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四百年】沙青青 | 朝鮮半島在1919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9-05-15 08:57
編者按
保馬此前已推送一系列紀念“五四百年”的文章，本文可以視為從國際局勢出發理解“五四”背景的一個側面。大正德謨克拉西即大正民主運動，是日本繼明治時期自由民權運動之後的第二次民主運動高潮。1918年“米騷動”的發生促使日本第一屆非元老、藩閥主導的“政黨內閣”得以生成，但日本國內的民主運動並沒有影響到其對追求民族獨立的朝鮮半島的強硬政策。朝鮮半島的遭遇特別是“三·一”運動的爆發及日本當局的血腥鎮壓，強烈刺激了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並直接成為國內反對“二十一條”的現實參照。而原敬內閣不斷攀升的軍費支出與其本人的遇刺，也正預示着當時日本“政黨政治”的夢想或“民本主義”的精神遲早都會被軍國擴張的莽撞衝動徹底碾碎。
本文轉載自“文匯學人”公眾號，特此致謝！
大正德謨克拉西的陰影：
朝鮮半島在1919
沙青青
1918年8月16日，朝日新聞社正式宣佈原定於8月14日開幕的“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在延期兩日後，最終不得不取消。在這項日後被稱為“甲子園”的日本體育盛事的百年曆史上，實屬罕見。除了因太平洋戰爭曾停辦四屆外，1918年這次是唯一一次因故取消的大會。而取消的理由是因為當時在日本各地愈演愈烈的“米騷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在經過“戰爭景氣”的高速發展後，日本迎來了急劇惡化的通貨膨脹，米價隨之水漲船高。執政的寺內正毅內閣卻將大部分注意力聚焦於武裝干涉蘇俄革命的“西伯利亞出兵行動”上，非但未能及時干預市場，相反卻大量搶購大米充作遠征的軍糧。這種火上澆油的行為，無異於引爆了各階層積累已久的社會矛盾。貧苦羣眾的請願抗議最早發端於富山縣魚津附近的漁村，不出數日就演變成激烈的暴動，不僅向周邊地區蔓延，還在全國各地激起無數響應者。到了8月中下旬，“米騷動”已波及包括東京、大阪在內的1道3府37縣，全國參與者規模上百萬人。整個混亂的事直到9月中旬才漸平息，寺內正毅為此負責下台。起初，元老權貴們希望敦請“德高望重”的前首相、元老之一的西園寺公望再度出山來收拾局面，卻遭拒絕。向來以“自由主義者”自居的西園寺公望轉而推薦他長期以來的得力助手、眾議院最大黨“政友會”的總裁、新聞記者出身的原敬出任新一屆首相，進而打破明治以來“藩閥政治”慣例，從此開創符合所謂“憲政の常道”的政黨內閣新傳統。
原敬
1918年9月27日，62歲的原敬奉詔進宮，正式領命組閣。他的新內閣除了陸海軍大臣、外務大臣外，全部由政友會成員組成。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屆非元老、藩閥主導的“政黨內閣”，而原敬本人由於是第一位沒有貴族爵位的日本首相又被輿論稱為“平民宰相”。為緩解“米騷動”造成的社會動盪，原敬上台後馬上就着手修改選舉法，將選舉資格從每年納税10日元的男性，降為每年納税3日元的男性，使投票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了286萬人。同時，對商貿、社會管制等內政也採取相對寬鬆的政策，所謂“大正德謨克拉西”時代由此悄然揭開了序幕。然而，就在“民本主義”在日本國內漸成風潮的這個時代，日本卻在殖民地及對外政策上走了另一條歧路。
