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奔向平原！”重量級轉載《印度對華戰爭》——中印問題“聖經”（十八）_風聞

（圖片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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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華戰爭》

（十八）

原著：內維爾·馬克斯韋爾 （澳大利亞）

[《印度對華戰爭》]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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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印度民眾的反應被那些腦袋發熱的印度人誇大了，但人們對所謂對華戰爭的挑戰所引起的反響也的確是比較廣泛的。這種反響當然絕不是什麼“強大的高潮”，但至少是掠過印度社會這一潭死水上的一陣微波。對於印度的一些政治階層來説，這種反應是自發的；任何其他國家突然感到自身處於作戰狀態時也差不多會有這樣的反應，但是印度的反應卻沒有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通常會有的那種痛苦感。對於這類印度人，戰爭是遙遠的、浪漫的、而且是能治百病的。

       對於城市羣眾來説，戰爭好象是一場馬戲，是為他們提供了參加遊行、高呼口號的機會。對於鄉村來説，戰爭是遙遠的事，但有些令人惶恐不安，因為戰爭與其説是對國家不如説是對農村帶來威脅——無論如何，對印度農村羣眾來説，國家是他們不怎麼關心的一種概念。最初，政府呼籲為國防基金獻款，人們還是踴躍輸將，但不久就怨聲載道。人們指責地方官吏強迫村民捐獻，連最貧苦的階層也受到勒索。　　 

       印度當時鼓勵慷慨激昂的情緒和發誓保證的那些做法。與此相反，中國對這場戰鬥始終輕描淡寫，並不在意。一位駐北京的西方記者報道説，“中國報刊更多是刊登政治方面而不是軍事方面的新聞。甚至中國打勝仗的消息也輕輕一筆帶過。報刊沒有打算引起讀者們強烈的戰爭感覺。新華通訊社關於局勢的措詞謹慎的報道，一般很簡短，報刊上也不常見。”　　 

       而印度政府卻發表了許多聲明，咬文嚼字，把邊境戰鬥説成是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尼赫魯解釋説，從法律上看，“我們也許還沒有處於交戰狀態，但是事實上我們的確是處於交戰狀態，雖然我們還沒有這樣公開宣佈過——目前還沒有必要這樣做，但是將來怎樣我就不知道了。”

       然而，尼赫魯自始至終頂住了主張同北京斷絕外交關係的強大壓力。中印戰鬥爆發後不久，剛巧聯合國正考慮每年一度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印度仍繼續支持北京進入聯合國，只是不再象過去那樣帶頭催促解決這個問題了。　　 

       印度宣佈了緊急狀態，授予中央政府最高權力，停止公民自由權利，印度議會也提前十天覆會(尼赫魯拒絕了要求議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的主張)。這時候克節朗河潰敗所帶來的震驚情緒業已消失，代之而來的是一片昇平氣象——有人稱之為“敗北後解圍的狂歡”。

       我在十月底給《泰晤士報》發的報道中寫道，“新德里的信心明顯增強了，印度認為不論中國部隊的意圖如何，印度都能擋得住，而且到一定時候能夠打敗他們。”東北邊境特區暫呈沉寂，只是報刊上有時登載一些有關侵略者進行巡邏活動以及印軍開炮轟擊的報道。

       印度報紙報道説：“有令人鼓舞的跡象説明，東北邊境特區的印度軍隊在初期失利後，已開始進入有效的防禦陣地鞏固自己，甚至已開始嘗試把中國軍隊從印度領土上趕走。”信心的恢復，加上梅農已經從前排議席貶黜到後排議席，使得印度議會在十一月八日復會時人們的那種憂心忡忡和憤憤不滿的情緒有所緩和。尼赫魯當然還有許多解釋工作要做，但是他很自信，而且毫不感到內疚。　　 

       他説印軍失利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寡不敵眾。第七旅是否應該從克節朗河撤退，曾經有過爭論；尼赫魯只在下面這一段話中隱約提到：“我們唯一的過錯……如果説這是個過錯的話，就是在軍事形勢不太有利的地點還要堅守到底。我們並沒有命令他們堅守到底——任何政治家這樣做都是愚蠢的。但我們的軍隊自己不那麼願意撤退，他們堅守到底，使他們受到相當大的損失。”

       人們可能會從這番講話推斷尼赫魯根本不知道前方指揮官們曾緊急建議迅速撤兵，想必考爾、森和塔帕爾等人給他的印象是印度軍隊“不那麼願意撤退”。　　 

       當時首都已流傳在塔格拉山脊下的印度部隊裝備不足，供應匱乏。為了應付起見，尼赫魯冗長地重彈印度議會久已聽慣的老調，説要依靠自己製造軍火。

       議會兩院 [ 注：根據印度憲法，政府的部長們在議會的聯邦院和人民院兩院都可以發言。 ] 靜靜地而且和往日一樣肅然起敬地傾聽他講話。對於許多議員來説，尼赫魯在議會的形象的確由於人們感到他成了印度全國的戰時領袖，一時變得更加高大起來。

       自由黨的蘭加教授曾對尼赫魯充當戰時領袖是否合適提出疑問，但是沒有人支持他。尼赫魯十分自信，他對一個就軍火問題提出疑問的議員搶白説，“這兒有許多人對軍火問題一竅不通，居然也大談軍火，豈非咄咄怪事。”他似乎是由於受到克節朗河戰鬥失利的震動並受到決心備戰的那種激動氣氛的影響而又重獲青春。有些人提到敦刻爾克(Dunkirk)撤退和丘吉爾的先例，也許尼赫魯從心眼裏感到這種聯想頗是滋味。

