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詐捐風雲30年：我捐錢，你卷錢？_風聞

2016年11月底，一篇《羅一笑，你給我站住》的文章刷屏網絡，網友累計打賞200多萬。後有網友曝出，羅一笑父親羅爾在深圳東莞兩地有3套房，還有2輛汽車和1個廣告公司。

3年後，2019年5月1日，德雲社演員吳鶴臣因腦溢血住院，家人在水滴籌上發起100萬募捐。後被曝出家有2套房，1輛車。

一時之間，輿論譁然。

“怎麼你比我有錢，我還要給你捐款？”

“平台是幹什麼吃的，為什麼不審核？”

“以後再看到朋友圈轉發捐款，直接拉黑。”

兩起“詐捐”事件，在中國最大的網絡平台微博和微信上持續發酵，掀起了一場巨大的信任危機。

這並不是中國慈善遭遇的第一次信任危機。

在眾籌平台之前，人們印象最深的是30年前的希望工程事件、還有10年前的郭美美事件，還有，很多很多。

在討論信任危機之前，也許我們應該先討論，中國的公益慈善，曾經有過信任嗎？

又或者説，中國的公益慈善，真的沒救了嗎？

1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掀開了中國歷史的新序幕。在這之前，計劃經濟下，國家包辦了一切。民間慈善組織，一片荒蕪。

1988年，一個叫徐永光的中年人，從團中央離職，拿着團中央提供的10萬塊錢和一間辦公室，又和同事們搬來了一張乒乓球枱，找了椅子就開始工作。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成立了。

他想到，曾在廣西柳州地區調查時，一個村子裏2000多人，從解放後沒有出過一名初中生，輟學率達90%以上。

而在全國，每年****有100多萬小學生因為交不起四五十元的學雜費而失學。

此刻，那些孩子的面孔，浮現在了他的腦海裏。

於是，希望工程的靈感躍然而出。

當貧困、兒童、教育這三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人們心中最柔軟的部分就被觸動了，從普通民眾到中央領導，匯款單從海內外飛來。

當時，領導人江親自為希望工程題詞：“支持希望工程，關心孩子成長。”

鄧公則讓家人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名義，向希望工程捐款五千元。這份名單中的名字，還有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jin濤、李嵐清、喬石……

1992年，一雙來自安徽省金寨縣的“大眼睛”，轟動全國，成為了希望工程的標誌。

“把每一分錢用到孩子身上”，這是中國官方慈善公益事業公信力處於頂峯的年代。

到了1994年，希望工程的捐款總額達到3.85億元，救助學生總規模達到101.5萬名。這些數字，遠遠超出了青基會的原本計劃。

但隨着鉅額捐款而來的，還有巨大的質疑。

1994年1月，香港《壹週刊》刊發了著名的報道，指責希望工程“數千萬撥款不知去向”、“窮人讀破校”、“掠水現象到處都有”，人們震驚了。

雖然徐永光立馬撰文反擊，但希望工程的名譽已然受到了致命打擊。在《壹週刊》的“曝光”之後，希望工程每月收到的港元捐助從每月平均300多萬變成了十幾萬。

徐永光覺得很委屈。

他立即決定起訴。在漫長的六年等待之後，2000年，這場官司在香港高等法院開庭審理。

庭審期間 ，有一次徐永光站在華潤大廈18樓，對同事説：“這場官司如果敗訴，我們將身敗名裂，我只有從這裏跳下去了”