除了“米騷動”的善後工作外，當時原敬內閣面臨的最大事件便是1919年1月召開的巴黎和會。在日本人看來，歐洲列強並不在意亞洲問題，由其繼承德國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當然是“順理成章”的結果。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還認為之前已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山東特權早已是其囊中之物。於是乎，將“山東問題”拿到和會上討論似乎只是一個手續問題，形同“正式過户”以獲列強背書同意而已。當時日本派出的談判總代表便是提攜過原敬的西園寺公望。和會期間，除中國因“山東問題”、抵制抗議“二十一條”與日本爭鋒相對外，歐美列強出於各自利益對日本在遠東種種索求也頗有微詞，例如美日就曾圍繞關島等太平洋海島的歸屬問題爆發過激烈爭論。正當原敬內閣全力應對突如其來的“山東問題”並忙於對歐美列強協調之際，已吞併多年的朝鮮爆發了另一場危機。
1919年1月22日凌晨，被迫退位多年、被降為“李太王”的高宗突感不適暴斃，終年68歲。日本駐朝鮮總督府稱其死因為腦溢血，而世人皆持懷疑態度，坊間傳説是因為高宗謀劃秘密遣使參加巴黎和會謀求復國、擺脱日本殖民統治而遭日本當局毒殺。巴黎和會前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尤其是其中有關民族自決的內容，對當時韓國各界觸動極大，藉此國際風潮以復國似乎忽然有一線希望。2月後，大批在日的韓國留學生多次公開集會，發表演説、散發傳單，主張韓國也有權依照巴黎和會的精神來踐行“民族自決”的主張。用韓國抗日反殖民運動領導人金九的話來説，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和會上，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由此爆發了我們民族的萬歲運動。”金九所説的“我們民族的萬歲運動”就是1919年3月1日爆發的“三·一運動”。
1919年2月25日《東京朝日新聞》關於留學生抗議活動的報道
1919年3月7日《東京朝日新聞》關於“三·一運動”的報道
高宗暴斃後，根據朝鮮總督府的安排，定於3月3日舉行葬禮。於是，自2月後，大批民眾從半島各地湧向京城（現首爾），而主張抗日復國的各方人士也開始加緊準備。3月1日午後，以天道教、佛教、基督教為主的“民族代表33人”在京城塔洞公開集會發表宣言，號召反抗日本殖民統治，集體山呼“萬歲”並組織數以萬計的民眾向停放高宗靈柩的德壽宮遊行。此後，不斷有大量羣眾加入隊伍，到下午3時已達30萬人之多。除京城外，各地同時爆發了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遊行示威活動，一時間要求擺脱日本殖民統治的風潮席捲了整個半島。
這場“突如其來”的運動，不僅讓日本當局措手不及，還引起了中國各界的廣泛關注。當時中國各大報紙都競相報道最新動態，不僅涉及京城的局勢，也事無鉅細地報道半島各地的情況。例如3月14日《申報》就稱：“黃州（今朝鮮境內）基督教徒等三百人示威城中廣散獨立文書，呼高麗獨立，警察憲兵以刀劍槍刺驅散之，被拘於受傷者各數人。羣眾繼乃示威警署之前，覆被拘及被擊傷者若干。人眾於署外聞受刑者呼痛之聲，於是有人拾石擲碎警署之玻璃窗。”根據事後統計，自3月至5月間，整場運動的參與人數達到205萬人，各類反日抗議示威活動超過1500起。
面對洶湧的抗爭風潮，除了駐紮半島的軍警部隊外，日本當局還從本土調集了大量軍警、憲兵增援，而鎮壓手段同樣嚴酷。《上海泰晤士報》就曾報道3月4日時日本軍警為阻止韓國學生在總督府門前的抗議活動，甚至砍掉一名韓國女學生的右臂。另根據《北華捷報》的消息，由於相信正在舉行的巴黎和會將確保韓國之獨立，以至於每天都有民眾聚集在京城的法國和美國領事館前歡呼。為此，時任朝鮮總督、陸軍大將長谷川好道特別發佈告示表示“外間謠傳朝鮮之獨立已於巴黎之媾和預備會經列國之承認云云，系全無根據之流言”，又聲稱“朝鮮無關係之民族自決説”，因此相關謠傳不可採信。此外，還安排原朝鮮王朝親日的舊貴族致信巴黎和會，聲稱“韓人居日本治下殊為滿意”。
1919年3月14日《上海泰晤士報》的報道
