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智｜SSCI的使用和濫用_風聞

SSCI的使用和濫用

文  |  黃宗智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

編者按

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8年第5期，點擊左下角“閲讀原文”，可查看更多信息。圖片來源：百度圖片。如您閲讀後有所收穫，歡迎關注並分享“雅理讀書”（yalipub）

內容提要

在科學主義和數據主義浪潮的推動下，數據化管理被先後用於企業、政府治理，以及學術管理和評估。在此過程中，“科學引文索引網絡”（WoS）的引文索引在其行業中佔有近乎壟斷的地位——在有的國家和地區，它受到新興起的Scopus的挑戰，但後者與之基本是同一性質的，也是主要憑藉引文數據來評估學刊的營利性業務。它原先的嘗試性概括被逐步建構為絕對的“定律”，並被嚴格實施，先被用於自然科學領域，而後被擴大到社會科學領域，最後還被用於藝術與人文領域。如今，它涵蓋了人類知識的整個連續體，從最高度普世的自然科學到比較特殊的社會科學，再到至為特殊的藝術與人文領域。這種評估方法實際上越來越與學術的實際和真旨相悖，亟需改革。

【關鍵詞】 

尤金•加菲爾德　科學引文索引網絡　

影響因子　中文引文索引　區域學刊

一

歷史綜述

（一）加菲爾德的公司、湯森路透公司與科睿唯安公司

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 1925-2017）是“科學引文索引網絡”（Web of Science，WoS）的創始人。他是位具有創新和創業意識的“信息科學家”（information scientist）。他不是一位專業性的學者，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因為他在1955 年創建了科學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s）公司，在20世紀60年代創辦了“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 。後者很快成為一個興旺的業務。1978年，公司已經具有1600萬美元的總銷售額，主要來自其科學引文索引的訂户，共有職工470人，在9個不同國家擁有分公司。加菲爾德本人擁有公司65％的所有權。是年10月17日，在費城的公司新總部大樓（其建築成本約650萬美元）的開幕儀式上，加菲爾德宣稱，該大樓將很快容納1000名職工。據此，威廉•J•博德（William J. Broad，後來作為《紐約時報》記者兩度獲得普利策獎［Pulitzer Price］）在為著名學刊《科學》（Science）寫的報道上，給文章定下了“一位圖書館管理者怎樣成為一位盈利數百萬的企業家”的標題。

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1925.9.16-2017.2.26)

美國著名的情報學家和科學計量學家;

美國科技信息研究所及《科學引文索引》的創始人

1992年，加菲爾德的科學信息研究所公司被出售給湯森（Thomson）公司（一家主要出版報紙的公司）。2008年，湯森公司與路透（Reuters）公司（一家原先以傳播股票價格信息為主要業務的公司）合併，建立了湯森路透（Thomson-Reuters）公司，而加菲爾德的科學信息研究所公司則成為該公司下設的“知識財產和科學”部門（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cience Division）。2016年，該部門被奧奈克斯（Onex）公司（一傢俬募股權投資公司，管理總資產230億美元）和霸菱亞洲投資有限公司（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一家主要投資於亞洲房地產和其他“另類”資產的公司）收購，建立了新的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CA）公司。如今，該公司僱有職工4000人，在全球100多個國家設有分公司（“Acquisition of the Thomson Reute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cience Business by Onex and Baring Asia Completed”， 2016）。它是今天擁有WoS三大“航母”引文索引——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c Citation Index，SSCI）和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所有權的公司。

眾所周知，如今這三大引文索引壟斷了在美國的學術期刊評估業務，由它們來確定每個刊物的所謂“影響因子”，即每份期刊被多少學術論文引用，據此來評定其排名先後。這也是眾多圖書館管理人員賴以確定是否要為本校圖書館訂閲該期刊的主要標準，而美國的大學圖書館的訂閲則是全球學術期刊市場中最大的組成部分，足可決定一份期刊的生死存亡。CA公司的引文索引所顯示的影響因子決定哪些刊物被認作本領域最好、最重要的“核心”刊物，而一位教員在哪些刊物上發表文章，則被許多大學在教員聘任和職稱評審時當作一個重要因子來使用。

WoS近年來受到（荷蘭愛思唯爾［Elsevier］公司2004年創辦的）Scopus引文索引的挑戰和競爭。後者多被用於歐洲、中東和非洲等地區，部分原因是它包含更高比例來自那些地區的學刊，也包含較多的非英語期刊，在藝術和人文領域中尤其如此。儘管Scopus採用的評估原則和方法，即多少篇論文引用了該刊的文章，和WoS是一致的，但是兩個公司也有一個關鍵的不同：出版Scopus的愛思唯爾公司本身還是一個大型的學刊出版公司（總共出版約2500種），這就造成一種基本的“利益衝突”——公司既是學刊的大出版商也是學刊的評估商，因此比CA公司更容易傾向壟斷行為。雖然如此，WoS迄今仍然在美國，也即最主要的學刊市場，佔據首要地位。

（二）WoS的主要組織原則

檢閲加菲爾德的主要著作《引文索引：在科學、技術和人文科學中的理論與應用》（Garfield， 1979），其部分內容是自傳式的敍述，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核心思想和關懷。其中包括服務理念——為“科學”研究提供“科學信息”，即系統的引文數據。加菲爾德論説，那些索引將會協助研究者搜索文獻，推進科研，甚至協助研究人員瞭解科學知識演進和推廣的型式，當然，也將為圖書管理人員提供選擇學刊的依據。

從書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企業家的思維。加菲爾德自始便特別關心“成本效率”問題。在那個年代，由於每一條信息都必須要手工輸入，一個主要的問題是，怎樣使得引文索引的製作成為一個經濟上可持續和有盈利的工程。為此，加菲爾德特地突出了他（和他的繼承者）自我宣稱的“加菲爾德定律”，即大部分的引文都集中於少數的學刊。根據他公司1969年的科學引文索引，所有文章的引文中有75％來自約1000種學刊，84％來自約2000種（Garfield， 1979：21）。**也就是説，引文索引可以／應該被限定於比較有限的、所有期刊中最重要的學刊，而只有少量引文的大多數學刊，即僅具有低度“影響因子”的期刊，可以被適當排除（Garfield， 1979：22-24），無礙於大局。**這個概念成為引文索引背後的關鍵“定律”而被適用至今。它首先被用於自然科學（1965年開始），而後是社會科學（1973年），最終也被用於藝術和人文領域（1978年）（Garfield， 1979：16-17）。

加菲爾德對自己的引文索引業務一直十分樂觀，此點在書中從頭到尾都十分明顯。但就連他恐怕也沒有預測到之後的信息產業革命的無窮威力，及其後來會被非常廣泛運用於企業管理“科學”（特別體現於MBA學位的大規模興起），乃至於治理“科學”，其影響滲透幾乎所有領域，最終也包括大學和學術研究的管理。