       尼赫魯在對待軍火問題上，如同他過去對待梅農的問題一樣，也是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對反對派要求的中心主張表示讓步，使他們的攻擊不能得逞。

       自從一九五四年巴基斯坦開始接受美國軍事援助以來，特別是從一九五九年同中國開始邊境衝突以來，議會一直敦促印度政府仿效巴基斯坦接受凡是可以到手的援助，以加強武裝部隊。尼赫魯過去認為這樣做等於拋棄獨立，拋棄不結盟政策的核心而加以拒絕，因此曾受到尖鋭的批評。

       在印度議會前一屆會期內，他曾説過，“接受軍事援助是同不結盟政策根本背道而馳的。[它]實際上變成同援助國結盟了。”但是，現在美國的噴氣式運輸機每天有八個班次在印度着陸，每架飛機運載大約二十噸重的裝備——自動化步槍，重迫擊炮，無後座力炮等等。英國在這方面甚至比美國的動作更快。在尼赫魯表示接受肯尼迪提供援助的建議的那一天，英國的第一批軍火援助就已到達了新德里。　　 

       如果要迅速彌補幾十年來棄置不顧的印度的軍事部門，顯然只有美國才有力量拿得出提供印度所需要的大規模援助。

       但是也許是為了使得印度轉向華盛頓的變化不致過分顯眼，印度政府普遍呼籲軍事援助，而且強調説印度不但向美國、而且也向蘇聯提出了要求。印度的要求是馬上供應軍事裝備，付款條件應是非常優厚，或只付名義的代價。英國把最初的幾筆援助乾脆算作捐贈；

       美國把償付條件留待以後再議。法國等其他國家則認為沒有理由放棄慣常的商業規定，結果在新德里引起了相當大的反感。在那危機的時刻，印度甚至還向以色列求援。印度過去由於擔心失掉阿拉伯國家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對它的支持，一直拒絕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

       這時新德里詢問以色列，他們同意提供的武器是否可以由不掛以色列國旗的船隻運載——這樣印度就可以獲得以色列的援助而不致於招致阿拉伯國家的不快。但是據説本·古裏安(Ben Gurion)的答覆是，“不讓掛旗，就不給武器”，結果還是用一條以色列的船滿載重迫擊炮運抵孟買。　　 

       當美國武器正在離新德里幾英里遠的地方卸下來時，印度議員們就再也不能指責政府由於堅持不結盟政策而損害本國的安全了。相反地，有些議員還舉出了使英國在一九四O年以後得以支持下去繼續作戰的租借法案作為印度接受外援的先例。

       一名“獨立的”議員提議，印度應向西方指出它正為民主制度打一場世界大戰；他並且重複丘吉爾的名言：“給我們傢伙，我們就能完成任務。”

       尼赫魯堅持説，因為軍火供應是“無條件的也是不附加任何要求的”，所以決不影響印度的不結盟地位。軍火供應確實影響了印度外交政策的獨立性，這一點他不久就看到了，英國和美國果然利用它們的軍火供應——並隱約以斷絕供應相威脅——迫使尼赫魯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爾問題重新舉行談判。　　 

       經過了六天辯論，共有一百六十五名議員發言，反對派議員加上幾名隨聲附和的國大黨議員，仍然對印度政府的政策提出了籠統的批評。

       儘管由於新德里的解釋和説服工作已促成較多的國家譴責中國， [ 注：十一月七日據新德里計算，共有三十九國支持印度，即埃塞俄比亞、厄瓜多爾、危地馬拉、約旦、盧森堡、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國、美國、英國、玻利維亞、尼加拉瓜、法國、錫蘭、塞浦路斯、新西蘭、澳大利亞、特立尼達、西德、荷蘭、瑞士、委內瑞拉、哥斯達黎加、伊朗、挪威、智利、海地、日本、希臘、利比亞、剛果(利)、烏干達、巴拿馬、加拿大、菲律賓、冰島、尼日利亞、阿根廷、意大利、馬來亞。一名印度漫畫作者畫了一些官員一面匆忙地查看地球儀和地圖，一面説：“我們最近沒有聽説過還有哪一個國家支持我們。” ] 但是人們仍然強烈地感到印度被人家拆了台。

       自由黨黨魁問道：“我們在世界政治的各方面曾經為這麼多的國家幹了那末多的事”，而它們對印度卻不同情、不支持，“這究竟是怎末回事”？

       印度對不結盟世界和亞非國家表示憤恨，感到這些國家沒有報答印度過去對它們的慷慨協助；另一方面又掀起了一陣對美國和英聯邦滿腔熱情的浪潮。

       《印度斯坦時報》描寫説：“這是一種偉大的國際夥伴情誼，對其中一個成員國的安全與自由突然激發出責任感。”在要求對基本的外交政策態度作重新考慮的一片混亂聲中，新德里甚至改變了它對福摩薩國民黨政府的態度。

       一家報刊評論説：“印度應該策劃對中國開闢第二個戰場，……這意味着我們必須竭盡所能促使福摩薩實施其對華南沿海的入侵威脅。……[而]為此目的就需要與台北保持聯繫，尤其需要和五角大樓保持聯繫。”印度政府也確實同福摩薩政權進行了多次接觸，次年三月國民黨的一名代表來新德里同印度外交部進行了會談。

