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頂頂和龔琳娜所謂的世界音樂，過時了_風聞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5-16 15:37
作者：老月亮
還沒見過劉釗，我就在他的公司裏開了一個會。
北京東城區的一棟老樓裏，住户和企業雜居在一起，輾轉找到這個叫做“戰馬時代”的公司時，他們的員工不好意思地給我倒了一杯水就匆匆上了樓，loft 幾乎沒有隔音，一個有力的聲音一直在我的頭頂回蕩。
“我覺得我已經夠商人的了，沒想到他們比我還商人！”
這是一個推廣本土音樂和世界音樂的經紀公司，手上握有不少中外民族音樂人，老闆劉釗帶過 HAYA 和杭蓋樂隊，在2012年自立門户。
去年，戰馬時代籌辦了一個室內音樂節，將三組圖瓦音樂人帶到了中國，有世界上第一組走向國際的呼麥樂隊恆哈圖，也有一邊呼麥一邊玩搖滾的亞塔樂隊。
在國內更有名一些的是珊蔻，但珊蔻最初得到的並不是美譽。她的作品《Lost Rivers》被稱為“世界上最難聽的歌”，珊蔻在這首歌裏尖叫了 8 分鐘，傳聞中，沒有人能堅持聽到第10秒。
會議進行到了珊蔻部分。珊蔻還有十幾天就要在中國辦個人巡演了，劉釗的聲音明顯多出了幾分焦慮，他拿彩虹合唱團給員工們舉例：
“金承志就是一個郭德綱，總是能收集到段子，只不過是苦情段子。你們得找到大眾關注的東西，沒有人在乎你所謂的、有想象力的世界音樂。”
劉老闆的焦慮落在了演出的現場體驗，他向員工放了最後一句話：“如果我們做的只是一個普通的音樂會，這個產品就變成垃圾了，珊蔻就變成了一個爛評彈！”
會議結束，偷聽完畢。我帶着對世界音樂、民族音樂和珊蔻的票為什麼能熱賣的困惑，也匆匆地走上樓去。
21歲才開始學習漢話的烏仁娜放下筷子，甩給他一句話：“世界音樂這個概念在歐洲早就爛大街了”。
這麼想的人不止烏仁娜，在 Billboard 中國組織的一次對談中，朱哲琴等業界人士們對世界音樂的態度都很一般：
“世界音樂首先指世界各民族的傳統音樂，後來變成了商業唱片的一種分類，也出現了許多流行樂與民族樂混合的作品……基本上還是嚴格地從西方發達的視角去看待東方音樂。”
這個在上世紀60年代產生的概念也早就被西方人自己批判過了。
1999年，Talking Heads 樂隊的主唱 David Byrne 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叫做“我討厭世界音樂”的文章，對這種高高在上的分類方式公開處刑：將人和文化視為異國情調是一種疏遠的機制，這往往意味着剝削和種族主義。
無奈的是，唱着牧歌在六十多個國家巡演，拿過許多大獎的烏仁娜，在劉釗最初從台灣引進她唱片進入內地時，三張專輯在三年裏只賣出了1000多張。
追溯一下，音樂人們擺脱不了這個標籤，可能還得“怪罪”薩頂頂。
世界音樂第一次，現在看來也是唯一一次被媒體大面積報道，還是2008年，薩頂頂穿着金色的民族服裝，捧回了一座“BBC世界音樂大獎”的獎盃。
《萬物生》轟動了全國，聽慣了港台流行樂的大眾，不知道民樂還能帶電，梵語哼起來還挺有節奏感，世界音樂在國內成了一個新鮮詞。
一篇叫做“神秘音樂人薩頂頂：對關淑怡的翻唱淡然視之”的報道稱，薩頂頂作為一個具有國際水準的著名音樂藝術家，表示只要能發展音樂，自己不會在乎這些：