（三）被適用至今的WoS核心原則

當前，CA公司關乎WoS的政策可見於其公佈的、由其副總裁詹姆斯•特斯塔（James Testa）署名的文章《學刊選擇方法》（Testa， 2016）。該文從引用加菲爾德定律出發，再次宣稱，“所有學科的核心刊物都集中於相對較少的幾種期刊”。CA公司的引文索引提供的是精確和客觀的“科學信息”，可以藉以評估、區別為數越來越多的期刊。

該文進而説明CA公司是怎樣在大量的不同學刊中選擇把哪些納入其三大“航母”引文索引的。文章聲稱，公司每年檢閲約3500種期刊，從其中才選擇10％的學刊（Testa， 2016：4-5）。其選擇的依據，我們已經看到，是加菲爾德定律；一個學刊要被納入WoS的引文索引，必須先證明其（在CA公司已經選定的WoS引文索引期刊中）具有較高的影響因子。

該文本固然包含一些常識性的、沒有爭議的規定，諸如刊物必須證明其是定期出版的，是使用“同行審查”制度的，是履行公開透明的準則的。但同時，該文還毫無保留地宣稱“英語是普世的科學語言”，不僅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乃至藝術-人文領域也如此。CA 公司明確表明，一份學刊要被納入WoS的引文索引，最好只用英語。固然，刊物不一定要使用全文英語，但所有被納入的刊物必須具有英語的“文獻信息”（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而且，其參考文獻和引文必須使用羅馬字母（Testa， 2016：7）。我們下面將會看到，這樣的規定實際上帶有相當強烈的排他性，尤其是在聚焦於某地區或其人文學的“區域研究”領域。但在考慮那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問：引文索引的數據和基於那些數據的影響因子到底具有何等程度的科學性和嚴謹性？

二

關於引文索引和影響因子數據的批評

（一）質性批評

為聲譽顯赫的《科學》雜誌寫報道的博德指出，這樣的制度強烈傾向於偏重在某個學科中已經成為主流的“共識”，傾向於排除非主流和創新性的學刊和文章。博德特地引用了社會學家喬恩•維納爾（Jon Weiner）的一段話：“在被其（1974年）納入的3200種學刊中，包括了出人意料的《蚊子評論》《肥皂化妝品》《消化》和《塔斯馬尼亞農業雜誌》，但卻完全沒有諸如《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激進美國》《社會主義革命》《每月評論》……等學刊”（轉引自Broad， 1978：855-856）。

我們知道，新的發現常常需要一段時間才會被較廣泛接納，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它們很可能會被主流學刊所拒絕，因為它們或許在自然科學領域違背了當前的規範認識，或在社會科學領域觸犯了主流的理論和模式，或在藝術和人文領域批評了主流認識。**更有甚者，在社會科學和藝術-人文領域，有時候至為離譜的論點會獲得最多的引用，這不是因為研究者認為它們是對的或者是做得特別好的研究，而是因為它們可以被用作陪襯來突出或澄清該研究者自己的論點。這是加菲爾德認識到的所謂“反面引文”，並且他承認這是個較普遍的現象，但他一直沒有試圖認真區別正面和反面的引文，也許是由於其“成本效率”問題（Garfield， 1979：244-245）。此問題至今仍然被CA公司所忽視。

多作者的文章是加菲爾德承認和討論到的另一個問題（Garfield， 1979：242-243），但他和他的公司再次沒有認真處理——也許還是為了“成本效率”問題。WoS迄今仍然只算第一作者——這個做法已被中國的學術管理者在教學科研成果評價的過程中推到了極端。但我們知道，在學術實踐之中，許多文章是按照姓氏字母次序而不是貢獻大小來排列作者名字的，而實際上各位作者對文章的貢獻是相等的。但WoS一直沒有認真對待這個問題，結果等於剋制了學術合作，因為合作者中只有一位可能成為“第一作者”而獲得承認。當然，這也會導致濫用名義上的合作，在中國尤其常見（譬如由沒有為論文做實質性貢獻的導師來署名，甚至將其作為第一作者）。

更重要的是，上面已經提到，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藝術-人文三大領域實際上組成了一個連續體，從自然科學中最“硬”的、帶有公認範式的，到比較“軟”的，必定會涉及不同概念傾向、不同理論或意識形態爭論的社會科學和藝術-人文領域。人類的認知是個連續體，從確定無疑的一端到充滿爭議的一端，從普世一端到特殊一端，從高度一律化的一端到比較特殊化的一端。真正的知識必須既照顧到理論也照顧到經驗，照顧到普世和特殊，全球化和“地方性知識”。**優越的研究主要是緊密地、有説服力地連接概念和經驗的研究。**設想一個純粹科學主義化的世界，假設其中任何爭議都可以通過製造同樣條件下的實驗來證實或證偽某一理論或“事實”的正確與否，實際上是一種無知的幻想。

但WoS採用的正是那樣的思路和模式，是依據至為統一和沒有爭議的、最“硬”的自然科學（如物理學）而來的模式。這個深層的科學主義可以見於加菲爾德的公司的名稱——科學信息研究所，也可以見於其三大引文索引創建先後的次序：先是1965年創辦的自然科學的SCI，而後是據之在1973年創辦的社會科學的SSCI，最後是1978年創辦的藝術和人文領域的A&HCI。它們所採用的是同一定律和模式。即便是WoS“科學引文索引網絡”這個名稱也説明其強烈的科學主義傾向。

“科學信息”“引文索引”和“影響因子”的主導信念是要用數據化的信息，即具有與數學同等的客觀性、絕對性和精確性的數字來衡量學術研究。它背後的動力主要是人們對“科學”的普世性和絕對性的信仰——實際上乃是一種粗陋的科學主義，認為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正因為如此，這種做法當然會直接威脅到，乃至於違反真正高明的學術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革新性和創造性，不僅在藝術和人文領域如此，在社會科學，甚至在自然科學領域也如此。

（二）來自信息科學家們的批評

信息科學家們已經證實，WoS的引文索引數據其實絕對稱不上是嚴謹的科學信息。正如拉里維耶爾和杉本（Larivière and Sugimoto）最新的重量級研究論證，同一期刊中的文章所獲得的引文數量其實十分不同，全刊的被引率其實主要來自其較少數的文章。他們從仔細檢視幾個主要學刊入手，然後把其假設推廣到WoS 2016年《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收錄的所有學刊，證明每種期刊只有30％的文章達到或超過該刊的影響因子的引文率。也就是説，我們絕對不能根據文章所在學刊的引文率（影響因子）來預測一篇文章的引文率，更不用説根據發表文章的期刊的影響因子來斷定一篇文章的質量和重要性（Larivière and Sugimoto， 2018：12-14）。那樣的預設正是官員們所普遍犯的錯誤，即從一份刊物的影響因子來衡量、評估一位學者的研究質量和貢獻。