       中國國民黨人自然準備聯合印度進行敵視北京政府的一切活動，但是他們也小心地指出，當問題涉及到邊界爭端時，他們自己同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分歧。十月底（台灣地方）政府發表了一篇正式聲明説，“所謂的麥克馬洪線是英國統治印度期間單方面提出的。中華民國從未接受過這條分界線，並且強烈反對英國的這項主張。”　　 

       議員們在議會里發表的批評意見中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對尼赫魯反覆申述印度人特有的和平性情以及印度人對非暴力的深厚信念等老調，表示很不耐煩。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於尼赫魯顯然是利用追懷國大黨甘地主義的傳統的辦法，來搪塞人們對政府在軍事上毫無準備狀態的抨擊；但是更加深刻的原因也許是議員們的態度表達了這樣的感情：現在戰爭既已來臨，對印度説來，紀念那個曾經拿起武器和日本人一道打英國的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比懷念甘地和他的非暴力主義更有意義。　　 

       從十月底起由於官方有關東北邊境特區形勢的報道，使得人們認為最險惡的局面已經過去，勝利就在眼前的那種一片樂觀的情緒不斷增長。報紙也宣佈“印軍在大炮掩護下發動攻勢——東北邊境特區振奮人心的進擊”。曾到過前線的一名國大黨議員向議會報告説，部隊的士氣旺盛，印軍不計一切物質上的困難，“高呼聖雄甘地和總理的名字來振奮自己的熱情”。拉爾·巴哈杜爾·夏斯特里在十一月十二日對公眾集會講話説，“印度現在已經強大得足以擊退中國進攻者，而且正在建立軍事力量要把侵略者從印度土地上趕走”。

       中國軍隊在十月和十一月初繼續有條不紊地逐個消滅印度在西段的前進哨所，先是集中兵力，然後用猛烈的排炮摧毀印軍陣地，最後步兵攻上去加以佔領——有一次，據某哨所的無線電報告説，中國軍隊還使用了坦克。但是在西段印軍的節節敗退沒有使人們的樂觀情緒受到影響，他們認為在東北邊境特區將是另一番情景。人們注意力集中在瓦弄前線，熱切期待着即將出現一場印軍大捷，這種情緒突出地表現於十一月十六日的頭條消息——印軍轉入進攻。　　 

       就連陸軍總部也相信，中國人在東北邊境特區不會發動進一步進攻，相信克節朗河潰敗後的最險惡的局面已經度過；這種信念也普遍反映到總部以下的整個指揮系統。有幾次，在印軍開始遭到痛擊時指揮部門倉皇失措，曾下令要部隊立即趕赴東北邊境特區，而在中國人停止前進時，又把這些命令撤銷了。

       在此後三週內，印軍在色拉附近的集結並不顯得很緊迫。為了守衞東北邊境特區而制定的應付緊急局面的防務計劃，歷來是以巴基斯坦不會利用中國的進攻這個假定為依據的；但一九六二年十月間情報部門提供了關於阿尤布總統對印度當前所處困境的態度的報告，這使得新德里改變了原來的想法，不願意把部隊從旁遮普調到印度的東北地區來。

       美國人對巴基斯坦的遊説以及後來對印度所作的保證，解除了印度的焦慮，但從旁遮普抽調部隊的計劃已遭到拖延，其後果是：最後抽調出來的三個師當中，只有一個旅趕上了這場對中國部隊的作戰。這三個師中一個師調到錫金，另外兩個師在停火以後好久才到達東北邊境特區。原先就近在那加駐防的一個師，開始時接到命令準備開進東北邊境特區。但當前方沉寂下來的時候，又停止前進。最後真的調動時，又是零零碎碎地調走，各個旅和各個單位被拆得七零八落。　　 

       中國部隊在做法上卻更加專心一意，更顯得緊迫。駐防色拉山脊北麓的印度前沿部隊自他們的掩體中發回的報告證明了這一點。他們能夠聽到，中國部隊從麥克馬洪線上的棒山口沿着通向達旺的古時商路趕修公路的爆炸聲；中國人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不斷向前推進。

       十一月初，空中偵察發現中國的卡車在達旺奔馳——説明公路已經修通。接着，中國部隊又開始修整從達旺到色拉一段的印度公路。同時，他們向印度陣地前方和周圍地帶搜索前進，而且——雖然當時印度人還不知道——已從幾個山口和小路插入東北邊境特區色拉的東北。　　 

       哈巴克希·辛格將軍在第四軍並沒有呆很長時間。他花了四天時間熟悉戰術上存在的問題，視察了瓦弄和其他前沿地帶，之後，就向全體官兵發佈了一項命令，表示為他們感到自豪，並號召他們“帶着對我們的民族，對我們的領袖，對我們祖國的神聖事業的堅定信念……”進行戰鬥。但這篇講話卻戲劇性地被當晚全印廣播電台發佈的一條新聞所壓倒：新德里正式宣佈，考爾將軍不久以前“在前線受寒患嚴重支氣管炎”，現已痊癒，並將重新指揮第四軍。　　 

       森將軍只是從廣播裏聽到這項消息，他當即向塔帕爾將軍提出抗議，反對這個新的軍在四天內兩次更換指揮官。據森講，當時塔帕爾將軍回答説，在政府的堅持下，考爾即將返任，因為他的名譽非得挽回不可。當考爾回到首都的消息傳開後，在新德里出現過一些離奇的謠言；有的説因為他擅離職守已被軟禁。