“這種追求世界和平，追求世界和諧的境界讓薩頂頂在音樂藝術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不過，劉釗對薩頂頂並不看好，他認為薩頂頂的水平並沒有當年媒體吹捧的那麼高：“薩頂頂不過是高曉松製作的一個產品，包裝出來的一個概念。
就像朱哲琴和何訓田，龔琳娜和老鑼，這是最早一批世界音樂人的一個玩法，一個歌手配一個製作團隊，他們只是需要一個民族唱法的歌手。”
薩頂頂一開始甚至並不是個民族歌手，2008年還沒過完，薩頂頂就被一名叫周鵬的歌手拉下了神壇。
有網友發現，號稱中國第一電子女聲，代表作《咚巴拉》和《自己美》的歌手周鵬和薩頂頂相貌和聲音都非常相似，薩頂頂的歌迷都炸了，開始細數週鵬聲音和演唱技巧跟薩頂頂有天壤之別的種種，最終還是薩頂頂本人出來認了：“我從小就愛給自己改名。”
即便是後來打着世界音樂旗號走天下的薩頂頂，在接受外媒採訪時，也否認了這個標籤。她對英國《衞報》説：“我希望大家提起我的時候，不是做世界音樂的薩頂頂，而是薩頂頂這個名字。”
不提世界音樂，薩頂頂還有蒙古族的外婆作為民族根源的背書，當年和她在一個青歌賽上拿過獎的漢族龔琳娜就更為艱難了。
學民樂出身的龔琳娜當年唱的跟老鑼參加了一次世界音樂節後決定離家出走，開始鑽研“中國新藝術音樂”，《忐忑》爆紅之後，龔琳娜試圖用自己的影響力推廣更嚴肅的古詩詞和民族音樂，她在綜藝《歌手》不顧節目組反對唱了一首《庭院深深》，拿了那一場的倒數第一。
大學畢業之後，劉釗一邊在音像公司做編輯，一邊給音樂雜誌寫一些樂評，如果不是《吉祥三寶》的話，劉釗説不定會成為一個大V級的音樂博主。
十幾年前的一天，劉釗接到了為專輯《天邊》做責任編輯的工作任務，《吉祥三寶》本來只是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爾和妻子、小侄女日常娛樂的創作。
在協商內容時，布仁巴雅爾不是很願意放這首歌，劉釗當時的老闆態度很堅決，告訴他：“聽我的沒錯，把這首歌放進去”，最終將《吉祥三寶》放在了專輯的第二首。
沒有付推廣費，沒有特別的宣傳，蒙語版的《吉祥三寶》像一顆炸彈一樣火遍了全國，唱片公司老闆又急急地找了一個音樂人，為這首歌配上了漢語歌詞。
劉釗回憶道，有人就憑藉賣這麼一首歌，在零幾年賺了一兩千萬，成為了行業裏可以給別人講故事的人。
這件事對劉釗衝擊很大，這個聽 Lou Reed 的青年從前覺得民族音樂一點也不酷，也激不起他的認同感，可這首用自己民族語言唱出來的傳統歌曲卻取得了這樣的成績，為什麼？
揹着這個問題走到現在，劉釗給出的答案很“商人”：
“這個產品的流通性好，它的主題是家庭，這是人人心裏頭都有的一個東西，它又混入了蒙古族和非常中國的元素，這個東西是不容置疑的。
在歌唱形式上，當時只有付笛生式的對唱，沒有什麼作品有一家人的對話感，這就屬於產品的差異化。那種輕鬆愉快的、互動性很強的作品，當時的搖滾樂是給不了的。”
在尋找答案的路上，青年劉釗不分白晝地聽遍了各地的民族音樂，幫烏仁娜發行過專輯，與此同時，黑豹、唐朝的聲勢過去之後，中國搖滾已經停滯了很長時間，他開始感受到搖滾樂的“沒意思”：
“當時的那些樂隊我覺得水平不夠，我聽過的好東西太多了，你要我下調標準接受當下的音樂，很難。”
好奇心滿足之後，劉釗開始真的被民族音樂吸引，“至少民族音樂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在中國土地上自己生長出來的種子，怎麼也跟自己有關係。而那種差異化所構建的豔麗色彩、神秘的儀式感，比千篇一律的模仿有意思得多。