更有甚者，拉里維耶爾和杉本證明，不同領域之間出現引文的時間間隔十分不同。《期刊引用報告》依據的是每兩年一次的數據。但拉里維耶爾和杉本證實，有的領域較快便能看到引文，有的則不然。格蘭採爾和莫伊德（Glänzel and  Moed）之前的研究比較了自然科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和社會學期刊《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證明前者在短期的兩年間引用率要遠高於後者：47.83對4.4，但若以較長時段來比較，則後者的總引用率要高於前者（Glänzel and Moed， 2002。）沿此思路，拉里維耶爾和杉本首先把生物醫學學刊和物理學學刊作為一組，又把心理學學刊和社會科學學刊作為一組，將它們作對比，發現前者在兩年之內便出現了較多的引文，而後者則很少，但長期下來，其引用率比較穩定。據此，拉里維耶爾和杉本對比了不同領域的多種學刊三十年時間段的引用率，發現前者較快便達到其總引用率的半數，而後者則需要長得多的時間。所以，不同領域——較“硬”的生物醫學和物理學與較“軟”的心理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引用率的含義其實是十分不同的。因此，不可依據兩年的時間段來簡單衡量所有的期刊（Larivière and Sugimoto， 2018：11-12）。但CA公司則長期以來一直在其對圖書館管理人員影響巨大的《期刊引用報告》中採取了僅以兩年時間段為準的做法。

最後，拉里維耶爾和杉本論證，一如其他學者也已論證的那樣，CA公司在其影響因子的計算中，採用的分子是納入了學刊所有的內容的分子，既包括其“可引著作”（研究文章和書評類文章），也包括“非可引著作”（新聞報道、編輯的社論、讀者來信、訃告等，平均組成學刊的約23％的內容），但是，其所採用的分母則僅包括“可引著作”。結果是嚴重誇大了具有較多“非可引著作”的學刊的影響因子。與分子分母匹配的正確計算方法相比，其錯誤率達到10％—25％。拉里維耶爾和杉本稱此為“分子和分母的不匹配”問題（Larivière and Sugimoto， 2018：6-8）。但是，CA公司沒有表現出任何改正其錯誤的意圖。

在詳細論析中，拉里維耶爾和杉本還轉述了一個比較使人難忘的針對CA公司的影響因子數據的抗議案例：2012年，在美國全國細胞生物學學會的年會中，一組人擬了一個“關於評估學術研究”的聲明，要求“排除使用‘刊物的影響因子’來評估學者和文章”。截至2017年7月，已有超過13000人和900個組織署名支持（“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2012； 亦見Larivière and Sugimoto， 2018：22）。也就是説，引文索引的濫用已經遭遇到一定的抵抗，儘管我們仍然沒有看到足以促使CA公司改革或真能扭轉單憑引文索引來衡量學術著作水平的趨勢。

三

特殊性的領域和學科

（一）加菲爾德與“科學信息”被用於藝術和人文領域

我們至此還沒有直接討論使用引文索引和影響因子數據於第三個學術領域——藝術和人文。在1980年發表的文章《藝術和人文領域的信息檢索與科學領域的信息檢索有本質上的不同嗎？》中，加菲爾德説明了其公司剛創辦不久的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所依據的邏輯。首先，他承認，自然科學和人文等學科十分不同：一個是基於可複製的實驗來支撐的，另一個則多依賴主觀判斷；一個多使用文章的表達方式，另一個則更多使用書籍的表達方式；一個多依賴於最新的研究，一個則多依賴於具有永恆價值的作品和著作。他聲稱，他新創建的引文索引考慮到這些差別，將會採用更有深度的時間段來評估，在期刊文章之外將納入書籍，而且，它將會提供不同作者和作品名稱的標準化服務，納入其原來的語言和名稱，包括書籍題目的原文（Garfield， 1980）。

加菲爾德並沒有進而討論至為關鍵的問題，即這此領域的研究者一般都不會相信、依賴影響因子來判定他們所使用的文獻的優劣。絕大多數人寧願信任自己的實質性判斷**。而即便是WoS本身，也沒有簡單地依賴影響因子來衡量、排列藝術和人文領域的學刊。**多年來，CA公司發表的評估、排列期刊的《期刊引用報告》都沒有納入藝術與人文領域，只包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CA公司本身在2017年8月8日宣稱“《期刊引用報告》之所以沒有納入藝術和人文類期刊的主要原因是，《期刊引用報告》所採用的關鍵度量影響因子並不適用於藝術和人文學”。而且，同一文件聲明，書籍在藝術和人文領域要比科學領域佔據重要得多的位置，也需要長得多的時間段來估量其引文（Clarivate Analytics， 2017）。實際上，目前人文領域並沒有關於應該如何衡量學術質量的共識，但即便如此，學刊評估仍然在進行，即便只是由圖書館管理人員在進行抉擇，所依賴的依然要麼是WoS的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要麼是依據Scopus的引文索引SCImago。

對藝術和人文領域學刊的“科學估量”實際上完全是個灰色的地帶，因為如今WoS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已經納入了所謂的“區域學刊”，而其中大部分的學刊其實既可被視作歸屬社會科學領域，也可以被視作歸屬藝術與人文領域（譬如史學領域的學刊）。這樣，許多包含藝術和人文學實質內容的刊物仍然在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的範疇下被用引文索引數據來評估。即便是在CA公司自身的解釋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它其實仍然期待、計劃使用影響因子來評估人文領域的學刊：“伴隨我們正在繼續擴大的度量數據，我們將會更有依據地來進行藝術和人文領域學刊的質量評估”。換言之，CA 公司遲早會依賴更長時段的數據以及納入了書籍的數據來評估藝術和人文領域的學刊——依然主要是依賴引文數量來評估。

極少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學者會預見到今天這樣的情況，即由加菲爾德的公司來掌控幾乎是無可抗拒的權力，僅憑引文數據量度來決定幾乎所有學科的任何一個新期刊是否被採納。沒有人會預見到，引文數據居然會對一個新學刊——無論其實質性質量如何——是否可能達到經濟上可持續週轉的狀態，具有如此強大的權力。這是因為，CA公司對一個期刊的接納與否將會決定該刊是否會被圖書館管理人員所採納，由此享有其所需的銷售量。如此的排除性生死大權可以更清楚地見於WoS對一個學刊是否採用了英語作為“科學研究”的主要語言的規定。

（二）英語中心主義及其排他性

加菲爾德把英語設置為必然的科學語言始於其1976年的一篇依據SCI中129種期刊的研究論文。他強調，引文數據顯示，法國的科學家們大多引用英語學刊多於法語學刊，而且，法語科學學刊的引用者多是法國科學家而不是國際科學家。這些固然可能是事實，也可能説明了當時英語在自然科學領域總體上已經逐漸變得比法語重要，但是，加菲爾德據此得出的一些結論則要遠比這一現象更充滿爭議：他再次從佔百分比“較多”和“較少”而得出絕對化的結論（一如他在創建“加菲爾德定律”時論述的邏輯那樣）：“如今法國的科學已經在衰落”，“法國的科學過分土氣”，“法國的科學文獻一般影響較小”等。對他來説，引文數據説明的是，如今“美國（文獻）是被‘外面世界’引用最多的文獻”（根據引文數量），“英國次之”。所以，他宣稱，“法國的期刊今後至少應該提供英文摘要和目錄”（Garfield， 1976：94）。如今，這些初步的概念已經被WoS操作化為“英語是普世的科學語言”的規定。

