，立國時期的“聯邦制”把國家統一起來了，後來又用戰爭捍衞了國家統一；在經濟制度上，美國有一個發明即組織化資本主義，就是大公司制消弭了“看不見的手”的負作用。比較而言，德國、日本和俄國是在一定時間內變得有組織化了，但是以社會僵化為代價的，這種僵化的社會結構延續到20世紀而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其中的共同點都是有組織而無社會活力。

二戰後的新興國家建設，算是現代化的第三波。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為什麼只有極少數國家和地區能躋身於發達系列？其中大多數集中在東亞地區，包括韓國、新加坡等，個別的也在亞洲地區比如以色列。它們的成功經驗被總結為“發展型國家”——國家導航的經濟發展，或者説是國家引導的市場經濟。

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為什麼治理不善甚至國家失敗？國家不但不能提供教育、就業等公共產品，甚至連治安秩序都不能保障，關鍵在於“強社會中的弱國家”——即中國人説的“強龍壓不過地頭蛇”，這樣的國家根本上還是無組織化狀態，即封建化或部落制。在這種背景下，“第三波民主化”進一步消解了國家權力，而“新自由主義”旗下的治理理論即強調社會的自主性作用，則更強化了“強社會”的權力。這些國家堪稱有“活力”但無“組織”，國之不國。

▍中國的“變”與“不變”

這是歷時性進程中國家興衰的規律。那麼，共時性視角下的國家競爭又是什麼規律呢？我們已經看到，曾經不可一世的國家呈現相對衰落，內亂不已;而曾經極度貧窮落後的中國為什麼能在幾十年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坐二望一？依然是世界第一的美國把中美競爭定位為“文明的衝突”，公然用盛行於19世紀的種族主義説這是第一次非高加索人挑戰了高加索人(即西方人)。美國的戰略焦慮可見一斑。

就美國而言，曾經的社會活力優勢依舊在那兒，但問題是商業實力太強大以至於綁架了國家權力。而且還出現了亨廷頓所説的“誰是美國人”這樣的“國家認同危機”，從而使得國家權力不再享有其應有的權威，出現“否決型政體”。美國正在從一個“有組織的活力型社會”演變為“弱組織化的活力型社會”，其國家競爭力如何，讓時間告訴未來。

就中國而言，曾經的蘇聯模式歷經40年改革開放，市場化經濟初見成效，社會充滿了活力；同時，這種“變”是在“不變”的政治結構中發生的。“不變”的政治結構是民主集中制政體，從而把中央與地方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有效地整合起來。這是中國不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乃至發達國家的關鍵所在。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都實行了市場化經濟、對外開放，但很多開放程度和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國家為什麼治理績效遠遠比不上中國？關鍵在於中國寓“變”於“不變”之中，這個“不變”就是組織化和如何保障組織化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近代以來，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第一次成為“有組織的活力型社會”，而中國的國家規模決定了，我們更需要組織化力量將國家組織起來。

國家之間的競爭不是某一個領域或某一個制度安排的競爭，而是全方位的，綜合地體現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浸透於社會結構中的文明基因。“有組織的活力型社會”是一個綜合概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優勢所在的概念，也是基於全球史而非個別國家歷史的經驗總結。在國際比較意義上，如何在保障國家組織化的同時又讓社會充滿生機，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一種全方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