       議會復會時，尼赫魯利用這個機會為他的老部下恢復名譽出了一臂之力。尼赫魯説：“我特別要提到他的名字，因為人們關於他講了一些非常不公道的話。”他指出，考爾被任命為軍長後，二十四小時內就趕到東北邊境特區。

       他接着説：　　 

       “有人説，他沒有任何作戰經驗。這是不正確的。他有過在緬甸作戰的經驗。當克什米爾出了事的時候，他是我們駐華盛頓的武官，但他卻請求把他派到克什米爾。我們把他派到了克什米爾，他就到了那裏。我認識很多軍官和其他的人——他們當中很多人在勇氣、主動性和勤奮工作方面表現都不錯，但我懷疑我們是否能夠找到一個人超過他的。”　　

       不管尼赫魯對考爾的軍事經歷如何看法，事實真相正如蒂邁雅將軍所講的那樣：“陸軍中的每一個官兵都知道，考爾是個從沒有進行過實際作戰的軍人，在陸軍中無法把這類事掩蓋起來。軍官們都不尊敬考爾。”駐防東北邊境特區的部隊聽到考爾繼續擔任該軍軍長的消息後的反應，是同蒂邁雅的看法相吻合的。第四師師部的軍官們從無線電廣播中聽到了這條新聞，根據一個當時在場的人回憶，大家公開的評論是：“他又回來了嗎？讓上帝保佑我們吧！”　　 

       我在十月二十六日，正好在考爾將軍回去指揮部隊之前，到他家裏去拜會他，他當時已完全恢復健康，而且絲毫沒有因克節朗河的潰敗感到沮喪的樣子。他向我敍述了印度部隊的缺陷和弱點，並且説，他所採取的戰術是一種有意的“大膽政策”。僧崇戰役就是他試探中國人意圖所採取的行動。他有信心能在色拉把中國人堵住，然後再把他們打退。　　 

       考爾的前途如果要得到挽救，他就必須回到第四軍去。如果他在擔任了生平第一次作戰指揮職務之後沒有幾天，就以身體不適這個被認為是陳腐的藉口，放棄這個職務，回到參謀局去，那麼，他雖然在政界有那樣強有力的靠山，也不大可能使他再得到提升。

       從軍事上反覆考慮，自然是完全不能贊成考爾重新出馬。當時哈巴克希·辛格將軍已深入瞭解當地情況，而考爾卻是不熟悉情況的——他在東北邊境特區的短期逗留，完全侷限於塔格拉山脊這一地區，而這一地區現已為敵方控制。

       但如果不使考爾官復原職，那麼，受到損害的就不只是考爾的個人名譽而已，考爾的失敗和丟臉，勢必給梅農、而且下一步也將給尼赫魯，增加政治上的困難。政治上的以及個人的考慮都要求再給考爾一次表現的機會。

       十月二十九日，他恢復了第四軍的指揮；哈巴克希·辛格調往第三十三軍；烏姆拉歐·辛格則明升暗降，調往新德里擔任一項參謀工作。　　 

       在這個時候，印度部隊在東北邊境特區正進行集結——但在做法上與陸軍方面原來的意圖大相徑庭。

       一九五九年十月，當時由托拉特將軍指揮的東部軍區，曾經建議在東北地區搞三道防禦線。

       根據這個方案，首先要在儘量靠近麥克馬洪線的地帶，建立一批哨所，以監視從西藏進入東北邊境特區的主要通道。這些哨所只不過起個絆腳索的作用，一旦中國部隊進攻，這些哨所就向後撤。在這條前沿哨所線的後面，要建立第二層據點，這些據點要有足夠的力量進行阻滯戰鬥，以迫使入侵者在進一步向前推進之前，必須在這裏重新集結，並將自己的後勤基地向前推移。第三層是正式防線；其設想是入侵者如果進攻到這裏，它的補給線就會拉得過長，因此就可以在這裏擊潰對方。

       邦迪拉將是這道防線的一個支撐點，這道防線的其他據點都不應距離平原過遠，以便於能夠及時得到給養和進行集結。這種設想的優點是：它可以使東北邊境特區的極其惡劣的地形轉而為防禦服務，使中國部隊背上包袱，為他們自己的狹窄並拉得過長的供應線傷腦筋，而印軍的主要陣地和平原之間卻有距離不長的交通線相聯結。這種設想的缺點，在印度人看來，是屬於政治性的。

       一九五九年後人們認為政府對邊界防務採取了拖拉的態度，而上述防線戰略就可能，而且也的確被説成是這種態度在軍事上的體現。

       一九五九年十月底，美聯社自新德里發回的一份報道，準確地反映了這個防線計劃的內容及其論據，報道説，“印度陸軍已經放棄了保衞在喜馬拉雅山邊境大片地區不被共產黨中國侵入的希望……印度的軍事戰略將是實際上不放一槍就讓出大片土地。印度人只准備在深入他們領土內部的地點進行抵抗。”　　 