有的讀者也許會認為，這樣簡單依據引文索引計算的結論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同意加菲爾德據此而得出的對法國學刊的結論，但較少讀者會同意WoS後來在其三大引文索引所實施的政策，不僅僅是其自然科學引文索引，也是其社會科學和藝術-人文科學引文索引。大多數讀者會感到驚訝，即便是一個主要研究法國（或其他國家／地區）的社會或歷史、藝術等人文學的“區域學刊”，如果不遵守這樣的規定，便不會被採納進入WoS的引文索引——因此被排除於面向圖書館訂户的市場之外，從而很難自我維持。也就是説，無論一個學刊受到同領域或學科的專業人士如何尊重，它必須面對CA公司在美國學刊市場近乎壟斷的拒絕權力而掙扎着生存。

讓我們再次檢閲CA 公司公佈的《學刊選擇方法》。此文一再重申“英語是普世的科學語言”，在短短14頁的文章裏，重申了三次，而且，英語不僅被認為適用於相對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自然科學，也適用於相對比較特殊的社會科學，更適用於特殊性更高的藝術和人文領域，實際上成為一種無稽的英語中心主義。固然，CA公司公佈的這個文本在宣稱“英語是普世的科學語言”之外，還考慮到所謂“地方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區域研究”，乍看起來似乎納入了特殊性和實質性的學科，且該文本進一步説明：“在某些藝術和人文領域中，例如區域或民族文學，不一定要全文使用英語”（Testa， 2016：10），但是即便如此，該文章繼而宣稱“所有被納入的學刊必須要有‘英語文獻信息’”，而且“其引用文獻必須使用羅馬字母”。

對於中國鄉村（或思想、文學、語言等）研究領域，這樣的規定等於是説，那些用漢語來為中國讀者做漢語世界的實際或文本的研究者——當然也是那些領域絕大多數的研究者——要被納入WoS的話，也必須使用“英文文獻信息”和“羅馬字母引文”。

我們要知道，英文文獻信息（即作者姓名的羅馬字母譯音，英文的標題、摘要和關鍵詞）固然會對有的讀者有點用處：它讓一位中文程度有限的研究者在全力投入閲讀原文之前，能夠簡易地知道文章的主要內容。但羅馬字母的中文參考文獻則是另一回事：由於每一個譯音都可能代表不少不同的漢字，要檢索原文（譬如使用中國知網來檢索），一位研究者需要的是原文的作者名字和標題。只提供羅馬字母的譯音實在沒有太大用處，我們需要補上漢字；而有了原文漢字而再提供羅馬字母譯音則對研究者和刊物來説都是累贅和無用的負擔。

堅持必須要有羅馬字母的參考文獻等於是説，所有學術研究都必須被納入英語世界的學術體系，即使後者只涵蓋那個領域的絕少數人（數十或數百人，相比非英語世界的成千上萬人）——中國鄉村或中國文學的研究便是如此。其實際作用是給那些主要為中國讀者寫作、主要使用中文材料和文獻的學者（和學刊的編輯）添加了沉重的負擔。對一位只懂中文（或其他非英語語種）的學者來説，要提供英文文獻信息和羅馬字母的參考文獻毋庸説是件不容易做的事。尤其是羅馬字母的參考文獻，它既是沉重的，也是毫無實用意義的負擔。在最壞的情況下，如此的硬性要求等於是迫使非英語的學刊無法在如今的學刊市場中生存。它實際上和“英語是普世的科學語言”的聲明來自同一思想脈絡，其所表達的是：不僅今天如此，而且永遠將如此；如果不如此，則應該如此。

更有甚者，WoS 最後一條排他性的防線是要求這樣的區域研究學刊必須先證明其在現有的WoS學刊——幾乎全是英語學刊——中具有較高的影響因子方才可能被納入。我們如果考慮到諸如中國文學或中國鄉村這樣的區域研究領域，其專業的英語研究人員也許才有幾十人到幾百人，相比成千上萬的漢語研究人員，即便是被本領域研究人員引用最多的學刊，也可能達不到WoS的要求，因為其引文將會主要是中文的，而不是英文的，因而不會被納入WoS的引文索引數據庫。

如果WoS真想認真對待其所謂的“區域學刊”，它實際上必須認真對待使用區域語言的學刊，否則便不可能真正認識到該研究領域中的影響因子。只計算該領域中才數十到數百的英語研究人員的引文，相對於該領域的數千到數萬的非英語研究人員，是遠遠不夠的。將前者認作全領域並以此為標準來決定是否將一個新學刊納入WoS，其實直接違反了作為區域研究背後關鍵動力的國際視野和精神。

這裏，我們也許應該轉入筆者（作為創刊主編）具有較深認識的兩份學刊來作為以上表達的論點的實例，同時也藉以提出另外一些思考。

四

上述演變的兩個實例

（一）《近代中國：一份歷史與社會科學的國際學刊》

“東方主義”比較普遍見於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中國研究，因為當時“現代化主義”在研究中國的社會科學中佔據絕對的主流地位，也因為當時“反對中國被納入聯合國百萬委員會”組織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其核心概念是：英美的基於自由市場和自由民主的現代化模式，必定也應該是全世界的現代化典範，而諸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則主要是一種另類的“他者”，只不過説明和證實了英美經驗的優越性——這些是眾多學者（不僅是後現代主義學者）已經比較充分論證過的（更詳細的論述見黃宗智，2016）。

但是，那樣的東方主義思想一定程度上吊詭地被“國防安全”的考慮（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所緩和。當時，高等教育領域尚未完全被科學主義（認為科學應當主宰所有的認識）所控制，而且，在建構新的由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中，附帶有比較深層的必須知己知彼的意識——由此而導致《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Act）採納諸項立法措施來推進外語學習和“外國區域研究”，包括在主要的大學設立跨學科的區域研究中心和課程。當時，人們仍然存有一種對求知的常識性認識：認為人類的知識必須既照顧到普世也照顧到特殊、理論和經驗、形式主義和實質主義、學科訓練和跨學科的區域知識、（自然）科學知識與社會科學和藝術-人文知識。

**私營企業和市場競爭也起到緩和排他主義的作用。**當時固然有各個學科的主流學刊（多由其全國性組織所主辦），但也有“另類”的圍繞某種專業興趣和研究進路的學刊，包括進步和激進視野的學刊。後者可以在眾多小型出版社找到生存的空間，只要擁有一定的市場即可。世哲（SAGE）出版公司正是那樣的一個典型的學刊出版社——其創業“秘訣”在於認識到學刊乃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商品”，因為它可以在交貨之前的一年或更長時間便收入預付的訂費，因此能夠憑藉較少量的資本來啓動。眾多那樣的小型出版社，在沒有像如今CA（或Elsevier）那樣的壟斷性公司的支配下，組成了一個更為包容性的市場競爭環境。