庭審當天，面對《壹週刊》律師長達8個小時、超過100個問題的提問，徐永光一一做出回答。

最終，法院判《壹週刊》誹謗罪名成立，並賠償青基會350萬港元。

但污名一旦沾上，就很難恢復如前。

更何況，也許《壹週刊》言過其實，但希望工程的問題，也確實很多。

危機一場接着一場。

2001年，一名基層工作人員被曝出：偽造假信，貪污希望工程善款。

2002年，《南方週末》記者方進玉，揭露徐永光挪用善款，違規投資，但被勒令換稿，引起了海內外華人強烈的關注。

國家高層領導多次批示對此事進行徹查，國家審計署入駐審計。

儘管後來的審計結果表明，“沒有發現中國青基會負責人有腐敗行為。”但是就像《壹週刊》的文章一樣，惡劣的輿論影響已經形成。

人們還發現，不管徐永光有沒有貪污，但他確實用善款進行了投資，而且似乎，還有虧損。

人們無法理解。

很久以後，據徐永光解釋，他是“不得不投資”。但在當時，已經沒有人再願意聽他説話了。

在那之後，雖然青基會也努力進行了數次改革，但是人們對於希望工程，已經產生了心理陰影。

建立信任需要很多年，而毀掉它只需要幾秒鐘。而且信任一旦失去，就幾乎是不可逆的。

今天當我們回過頭來看，希望工程最大的問題：

一是數量龐大的善款，究竟有多少，人們不清楚；二是這麼龐大的善款，最終流向了哪兒，人們也不清楚。

這種不透明，給中國官方慈善公益組織的信任度，埋下了隱患，而且幾乎伴隨着我們走到今天。

2

2008年，汶川大地震。山河破碎，舉國同悲。

在這場空前災難前，國人萬眾一心，捐款熱情被點燃。

一名60歲的乞丐，乞討了整整8天，拿着全部105元零錢，塞進了募捐箱。

61歲的聾啞學校老師沈翠英，把自己的房子拍賣了450萬，為災區建成了可以抵禦地震的都江堰柳街小學。

震後半年內，全國募集款物****762.14億元，超過了過去10年間全國捐贈款物的總和，打破了中國捐贈史上的紀錄。

因此，這一年，被認為是中國公益的"元年"。更重要的是，從此公益不再是少數有錢人的事。

奉獻愛心之餘，面對數字如此龐大的善款，大家的老問題又來了：

這些錢最終都去了哪兒？

遺憾的是，希望工程的20年之後，這個問題，仍然沒有人能回答。

而這種不滿，只是一個前奏。很快，真正的高潮來了。

2011年6月21日晚，新浪微博上一名認證為“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二十歲女孩“郭美美baby”，曬起了自己奢華的生活：住別墅，開豪車，買名包。

炫富沒有問題，但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這個身份，有些扎眼。

一時間，引發軒然大波。

一個年僅20歲的女孩，就有如此經濟能力？這些錢的來源和中國紅十字會有關係嗎？

輿論壓力之下，郭美美道歉，承認這個身份是自己杜撰；

新浪微博為身份認證有誤道歉；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發表聲明，表明組織內並沒有郭美美其人，更沒有“商業總經理”這個職位。

北京警方開始介入調查。最終查明，郭美美與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沒有直接關聯。

但是，和希望工程一樣，到了這一步，根本沒有人再會相信。

事實上，也根本很少有人真正關心調查結果。因為紅十字會的不透明，人們更傾向於陰謀論的故事。

不信任的基調已經形成。

深圳佛山紅十字會，在事件後的一段時間裏，收到的捐款幾乎為0。

黑格爾説，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希望工程的故事，彷彿一字未改，再次發生在了紅十字會身上。

人們感到難以理解，20年過去了，媳婦都熬成婆了，怎麼你們慈善行業，就一點進步都沒有？

對於慈善行業一直沒法解決的”信息透明“問題，也許徐永光的解釋，算是一個答案。

2011年9月8日，《南方週末》採訪了徐永光。彼時，早已投身民間公益的他，面對往事十分坦然。

他承認在當時的環境下投資違規，但“我用青基會1億多的投資，到今天為止換來的是2億多的收益，從結果上現在可以給大家一個交待。”

按照徐永光的説法，根據《基金會管理辦法》第九條：基金會工作人員的工資和辦公費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開支。

也就是説，基金會必須0成本運作。

這點幾乎飽受同行業所有人詬病，大家都説：“要麼你就不做事，要做事你就要有成本。”

徐永光的壓力還不止於此，不能投資的他，還要追趕通貨膨脹：比如助學金，如果從1992年開始一對一救助，一個孩子一年的書本雜費是40元，僅僅過了四年就漲到80元，漲了一倍。

不投資，哪兒來的錢呢？

然而，人們的感情裏無法接受，甚至視投資為犯罪。

這便是公益組織的”投資悖論“。

2018年，面對公益時報的記者，年近古稀的徐永光説：“在我的心裏，希望工程的榮譽、清白，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截止這一年，全國希望工程累計接受捐款150.23億元，資助困難學生594.9萬名，援建希望小學20110所，希望廚房6236個，援建希望工程圖書室31109套，培訓教師114306名。

3

關於”公益組織要不要做投資“的問題，似乎很重要。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很快，一個重大的變化，讓這個話題變得無人問津——