       但無論如何，這個防線的設想還是被接受了，並且成為陸軍在東北邊境特區的規劃的根據。

       為了執行這個計劃，開始時估計需要一個師(下轄四個旅)的兵力；但一九六一年森將軍估計最低限度需要兩個師(下轄六個旅)。如前所述，當中國部隊跨過麥克馬洪線時，印度在東北邊境特區卻只有兩個旅。那時以後，這個防線設想就被束諸高閣。後來調到東北邊境特區的部隊，分佈很散，不是從一個全面的防衞計劃出發，而是根據情報局關於中國部隊可能向什麼地方進軍的估計進行部署。

       部隊被分割成營、連或更小的單位，拿着能夠隨身攜帶的武器和彈藥，徒步走進山區，進入新德里總部在地圖上選好的陣地，而且要靠已經非常緊張的空運來供應。這樣的部署不是出自軍事上的考慮，而是出自要在麥克馬洪線上同中國人打仗的政治需要。這種做法之所以被認為是合理的，依然是根據中國不會發動強大進攻的信念出發。

       尼赫魯十一月份在議會中講到這些，他解釋陸軍為什麼要在“從軍事觀點來看非常不利的形勢下”，企圖在塔格拉山脊下作戰，而陸軍原來的意圖則是把主要防線建立在更南面的地帶。尼赫魯説，之所以要這樣做，“部分地是由於我們一直到最後都沒有料到這樣大規模的入侵，部分地是由於我們不喜歡……在我們的領土內後退的想法。”

       在邊境戰爭發生了五年之後，梅農承認，如果“讓[中國人]深入印度領土之後，再同他們打仗”，可能從戰略意義上考慮是更好一些。但是，他説，“我們當時不可能説服輿論接受這一點。”這樣，梅農就毫不感到羞愧地承認，他和印度總理都自覺地違反了戰略上的有利條件，以圖安撫淺陋無知的“輿論”。　　 

       依照上述的防線計劃，陸軍就不需要派大部隊開進東北邊境特區東端的山區，而是要在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提祖(Teju)和山腳下的哈尤良(Hayuliang)等地附近，等候中國人穿過極難通行的地帶來到這裏。

       這一帶有一條險峻的古時商路，一九五O年發生了一次地震後已不能通行，只有小股突擊隊才能穿過這條路到達平原。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報局認為洛希特河谷是中國部隊的可能的進軍路線，印度人就在瓦弄進行了集結，該地距公路終點提祖約一百英里——地形十分險峻，要走兩個星期才能到達。瓦弄有一條臨時的飛機跑道，但跑道很小，能夠使用這條跑道的印度空軍飛機只有小型的加拿大制水獺式運輸機，而這種飛機每次僅能運載六名武裝士兵。

       十月二十一日，中國部隊在那裏發動進攻的時候，瓦弄和距瓦弄兩日路程的前沿據點基比圖(Kibithoo)由兩個步兵營和一部分阿薩姆步槍隊的士兵佈防。基比圖無法接濟給養，部隊在那裏住了三天又撤回瓦弄。中國部隊跟蹤追擊，但他們對瓦弄印軍陣地首次發動的進攻卻被擊退，損失很大，於是雙方就停下來，進行巡邏和集結，有時中國部隊的試探性進攻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組織上編制的不斷削減和變動，增加了印軍集結的困難。瓦弄地段原由第四師第五步兵旅負責防守。但達旺失陷後，又決定設立一個新師部，負責指揮整個東北邊境特區的部隊——色拉到邦迪拉一段除外，該段歸第四師指揮。

       新編番號為第二師，由M.S.帕塔尼亞少將(此人是新任第四師師長A.S.帕塔尼亞的堂兄弟)任師長，第一八一旅也劃歸該師指揮，負責瓦弄地段防務。但這絲毫不合帕塔尼亞的心意，他堅持要把一八一旅全部調開。他的要求被接受了，於是第十一旅終於在十月三十一日接管了瓦弄地帶的防務。

       駐防瓦弄的各營在十天內接連更換了三名旅長及旅部參謀人員。第四師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A.S.帕塔尼亞也同樣地要求更換他下屬各旅旅長。這種人事調動看來只能以有關軍官的私人關係來解釋。　　 

       指揮官不斷調動所引起的混亂，直接影響到印軍集結的速度和作用。有一個旅在瓦弄乾等了近一個星期，沒有接到任何命令；因為A.S.帕塔尼亞在搞到他所要的旅長以前，不願給該旅下達任何命令。有一個廓爾喀營開到瓦弄，隨即調回平原，後來又再次把它調往瓦弄。　

       到了十一月初，第二師才算安定下來。M.S.帕塔尼亞師長搞到了他所要的旅長，這個旅有三個步兵營和幾個阿薩姆步槍排駐防瓦弄。M.S.帕塔尼亞相信，並且也説服了考爾接受這個信念：就是如果瓦弄的兵力再增加一個營，他就可以在這一地段把中國部隊趕回到麥克馬洪線。

       但第四軍參謀部卻持有不同看法，他們估計，中國在察隅靠近麥克馬洪線的兵力有一個師。他們在十一月十一日把這份情況估計意見書送給M.S.帕塔尼亞，但他沒有再轉達給承擔作戰任務的旅，而印軍發動進攻的準備工作仍照常進行。按計劃，要在十一月十三日發動進攻，十一月十四日結束戰鬥。　　

       增加的那個營，從十一月十三日開始才搭乘水獺式運輸機陸續到達；但第十一旅並未因等候增援而推遲進攻時間。考爾和M.S.帕塔尼亞都趕到瓦弄，要親自掌握這次作戰行動，但這不足以説明為什麼一定要按照原定時間表發動進攻。