在“三·一運動”之前，中國知識分子多將韓國視為近代化道路上的反面案例，通過突出其日益衰敗以至遭吞併的歷史來警醒中國廣大民眾。早年的陳獨秀甚至認為朝鮮“欲興舊主，力抗強鄰，誠見其損，未睹其益。”而這種認知，因“三·一運動”的爆發卻有了極大改觀。目睹運動規模之浩大後，陳獨秀在以筆名“隻眼”發表的 《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中一改過往的看法，轉而稱讚“這回朝鮮的獨立運動，偉大、誠懇、悲壯，有明確的觀念，用民意不用武力，開世界革命的新紀元。”傅斯年亦在《晨報》上撰文呼應：“實在算得上‘開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我們應當高呼‘朝鮮獨立運動的精神萬歲！’”，並感嘆“回想中國真個可嘆。一般沒有自覺的不必説了，就是那些有自覺的，也還是心氣薄弱的很。”
除了對韓國獨立事業給予極大同情與敬意外，陳獨秀還以“建議”的形式對日本當局的殖民政策提出了嚴厲批評：“我們希望日本人，縱然不能即時承認朝鮮獨立，也應當減少駐留朝鮮的軍警，使他們有適當的自治權利”，甚至不無嘲諷地寫道：“我想富於自由獨立大和魂的日本人，對於朝鮮人這回悲壯的失敗，都應該留幾點同情的眼淚”。
“三·一運動”在日本政壇確實激起了極大風波。日本當局並未料想到在吞併朝鮮半島近十年後，還會爆發一場勝過1918年“米騷動”的反日抗爭運動。自1919年3月中旬開始，在日本國會的議場上，圍繞所謂“鮮人暴動”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爭論。既有眾議員就此事件原委向原敬質詢，也有貴族院議員批評朝鮮總督府執行所謂“善政”不徹底，才激化矛盾引發了“騷亂”。原敬在回應時，承認寺內正毅、長谷川好道先後兩位“軍人總督”以“武斷政治”為主的殖民地政策確實存在問題，進而認為“朝鮮總督府官制有改正之必要”，故考慮變“軍人總督”為“文官總督”。1919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修訂《朝鮮總督府官制》，刪去了要求總督必須是現任陸海軍大將的條款。接任長谷川的新總督是當時已轉為預備役的原海軍大將齋藤實，名義上勉強實現了“文官總督”的目標。實際上，在對台的殖民政策上，日本政府也採取了類似的策略。幾乎與齋藤實同時上任的新任台灣總督是貴族院議員田健治郎，而他也是台灣第一任文官總督。
然而，在改正官制的同時，原敬內閣卻在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強了對抗日、反殖民運動的鎮壓力度。首先，於4月針對“政治犯罪”制定了新方針，擴大了“政治犯”的認定範圍。隨之而來的就是警察規模的急速擴張。1919年9月，朝鮮總督府在半島各地增加巡查（即基層巡警）1300餘人，並計劃最終擴充至25000人。與之相對，當時日本本土的巡查數量亦不過45000人，密度之高、管控之嚴可見一斑。此外，根據《東京日日新聞》的報道，為了鎮壓獨立運動，日本陸軍至少增調了6個大隊超過3000人兵力，同時另派有400名憲兵。之後，在陸軍方面的強烈要求下，原敬內閣繼承了大隈內閣時代制定的擴軍方案，不僅同意在朝鮮半島至少部署兩個師團，還使之制度化。1921年4月，第19、20師團正式編成，分別駐紮羅南（咸鏡北道首府）與京城。另值得一提的是，原敬內閣還通過修訂《朝鮮軍司令部條例》進一步擴大了總督權限：若事出緊急，總督可以繞過朝鮮軍司令部直接調動、指揮駐紮朝鮮半島的日軍。
在整場“三·一運動”中，韓國民眾的傷亡者數以萬計，另有超過12000人遭逮捕。期間，發生過多次針對民眾的屠殺事件，例如1919年4月15日的“水原屠殺事件”。當時，日本軍警為了抓捕當地運動首謀，不惜殘忍屠殺了至少29名普通民眾。之後，這樁暴行遭美聯社記者、傳教士揭露曝光，引發世界輿論譁然。原敬不得不公開回應，表示：水原事件將交由軍事法庭審理。若屬實，負責將校將接受處分。然而，涉事的日本軍官最終均獲判無罪。
在華日本諜報部門在給朝鮮總督府的報告中專門提及有韓國獨立運動人士參與上海的國民大會