互聯網時代毫無預兆地來了。

僅僅是”郭美美事件“的3年之後，2014年，中國智能手機用户數量首破5億，接着，微信活躍用户超過4億。人們宣佈，微信時代到來。

這一年，一個叫於亮的COO帶着他的技術團隊，想到了一種基於微信朋友圈的眾籌模式——

輕鬆籌誕生了。

上線不久，北京一位重病的程序員，發起了個人求助，治病的資金迅速就有了。

從程序員到各行各業，越來越多得了重病卻無錢可醫的普通人，來到這裏尋求幫助。

2016年8月31日，輕鬆籌被民政部評為：首批慈善組織募捐信息平台之一。

也就在這一年，美團前10號員工，美團外賣聯合創始人沈鵬出走，創立水滴籌，在國內首開0手續費眾籌，病人籌到多少給多少。

第二年7月，輕鬆籌也宣佈實行0手續費，向水滴籌致敬。

而早在輕鬆籌成立的第二年，依託於病友社區慢友幫的互聯網健康醫療公益平台——愛心籌宣佈上線。

誰來捐助、捐助了多少錢、這些錢有沒有給到籌款人，這個鏈條在被詬病多年後，終於藉助互聯網實現了透明。

於是，徐永光的”投資悖論“也隨着公益慈善的互聯網化，迎刃而解。

**把捐助者的錢，直接給到被捐助者的手中，這就是互聯網的答案。**公益慈善團體的運營成本大幅度地降低。

更重要的是，有越來越多的小人物登上了舞台中央。他們捐助別人，也被別人捐助。

截至今日，輕鬆籌已累計幫助253萬個家庭籌款。

水滴籌也已經幫助80萬大病患者，籌款160億元。

愛心籌，也已把40萬人帶到希望面前。

互聯網帶來的革新，似乎終於徹底改變了公益慈善行業，一切變得更透明、扁平。

但事情真的被解決了嗎？

2019年5月1日，德雲社演員吳鶴臣事件爆發。吳鶴臣妻子説：兩套房子均無法出售，車不能賣…我從來沒讓任何人給我捐過一百萬，沒有逼捐過任何一個，也沒騙過任何一個人。

一下子引起眾怒，輿論發酵長達一個星期之久。吳鶴臣妻子不得不關掉了眾籌界面。大家議論紛紛。

互聯網似乎已經解決了我們的第一個問題：籌錢流程的透明化。

但是第二個問題：錢到底去哪了？

收到錢的那個人到底是誰？他是個貧苦山區的重病患者？還是個住豪宅開豪車的富家子弟？

仍然沒有被解決。

水滴籌創始人沈鵬説：這些是極少數。

人們不信，質問他們：為什麼不審核？

還有很多人氣憤地説「以後再也不捐了。」「以後看到誰在朋友圈發這樣的消息，直接拉黑。」

但實際上，水滴籌卻覺得自己很委屈。

按照它的説法，眾籌平台作為一個商業公司，無權審核募捐人的個人財產狀況。

4

很多人依然在憤怒，因為大家覺得，每出一次事情，我們便被打回原形。

這麼多年了，我們好像一直停留在原地。

但其實大家仔細想想，我們其實正在往前走着，只是走得異常艱難。

曾經計劃經濟結束，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一片荒蕪。我們從0開始，讓慈善在中國生根發芽。

在曾經不規範的日子裏，我們不出意外地跌倒了：希望工程事件、郭美美事件、各種各樣的詐捐事件。於是2013年，便催生了我們自己的第一部《慈善法》。

傳統的公益慈善團體不透明，便有了新的更公開透明的網絡平台，比如輕鬆籌、水滴籌等。

輕鬆籌等平台無法看到結果，那麼在新的平台中，我們便努力讓大家看到結果。

比如，螞蟻森林的誕生。每個人種的樹都有自己的編號，可以到現場親自看，也可以看直播種樹。

同樣的，當已有的人出現了問題，我們便去尋找更值得信任的人。

比如2017年，電競主播pdd説，當他直播間的竹子長到1000米的時候，他就要拿那顆竹子和粉絲送的所有禮物，援建一座希望小學。還不夠的話，他自掏腰包。

粉絲們紛紛開始送禮物，説，我就認準了pdd這個人，因為我信任他，出了問題我找他。

2019年3月，皮皮歡樂小學建成，耗資2500萬。學校為了感謝pdd，建了一個”愛心碑”。

還邀請pdd參加開學典禮——

種種負面新聞，似乎一直在消磨人們對於中國公益慈善的信任。

但即使是這樣，當我們看今天的中國慈善行業時，我們驚訝地發現，人們捐款的步伐卻從來沒有停止。

在短短30年裏，雖然步履蹣跚，但中國人用自己的愛心，把慈善這個孩子養大了。

甚至在一些艱難的年份裏，我們愛心增長的速度還遠超GDP。

2008年，汶川發生8級地震；2010年，西南旱災、河南礦難、甘肅特大泥石流、玉樹地震，這兩年，頻發的災害讓我們走得無比艱難，但人們的愛心卻有增無減。

這裏面的捐贈者，下至路邊乞丐，上至國家領導人。我們用這些錢，捐助過失學兒童，捐助過癌症病人，也曾一起度過旱災、澇災、還有舉國悲慟的地震。

慈善是一種人心的事業，遺憾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一種制度可以完美規避人心的漏洞。

而隨便一個人心的小漏洞，就可能讓我們覺得世界如此黑暗，然後引發信任的集體崩塌。

《七宗罪》裏有句話，是這樣説的：“有人説，這個世界很美好，值得我們為它奮鬥。而我只同意後半句。”

同樣的，我也不想為慈善和信任辯護。

但無數的事實，讓我堅信：愛心，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讓一個人，甚至一個民族，見山開路，遇水搭橋。跨過一切坎坷，走上一條光明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