       原定的日期並無軍事意義，也不存在同其他地段的作戰行動協調配合的問題。但在制訂進攻瓦弄計劃的人看來，十一月十四日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那一天是尼赫魯的生日。

       總理七十三歲壽辰快到了，從瓦弄向新德里發回一份如考爾所希望那樣的電報，報告“我們對敵軍取得了首次重大勝利”，這豈不是再好不過的一份壽禮？　　 

       十一月十四日，第六庫馬翁營的兩個連，在為支持這次進攻而空投來的重迫擊炮和幾門野戰炮的火力支援下，開始進攻中國部隊所據守的一個山頭制高點。據守山頭的中國部隊估計是一個連。這批來自喜馬拉雅山西麓的健壯的庫馬翁士兵，曾在基比圖的一次激烈戰鬥中擋住中國部隊，接着花了兩天的時間撤回到瓦弄，在這以前大約十天光景曾投入一次局部性進攻，而且幾乎不斷地執行巡邏任務——這次又被用來進行這場作為生日獻禮的進攻戰。

       他們冒着中國掩體中發出的猛烈炮火，連續戰鬥了六個小時，衝到離山頂只有五十碼時已精疲力盡，不得不停下來。當晚，中國部隊進行反攻，把倖存的庫馬翁士兵全部趕下了山，這支出擊部隊返回營地的不足半數。十一月十六日，印度各報以印軍轉入進攻的大標題歡呼這次作戰行動，其真相就是這樣。　　 

       中國部隊追擊敗退的庫馬翁士兵，並且突破了印軍的主要防禦陣地，印軍陣地因出擊而遭到了削弱。印度炮兵為了支援庫馬翁士兵，早已把炮彈全部打光，因此，當中國部隊在十六日拂曉發動主要攻勢時，印度炮兵已無法參加戰鬥。印度部隊這一仗打得很頑強：停火後，小股印度部隊回到那裏，發現有的陣地上全部人員都戰死在崗位上。

       但由於主要防禦工事已被攻破，整個旅的陣地已無法守住，早晨十點鐘左右，考爾批准該旅旅長下令撤退。但有的部隊沒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繼續作戰，直到彈藥打光或戰死。考爾和M.S.帕塔尼亞二人坐上“倒數第二架水獺式運輸機”撤離瓦弄。

       考爾從提祖發回了一份冗長的語無倫次的電報，報告瓦弄戰敗的經過，電文最後寫道：　　 

       由於敵人攻勢十分兇猛，兵力十分強大，我有義務敦促你請求最高當局爭取願意幫助我們的外國軍隊的支援。否則，我過去已講過現在還要重申：我國的武裝部隊將無力抵擋鋭不可擋的中國優勢兵力，而且敵人已經集中並且將繼續集中其優勢兵力來對付我們，使我們處於不利地位。這個意見不是出自惶恐，而是正視嚴酷的現實。　　 

       顯然，一個時期以來，考爾的頭腦中已經考慮過爭取盟國派遣遠征軍開入印度的想法。當考爾還在新德里卧牀養病的時候，內閣秘書曾去看望過他。根據這位官員的敍述，當時考爾“從枕頭底下抽出一份建議書。其中建議：印度應該尋求某些大國的支援；應該勸説蔣介石和南朝鮮在美國的支持下進攻中國。‘應該敦請某些外國軍隊開到印度，協助印軍翻越喜馬拉雅山發動大規模進攻’。

       必須在未來的十二個月內建立十個師，並投入戰鬥。應該設立一個新的指揮部，統一指揮軍事和經濟工作，指揮部應設一名總指揮官作為最高統帥——總部應設在新德里或阿格拉。”考爾沒有説他認為應該由誰來擔任這位莫卧兒式的最高統帥。　　 

       瓦弄旅的殘部已失去控制，分散成若干小股沿洛希特河谷向平原落荒而逃。瓦弄的各陣地間橫着洛希特河，河間峽谷高三百英尺，無法徒涉，河上只有一條繩做的索橋(中國人攜帶了渡河的橡皮艇)，河東岸的印軍殘部在撤退時吃盡了苦頭，又遭到中國部隊的伏擊，傷亡慘重。

       第十一旅終於落得一個與第七旅同樣的下場：進行了一次沒有配合好的毫無希望的進攻，在中國部隊堅定果敢和周密部署的攻擊下遭到潰敗。中國部隊沒有追擊敗退的殘敵。　　 

       考爾沒有回到他在提斯浦爾的軍部，雖然他的參謀長催他回去。第二天，即十一月十七日，他卻乘直升飛機去尋找第十一旅的殘部。他在飛機上看到了旅長，就命令飛機着陸。考爾在他的書中寫道：“我立即飛快地跑到他面前，看到他[旅長]和他的隨從人員都安然無恙，我才鬆了一口氣。我邀請他並挑選幾名軍官搭我的飛機到哈尤良吃些點心，然後再送他們返回他們的部隊。但他説，他寧願和他的士兵們在一起，當然他這樣做是很對的。”

       考爾回哈尤良時，接到一份電報，説陸軍參謀長塔帕爾將軍和東部軍區的森將軍已啓程前往提斯浦爾。他直接趕回軍部，而他們已先期到達。幕布已揭開，關鍵性的色拉-邦迪拉地段的高潮就將來臨。但在敍述這狂風暴雨的最後一幕以前，還需要先講一講西段的情況。　　 