正是在那樣的環境下，筆者和幾位學友成功地創辦了**《近代中國：一份歷史與社會科學的國際學刊》**（Moder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以下簡稱《近代中國》）。創刊的目的是要挑戰與平衡當時主要的中國研究學刊《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大家知道，那是一份由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其前台組織——文化自由代表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和法菲爾德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所創辦的學刊。雖然如此，我們也應該説明，即便其原先的創辦意圖可能主要是為了國防，但該刊很快便在業內的學者中奠定了紮實而受人尊重的學術聲譽。筆者和共同組織《近代中國》的學友們則被視為比較“進步”的學者，意圖超越狹窄的“國防”研究，與幾乎完全限定於關乎當時的 “共產中國”研究的《中國季刊》不同，我們更多關注歷史而不僅是現在，關注普通民眾的研究而不僅是政府，關注社會和經濟而不僅是外交政策，關注歷史-文學-人類學-社會學而不僅是政治學的研究。鄰近（筆者任職的學校）的世哲出版公司的領導們認為我們的設想是一個有市場和可持續的計劃。正是在那樣的情況下，《近代中國》在1975年創刊。它被視為一個“進步”和“自由”（liberal，在當時的語境中，即中偏左的意思）的學刊，不像“當權者”立場的《中國季刊》，也不像激進的《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公報》（Bulletin of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後改稱《批判性亞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於是，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的三大羣體分別被這三個期刊所代表。

當時對每份學刊的所謂“影響因子”的估算尚未成為風氣，遠遠沒有像今天這樣支配一切。圖書館館員尚未普遍依賴那樣的數據來決定選訂哪些刊物，而是比較多地依賴常識性的理性，即根據本校的中國研究教員們的興趣和專長以及他們的意見來選刊物，也包括自己親自翻閲一些刊物等方法。當時比較普遍使用的標準是：該刊是否已經連續五年準時出版？是否比較規範化？是否證實了自身的可持續性？

在那樣的常識性理性的指引下，《近代中國》逐漸成為一份具有一定威望的學刊，在中國研究領域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如今，在創刊44年之後，該刊即便不能稱作本領域的“首要”學刊，但無疑已是份重要的學刊，在本領域主要的幾種學刊中長期佔據了穩定的位置。一定程度上，它是在“現代化主義”之外的空間之中和一個比較寬容的學術環境之中茁壯成長的。如今，該刊仍然由筆者和筆者的同事（也是妻子）白凱（Kathryn  Bernhardt）教授合作編輯，在編輯人員和關鍵的編委成員中展示了長期穩定的連續性。2009年，《近代中國》從一年四期擴大到一年六期。

（二）《中國鄉村研究》和《中國鄉村：一份歷史與社會科學的國際學刊》

筆者後來在2003年創辦的《中國鄉村研究》學刊，及其後來的國際版**《中國鄉村：一份歷史與社會科學的國際學刊》**（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有意辦成《近代中國》的姊妹刊，以下簡稱《中國鄉村》）的經驗則與《近代中國》形成較為鮮明的對照，有助於我們認識到今天由於WoS在美國（即便不在歐洲）的近乎壟斷性支配權力而形成的比較封閉的學刊環境。《中國鄉村研究》創刊的出發點是小農經濟（今天的户均農地才約20畝）在中國鄉村長期頑強延續，直至今天。雖然中國經濟已經相當高度工業化和信息產業化，小農農户迄今仍然佔到總人口中的將近2 / 3，約有9億人。此刊的目的是要辦成關乎中國鄉村研究的首要學刊。此領域的國際研究人員才有約幾十人，納入農民工研究的話則共有約幾百人，但在中國，則有千千萬萬的研究人員——由於農民的龐大數量，也由於眾多來自農村的學者，更由於農民對中國來説無可懷疑的重要性。此刊的設想是，結合兩組研究人員，一是國際學者，一是中國學者，藉此來促使中國鄉村研究國際化，並藉助分量更重、更為複雜的中文研究來推進規模較小的國際研究。兩者應該會成為互補和相互推動的二元合一。

此刊確實較快成為這個快速擴展的領域的首要學刊，正如兩篇（對我們來説是意外的，也是任何學刊所比較少見的）由成名學者撰寫的文章所論證的那樣。一篇是南開大學王先明教授撰寫的，被載於《人民日報》；一篇是武漢大學任放教授撰寫的，被載於《史學月刊》。王先明的《鄉村史研究：在回觀歷史中探求“三農”發展趨向》一文寫道：“《中國鄉村研究》（黃宗智主編），更對近代中國鄉村史研究的走熱起到了推動作用，成為相關研究成果刊發的重鎮”（王先明，2010）。而任放的重量級文章《鄉村研究三十年》，則以論證（編輯）黃宗智乃是三十年來鄉村研究的“界標”為其中心論點（任放，2011）。在那樣的評估下，包括獲得官方的《人民日報》的認可，《中國鄉村研究》似乎已經奠定了其學術地位。

正是在那樣的背景下，荷蘭博睿（Brill）學術出版社和筆者聯繫，提出由博睿出版社出版包括英文文章在內的《中國鄉村研究》國際版的可能。由於我們編輯人員自始便希望把《中國鄉村研究》辦成一個國際性的雙語學刊，雙方很快便達成共識要出版《中國鄉村》來作為《中國鄉村研究》的國際版（國內和國際兩個學刊市場是相互隔離的市場：出版《中國鄉村研究》的出版社自始便沒有試圖進入國際市場，也沒有試圖創立電子版來進入該市場，迄今仍然如此——下面還要討論）。頭兩期於2013年4月份和10月份出版，亦即《中國鄉村研究》的第10輯，並明確説明乃是《中國鄉村研究》的國際版。兩份學刊的內容實際上相當高度地交搭，所出版的基本上是相同文章的國內版和國際版。文章若有英文版，則由兩者分別出版中文版和英文版（迄今，《中國鄉村》每年刊出約4—6篇英文文章，由我們編輯部為作者們提供專業的編輯協助，包括文字加工，堅決要求達到國際水平，並因此已經成為本領域中國學者進入國際學界的一個重要渠道）。

對我們所有人來説，如此的搭配乃是一個理想的世界。它鼓勵我們的英語作者撰寫或翻譯，或與人協同翻譯，或組織翻譯自己的論文，同時也鼓勵中國學者撰寫或組織英文稿子。這樣的搭配能夠真正推動綜合英語和漢語學界雙方的研究，鼓勵真正跨國的互動、互補和相互學習，使它成為一個雙語和雙文化的跨越國界的研究領域，展示了一種新的非英-美英語中心主義的國際學術研究。

**從另一角度來考慮，中方的大量研究者可以給予英語方更多的實質性內容和信息，並提供其所欠缺的較大數量的研究。**而英語方則可以協助中方視野的國際化——中國鄉村的特徵其實惟有從國際比較的視野，尤其是與十分不同的西方（已經幾乎沒有小農經濟可言）的對比方才能夠真正理解清楚。我們編輯部的同仁們特別希望能夠看到反直覺的和悖論的（從西方理論視角來看的話）中國實際被學者們研究、澄清和説明。