至1919年夏，“三·一運動”在各地引發的獨立風潮已被日本當局所撲滅，但其思想衝擊卻影響着整個東亞。傅斯年就曾如此評價：“然而此失敗與慘劇，即所以使朝鮮人永遠不忘朝鮮，所以是他國人認識朝鮮人之團結能力，與不撓之意志，認識日本人無制馭朝鮮、同化朝鮮之能力。”因此 “朝鮮獨立，多一次之失敗，則近於成功一步”。只要“朝鮮的獨立未成，這種精神自必繼續下去”。“三·一運動”後，大批韓國抗日運動人士流亡至中國，並於1919年4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1919年5月5日，在北京學生寫給大總統請願信中以朝鮮為殷鑑，稱山東問題關係國家存亡，誰人不知：“日人利用我南北和議不協，以對待朝鮮手段，利用李完用其人，隱為操縱。於歐洲和會提出強硬之主張，豈僅目無公理，直為亡國導線。我等與其坐而待亡，如朝鮮今日之現象，萬劫千億而不能復；孰若乘一息尚存之時，及早喚醒賣國之賊，以謀挽救。”在“五四運動”於中國各地如火如荼之際，相當多在華的韓國獨立運動人士也投身其中。5月7日，上海60多個社會團體聯合舉行“國民大會”，號召抵制日本對山東的侵佔。會上，曾有30名韓國人以“青年獨立團”的名義，散發反日傳單，控訴日本殖民政策的劣跡。此事了引起日本在華諜報機關的注意，甚至派遣情報人員潛入現場並緊急向朝鮮總督府報告了相關情況。
日本駐朝鮮總督府有關3月1日當天抗議活動情況的“極秘”報告
“三·一運動”後，日本不得不對“治鮮方針”進行調整，其在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開始由“武斷政治”向“文化政治”轉變，提倡所謂“內鮮一體”——不僅允許殖民地人民建廠設業，還准許發行韓文報刊。伴隨日本市民社會對“大正德謨克拉西”的想象以及民本主義在當時日本社會的流行，也曾有聲音認為理應徹底反省日本的殖民主義政策。例如時任《東洋經濟新報》的主筆、二戰後曾成為首相的石橋湛山就公開撰文表達他對“三·一運動”的理解與同情，認為“三·一運動”是全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甚至主張日本應該主動放棄包括朝鮮半島、中國台灣及“滿洲”在內的殖民地。然而，就在“大正德謨克拉西”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裁軍的背景下，日本的軍費卻在逆勢增長。原敬組閣時，日本陸海軍軍費佔政府總歲出的13.3%。1920年即“三·一運動”後次年，軍費佔政府總歲出比例猛增至19.7%，1921年時又進一步上升至21.1%。在這三年間，日本最大的軍事行動除了在西伯利亞地區干涉蘇俄革命外，就是在朝鮮半島的武力鎮壓與清肅。1921年11月4日，原本計劃前往關西出席政友會活動的原敬在東京站丸之內南口大堂遇刺身亡，兇手是一名右翼分子。原敬之死似乎成了“大正德謨克拉西”的一個“凶兆”，也預示着當時日本“政黨政治”的夢想又或是“民本主義”的精神遲早都會被軍國擴張的莽撞衝動徹底碾碎。
電影《阿里郎》海報
1926年，在韓國電影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電影《阿里郎》上映，開啓民族電影的黃金時代。這部以“三·一運動”為背景、充滿着民族反抗精神的故事片，僅僅上映半年，觀眾已達110萬人次。《阿里郎》的導演、主演羅雲奎就曾因參與“三·一運動”而被捕下獄，1923年出獄後才開始接觸電影。用韓國著名導演李慶孫的話來説：“上映《阿里郎》的電影院氛圍，好比某個義烈團團員在京城的某個角落公開拋擲了一顆炸彈一樣。”而“三·一運動”背後的不屈精神正如傅斯年所言那般成為了“朝鮮人最後勝利的預告！”
往期鏈接：
【紀念五四百年】張歷君 | 唯情論與新孔教： 論朱謙之五四時期的孔教革命論
【紀念五四百年】賀桂梅 | 五四與當代中國：三個時期三種闡釋
【紀念五四百年】楊念羣｜五四前後的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