       西部軍區一直主動地進行大規模的迅速集結，他們集中了一切能搞到手的運輸工具，把原在克什米爾停火線上佈防的部隊撤回，調到拉達克來。

       十月份的第一週，列城到楚舒勒之間的公路已經修通，到十一月中旬，楚舒勒成為一個旅的陣地。這個村莊和臨時修築的飛機跑道都位於中國的主張線之外。但在它以東某些印度防禦陣地卻越過這條線，在此時，這些陣地事實上是印度在西段的中國所主張的領土內僅有的幾個陣地。

       所有其他的哨所，不是已被打掉，就是已自行撤掉。不象在邊界另一端的東部軍區和第四軍那樣，西部軍區對保存部隊實力表現了更大的關心，而不是命令孤立的小部隊“打到底”，作出毫無意義的犧牲姿態。

       根據戰術上的理由，需要固守一處陣地時，那裏的部隊也的確打到底，打光最後一顆子彈或打到最後一個人。但不是象東段經常發生的那樣，西部軍區沒有叫部隊去固守毫無戰術意義和難以守衞的陣地，一直到被對方攻破為止。　　 

       西部軍區把楚舒勒當作關鍵地帶，因為他們預見到如果中國部隊企圖攻佔列城，那麼，在高山之間的斯潘古爾峽谷(楚舒勒即位於峽谷之內)顯然會成為他們的通路。因此印軍就在楚舒勒以東的山地上建立了陣地——恰好跨過中國的主張線。

       其中有些陣地高達一萬六千英尺(楚舒勒的高度已接近一萬四千英尺)，冬天在這樣的高度，給部隊造成極度艱苦的條件。封凍的土地挖不動，只好炸開；空氣十分稀薄，就是已經能夠適應高原氣候的部隊也只能進行短促的體力活動。連作燃料和修築掩體用的木頭都沒有；什麼東西都要由部隊自己裝成小包從山谷下搬運上來；騾子也爬不上這樣高的地方，楚舒勒雖然有一些犛牛，部隊又不會駕馭。但無論如何，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總算修建了一些比較牢固的陣地。　　 

       在這以前，中國部隊唯一的跡象只是進行了一些偵察性的巡邏，對某些印度哨所進行了逼近的公開的觀察——這些哨所接到的命令仍是除非受到攻擊或威脅，否則不得開槍。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看到有大股的中國步兵向前運動。十八日凌晨，中國部隊開始對印度的前哨陣地以及河谷中的旅部陣地和機場進行炮擊；拂曉時，步兵攻擊了山上的印軍陣地。重迫擊炮、無後座力炮和火箭炮把挖得不深的印度工事幾乎削平。

       中國部隊的正面進攻被擊退，他們迂迴包抄印度陣地的側翼和後方，經過激烈的肉搏戰，攻下了這些陣地。在一個叫熱贊拉(Rezang La)的山脊上據守工事的庫馬翁營(第十三庫馬翁營)的一個連，只有三個受傷的士兵回到了山谷中的營部，還有五個士兵當了俘虜。

       三個月後，一隊印度士兵爬上熱贊拉山脊時，該連的其他士兵還留在他們的陣地上——他們都已死後凍僵，手裏還拿着武器。中國陣亡的士兵已經抬走，戰鬥的遺蹟表明中國方面陣亡的數字也不小。　　 

       在中國人發動進攻後五個小時，印軍的山上陣地或被攻破，或因無法防守而撤走。印度軍隊集中在山谷裏旅部周圍的高地上。但中國部隊沒有進行追擊，他們在中國主張線上停了下來，沒有進攻楚舒勒。　　 

       與此同時，在東北邊境特區色拉-邦迪拉一段的印軍集結速度雖比較緩慢，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第四師已擁有滿員的步兵共十個營，和一些支援火力：野戰炮，重迫擊炮，甚至還有十二輛輕型坦克。如果集中使用於防禦，這支兵力也可能是很可觀的；但它卻分散在三個主要地段，彼此相隔六十英里，山路狹窄、崎嶇難行。主要防線設在色拉周圍，由新旅長霍希爾·辛格指揮的第六十二旅負責，下轄五個營。

       邦迪拉由第四十八旅駐守，下轄三個營。

       大約在兩地當中的德讓宗， [ 注：“宗”是西藏的行政和宗教中心，一部分是城堡，一部分是寺院。當這一地帶受西藏的行政管轄時，達旺宗是主要的中心，德讓宗是第二中心。 ] 是師部所在地，駐有第六十五旅和兩個步兵營。

       從平原上的米薩馬裏到色拉，全程一百四十英里；卡車來回一次，如果路上不出什麼事故，需要六天時間。

       色拉的部隊由空投和陸路供應，但他們得到的給養僅夠當天的消耗，因此，彈藥的儲備仍感不足；防禦物資，如帶刺的鐵絲網、挖掘工具、地雷等仍感缺乏。色拉已得到優先供應，邦迪拉的給養情況就更壞了。　　 

       第四師所擺的陣勢從色拉到邦迪拉這條線鋪得很開，它本身存在嚴重弱點。色拉是整個防禦體系的關鍵。經過偵察，證明這個地方並不象初看那樣堅不可摧。色拉山口本身倒是個堅固的防禦陣地，但在它的南北兩側都有小路可通。邦迪拉有三個居高臨下的山頭，組成非常鞏固的防禦陣地，如有足夠的部隊防守，會給進攻者造成極大的困難。