這一切看起來都比較理想，但我們逐漸發現，《中國鄉村》面對的是WoS較高度封閉的制度，乃至於一定程度的“東方主義”——源自其過度依賴數據化的學刊評估制度和英語中心主義，而《中國鄉村研究》面對的則不僅是國外的這種封閉性，也是中國自身的封閉性（下面還要討論）。那些障礙主要源自CA公司及其WoS對美國的學刊市場近乎壟斷的支配權力，也源自對CA公司的政策的盲從，不僅在英語世界，也在中國國內。在《中國鄉村研究》出版了15年之後，及其國際雙語版《中國鄉村》出版了5年之後，後者終於在2018年被正式納入Scopus引文索引。至於WoS，則還在評審過程中。

《中國鄉村》和《中國鄉村研究》都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為其中文文章提供了“英文文獻信息”——作者姓名的羅馬字母譯音，英文標題、摘要和關鍵詞。但是，我們仍然沒有提供羅馬字母的參考文獻。這是因為，對不懂英文的作者來説，這會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而且這是一個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的做法。要搜索文章的原文全文，讀者必須要有作者的中文名字和文章的中文原文標題，羅馬字母並不足以解決問題。而一旦提供了中文原文，再加上羅馬字母就是一種沒有用途和實質意義的負擔和浪費。但是，只要CA公司仍然堅持所有學刊都必須提供羅馬字母的參考文獻，《中國鄉村》就可能永遠不會被接納。我們認為，WoS應該在中國鄉村研究這樣的領域直接納入中文文獻——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完全可以做到——因為其絕大部分引文無疑將來自中文文獻而不是英文文獻。堅決維持現在的規定只可能成為一個越來越狹窄、排他和不可持續的做法。

五

引文索引和影響因子在中國的濫用

學術研究在近幾十年已經變成由一個營利性的公司憑藉控制對學刊的評估所支配，如果這個現實使我們感到意外，那麼，中國的學術管理已經完全採納，並在更極端地實施那樣的制度，這個現實也許會使我們感到更加驚訝。

首先是數據化的學刊評估制度與一個集權的“科學管理”行政體系的結合，形成了一個比今天的美國還要封閉和壟斷的體系。如今中國的學術管理者已經完全採納了WoS三大“航母”引文索引的科學主義學術評估方法，並把其官僚化到當代的美國學者都不能想象的地步。所有的重點大學，在“與國際（水平和做法）接軌”的戰略性指示下，都在積極地執行WoS對學刊影響因子的評估制度，都在特別強調必須儘可能在（CA公司評估為）“最好的”“國際”學刊中發表文章。重點大學都採用了WoS的排名，給予每個領域的“核心期刊”A＋、A、A－、B的等級劃分。如今所有的研究者，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藝術與人文領域，都必須在所謂的“核心期刊”中發表若干文章，而WoS的引文索引中突出的學刊則被認為是其中最優和最重要的學刊。教育部甚至對重點大學依據其教員在被SCI、SSCI、A&HCI納入的學刊上發表的文章數量來排名。大家無論願不願意，都必須參與這樣的競爭，不然就會影響到該校的排名和國家資助。

WoS的學刊評估等級劃分還被引進到模仿其建立的引文索引數據庫，如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社會科學”在中國一直包含藝術與人文領域）。它是一個政府出資、由南京大學實施的工程，有意模仿美國的SSCI引文索引。如今，CSSCI納入了500多種學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18）。

在實際操作中，CSSCI不僅依據引文數據來評估一份學刊，也會考慮到中國的行政等級。一份學刊的排名一般與其在行政體制中的等級相符，最高的是國家級、直轄市級、省級的刊物，區別於其下的副省級城市、地級市、縣級市。同樣重要的是校級刊物的等級：是否“211工程”（1995年啓動，取名於21世紀創建100所重點高等學校的計劃）的重點大學的學刊，以及“985工程”（1998年5月啓動，據此取名）的39所大學的學刊。兩者組成當今的總共116所重點大學，區別於1124所一般高校（Quan， Chen and Shu， 2017：圖 2 、圖3）。根據全薇等人的研究，2000年—2015年間，重點大學從國家所獲平均經費是一般大學的12倍。一般大學的學刊，無論其在專業人士眼中實際質量如何，都難以被納入核心刊物，在重點大學聘任教授和職稱評估中都不算數。非正式的、沒有正式“刊號”的“以書代刊”的“學刊”也一樣（下面還要討論）。

頂層的國家級學刊在理論上是和國際頂層學刊相等的，但實際上，在行政實踐中並不如此。全薇等人説明，其間有很大的差別。我們知道，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一篇文章的教員，可能會獲得不少於1萬元人民幣的獎勵，有的高校連續給三年。而根據全薇等人對100所大學（包含重點大學和非重點大學）的獎金政策研究中，2016年，在WoS頂級的《自然》和《科學》（影響因子分別是41.5和34.9）學刊發表一篇文章（無論其文章在同行中的實質性評價如何），所獲獎金平均是43783美元（Quan， Chen and Shu， 2017：表2、表5），即不止25萬元人民幣，相當於在《中國社會科學》發文的獎勵的8到25倍。對具有後現代主義敏感性的學者來説，這也許是“本土東方主義”（也是科學主義）的很好例證。

最近幾年，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把其門户打開了一點，納入了一些“以書代刊”的學刊（正式稱謂是“來源集刊”，區別於具有正式期刊刊號的“期刊”）。之所以叫“以書代刊”，是因為中國政府對（國際通用的）ISSN中的中國刊號控制比較嚴，想辦新學刊的人多年來已經沒有可能獲得新的期刊刊號，而書號（ISBN）則比較寬鬆，故稱“以書（號）代刊（號）”。從中國的這些“集刊”中，CSSCI截至2012年納入了120種，2017年—2018年達到155種（《關於〈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和收錄集刊（2017—2018）目錄〉的公示》，2017）。《中國鄉村研究》，即《中國鄉村》的中國國內版，在出版了12輯之後的2014年方才被納入，儘管它早在2010年便已相當廣泛被認為是中國鄉村研究的“重鎮”。正如一位青年學者發給我們編輯部的信上説：“《中國鄉村研究》、Rural China是我們的閲讀範本，但在✕✕大學的評價體系中，《中國鄉村研究》最近幾年才進入CSSCI，Rural China更是被作為學校考核體系中最低的刊物對待，與刊物學術水準完全不符，令人詫異卻又無力改變。”“畢竟，目前的這篇文章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不知是否可將稿件延到（SSCI）評審結果後發表。”

被體制內學術管理評價體系接納與否不僅反映於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也反映於中國知網（CNKI），後者乃是中國主要的學術論文全文數據庫，由政府提供資助、清華大學建立。CSSCI和CNKI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數據庫，但它們其實是相互支撐的。一個學刊，即便被CSSCI接納為以書代刊的“集刊”，仍然必須被納入知網，不然，學者們便無法看到其全文電子版（當然，部分文章會被一些公用的網站轉載）。其情況類似於假設在美國，CA公司不僅控制所有學刊的評估，還控制了西文過刊全文庫（JSTOR，一個非營利性的服務機構），由此形成權力更加龐大的壟斷組織。