他開始想要幫民族音樂一把，想讓更多人聽到自己覺得美好的東西，而一個文青決定要做民族音樂的推手，一開始往往是糊的。
2008年，劉釗遞了辭職信，從北京跑了雲南，與友人一起創辦了香格里拉民間音樂保護協會，他對別人説，自己要去拯救民族音樂，改變一些什麼。
在雲南，劉釗的阻礙不是當地政府，不是一片混亂的 NGO ，是那些他想要拯救的民間藝人。當劉釗真的把善款送到民間藝人手裏的時候，他們反應平平，接受就接受了，生活還是生活。“彈民樂只是他們的工作，他們並不會覺得因為這些錢，他們在做的事情就多了什麼價值”。
劉釗發現，民間藝人也不過也是普普通通的少數民族年輕人，他們最想做的事是去城裏打工，去蹦迪，吃好吃的，過更酷的生活，他硬塞給別人一些錢，讓他們回家好好研究一下牛角琴，這是強人所難。
而回頭望望自己，劉釗終於承認了，“我沒有那麼高尚”，拯救民樂不過是為了自我感動，順便逃避生活，他沒有認真想過如何做一個“推手”。
“你告訴別人你本民族的文化有多棒，多值得保持是沒有意義的，他也聽不進去。
我當時在想，如果我做出一個民間音樂的偶像，像那些男團女團一樣，他們才會真正的理解本民族的音樂能做成什麼樣，才能有真正的認同。”
於是，靠筆吃飯的劉釗決定先從藝人經紀做起，他回到了奇蹟更可能會發生的北京，找當時已經拿了金曲獎的 HAYA 樂隊聊了一夜，毛遂自薦。
從 HAYA 樂隊持續成長，演出費漲了數倍，到杭蓋樂隊上了《中國好歌曲》，都是文青劉釗變為“幕後推手”劉釗的後話了。
如果簡單定義世界音樂就是民族音樂加西方音樂的話，那麼在這個概念在中國成為標籤之前，劉釗更關注的是民族音樂，或者説，音樂本身。
在劉釗看來，世界音樂的概念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不過是一些人在瞎忽悠聽眾，説起自己選擇合作的音樂人，他提到了生命力、創造力、獨立性，唯獨沒有提民族或者世界。
就像他自己歸納的：好作品是唯一的意義和道德。
劉釗覺得，那些批評珊蔻的人的世界裏，支配他們的只有好吃不好吃，好聽和難聽，好看和不好看，似乎沒有中間值，沒有別的東西，這是很可怕的。
能讓劉釗這樣用力維護，也許是因為珊蔻真的很符合那個“有生命力、創造力”的標準。
這位圖瓦女歌手在大草原上成長，高中就開始接受專業的音樂訓練，她是圖瓦第一個唱呼麥的女人，因為在民族傳統觀念中，女性呼麥會帶來不孕不育。
珊蔻會在演出時用白色的紗包裹着自己，因為那是中世紀女人受限制的模樣，她那樣登上舞台，就是在宣誓：自己是一個可以自由歌唱的人。
那是人們內心的悲傷、憤怒和恐懼，珊蔻説，一個失去控制的國家，就像迷失的河流，因為遭受了災難而乾涸，“我唱的是問題，是失去的生活”。
可在當下的時代，不會有太多人在關掉“像便秘一樣的尖叫”之後，去花時間瞭解一個音樂人的。
此時的劉釗已經成為了一個“商人”，像是要擺脱掉那個出走雲南的自己似的，他把合作的音樂人都叫做“產品”，他所面對的不是世界，也不是音樂，是市場。
“文化就是文化，商業就是商業，我們是一個要把文化內容做成商業產品的公司。我覺得那種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態度是有問題的，大家都在説好內容，但是你真正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想過什麼是好內容嗎？其實都沒有。