       德讓宗地處山谷之中，在防禦上有利條件不多，第四師在那裏也沒有修築防禦工事，師部人員都住在帳篷和臨時兵房裏，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土方作業。第四師擺的陣勢是為了應付中國部隊沿着大路進攻；如果中國人只從那個方向打來，一路打到色拉，死板地循着公路的軸線而下，那麼，印度軍隊是可能給進攻者造成重大傷亡。但是，通向整個陣地還有一道旁門——那就是貝利小道。　　 

       一九一三年，F.M.貝利上尉徒步進入西藏，進行一次長途勘查，為麥克馬洪劃出邊界線提供地理資料；他回程從雅魯藏布江出發，大體沿着一條自北向南的直線，經過現在成為東北邊境特區的地方。

       他和勘察員摩斯赫德(Morshead)上尉跨過了圖龍山口(Tulung Pass)的主峯線，翻越了高達一萬五千六百英尺的錯山口(Tse La)， [ 注：不是色拉，在地圖上同色拉相距約二十英里。 ] 穿過高約一萬四千英尺的波辛山口(Poshing La)，下到登班(Tembang)。

       登班這個村莊地處一道橫嶺之上，俯視着色拉和邦迪拉之間的主要河谷，到了一九六二年，就控制着色拉和邦迪拉之間的公路。A.S.帕塔尼亞將軍對他的任務作出初步估計時，曾預見到中國軍隊能夠沿着貝利走過的路徑，出現在德讓宗與邦迪拉之間的公路上。但他又認為中國的大部隊不可能通過那條路線過來，新德里的陸軍總部和情報局支持他這個假定。貝利曾描述這條路的某些部分很不好走。

       印方可能是這樣估計的：既然在一九一三年五、六個人的小隊要通過這條路都很困難，那麼，五十年後大部隊就無法通過這條路了。即便有一小股中國的偷襲部隊從這條路插過來封鎖這條公路，也可以——或被認為是可以——從邦迪拉或德讓宗派出一些部隊把他們清除掉。　　 

       給帕塔尼亞和第四師的任務，是要他們堅守色拉，從而封閉穿過東北邊境特區通向平原的入口。

       但一開始第四軍給帕塔尼亞的命令中還有一項但書：就是如果他在色拉還沒有集結好足夠的固守兵力前，中國已發動對色拉的進攻，那麼，他就有權把部隊撤出色拉，並以邦迪拉為主防陣地。這個但書沒有規定失效期限和所説的足夠固守兵力的數額。因此，第四師就有可能隨時把部隊撤到邦迪拉。

       但印軍的各級領導，對戰鬥一旦打響後究竟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都沒有明確的概念。如果中國部隊切斷了色拉的退路，就可以採取“箱形”防禦戰術固守色拉。這是第二次大戰中英軍在緬甸戰役後期行之有效的那種戰略。

       但要固守一個為敵軍包圍的陣地，不但需要有高昂的士氣，而且還要有絕對可靠的空運給養；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色拉駐軍的給養僅夠一週作戰之用。

       如果想要採取“箱形”戰術固守色拉，把邦迪拉當作後方的另一個堅固據點，那麼，在德讓宗露宿在帳篷裏的第四師師部和第六十五旅又是幹什麼用的呢？如果中國大部隊迂迴色拉，他們就能迅速消滅師部。第四師的部署，看來還是反映出印度方面那種潛在的和反覆出現的信念，即認為中國不會進攻。

（東北邊境特區的戰鬥） 

       從十一月初開始，帕塔尼亞又不斷派出小股部隊，封鎖他認為是中國部隊進行迂迴運動的可能道路，這更增加了他的師由於佈局分散而產生的困難。他派了一個連進駐德讓宗以南的普湯(Phutang)，防止中國部隊越過不丹，從那個方向迂迴色拉；又派了一個排進入貝利小道，增援波辛山口的阿薩姆步槍隊(波辛山口大約位於從邦迪拉去麥克馬洪線的中途)。這些部隊都是從邦迪拉的駐軍中抽調的。　　 

       十一月中，帕塔尼亞和第四師師部愈來愈重視貝利小道。十一月十二日，從邦迪拉抽調了另一個排，第二天又抽調了兩個排，增援波辛山口的第一個排。就這樣，從邦迪拉駐軍中抽調了一個連(屬警衞旅聯隊第五營)，零零碎碎地派往波辛山口。

       遲至十一月十五日，收到一份電報證實了中國部隊沿貝利小道南下的消息，電報説，印軍先頭部隊與一個營的敵軍遭遇，並被消滅。這份電報轉給師部，但帕塔尼亞根本不相信中國部隊有一營之多的估計。情報局曾經向他保證，在來年夏季以前，這麼多的人馬不可能在這條道路上運動。因此，他命令派出另一個連循貝利小道北上，以恢復那裏的局勢。

       第二天，又派警衞旅聯隊第五營的其餘部分從邦迪拉沿貝利小道北上，以肅清小道上的中國部隊。為了防止敵軍改道襲擊師部，又從德讓宗派出一個連北上，封鎖一條可能的通路；並從邦迪拉抽調一個連到德讓宗代替該連防務。　　 

       這樣，到了十一月十六日晚，邦迪拉的駐軍已從三個營(十二個連)減少到六個連，僅達該地進行有效防禦所需兵力的三分之一。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