一個學刊既可以是這樣的體系的獲益者，也可以是其受害者，無論其實質性學術水平如何。《近代中國》乃是一個無意的獲益者：由於其比較悠久的歷史和其在SSCI引文索引方面比較“優良”的數據記錄，它被中國的官員們認定為一個A類學刊，而《中國鄉村》則被排除於“核心”刊物名單之外，因為它尚未被SSCI接納，也因為《中國鄉村研究》在官方眼中仍然只是一個“半合法”的“集刊”，而不是一個正規的“期刊”。即便《中國鄉村》遴選文章比較嚴格（下面還要討論），即便其學術聲譽比較優越，但仍然還是一個現有制度下的受害者。如今，《近代中國》已經成為一箇中國學者們求之不得的論文發表平台，因為它被學術管理評價體制置於較崇高的地位，而《中國鄉村》和《中國鄉村研究》則已成為有的學者所不願問津的刊物，因為它們一直被迫在體制的半（不）認可、SSCI的遲遲不認可下生存。

今天，《中國鄉村研究》在出版了15年之後（以及《中國鄉村》出版了5年之後），無疑已成為本領域中的首要學刊。在2013年—2017年的5年之中，此刊總共收到309篇來稿，採用了34篇（即每9篇選1篇），其餘19篇則源自其為兩個專輯的邀稿，為的是突出兩個關鍵的專題，也是為了進一步提高此刊的學術質量和影響。雖然如此，有些學者，尤其是比較關注自己職稱評審的學者，更希望把文章投給所謂的“核心”刊物，一如以上引用的那位青年學者所説明的那樣。這是個我們仍然需要克服的問題。此前，我們還要繼續在學術管理體制所設置的障礙下維持。弔詭的是，一般中國學者和官員們都會認為，在中國鄉村的研究方面，中國的研究無疑應該是領先世界的——即便現在不一定如此，無論如何遲早應該如此。

兩個不同刊物的案例所説明的是，引文索引是怎樣從一個對學術研究有一定用處的工具變成為一個被濫用的科學主義的評估方法和壟斷管理體系的。由於那樣的“轉型”，《近代中國》吸引了不少由於上層的壓力而來的投稿，為的與其説是學術，不如説是功利。那樣的稿件使我們的來稿數量增加了約一倍，達到大約200篇一年（被採用的是20—22篇）。它們較少是高學術水平的研究，較少被我們所接納。而《中國鄉村》和《中國鄉村研究》，雖然和其選擇性相似，但一直都只能在CA公司和中國學術行政化管理的雙重壓力下努力維持。兩者間的對照為我們具體地説明了引文索引在上半個世紀從被使用到被濫用的轉折。

​

六

特殊性領域的學科和學者們是怎樣使用引文索引的

經過50多年的積極學術研究，以及創辦和編輯《近代中國》與《中國鄉村》兩份學刊至今，筆者可以毫不猶豫地説，在我們的實際學術研究工作中，引文索引只起到比較有限的作用。在文獻搜索過程中，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我們這一代在美國剛開始認真做中國研究的學者們，主要藉以搜查中文資料的是費正清和劉廣京編的參考書（Fairbank and Liu， 1961）；搜查日文資料用的是費正清和坂野正高編的參考書（我們這一代中國近代史專業的研究者都要學日語，由於日本的中國研究水平較高）（Fairbank and Banno， 1955），以及施堅雅編的三卷本，卷一是西方語言材料，卷二是漢語資料，卷三是日語材料（Skinner， 1973）；再則是亞洲研究協會1971年—1991年每年編輯出版的《學術文獻指南》（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限於西方語言。今天，我們使用中國知網來搜索中文文獻以及用JSTOR來搜索英文文獻。我們之中有的人還會用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因為其數據滯後於文獻出版日期才大約一年（相對JSTOR的大約四年），因為其能夠顯示可用的全文鏈接，也因為其包含專著書籍，在我們的研究領域中仍然佔據重要的位置。我們有的人還會藉助WoS或Scopus的引文索引來蒐集二手文獻。

對中國研究來説，也許更為重要的是谷歌學術正在逐步擴增的中文文獻覆蓋率。以筆者自身的經驗為例，多年來谷歌學術一直能夠在筆者的英文名字“Philip C. C. Huang”和中文名字“黃宗智”下產生兩組不同的引文索引數據，一組是英文文獻的，一組是中文文獻的。最近，谷歌學術似乎開始能夠產生合併起來的單一組數據，同時包含中文與英文文獻，指向了未來可能可以提供雙語（甚或多語）合併的數據。

至於學刊而不是個別學者，我們之中很少人會用WoS來查詢我們使用的英文論文和學刊的影響因子，主要是因為我們一般都會知道哪些是本領域最重要的學刊。我們不會依賴某學者或學刊的影響因子來對其做出判斷，因為作為本領域的專業人士，我們一般都認為自己才是最有資格做出那樣判斷的人。這當然也是學術界長期以來通用的“同行審查”慣習中的核心信念，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即便是在科學主義盛行的今天，在美國頂層的大學聘任教員和評職稱的過程中，本領域的十來位領軍人士的（保密的）評估信仍然佔據比影響因子重要得多的影響。對我們大部分的人來説，影響因子數據根本就不被視作一個十分有用或恰當的對研究質量的評估方法。對後者過分和極端的依賴，主要見於比較行政威權化的國家和地區，如部分歐洲國家和中國內地、中國香港地區、新加坡等地。美國的高校仍然較多依賴原來的“同行審查”制度，體現於其較廣泛使用的、由教員和同事們組成的“臨時委員會”（ad hoc review committee）制度，在聘請和評審教員時仍然起到比較關鍵的作用。

我們大部分人都會久不久看看關於自己著作的引文索引數據，不是為了研究某一課題，而是出於一種自我關心而要看看有多少人和哪些人讀了自己的哪些著作。我們會因為某篇論文點擊率特別高而感到慶幸（中國知網提供這樣的數據；JSTOR、WoS和谷歌學術沒有），即便自己知道，點擊並不一定等於認真閲讀。我們也會關注有多少人和哪些人引用了自己的著作，那樣的信息雖然不一定代表認可，但起碼反映了人家對自己著作的某種關注。儘管如此，我們大多知道，廣泛的引用並不一定表示該篇文章特別紮實或重要，而可能只不過是因為其適逢時宜，或引起了某種時髦理論的共鳴，或意識形態上的共鳴。影響因子常常並不反映文章（或專著）的質量或其貢獻；我們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才是對自己（或某同行）的某篇文章的分量知道得最清楚的人。在最理想的狀態中，引文索引可能會促使我們注意到某位同行表達了自己（不然不會注意到的）比較欣賞的意見或做了這方面的研究（甚至因此而與其建立聯繫）。但總體來説，引文索引對我們實際研究工作的用處並不顯著。