所以我並不相信所謂的精英和文藝青年，我覺得他們並沒什麼腦子，也是人云亦云，而且擅長道德綁架。在一個市場裏，根本沒有什麼大眾和小眾，只有賣得出去和賣不出去。”
他將票價定在合適的範圍內，一開始就吸引了那些本身就習慣在劇場消費的觀眾。對於一部分觀眾來説，進劇場就像進電影院，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劉釗並不覺得這些音樂一定要給本來就懂的人看，那些第一次聽到珊蔻的人，也可以後來才懂她。
劉釗對於劇場燈光、音效的要求接近嚴苛，為了提升體驗，他甚至想嘗試把蒙古包搬進音樂廳，也成功把就酒水帶進了劇院。
他説，在這樣一個環境下，一定要做到一個最正確的東西，搭建一個更好的舞台，這樣觀眾才會一進場就明白好的音樂是怎麼回事。
去看過戰馬音樂節的人都知道，這些演出中，每首歌的間隔都會有一個解説環節，會有工作人員上台向觀眾描述下一首歌的內容和背景。
這樣的設置跟 Adele 幾年前的一件“傷心事”有關。Adele 是戰馬時代負責宣發的員工，戰馬時代早期為恆哈圖樂隊安排巡演時，上海的一家劇場賣得很好，現場來了1600多人。
可恆哈圖唱到第三首歌時，就有大爺大媽帶着小孩子往外走了，他們以為是一個類似鳳凰傳奇風格的蒙古樂隊，沒想到一個演出還能這樣硬核。
劉釗急了，他揪住身邊的 Adele，讓她上台為大家翻譯下一首歌的歌詞，Adele 不知所措，也不知道上台該説些什麼，那是劉釗唯一一次發她的脾氣：“你他媽現在趕緊給我上去，你要不上去你就揹包滾蛋！”
Adele 已經慌出了眼淚，只好一邊抹眼淚一邊上了台。奇蹟般地，已經離座的人開始一個一個往回走，竟然沒有人再離開了，大家安安靜靜地欣賞完了一場精心準備的演出。
雖然毫不客氣地 diss 了文青，劉釗還是抹不掉自己身上文青的那一部分。他調笑自己在尋找客户時，人家沒看一眼音樂人的介紹就問：你們有流量嗎？也會感慨自己的朋友説，劉釗這個精力用在做房地產上，早就發達了。
今年，戰馬時代簽約了幾位國內的音樂人，有已經小有名氣的鯨魚馬戲團主創李星宇，彝族音樂人賈巴阿叁，也有不為人知的西藏後搖樂隊天聲。
天聲樂隊的成員都居住在青海西寧附近，他們基本上都屬於當地的公務員系統，每週的固定時間都會在一起排練，雷打不動，不久前，有一個往返於西寧與遠郊城市驅車來排練的團員還出了車禍，好在人沒有受傷。
天聲有自己的藝術項目，他們會花很長時間佈置一箇舊倉庫，在裏面放裝置藝術，還用車把設備運到了海拔三四千米的山頂，辦一場無人觀看的演出。
劉釗對他們喜歡得不行，他説天聲太可愛了，自己可以把所有的東西送給他們，除了女人。
當然，在認識天聲樂隊的第一天，劉釗就告訴他們，我對你們沒有任何的市場預期，你們也別對自己有這種預期。
他把天聲形容成了一副畫：天聲就是藝術，我希望他們自由地表達，簽約他們就像買了一副畫，好不好看，別人管不着。
劉釗一直相信，美好的東西是有價值的，只要戰馬時代不死，他就會一邊做事，一邊等，總會有民族音樂偶像出現的那一天。
不過，到那一天，這個偶像也許只是他的產品之一，聽聽劉釗的願望就知道了：
“我要把好作品變成大家理想的一個產品，一個夢中的產品，一個很好玩很好玩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