除此之外，引文索引和影響因子只在我們自己（或學生、青年同仁）面對評審程序時——由於近年來大學越來越依賴這樣的數據，有的規定被評審人必須蒐集和提供如此的數據——才會進入我們的生活。之前，自己是否在本領域公認的主要學刊中發表文章雖然帶有一些象徵意義，但僅此而已，評審程序主要依賴的是臨時評審委員會成員們本人閲讀相關材料後的判斷（如今這種閲讀已經比較少見），也依賴本領域主要專家為此發來的評估信。至於專著，之前，在哪個出版社出版有點影響（譬如，是否在本領域當時聲譽較高的斯坦福、哈佛或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等出版），但如今已經不再重要了，因為大學出版社由於經濟壓力大多不能請到真正第一流的策劃編輯，而文字等方面的實際編輯工作則不再由全職、長期的正規編輯來做，而多是聘用臨時的、按頁支付報酬的編輯來做，遠遠達不到之前那樣的編輯水平。如今制度上的大趨勢，是以“科學”數據來替代之前的質性評審。

學者們本身對學術的看法跟WoS（和Scopus）以及越來越多采用它們估量方法的大學之間的差距越來越顯著。被引用的次數固然可以告訴我們一份學刊或一篇文章吸引了該領域多少學者的關注，但我們也要知道，那樣的關注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錯誤或嚴重誇大了的論點一般多會被學者當作自己論點的陪襯，用來進一步突出或澄清自己的論點，而不是真的把其當作文章依據的基本磚石。我們還知道，時髦的理論常會招引共鳴性的引用，甚至多於真正紮實的重量級貢獻的引用。我們也知道，許多學者會為了某些小細節而引用對自己文章有用的某一篇文章，大多與其對該文的實質性學術貢獻沒有關係。更有甚者，許多學者會習慣性地把引文當作一種公關活動來做，與學術的實質無關。把複雜的學術質量問題壓縮為簡單的引文數量實際上是與一般學者的學術價值觀相悖的錯誤意識和方法。

既然如此，我們又該如何來理解今天營利性的CA公司的WoS（以及Elsevier 公司的Scopus）佔據近乎壟斷性的學術評估權力？本文的論析指向的是科學主義和數據主義如海嘯般的影響——使用所謂“科學的”方法和數據於眾多的領域，先是企業的管理和政府的治理，而後是官員們對大學和學術評估的管理。我們需要藉此來理解WoS學刊評估業務的壟斷性影響。

在比較接近於特殊一端的領域或學科，如區域研究或藝術-人文領域，如此的科學主義更加嚴重脱離實際。在這樣的領域中，理論和意識形態的分歧要遠比在自然科學中尖鋭；關於“真實”的論爭更為頻繁，也沒有可能付諸實驗來完全解決。而那樣的分歧直接影響到使用引文的緣由和動機，因此使數據化評估變得十分複雜、矛盾和困難，乃至於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樣的情況下，堅持使用“數據”來操作等於是非常粗俗的科學主義，也是創新的障礙，更是有意無意的對現有認識的捍衞。它是對創作的壓抑，而那才是真正的學術探索該有的意涵。

在影響因子制度的統治之下，一份新的學刊面對的是極其難以克服的障礙，一如上面論述的《中國鄉村研究》和《中國鄉村》的經歷所闡明的那樣。一名“另類”學者，如果想在頂級的核心刊物上發表從基本層面上挑戰主流認識的文章，必須面對重重障礙。一份“另類”學刊要在主流學刊羣體之中爭得一席之地也同樣，一如《中國鄉村》的經驗那樣。非英文的學刊則更要面對WoS的英語中心主義，及其對使用英文等羅馬字母參考文獻的高度排他性規定。何況，它對影響因子的估算完全基於現有已經被其納入的以英文為主的學刊中的引文。

像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近代中國》那樣的非／反主流刊物今天也許根本就不可能辦下去。而任何像《中國鄉村》這樣的雙語（或多語）學刊很可能會被WoS永遠排除，因此而處於經濟上不可維持的困境。毋庸諱言，筆者認為WoS應該儘可能更改如此狹窄的排他傾向。

七

結語

**這樣的情況該怎樣來改革？一個明顯的答案是大學、圖書館管理人員和學者們需要更清醒地認識引文索引和影響因子估量的實際作用。**這種濫用從根本上説源於科學主義和數據主義的歷史性洪流以及許多研究者對那樣的營利性評估業務缺乏真正瞭解。影響因子的估算用於自然科學，其誤差沒有像用於較為特殊和實質的區域研究和藝術-人文領域那麼顯著和極端。那些領域不具有自然科學同等程度的“規範認識”，何況，即便是自然科學，我們也從庫恩（Thomas Kuhn）的研究認識到科學史中的“規範認識革命”（Kuhn， 1975［1962］）。我們亟需建立更為系統的實質性學刊（和學者）評估來替代目前過分簡單、片面的影響因子估算方法，尤其在充滿爭議的社會科學和藝術-人文領域更是如此，儘管相對制度而言，學者們多是受害者而不是壓迫者，而且相比壟斷企業和學術管理人員來説，是相對弱勢者。

建立更為實質而又比較精確的學刊評估制度——譬如通過對學者們的抽樣調查，其實是一種實質性的 “同行審查”——應該是一個可能的改革方向。這樣的方法已經被有效地應用於美國各大學各領域的質量估測（通過對系主任和教員們的詢問）。類似的評估可以被用於學刊。此外，“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採用的方法——定下明確闡明的八大“因素”來要求專家們（也包括一般民眾的意見，雖然其加權遠小於專家們）評分，雖然具有多重的弱點，仍不失為一個比簡單計量引文要優越的辦法。

更多依賴非營利性的數據庫，如JSTOR（雖然它也由於WoS和Scopus對學刊生死大權的控制而受到其影響），乃至中國知網，都有起到改良目前體系的潛力。它們可以成為有較高容納性的動力。這方面，谷歌學術已經確立了其作用，而且它不僅帶有引文索引的功能，也具備全文數據庫（通過顯示全文鏈接）的功能，並且展示了雙語和多語引文數據的可能發展方向。

**開放（訪問的）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也具有一定的潛力，儘管此類期刊仍然必須面對目前WoS（和Scopus）對學刊市場的壟斷性權力的壓力，不容易進入它們的引文索引，而且，大多數只能要求文章作者支付出版費來週轉。由眾多圖書館合力來購買書籍和學刊的開放訪問（如Knowledge Unlatched）的做法也有可能成為另一種選擇。

壟斷性企業一般都難免會盡可能衞護自己的既得權力和專利，拒絕透明性、開放性和改革，只怕自己的特權和利潤會受到影響。我們已經看到，加菲爾德原來的探索性思考和研究是怎樣被凝固為“定律”的。我們也看到，集權的官僚體系顯示了更為強烈的科學主義和排他主義來維護和強化其管控權力。

如今享有壟斷權力的公司應該遭受到更頑強和系統的挑戰，來促使它們採納更透明、開放